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义性卡夫卡的作品乃至一般现代主义的作品，由于经常热衷于形而上的思考，并受“不可知论”的哲学观点的影响，其作品往往表现出模糊性、不明确性和多义性。而卡夫卡在这方面是颇为突出的。他晚年写的长篇小说《城堡》就是这面的典型。我们不妨通过对这部小说的粗暴解剖来了解卡夫卡的这一特点之一斑。
①内心经验的总结。
《城堡》是卡夫卡三部长篇小说中的最后一部，写于 1922 年 1 月至 9月，即在他逝世的前两年。这一年对于卡夫卡可以说是总结性的一年：他一生的主要精力已经耗尽，健康已经无可挽回；保险公司那个饭碗终于因晚期结核病而不得不推开了；在恋爱、婚姻问题上烦恼了七八年之久，最后与密伦娜的热烈爱情也成了泡影；他所经历的表现主义运动的狂热也已近于尾声；1910 年以来他如此勤奋地书写着的日记已经写到最末的篇页……一切对于他都意味着生命的火焰在熄灭，一种疲惫感包围着他：“我依然是泥巴，未能将火星变成火焰，而仅仅用来点燃我的尸体。”①但文学创作作为他思考和表达的工具，对他始终是“幸福”的。现在，他在矛盾和痛苦中度过了一生，对世界也研究了一生。为此他把“整个一生都奉献给它了”。那么，怎样通过文学手段来总结这一生中最值得记下的经验便成了他的当务之急。这一点可从《城堡》的另一个开头的描写中看出来。这里的主人公是“客人”，他在旅店发现一个叫伊里莎白的女侍，他握着她的手恳求地说：“伊里莎白，你好好听我说，我有个艰巨的任务，我为它献出了我的一生。但是由于这任务是我的一切，所以凡是一切有碍于我实现这一任务的东西，我都把它们镇压下去，毫不留情。”②这里的“任务”无疑是指他的文学创作。
① 汉斯立克：《论音乐的美》49 页，杨业治译，人民音乐出版社。
② 里尔克：《论艺术》
① 卡夫卡：1922 年 7 月 5 日致 M。勃罗德的信。
② 卡夫卡：《城堡》302 页。费歇尔袖珍出版社，1982。
可惜题为《城堡》的这部长篇最后还是没有写完，直接原因似乎是由于疗养地的迁徙。但联系他前两部长篇小说停笔后不久，即 1922 年 10 月第一次向他的朋友勃罗德立下死后焚毁他全部文稿的遗嘱，显然他的辍笔有更隐秘的内心秘密——是不是那个悖论的怪圈逻辑作祟：创造就是摧毁？或者不愿再重捣这些“经验的死灰”，这些“个人弱点的见证”？……②威权笼罩的魔影。
这座虚虚实实、可望而不可即的城堡，无疑是专制主义统治政权的一个象征，是夸张而又真实的写照：庞大无比、官员无数，却毫无效能，以致老百姓想办个户口都比登天还难。这说明官府与老百姓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它高高在上、威严无比而又神秘莫测，更意味着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人的生存的致命威胁。作者虽然作了强烈的夸张，但这部作品却绝不是作者的向壁虚构，而是当时奥匈帝国的社会现实在作者头脑中的反映。这个帝国自从十二世纪建立“邦”以来，其统治宝座一直被哈布斯堡王朝盘踞着，它历来对外反对欧洲的进步潮流，对内始终实行家长式的野蛮统治，用大棒和鞭子来钳制任何民主意识，用奴性来驯养它的臣民。因此恩格斯曾指出：
