洲最为落后而又侵略成性的国家，其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可笑的畸形物：它的生产方式已经是资本主义化了，而政治体制却仍然是封建家长式的君主专制统治。这种腐朽反动而危机四伏的国家，其大量杜会现象之荒谬性、怪诞性和可怖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在一个统治阶级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国度里，人们被一种社会的惰性带动着，一般人是觉察不到这些怪现象的，就象入“鲍鱼之肆”的人“久而不闻其臭”
一样。而卡夫卡这位“无家可归的异乡人”，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处于“旁观者清”的地位，善于观察（他发表的第一个作品集就叫《观察》）、勤于思考的特点，更使他有可能洞察到上述那些被习俗观念覆盖着的“异化”现象。他解释不了这些无处不在而日益加剧的悖理而且可怖的现象。但这些现象与他正直的良心、与他理想化的思维空间是无法相容的，正如他感叹道：
“这种生活是无法忍受的，而另一种生活又求之不到。”于是，表达他内心的矛盾，就成为卡夫卡急不可待的强烈欲望。他说：
我头脑里有广大的世界。但是如何解放自己并且解放这个世界而又不使它撕裂？与其让它在我身上受压抑或者被埋葬，宁可让它撕裂一千次。
还在学生年代，他就写信给他的一个名叫奥斯卡·波拉克的好友，表示了对写作的坚决态度，说：
上帝不要我写，但我必须写。口气多么决绝。为什么呢？时代的逼迫：
① R 富克斯：《社会意识》，译文见拙编《论卡夫卡》。
② 卡夫卡：《致父亲的信》，译文见拙译《卡夫卡文学书简》，安徽文艺出版衬，1991。
① 卡夫卡“1913 年 6 月 21 日日记。
② 见 M 瓦尔瑟：《一种形式的创造》德文版第九页。
我被疯狂的时代鞭找以后，用一种对我周围每个人说来是最残酷的方式进行写作，这对于我是地球上最重要的事情。这位二十刚出头的青年，对于他的“时代”，也就是社会环境，心中已经积聚了多么大的愤怒，那时他才初试文笔。约十年以后，1914 年，即在他写出了《判决》、《司炉》、《变形记》这样一些短篇名作以后，卡夫卡对于写作仍然怀着这样强烈的情绪，他在日记中写道：
想把我那梦幻般的内心生活表现出来的意向，使其他一切都变成次要的事情。④他认为他这样做是一种生存的自卫方式：
我将不顾一切地、无条件地进行写作，这是我为自身的生存所进行的战斗。①卡夫卡的创作激情与当时的现代文艺思潮的冲荡是分不开的。卡夫卡的创作旺盛期（1912 至 1922 年）正值德国表现主义的兴盛期（1910 至 1920年，1924 年消歇）。他同一些表现主义运动的活动家有往来，尤其跟同是生长在布拉格的德语作家、表现主义运动的著名理论家和领袖人物弗·韦尔弗交谊甚深。表现主义者中有一批“狂飙”式人物，他们不满现实，反抗社会，有一种必欲“爆炸”的感情。在艺术主张上，表现主义作家把创作看作“内在的需要”。因此，他们格外崇拜歌德，把歌德“由内而外”的创作主张当作中心口号。毫不奇怪：卡夫卡认为“内心世界向外部的推进是一种巨大的幸福。”在他给女友的信中，他对这种幸福感的描写跃然纸上：
我是用什么样的热情在写作啊！墨水在怎样地飞舞啊！②当然，卡夫卡是一个十分强调“独特性”的人，正如曾任罗马尼亚作协主席的米哈伊·贝尼乌斯所赞扬的，他是个“不依样画葫芦的作家”。就在跟表现主义接触的那些年月里，他并不完全赞同表现主义的某些主张和倾向，他尤其反对那些借文学来掩盖其颓废生活的“作家”。他自己则崇尚歌德，唯“持久的艺术”是求。
