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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 H 里德：《现代美术简史》20 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 年版。
审美观“给人以另一副眼光”——审美视角的嬗变与上述有关，卡夫卡从“主观表现”出发，对客观描写或“反映”是厌弃的。他说：“没有什么比照片更能使您迷惑的了”，“影片是铁制的窗板。”
① 这里卡夫卡提出了一种新的审美要求，一条与传统的所谓“反映论”、“模仿论”相对立的美学原则。这个观点在西方现代主义那里具有普遍性。现代主义者是以“反传统”为旗号的。他们认为，承认现实表面的真实性，就是承认传统道德观念、价值标准的合理性。可是“如今上帝都已经“死了”，②那些传统观念的虚假性与腐朽性已经充分暴露了，用卡夫卡的话说，整个“世界秩序都是由谎言构成的”，怎么还能承认它的“合理”呢？因此，表现主义者提出：不再“复制世界”，要“凭眼力”进行“观察”。卡夫卡认为，要认识现实的真实就需要“给人另一副眼光”，这副“眼光”要能做到透过或撇开蒙在现实表面的“覆盖层”，以窥见它底下的真实。因此这种眼光的“才能在于，在黑暗中的空虚里找到一块从前人们无法知道的、能有效地遮住亮光的地方。”所以在他看来，“除了照在它退缩的、奇形怪状的脸上的光线是真实的之外，没有别的了。”③这里，卡夫卡提出了建立新的艺术观和表现手段的必要性。
但卡夫卡反对写实主义的摹写法，并不意味着不尊重曾经使用过传统艺术形式而卓有成就的作家，包括托尔斯泰、狄更斯、霍普特曼等等。而且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他是主张表现并对“改变现实”起作用的。他说：
“艺术家试图给人以另一副眼光，以便通过这种办法改变现实，所以实际说来，他们是反政府分子，因为他们要求改变现状。”①同时，卡夫卡还提出了表现现实的深刻性和艺术的持久性的要求，指出：“一切艺术都是文献与见证。”无怪乎他把福楼拜所说的“我把我的长篇小说视为我紧抱不放的岩石” ②当作座右铭，要把自己的作品写得象高高矗立的雕像那样立得稳，看得远。
作品的持久性除了揭示现实的深刻性外，与艺术的独创性与完美性是分不开的。我们从上面的分析中，已经评价卡夫卡作品中深刻的社会内容。下面我们要观察一下他在背离传统艺术的道路上，如何在崎岖的陡坡上探寻现代的审美信息并尝试相应的艺术形式的。
① 雅诺施：《卡夫卡谈话录》德文版 91、93 页。
② “上帝死了”的现代命题为尼采所提，著有《反基督》一书。
③ 卡夫卡：《箴言》。
① 雅诺施：《卡夫卡谈话录》。
② 雅诺施：《卡夫卡谈话录》。
艺术奥秘“图象”与譬喻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一个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哲学广泛进入文学，它引起文学形式和审美特征发生很大的变化。情节和结构的重要性的降低而思想的隐晦和譬喻、语言色彩的加强是其最突出的标志。在德语文学中，卡夫卡和布莱希特都是这方面典型例证。
卡夫卡是一个哲理性很强的人，他说：“我总是企图传播某种不能言传的东西，解释某种难以解释的事情。”①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文学作品是他的哲学意念的形象化。这种形象化主要不是依靠塑造人物性格，而是通过“图象”来实现的。卡夫卡曾不止一次谈到，他的创作是“图象，仅仅是图象，别无其他”，还说他的“图象”就是他“个人的象形文字”。②卡夫卡的“图象”意味着象征（图象的德文原文 das Bild 本身就有象征的意思），它包含譬喻和寓言。卡夫卡的这一创作原则越到后来贯彻得越为彻底。奥地利文艺评论家恩斯特·费歇尔指出：“卡夫卡潜心于这种充满预感的图象，他倾向于把它当作探悉世界秘密、参与现实的决定性手段。”③诚然，象征手段并非自卡夫卡始，不说远的，更不说象征派和伊索这些“职业家”，只提一下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和鲁迅的名字就够了。然而，卡夫卡的非同寻常在于，他通过“图象”所传达的象征意味和譬喻既不是一目了然，又不象某些象征主义者那样隐晦艰涩；他赋。象征图象以鲜明的轮廓，轮廓里又包含着多重的意念；赋予他的譬喻以蕴含激情的寓意，这寓意又不无深奥。总之，它们既是奥秘的，但又是可以理喻的。一贯对卡夫卡不以为然的卢卡契后来基本肯定了卡夫卡，对他的艺术表示赞赏，说：“卡夫卡独一无二的艺术基础，并不是他发现了至今还没有出现过的形式上的表达方法，而是他描写客观世界和描写人物对这客观世界的反应时所表现出来的既是暗示的，又有一种能引起愤怒的明了性。”①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当是《城堡》中的城堡（象征）和《诉讼》中的插叙故事《法的门前》（譬喻）。
