是屈死，没有病。可是春天分化肥，村长在称化肥时，挨到宁木匠了，就是不给他称，让他一直等着。问为什么，就有人告诉他得罪了村长。用心去想，怎么也想不出得罪村长的细节，就有人告诉他，是儿子死了没请姜水先生。这么说，好像这阳间的村长还主持着阴间的公道，错了，是那提姜水罐的，是村长的叔叔。他的叔叔在他没当村长之前就提姜水罐了，没跟他沾什么光，可正因为没沾上他村长的光，他才要不失时机散发自己的光。
所以，在上塘，提姜水罐的规矩是不能改的。不管是谁家，只要死了人，赶紧去找村长叔叔刘秉祥。那刘秉祥，为了提姜水，很少到远处出民工，都是在镇边上就近干点活，害得老婆动辄就抱怨，说让死鬼牵扯的，哪也动不了。老婆抱怨，外人还抱屈：要不叫你侄子是村长，早就不用你了，你怨什么怨！七尺孝布拿着回家乐去吧。
这么一怨一屈，真正冤屈的，就是刘秉祥了，他提着姜水罐走走在前头，跪跪在前头，人们根本不怎么看他，他也实在没有什么好看的，佝偻着腰，低着头，像欠着谁似的，不如小二份儿，哭也要昂首挺胸地哭，那样子更像别人欠了她。问题是，小二份儿这样一个角色都被人们忽视了，没人在乎她，他被人忽视，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在丧事上，和小二份儿刘秉祥一样被人请来的，还有吹手。这吹手，当然不是一人，是三个人，吹喇叭的，吹唢呐的，吹笙吹笛的，他们是一个班子，要请就一块请。请他们，可不是一块孝布就打发了的，得给钱，也就是说，是有偿服务。因为他们的活儿，是一种技艺，不像小二份儿，哭两嗓子谁都会，也不像刘秉祥提个姜水罐谁都会提。
上塘外边，这样专为死人吹奏音乐的班子有好几个，坎子有，八里庄有，转角楼水库附近的村庄也有，但上塘人习惯请坎子村的。一来，坎子近，死了人，用不上一小时就可以请到，二来，那班子成员，都是义气人，只要请来，不管茶水供上供不上，都狠命吹，不像别的班子，一侍候不好，就偷懒耍滑，声音低不说，还吹吹停停，一停就是个把小时，叫人以为这家人，死了人就真的偃旗息鼓了。
在上塘，死人请吹手，本是为死人送行，可是振奋的，却是活着的人的精神。你吹不好，就显得活着的人没脸面，没精神。而坎子村这个吹手班子，从不为活着的人丢脸面，要吹就拼命吹，三天三夜，很少停歇不说，他们吹的曲调，从古到今不重样儿，有《二泉映月》，有《花为媒》，有《布谷迎春》，《步步高》，也有《小白杨》，《走进新时代》。他们吹的曲调，真正体现了与时俱进，这些曲调中，有许多是欢快的曲调，可是上塘人并不在乎是欢快还是悲伤，只要吹，只要显得门庭外边不是冷落，你就是吹《庆丰收》也不管，万元新女儿万平平死时，吹手真就吹出《庆丰收》，曲子欢快得恨不能让人跳起舞来，但没人管。所以你与时俱进不与时俱进，都无所谓。
当然这只顾卖力吹的一班人马，也遇到过麻烦，那麻烦不是出在年轻人的丧事上，而恰恰出在老年人的丧事上。在上塘，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死，叫喜丧，大概能活到七十，已经不错了，不必那么悲哀。可是老申太太，八十二岁就躺到炕上，躺到八十四岁死了，吹喜乐，五媳妇姜淑花坚决不让，非要吹悲的，心里分明是乐开了花，却反而不想让外人看到自己的乐，这吹手就有些为难，就只得将一首《二泉映月》吹一遍又吹一遍。可是这悲的，又和老申太太活时的悲惨太接近太吻和，吹到第五遍时，姜淑花又不让吹了，说：“悲也不能这么悲呀！”
到后来，就只得吹不悲也不喜的，比如那支老曲子“东方红太阳升”。