③ 见 M 瓦尔瑟：《一种形式的创造》德文版第 11 页。
① 卡夫卡 1914 年 7 月 31 日日记。
② 卡夫卡：1913 年 1 月 5—6日写给菲·鲍威尔的信。
职业的苦恼“持久的艺术”——卡夫卡的天赋和能力能胜任这样一种创造吗？对于我们后世人来说，提这样的问题当然是多余的了，因为历史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在卡夫卡生前，可以说，他一生的矛盾和痛苦都集中在这个问号前面。诚然，卡夫卡对自己作为作家才能的估计前后期是不大一致的。但至少在他的前期，即他的创作旺盛的初期，他说过这样自豪的话：
我可怕地感觉到，我身上的一切都是为一种伟大的文学创作而准备的，这样的创作对于我将是一种奇妙的解脱和真正的生活。然而，他的作为作家的自信力，并没有足够到把自己的前途寄托在写作上，从而作出决断：放弃那个“饭碗”，那个工伤保险公司的普通职位，而依靠职业写作来谋生，来满足他的父母家庭要求于他的一切。他没有这样做，甚至连工作单位也没有挪动过一次，而且在办公室里始终是“克尽职守”的，但恰恰是这个他兢兢业业为之效劳的保险公司里的职业，跟他的写作兴趣发生着尖锐的冲突，使他痛心疾首，为之苦恼了一生。早在 1911 年的日记里他就这样慨叹：
从表面看，我在办公室里是克尽职守的，但我并没有克尽我的内心职守（即写作——笔者），而每一件没有完成的内心职责都在我身上变成一种永久的不幸。①因为把心血耗费在“办公室里那一堆毫无价值的文件”上，等于在他那具有“幸福天分的身体上挖掉一块肉。”②“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可怕的双重生活，要摆脱它，看来只有发疯才是唯一的出路。”③因此他抱怨，他有可能将会“毁”在这个职业上。这种难堪的处境，在很大程度上倒要归因于卡夫卡自己的弱点。他极为不满父亲对子女的家长式统治，对工人的欺压，但又为自己未能成为父亲所希望于他的那样精明强悍的儿子而内疚；他明明知道，他的资产阶级家庭并不缺乏经济来源，但他又认为自己身为长子对家庭负有义不容辞的经济责任，而且不惜违心地背着保险公司这个沉重的“十字架”消耗他一生中最好的年华，直到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 1922 年为止。
不过，保险公司这个十字架毕竟没有征服卡夫卡献身文学的决心：
既然我除了文学啥也不是，并且不能，也不想成为什么别的，那么我的职业就永远也占据不了我。①然而为了他的文学事业，或者说为了抵偿职业所侵占的精力和时间，卡夫卡付出的代价之巨大是难以估量的，可以说，他承受了一个人所能承受的最大牺牲。
① 卡夫卡：1911 年 10 月 4 日日记。
① 卡夫卡：1911 年 3 月 28 日日记。
② 卡夫卡：1911 年 10 月 4 日日记。
③ 卡夫卡：1911 年 2 月 19 日日记。
① 卡夫卡：1913 年 8 月致未婚妻菲莉斯父亲的信。
忍受孤寂创作需要生活。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但当生活积累到一定程度，需要把它酿造成某种产品，或者灵感的“引信”急欲将它“引爆”的时候，却是个艰难的过程：它需要时间，需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如果你是不愿步人后尘，跟人亦步亦趋的，就尤其是这样。对于卡夫卡，不知是由于时代的新的审美信息的袭击，还是缪斯女神的梦授，仿怫一个时代的艺术使命非他莫属，决定要由他创造一种异乎寻常的艺术似的。只要能保证他专心写作，任何诱惑他都能抵制，任何损失或牺牲他也在所不惜。