“在家长大棒保护下的封建主义、宗法制度和奴颜卑膝的庸俗气味在任何国家里都不象在奥地利那样完整无损。”①还说，这个国家“始终是德意志的一个最反动、最厌恶现代潮流的邦”。②卡夫卡笔下的《城堡》可以说就是这个“邦”的缩影，城堡与村子的关系就是君与民的关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这里一点感受不到“现代潮流”的气息，这里有的只是“家长”的威势，等级的森严和百姓的驯服，是个地道的闭关自守的、被历史遗忘了的封建宗法制王国。城堡中的那些官僚们盘踞在村上那个咖啡馆兼“贵宾馆”里寻欢作乐，无恶不作。偶尔爆发一颗孤零零的反抗火星的情况也是有的。这就是巴纳巴斯的妹妹阿玛莉亚。她面对克拉姆的秘书索尔蒂尼的调戏和所谓“求婚”，断然予以拒绝！但是，这立即给她全家带来倾家荡产的结局——一颗微弱的反抗火星瞬即殒灭了。城堡，这个官僚专制主义的权力机构对于人民群众是一种强大的敌对力量，它的存在，是被压迫阶级“小人物”一切悲剧命运的主要根源。
③“异化”世界的速写。
本世纪以来，“异化”成了西方现代哲学的一个热门课题，也构成西方现代文学特别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主要思想特征。有的西方学者如法国的多蒙纳甚至认为：“异化把全部现代文学吞没了。”
在以写“异化”著称的西方现代作家中，可以说卡夫卡是始作俑者。从1912 年的短篇小说《判决》、《变形记》起，他似乎一直都以惊异的神情观察并描绘着我们这个世界。诚然，他没有使用过“异化”这个术语，但这不是本质的问题，他通过他的作品所揭示和创造的“世界图象”比任何术语所规定的含义都要丰富和深刻得多。那么他的《城堡》是怎样表现“异化”的呢？
首先是它的隐匿性和恐惧性以及冷漠的世态。偌大的城堡始终矗立在近处的丘峦上，甚至能瞥见里面有许多人在工作，但是谁也没有进去过，不仅它的主人是只让人闻其名而从不“露峥嵘”，就是它的一个办公室主任之类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 516 页，人民出版社。
② 同上第 21 卷 448 页。
的官员如克拉姆，你要见他也难如登天。这种飘忽不定、雾中看花的情境赋予作品或城堡以一种“哥特式”的神秘感和恐怖性。这正是作者要表达的那种与人的生存相敌对的、看不见的超验力量的存在。卡夫卡在给他的女友的一封信中说：“生活对于他（指他自己——笔者）和对于旁人是完全不同的；首先对他来说，金钱、交易所、货币兑换所、打字机都是绝对神秘的东西（它们也确实如此，只是我们这些旁人看不到这点而已），它们对他来说是一些莫名其妙的谜。”所以卡夫卡在生活中总是怀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他说：“我对什么都不象对这些不可捉摸的势力这么害怕。”（致密伦娜的信）从这些言论中可以清楚看出，盘旋在卡夫卡意念中的这种威胁人又捉弄人的“势力”
有两个特点，一是它的“不可捉摸”的隐匿性，二是它的恐怖性。这就很容易让人想到他的《诉讼》，那里的法庭只能见到一些具体执行的法警，但决策的法官却是看不见的。在作者看来，这种“势力”不是由哪个个人造成的，而是由无数个人的不自觉的行动后果汇合成的，所以你看不到它，但是感觉得到它。比如，阿玛莉亚拒绝城堡官员的求婚以后，城堡方面并没有——不，用不着直接下令处置她，但是村民们立即纷纷与这一家人划清界线，很快形成对这家人的精神围攻，当事人也就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了，以致已经因此遭到破产的阿玛莉亚的父亲反而要求去城堡认罪赎罪。这户平民百姓的横逆之灾难道不应该归咎于城堡当局吗？但是城堡当局谁应该对这件事负责呢？或者说，你应该找哪个人去论理，去算账呢？而城堡当局也没有人表示反对或制止这样的事情。一方面，城堡的责任的隐匿性及其威权的神秘性，更显示出这个统治机构的恐怖性和毫无理性；无怪乎卢卡契感到，卡夫卡的作品有“一种引起人们愤怒的明了性”。另一方面，村里村民们的相互关系又显示出世态的冷漠。