不过，这样的人家，总算少数，多数的，都由吹手班子自己定，他们想吹什么吹什么，只要在吹。你《小白杨》就《小白杨》，你《走进新时代》就《走进新时代》，反正都忙得一塌糊涂，也听不见，反正都是看光景的人在听。那看光景的人家里又没死人，又不悲哀，喜点有什么不好！
所以，看上去是为死人送行，其实都是为了活人，看上去是为了死了人的人家门庭热闹，其实都是为看光景的人心里舒服。倒也是，也只有看光景的人心里舒服，觉得你门庭挺热闹，弄得挺好，才显出你的精神。是相辅相成的。
事实上，人们之所以忽视扶丧的小二份儿，不在乎提姜水罐的刘秉祥，不在乎吹手吹什么曲调，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丧事这件节外生枝的大事中，有人们最在乎的事，人们是厚此薄彼的。那件人们在乎的事，不是别的，是扎纸活。
扎纸活和高跷不同，是绝对要与时俱进的，人们看高跷，看的是它的不变，人们看纸活，看的是它的变。人们不在乎吹手的曲调变不变，却在乎纸活形象的变不变。不光要与时俱进，时兴自行车了扎自行车，时兴电视了扎电视，上塘的婚礼上，开来了轿车，这一系列纸扎的物件中，就也有了轿车，还要家家有别。那万平平活着时喜欢电脑，就扎出一台电脑，那宁木匠的儿子死前就想在上塘盖一幢带客厅衣帽间的房子，就扎一个又有客厅又有衣帽间的房子，老申太太死前就想一个电话，就扎电话。只不过轿车房子之类，比例上要比实际的小好几倍，电话，要比实际的大好几倍。凡是大的东西，都要缩小，凡是小的东西，都要放大，因为太大和太小，都扎不了。
除了这些各不相同的东西要扎，有一些东西是必扎的，比如金银山聚宝盆，比如躺厢柜迎面柜，就像歌曲中有主旋律，菜席中有主食，这些是自古留下来的东西，是不能忘的。不管你进步进到哪一步，对钱财的追求总不会变，你只有有了钱财才谈得上进步，所以金银财宝永远不会过时。
有金银财宝，总得有东西装它，城市里时兴金柜，那玩艺是放在单位里的，放在家里总是不合适，所以还是躺厢柜迎面柜吧，老是老了些，但实用。再说，一个家里，有新的东西，就必得有老的东西，有老才显出新。
那纸活，是出殡那天才从外面抬回来的，为什么很早的就吸引了人们，是因为扎纸活的人就在上塘，张五忱的堂兄张五贵，外号张纸匠。如果赶上好天气，他扎一个，往院子里摆一个。谁家死了人，看光景的人往往不是上死了人的人家，而是先上他家。
这张五贵是不怕院子里聚人的，老早就把金银山聚宝盆抬出来，因为这些东西是纸活当中不变的东西，所以他老早就扎在家里，这些东西一抬出，观光的人们就络绎不绝，第一天来的总是孩子们，孩子们不知道稀奇的东西是要在后边。第二天第三天，估计稀奇的东西扎得差不多了，男女老少才一个个往张五贵的院子里聚。
聚的心情，是好奇，是想看看这死了的人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也看看张五贵能把那东西扎成什么样？比如电脑，那张五贵也没正儿八经地看过电脑，他怎么就能扎一个电脑？比如电话，电话倒是看到了，可是那听话的筒是弯弯的，怎么扎？这后一点，尤其吸引人，每当纸活从屋里抬出来，都能爆出哄的一阵喝彩声，有的孩子，先是聚到窗上，专等往外抬时，转身向大家报信：“好啦——成功啦——”好像那成功不是张五贵的成功，而是他的成功。
大人们，不好意思喊，转过身，只抿嘴笑，而你只要看他转过身又抿嘴笑，就知道有扎好的纸活要抬出来，就赶紧把眼盯进风门口。