于是友谊、爱情、婚姻、天伦之乐……“生活上要求的一切”，他都置之度外，把自己关闭在孤寂的世界。卡夫卡的挚友 M·勃罗德是这样来谈论他的朋友的这一特点的：“在卡夫卡的内心，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为争夺优势而进行互相争斗：对孤独的企求以及与人世交往的意愿。但是对于他，集体生活和有意义的工作才意味着更崇高的目标和理想……当然，卡夫卡的文学工作需要孤寂，需要高度的专心致志。这种专心致志有时因与别人交谈而受到干扰……甚至会由于向朋友作出说明而受到损害。”①显而易见，两种倾向争夺的结果，“优势”越来越倾向孤独这一面。因为卡夫卡把写作看作维护他的“精神生命”的需要，对于他，孤独是不可或缺的手段。他说：“自从我能记事以来，一种维护我精神生命的深刻焦虑，便使我对其他一切事情都冷漠淡泊”。因为“越处于孤寂的环境之中，我越觉得满足。”②卡夫卡要求孤寂到什么程度以及为什么需要这样的孤寂，在他给未婚妻菲莉斯的一封信里讲得十分明白而具体：
有一次你信中写道，我写作的时候，你要坐在我身边。想想吧，这样我是不能写作的（不这样我也写不了很多），但这样我根本就不能写作。写作就意味着敞开自己，敞开得不能再敞开；彻底的心胸袒露和让人觉得失去了一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我常想，一张写字台，一盏灯，住在一间长长的、关严的地窖的最里面的房间里，这当是我最好的生活方式了。人家给我送饭来，总是在最外边的门后放下，离我的房间远远的。穿着衬衫走过去拿吃的，通过地窖穹形通道——这大概是我唯一的散步了。而后我就回到原来的地方，慢慢地一边吃，一边想，接着又马上开始工作，我会怎样进行尝试啊！我会把什么样深处的东西都写出来！不会感到紧张！因为极度的精神集中是不知道紧张的。可是，我也许搞不了多久，一开始，也许甚至就在这样的状况下不可避免地成不了功而大大地发起疯来。”不要以为，这样的苦行主义卡夫卡不过说说而已，不可能真的实行。同年八月的一则日记证明，为了创作，他确实过起了这样的“苦行僧”生活：
现在，我在自己的家庭里，在那些最亲近、最充满爱抚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近年来，我和我的母亲平均每天说不到二十句话；和我的父亲，除了几句空洞的大话，几乎就说不出别的；和我那两① M 勃罗德：《卡夫卡传》德文版 95—96 页。
② 卡夫卜：1911 年 3 月 28 日日记。
① 卡夫卡：1913 年 1 月 14—15 日致菲莉斯信。
位已婚的妹妹与妹夫除了生气根本就没有话可说。原因很简单，我跟他们没有最细小的事情可谈。一切跟文学无关的事情，都使我无聊，使我痛恨，因为它们干扰我，或者说阻碍我，哪怕这只是假设的。在此以前一个月，他的日记中有一段也写着类似的内容，只是点出了理由：
凡是与文学无关的一切都使我痛恨；与人谈话（哪怕是有关文学的谈话）都使我无聊，会客使我无聊，我的亲戚们的痛苦与欢乐使我极端无聊。谈话夺走了我所思考的一切：重要性、严肃性、真实性。至此已经可以看出，卡夫卡要求的孤寂是绝对的，无条件的。然而这个要求本身是多么严酷啊，它要求你随时准备摈除生活中一切意外的诱惑和习俗的欲念，尤其需要摧毁私生活领域的欲念。这需要多么坚强的意志力！现在我们可以来考察他的婚姻之谜的奥秘和他的内心波澜了。
② 卡夫卡：1913 年 8 月 21 日日记。
③ 卡夫卡：1913 年 7 月 21 日日记。