《城堡》叙述的是一个荒诞的故事：一个名叫 K．的主人公，以土地测量员的身份要去城堡办事，先想在城堡附近的村子里落户，为此想找城堡的官员交涉。城堡就在前面的山丘上，但怎么也走不到。他用尽心机，东奔西突，直至勾引上一个城堡官僚的情妇……但他的一切努力终属徒然。最后，城堡来了通知：他可以在村子里居住，但不许进城堡。这时的 K．已经奄奄一息……。这个故事如果浓缩成一个短篇，也许还能挤出你一把鼻涕几滴泪。
可是洋洋二十三万言（汉语译文），讲来讲去就是这么一件事情，你可以想象，你不能不时时掩卷而睡。但你睡不着。那个时隐时现、影影绰绰的庞然大物——城堡，象梦魇一般纠缠着你。你惊醒了——啊，那是什么？那不是与老百姓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的官僚机构的缩影吗？不是与人民敌对的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象征吗？如果你是从旧社会生活过来的，这时你就会想起自己① 卡夫卡：《致密伦娜书简》。
② 雅诺施：《卡夫卡谈话录》。
③ E 费歇尔：《从格里尔帕策到卡夫卡》327 页，维也纳，1962 年版。
① 卢卡契：《批判现实义义的现实意义》534 页。
和别人的许多类似的经历来，禁不住对着城堡喟然长叹……但这《城堡》难道果真就该这样理解吗？如果你是读过卡夫卡的许多作品的，这时卡夫卡的这段名言就会跃入你的记忆：“目标只有一个，道路却无一条；我们谓之路者，不过是彷徨而已。”②这一咏三叹的哀诉，与城堡脚下 K．的绝望盘旋不是互为映照的吗？那么这城堡又是什么？它是不是“可望不可即”的象征呢？
其实这几种理解和联想都是可以的。文艺作品从来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一部作品在不同的读者心目中唤起不同的情绪和想象，这完全是正常的，何况象“目标只有一个，道路却无一条”这类“可望而不可即”的思想正是存在主义哲学家所理解的“人的处境”的核心思想，深受克尔凯郭尔存在主义哲学影响的卡夫卡，在这样一部生命力作里，能不把他的这一思想包含进去吗？当然，我们注重的不是他的思想，而是他在表达这一思想时运用的这种反常、但是独到的写法。至此，我们就不会再埋怨过长、过繁的叙述了，阅读时费的耐心越大，对城堡的奥秘就会领略得越深。正如一大堆碍眼的煤堆，当你享受到它燃烧后发出的热能时，你就会想到它存在的可贵了。
《诉讼》是卡夫卡又一部代表性的长篇杰作，有人认为“人们在其中品味到的寓意是无穷无尽的”。既然这样，我们一时也就无法以同样多的笔墨来礼遇它们了。但其中那个令人难忘的《法的门前》则是不可置之不顾的。
这是一则独立成篇的譬喻性故事，是主人公约瑟夫·K．陪外宾（一个判“死罪”的犯人也能陪外宾！）参观大教堂时，听牧师给他讲的，大意是：一个乡下农民要进法的大门，门警说现在不能进去。农民问：以后呢？答：以后可能。门警给了他一张矮凳，让他在门旁等着。他等了一年，二年，三年……就这样痴痴地一直等到老死。临死前他问：大家都渴望进法的大门，可是这么多年来，除我以外，怎么没有谁要求进去过呢？他得到的回答是：“这里没有人能准许进支，因为这一入口只是为你而开的。”乍听不免觉得荒唐，在现实生活中，谁看见过或听说过有人在法院或官府门口等了一辈子直至老死呢？但故事中那种“能引起愤怒的明了性”立刻使你联想到，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处处是“衙门八字开，无钱莫进来”的律条，多少有钱、有势的人犯了死罪，只要动一动“关系”，撒一把银子，仍逍遥法外；多少无钱、无势的老百姓，哪怕受了天大的冤屈，只因买不起“关系”也哭诉无门，含冤死去。你看，这则譬喻所揭示的不是真实的现实吗？这段插叙对《诉讼》
来说真具有画龙点睛之妙，实际上它把这部长篇小说的全部情节浓缩了，变成了轮廓十分清晰、透明的图象，喻示着主人公约瑟夫·K．的挣扎注定徒劳；也喻示着：法的形式是有的（那高高矗立着的法律大厦！）但它跟老百姓无缘（那苦苦等着的农民！）于是在我们面前又突现出一座与城堡相呼应的庞然大物，一个代表“政”，一个代表“法”，神秘莫测，威严无比，只要是老百姓，谁都休想接近它（“这里没有人能准许进去”），谓予不信，请看那个不识时务的 K．和那个痴心妄想的农民的下场！（你想接近吗？那么来吧，“这个入口只是为你而开的”，但请你等到奄奄一息再进去吧！）那么，《法的门前》的寓意就到此而穷尽了吗？没有！如果我们象对待“城堡”那样，把它从政治的和法律的范畴挪开，放到哲学的范畴，那么那个农民就抽象为一般的“人”“法的大厦”就化身为真理或正义之所在，于是这个譬喻所喻示的似乎就是：真理虽有，但“无路可循”。这里，“大厦”