其次，小说写了人的悲剧命运。按照西方人的观点，在一个“异化”的世界里，人的价值被贬低，甚至根本失去了自我价值。但人受一种看不见的“异化”规律的控制，他自己是看不见或不承认自我价值的丧失的。于是他的自我感觉中的自我与客观存在中的真实自我是脱节的、矛盾的。处于这种境况，人无疑是痛苦的，摆脱这种痛苦的途径当然是找回感觉中的自我。然而，著名的心理学家、哲学家弗罗姆是这样表述的：“异化意味着一种经验的模式，其中，人感到自己是分裂化的，他从自身中离异出来，他不能体验自己是自身的核心，他不是自已行动的主导者——倒是他的行动和后果成了他的支配者，人要服从于它。”①法国著名作家兼评论家加缪用了个西绪福斯被罚反复推石上山的神话故事来譬喻所谓“现代人”的这种处境。现在我们来看《城堡》主人公 K．吧。他刚进城堡的村子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连住宿的资格都没有了。直到人家要把他轰出旅店时，他才意识到他的身份（自我价值）还没有落实，须经城堡当局的认可（找回自我）。他为了寻回体面的身份，结果却丢尽了体面；为了取得合法的生存权利，结果却耗尽了生存的精力。他的行动越执拗，就越使自己陷进那个“反抗与惩罚”②的循环逻辑圈，恰如脖子上套着绳子，你越挣扎，它勒得越紧。本来，“自食其果”是对那种不尊重客观规律而一意孤行的人的失败的一种报应，这里却成了一种命运。但前者唤起的是讽刺，后者唤起的是同情——喜剧变成了悲剧。转折① 弗罗姆：《健全理智的社会》120 页，纽约，1955。
② W。索克尔：《反抗与惩罚》，译文见拙编《论卡夫卡》。
的关键是：仍然按正常逻辑行事的主体遇到的是已经离异了常规的客体：主客体“接不上茬”了！但《城堡》主人公的悲剧性之所以动人，大概是因为它的“每一章都是一次挫折，但也是一次东山再起，这不是逻辑，而是坚韧不拔，正是以这种充分的执拗为基础，产生了作品的悲剧性。”①这个见解是中肯的。就是说，K．为了达到目的，他可以接受卑贱的职业，向普通老百姓求助，但他绝不向权势者折腰。相反，他敢于首先向他的“战斗”对象克拉姆，即最有实权的官僚发出挑战，悍然把他的情妇夺了过来，他也敢于对任何官僚的发号施令表示轻蔑。第十七章写到有个叫牟默斯的官员几次要查问K．，K．愤然说：“我不会因为某个人担任某种职务便回答他的问题的！”正是无数局部环节表现的这种执拗和反抗，导致总体结局的受惩罚，从而使一切努力归于失败。这是“异化”环境里任何不驯个体的悲剧。
在卡夫卡笔下，人的悲剧性不仅表现在“异化”的社会力量或威权力量的统治下个人的合理要求和正当努力的失败和毁灭，而且还表现在在“异化”
的物的统治下他的劳动的无效性。这也是卡夫卡作品经常出现的音响和母题，例如在《中国长城建造时》。在现代，官僚机构的文牍主义，也是一种可悲的无效劳动：人们只知跟文件、卷宗打交道，而不问这些东西究竟有什么实际效益。久而久之，文牍堆积如山，于是对它的保管变成人的一大负担——人被物统治。《城堡》中就有这样的场面：在一间公事房里，一个公务员把倒下来的卷宗重新堆上去，又倒下来，又堆上去……不啻是西绪弗斯神话故事的演化。
第三、小说写了人的个性分裂。上世纪末， 自从尼采爆响“上帝死了”
的一声惊雷以后，西方人的精神支柱开始垮了， 资产阶级长期为之努力和标榜的“理性”的精神统一体开始破碎了。精神失落的“急救剂”——非理性思潮应运而生。这反映在文学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心理变态、多重人格的性格分裂的人物，姑且称之为“异化”人物。卡夫卡笔下的“异化”人物的变态心理的主要特征是恐惧感、罪恶感和孤独感。这类人物精神上被“异化”