那崭新的一样一样都被你看到了，那轿车也有方向盘，那电话的听筒上，也有几个小眼儿，那电脑屏幕的四周，也有按钮，出了院门跟大街上的人讲，回家去跟没看见的人讲。其实大街上的人都看到了，恰因为看到了，才容易共鸣，才能一起感叹和议论，说：“活一辈子没坐轿车，死了，坐一回张五贵制造的轿车，也算值！”
在家干活的人没有看到，是想等出殡时一块儿看，也因为没有看到，对出殡充满期盼。说，等明天再看吧。看到的人，知道有人没看到，出殡这天，就老早的聚到张家门口，跟着那抬轿车和电话的队伍一起走，和那轿车电话一起来到大家面前，好像若不这样，就看不出他们是先知道的，仿佛若看不出他们先知道，他们就白白浪费了时间，白白地先知道了。
如此一来，这纸活扎出的日子，上塘真是忙成一片乱成了一片，在死人的人家帮忙的人忙，无忙帮的人也忙。帮忙的人忙，一边忙着该忙的活儿，开圹，做棺材，或烧火做饭，一边还惦着看纸活。做饭的厨师和一些帮忙的重要角色，离不开锅灶，看不到纸活，竟然急得口干舌燥满头大汗，直吵吵急死了。那无忙帮的人，看了一百遍都不止，但因为自家还有人在屋子里帮忙看不见，急得里一趟外一趟，一会儿去告诉说：“来了！”
过一会，又告诉说：“电话比金银山还大。”
结果，越说那没看见的人越急，当最后一次跑回来说：“烧了！”
没看见的人往往当头一喝：“不烧留着干什么？”
那言外之意，是说不烧也看不见，烧了好。可是说完这句话，往往长长出一口气，万分难过的样子。
他哪里知道，他没看的，难过，看着的，更难过。那金光闪闪的物体，一瞬间就化成了灰烬，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滋味。关键是，烧了纸活，野地上光秃秃的，除了鼓出一个坟堆什么都没有，忙活了一大气结果什么都没有，只剩下一个土堆，怎么说也叫人接受不了，觉得扎这些金碧辉煌的东西，还不如不扎，如果原来就没有，也就无所谓秃，原来有，突然的没有，强烈的对比，一般人都要伤感。
不过对比一下，人都突然没了，那一堆纸物没了，又有什么呢？再说，这些东西只有烧了，没了，死了的人才能得到，想一想，也就不怎么难过了。
或许，正是为了凸现一个人的消逝，才制造了一个世界，然后让他消逝，谁知道呢？
实际上，任何人难过，也抵不过张五贵的难过，他扎纸活，不是为了钱，纯是为爱好，他满脑子都是奇形怪状的纸制品。他自小就喜欢纸艺，一片树叶也能扎出一个烟斗。十几岁时，他的母亲死了，父亲说要上外村去订纸活，他坚决不让，悄没声地操起家伙。他的家伙，不过是一把剪刀一叠纸，可是一上午不到，金银山聚宝盆现了原形，并且还扎了一个挂钟，他的母亲活时就想一只挂钟。从此，扎纸活的事就找上门来，他不收工钱，只要你买纸，他就给你加工。你让他加工，让他把手艺展示出来，他乐得不得了。从此，懒汉的外号尽人皆知，不愿下地，更不愿外出干活，老婆天天骂他懒鬼。
说起来，张五贵懒，和上塘其他人的懒还是不一样的，比如李光头，他懒，是不愿意下地种大田，只要不下地种大田，拉车装车并不打怵；比如提姜水罐的刘秉祥，他懒，是不愿意往外走，就想下大田，只要留在家里下大田，泥里水里怎么都行。张五贵不同，他懒，是心底里有一股傲气，总觉得自个和乡下人不一样，不是凡人。打小，无论街上的道多么泥泞，他的鞋子总是干净的，不管夏天怎么热，他的衣裳从没有汗味，不知道是这不一样让他后来做了扎纸活的人，还是扎了纸活，成了和一般的庄户人不一样的手艺人，才使他更傲气，反正只要见到他在街上走，后边总会有人指他的背，说：“老张家老少辈没有不肯出力的，怎么就生出了个秧子！”