婚姻之谜世界知名作家中，经历曲折者不少，但很少象卡夫卡那样，一生中那么平淡又那么富于传奇色彩。传奇之一是他的婚姻故事：一生中与两位姑娘先后三次订婚、三次解约。他的第一个恋人是菲莉斯·鲍威尔，1912 年在柏林认识，1914 年 5 月底订婚，同年 7 月解约；1917 年与菲莉斯第二次订婚，同年 12 月又告吹；1919 年卡夫卡又与另一个名叫尤丽叶·沃里切克的小姐订婚，1920 年夏又退婚。如果说第三次不成功多少与父亲的反对有关；和菲莉斯的第二次解约与他的健康状况（患肺结核）有关，但第一次解约是没有明显的外在因素的。而从两人初次相识到第一次订婚的将近两年内，彼此确实是相爱着的，不然，那厚厚的一本《卡夫卡致菲莉斯的信》怎么会产生呢？
这本将近八百页的情书，凝结着作者青春年代思想情感的结晶，极端珍惜时间的卡夫卡不惜笔墨来抒发他对爱情的追求，对婚姻的想望；倾泻他对一位青年女性的热烈的恋情，而且也是他首先一而再地向对方提出求婚的。两人也一起外出旅游过。他甚至已经租好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准备结婚之需。
然而就在卡夫卡对婚姻满怀憧憬的时候，他也没有被未来的小家庭幸福完全陶醉过。仿佛在他的爱情奏鸣曲中不时闯进“命运”的不谐和音响。那是创作与职业的争斗！这场他无力战胜的争斗，时时发出呼唤，要他放弃情爱的享受与生儿育女的家庭生活，用八小时以外的全副精力来供给创作，否则写作的“幸福”就有被窒息的危险。例如，1913 年 6 月卡夫卡第一次向菲莉斯求婚。而一个月后，即 1913 年 7 月，他在日记里记下了如下的生活守则：
第六，特别是在以前，我在妹妹们面前与我在其他人面前往往显得判若两人。只有在我写作的时候，我才突然觉得无畏，身心袒露、有力量、令人惊讶。如果我有妻子，通过她的中介在一切人面前都能如此，那该多好啊！但是这样岂不是牺牲了我的写作了吗？这就是不行，这就是不行！
第七，除非也许有朝一日我能真的放弃我的岗位，不然结婚将是永远不可能的。象卡夫卡这样的思想丰富而又感情充沛的人，追求对异性的爱无疑出于他的本性。而从这种爱中他显然也得到了温暖和幸福。然而这爱显然抵偿不了由于影响创作而产生的痛苦。于是爱情被推到了第二位。
我当时不能结婚，我身上的一切都对此起来反叛，我一直来多么热烈地爱着菲（指菲莉斯——笔者）。主要是出于我的作家工作的考虑，是它挡住了我，因为我相信婚姻对这一工作是有危害的。我何尝不想结婚；但单身生活已在我现在生活的内部把它毁灭了。我已经一年之久没有写任何东西了，往下我也写不了什么。我的头脑里只有这一个我加以保留的、折磨着我的想法，此外没有别的想法。①爱情、婚姻与文学创作在卡夫卡身上所发生的这种矛盾，难道仅仅是他与菲莉斯这个具体的女子引起的吗？不是的。这个矛盾对卡夫卡已经普遍化① 卡夫卡：1913 年 7 月 21 日日记。
① 卡夫卡：1914 年 3 月日日记。
了，也就是跟任何女子的结合对于他的创作都是致命的“陷阱”。他说：
女人是陷阱，埋伏在四周等男子入彀，从而把他们拖进纯粹的有限之中。这里似乎让人听到歌德《浮士德》中的音响。浮士德看见民间少女格泪卿，喜欢异常，遂与之睡了一夜，第二天就不得不离开她了。为什么呢？歌德认为，家庭的婚姻生活与个人事业上的追求是相矛盾的。但一个人如果与异性毫无肉体接触，则他的精神发展就不会健全。所以他安排了他的主人公体验这么一夜的儿女情（不料这一损人利己的举动却给格泪卿全家带来悲惨的后果）。卡夫卡这里所写的并在行动中加以切实贯彻的与歌德的观点是基本契合的。
晚年，卡夫卡把他对婚姻问题的看法进一步理论化，表述了他更高的立足点。下面是他跟青年朋友雅诺施的一段谈话：
一个人藏匿到自己的所谓私生活里去，是因为他缺乏把握世界的力量。他逃离奇迹般的世界，投入自己有限的自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