的统治机器碾碎了，他们的思维、言语、行动往往脱离了正常的逻辑轨道，也就是脱离了自己的意志控制能力，表现出反常的现象。例如《城堡》中的K．说的这段话：“哦，是的，春天总有一天要来的，我猜想，总会也有一段时期是夏天的。可是据我所记得的，春夏似乎很短，好象不会超过两天，即使在春夏，即使在这最美丽的日子里，有时也会下雪的。”这好象是一番梦呓，出自一个恍恍惚惚的人之口，其实是怪诞的现实——那个奇异的城堡世界——把他“弄糊涂”了。这番梦呓不过是这个与时代气氛极不谐调、被历史遗忘了的死角在他头脑中的奇怪映象。但是，“弄糊涂”还不是最坏的，至少说明他还没有被同化。最坏的是那些长期生活在城堡周围的人们，“家长大棒”的恐吓政策和四季不分、香臭不辨的愚民政策，使他们的触觉神经和嗅觉神经都麻木了，僵死了，最基本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都泯灭了，恰如弗罗姆所说，“分裂化的人找不到自我，就象他也找不到他人那样。”（《健全理智的社会》）法国著名文艺评论家加罗蒂从形而上学观点出发分析了这种人的个性分裂的原因：“地上和天上都是无名和平庸的领域。上面一片沉寂，上帝的死留下了巨大的真空：下面的乌合之众已不成其为人，他们已被异化的齿轮机① A。加缪：《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与荒诞》，译文见拙编《论卡夫卡》。
器轧碎了。”①奥地利另一位文学巨匠穆西尔的代表作《没有个性的人》指出，这个帝国“根据宪法是个自由的国家……凡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但并非人人都是公民。”一针见血！帝国的顺民是一些被磨掉了“棱角”的昏昏沉沉的庸众，是谈不上有什么“个性”即自主意识的。卡夫卡固然“内心好斗”，外部也还是驯服的。这种双重人格还体现在许多方面：他痛恨父亲的“专制”，却又钦佩父亲的精明强悍；他酷爱写作而痛恨职业，但为了生活却又不得不维持职业；他渴望爱情和婚姻，但为了创作他不得不放弃它们；以写作为“巨大的幸福”，但对自己的作品又“总是不满意”，甚至要将它们“付之一炬”……谁能说出，卡夫卡究竟有多少个“自我”？
④犹太人寻找家园的譬喻。犹太人在世界上是一个有作为的民族，但长期以来没有自己的家园而散居在许多国家，因而受尽排斥和歧视。希特勒法西斯对犹太人令人发指的大屠杀，就是这种歧视最极端、最疯狂的表现。因此许多犹太血统的人，尤其是敏感的诗人作家们对自己民族的这种处境深感痛苦；海涅就曾在诗里作了强烈的表达。卡夫卡作为犹太人，在许多方面没有自己的归属：他用的语言是德语，而不是本民族的希伯来语，但他却不是德国人；他生长在东欧波希米亚（它的首府布拉格），但波希米亚却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被奥地利吞并的一部分；他虽生活在大都市布拉格，但这个城市当时四分之三的人讲捷克语，而卡夫卡接受的却是德意志的传统文化……所以如果说，卡夫卡在自己家里尚且感到“陌生”，在社会上就更是如此了。无怪乎他在给女友密伦娜的一封信中这样慨叹，“你有你的祖国，所以你甚至可以抛弃她。而这大概是对待自己祖国的最好的办法，尤其因为她那些不能抛弃的东西人们并不抛弃。可是他（指卡夫卡自己——笔者）没有祖国，因此他什么也不能抛弃，而必须经常想着如何去找一个祖国或者创造一个祖国。”在给这位女友的另一封信里他更讲到自己作为一个犹太人走过来的道路比一般人更艰难。他在给最初的女友即菲莉斯的一封信中甚至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