就说这大家公认的懒鬼、秧子，一听有死人，一听死人活时喜欢那个东西很古怪，他就兴奋得浑身的骨缝都松了，像喝了酒一样浑身哪哪的血都是热的，连干几天几夜不睡觉，眼睛也是明光锃亮，仿佛电灯装在了他的眼里和心里，仿佛那古怪的东西在他心里已经活了，专等他像女人生孩子那样使劲用力生出来。
求的人家，看他熬夜，不忍心，过后要有表示，可是他说什么也不要，他说：“俺只要一顿酒喝。”
没天没日的忙，就喝一顿酒，实在是小菜一碟。张五贵喝酒，不是馋酒，而是好端端花心思扎好的东西一转眼就烧了，心里难过。扎，就是为了烧，不烧，也就用不着扎，这理是明白的，可是再明白，也由不得不去想，那些纸活说到底是他的作品，是他一笔一笔勾画出来裁剪出来的，所以，张五贵到死了人的人家喝酒，喝醉了，就只说一句话：“俺这辈子，干多么漂亮的事，都等于白干。俺这辈子，弄归齐就是一把灰，一个无。”
身边的鞠文采劝他说：“谁不是个无，什么不是个无。”
张五贵翻然醒悟，眼睛瞪得老大，说：“可不是吗，俺哥怎么样，都成了孙悟空了，还什么都没有，到最后连弄人的物件都没了，你说惨不惨，不管怎么样，俺那个物件还管用！”
谁知，话音刚落，就有人拽住脖领，接着，一个拳头就砸了上来。张五贵鼻口渗血，自知惹了祸，可因为喝了酒，弄不清那祸缘之何起，他第二个嫂子临走时明明把他找到家里诉说过，说只要他当弟弟的偶尔上她的屋子里暖暖她，她就不走了，他的消息确凿无误，那哥哥为什么要打他？
就是要打，不但要打，还要冲着他的那个物件打，打坏了最好。当哥哥的早就受不了这弟弟连夜弄出的叫声了，关键是，女人求他，是哥哥同意的，他应该答应才对，他如果答应，他就无论怎样都是身边有女人的。他偏不答应，眼看着哥哥打光棍，看也不要紧，你还要揭短，不是该打！
最终，弟弟被哥哥打坏，住了好几个月的院，从医院出来，最怕的事情，是自己那物件坏了，回家一试，真的坏了，真的是个无。伤心之极。伤心，又不能找哥哥算账，一找，更露了馅，就只有忍气吞声，一如既往。但从此，人们看纸话，多了话题多了内容，那就是张五贵的物件。他哥哥的物件坏了，除了他，没有证据，他的物件坏了，医院里有证据。医院的人没有告诉他，却告诉了村长，由村长传出来，等于下达文件。
从此，张五贵再也不到死了人的人家喝酒了，伤感是比从前要更伤感，从前的无，是虚构的无，现在，真正变成了无，怎么能不伤感？伤感，就在家里自己喝闷酒，好在请他扎纸活的人家过意不去，要送两瓶好酒，不用花钱卖；好在不花钱，有人送好酒，喝不了攒着，还可以送人，比原来分文不收要好，女人高兴。女人高兴了，喝酒时要帮他倒酒，让他郁闷中，也有不闷。
所以，这丧事的节上生出的枝，就有些枝叶繁茂的样子，人们一边看着纸活，想着死了的人活着时喜欢什么，为什么喜欢，一边还要想着扎纸活的张五贵的故事。那前边的故事，都是老生常谈，无非是越想要的越得不到，得不到的死了让你得到。而张五贵的故事，就不那么简单，它看上去也许简单，不过是由有到无，再由无到有，常常有人一边看纸活，一边小声说：“别看男人不行了，老婆可高兴呢，为甚么，有酒！俺看见她拐了一筐酒到商店里代买啦。”可是那男人不喝酒又是漫长的夜里呢，那女人把买酒钱花了又赶上了充闲的季节呢？
所以，上塘人愈加信命，把没有的东西造成有，有的东西烧成无，这就是张五贵的命。
当上塘人不断地从张五贵的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