② 卡夫卡：1920 年 9 月 17 日日记。
与城堡就由“呼应”变为重叠，即都成为“可望而不可即”的目的物。而这样一来，那个“法的门前”的农民又和贝克特笔下那两个“等待戈多”的流浪汉走到一起去了，因为他们为等待戈多也等得“苦死了”。而他们等待的“戈多”又代表什么呢？据说是“希望”。那么希望又包含着什么呢？什么都可以！财富、荣誉、爱情、艺术的极致、真理……这一切都可以怀着希望去等待，但无不徒然——可望而不可即。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两个不同类的作家，在表达同一哲学思想时，一个通过戏剧，一个通过小说，异曲同工，都使用了象征和譬喻的妙术，又都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这是富有启示性的事例。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普通的人们逐步从衣食住行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精神活动，包括思维活动的空间相应扩大，于是要求用形象思维的手段来表达某些哲学观念的现象日益增多，因而形成了文学与哲学互相渗透的倾向，这也许是文学“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艺术自身发展的一个质的飞跃。哲学更带理性，它更容易认识生活和把握生活，能发现一些超越时间和空间界线的规律性的东西。卡夫卡的影响之所以象滚雪球似地不断扩大，原因之一恐怕在于：他的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现实性，随着历史的进程，其时间跨度不断延长，空间幅度不断扩展，从而具有了某种预言的性质。人们从作品中看到清白无辜的正直人遭受那样的精神折磨（《诉讼》、《城堡》），杀人时使用那样残忍的肉刑（《在流放地》），不禁感到这是“德国法西斯统治下欧洲现实的预演”。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纪德于一九四二年五月流亡到阿尔及利亚后发出惊叹：“这一切极象卡夫卡笔下所描写的。”①这种预言的准确性甚至迫使原来批判卡夫卡的卢卡契也不得不承认“卡夫卡到底是个现实主义者”。②恩斯特·费歇尔甚至说：“许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感觉到的事情，他（卡夫卡）在第一次大战时就着了先鞭。”③卡夫卡的作品之所以具有这种预言性，不是由于他有什么先知先觉之类的“特异功能”，而是由于他在认真对生活进行“实地观察”的基础上，运用辩证逻辑的方法进行哲学的思考，从大量生活现象中追索某些规律性的结果。他说：“作家的使命是把孤独的和必死的一切引向无限的生活，把偶然的东西变成合乎规律的东西。他的使命是带有预言性的。”①历史不会重演，但历史进程中某些现象会重视，而且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能否预见到某些历史事件的可能再现，就看你能否捕捉到那寓于无数偶然现象中的必然的东西。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深厚的生活功底。卡夫卡显然是具备这一特点的。他作为业余作家，始终没有离开过公职，就是说他始终置身于普通老百姓之中，更重要的是他对生活极为认真、严肃，他善于观察，勤于思考，这使他的笔触触及到了那个腐朽的奥匈帝国的畸形社会（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的，而政治体制则是君主专制的）的某些病象（用卡夫卡的话说即“社会的消极面”）的“病灶”——规律性，并通过他别出心栽的艺术构思，包括象征和譬喻手段的运用，把它们暗示出来。我们的某些作家的某些作品之所① H 波里策：《弗兰茨·卡夫卡》序言。达尔姆施塔特，1973 年版。
② 据汉斯·马耶尔 1980 年在北京的一次演讲。
③ E 费歇尔《从格里尔帕策到卡夫卡》327 页。
① 雅诺施：《卡夫卡谈话录》。
以缺乏生命力，归结到一点，恐怕主要是没有深入生活，或没有深入地挖掘生活，就是说，他疏于观察，懒于思考；虽在群众之中，却浮在生活表面；有时也能编些曲折离奇的故事，让读者兴奋于一时，却不能使之回味于久远。
不过卡夫卡的譬喻手段也有常使人感到艰深晦涩、神秘莫测的地方，即以《城堡》而论，就有一个叫费林赫蒂的人写诗进行挖苦，该诗不免有些故弄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