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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仅仅认为约瑟芬只是鄙视我们，要努力来反对我们，那又错了。她的表演全是给我们看的，也只有我们在看。因此她又是依赖我们，从我们当中吸取她歌唱的力量的；只是她依赖的方式别具一格。在音乐会上，我们的存在，我们对于她的大大小小的干扰，包括我们对她的不理解，我们灵魂的负担，全都成了她的兴奋剂，激起她更加努力地在歌唱中向上攀升，为的是让我们肃然起敬。当灵感的激情高涨时，干扰反而成为必要的参照，因为约瑟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外在的噪音，甚至观众那空洞的目光都是约瑟芬表演时的先决条件。
但是我们终于没能满足约瑟芬的最后要求，即要我们证实她的艺术天才的要求。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不懈的努力，将自己折磨得昏过去，给她带来的仍然只能是深深的沮丧。于是她失踪了。可是失踪并不等于放弃，缺席更加突出了曾经有过的存在。在沉默的人们当中对她的记忆丝毫不弱于她实际的表演。也许到了这个程度，艺术家表演或不表演都是一样了。只有过程，没有最后的承认，这是她可悲的命运。实际上，忠于歌唱的约瑟芬从不曾失策，也不曾犯错误；应该说，她的存在就是以“误解”为前提的，即身在尘世，却又可以体验天堂。就是这种由远古以来遗传下来的误解，约瑟芬和我们的人民较量了无数次，用自己那青春的热血吹出一曲曲尘世的哨音，以表达对天堂的向往；而天堂，也就在这个艺术创造的过程里得以呈现。但是约瑟芬本人看不到，处在过程中的她被歌唱的世俗性质所迷惑，被抓不住过程（过程是不能被“抓住”的）的苦恼所折磨，只好不断地唱下去。我们人民也看不到天堂，只能听到世俗的口哨音；关于天堂的想象弥漫在这时断时续的奇特的哨音里，而天堂本身仍然无比遥远。我们能够清醒地区分，我们这种清醒和顽固对约瑟芬是致命的打击。可惜我们只能惋惜地说，她太贪婪了。如果约瑟芬知道了，天堂只能在世俗的追求中实现，即：你追求它，它就出现，你不追求它，它就不存在，她还会像这样痛苦吗？应该还会的。因为只有在最痛苦的瞬间，天堂才真切地呈现；而要唤起、抓住这些瞬间是她本能的冲动。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约瑟芬是为了瞬间的快感终生痛苦着，并且她的最大的快感就是存在于她的最大的痛苦中。于是又可以进一步说，约瑟芬的痛苦是她要达到存在的努力，也是生命本身存在的证实。又由于自己（人民也是自己的组成部分）无法证实自己的存在（在参照物是“无”的情况之下），这种痛苦就要不断地延续下去，她自己也就要不断地努力“存在”下去。
1998年12月4日，英才园
障碍——解读《乡村教师》
乡村老教师——艺术的良知，描述者的艺术自我
描述者（商人）——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媒介，现实中的执笔者，某种羞愧、某种自我批判的化身，企图描绘不可描绘的终极真理的失败者；他与乡村老教师共同构成描述的二重性
学者——理性，原则
公众——日常自我
村庄——艺术家的留守地
城市——现实；交流发生之地
大陪鼠——艺术的最高意境，终极真理
描述过程中所产生的那种深重的疑虑是由艺术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
乡村老教师付出了毕生的精力来坚持一个虚无飘渺、只存在于传说之中的真理。那个真理差不多已被人们所遗忘了，却并没有消失；它被记录在教师所写的小册子里。老教师坚信他的记录的正确性，容不得任何偏离他的观点的解释；有时候，就好像他不愿有任何人对他的记录加以辩护似的（其实并非如此）。但他内心深处有个矛盾：他想证实大鼓鼠的真实存在，并说服众人不要对此有任何怀疑，而他自己并没有亲眼见过大辎鼠。由于他的记录本身缺乏可信的根据，也由于一般公众的冷漠、不买帐，老教师便隐退到穷乡僻壤的角落里，过着孤独凄凉的生活。这个教师是个十分顽固的家伙，他天天在那与世隔绝的地方等待着。只要碰到有人对他的小册子感兴趣。如这个被热情冲昏了头脑的描述者），他就要跳出来重新宣讲他的信念，批判别人的不忠诚、不彻底的描述。在这方面他总是出奇地敏感，充满了洞察力，并且能打中对方的要害。他的痛苦只在于他本人没有见过那怪物这一点上，所以批判的矛往往又掉转来对准了自己，到头来自身又软弱无力了。怀着如此深刻的内心矛盾，乡村老教师是否放弃了教训别人呢？不，他仍然作为一种令人厌恶的存在，逗留在描述者的身旁，似乎在引诱他继续描述，实际上又处处设下障碍，使得描述工作寸步难行。而在内心深处，他又是希望描述者继续他的工作的。他到底要干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他的复杂心理没人能猜透。
描述者“我”受到诱惑，参加了老教师的描述，并写下了自己的小册子——对描述的描述。在他的描述过程中，乡村老教师出于内心的愤怒和不满不断地打击他，嘲弄他，将他的描述说得一钱不值。而描述者，从教师的话里体会到真理的暗示，便努力地对自己的工作态度加以修正，以迎合教师，减轻自身工作的压力。有时，他也指出教师的致命矛盾，但这并不能证明自己高明，因为教师的矛盾也就是他的矛盾。他的描述应该如何才是正确的呢？乡村老教师自己也说不出来。他只知道，描述者的描述没有直接证实那只大田鼠，而只是用为乡村教师辩护的形式，来间接地为大鼓鼠的存在辩护；他在小册子里谈到老教师的人品，对事业的忠诚等等，想以此来作为证据，这令老教师大大生气。但是老教师并没有见过滚鼠！由于有这个不可改变的前提，描述者的描述便立刻显出了浮泛、浅薄、甚至虚伪的因素；这些因素又使得乡村老教师更为绝望和痛心。他不断地指责描述者，说他的描述一点好处也没有，反而坏事；说他将公众的注意力重新吸引过来，却没有使他们对这件事产生信任感；甚至怀疑描述者心术不正，是为了抢夺他的荣誉来描述的。描述者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不知不觉中，他由为老教师辩护转向了表白自己。冗长的表白一旦开始，他就发觉简直不可能将自己的动机说成是纯洁的，他所企图做到的纯洁只是一个梦想；从描述动机产生的初始，他就携带了私欲，这是无论怎样也无法撇清的事。在老教师那洞悉一切的锐利目光下，他只能不停地为自己辩护下去，而那些辩护又是绝对不能使老教师信服的。
描述者与老教师的关系就是艺术本身所包含的矛盾之体现。由于描述的对象是那不可描述的东西，因而描述就失去了世俗意义上的可信程度。不论乡村老教师对于描述者是如何不满，他也永远不可能为他指出一条正确的、直接的途径；并且他自己的描述也不过是一种象征，一种抽象的信念，一旦涉及具体就失去了依据。从这种意义上说他也是不纯洁的，要做到纯洁当初就不该有描述的念头。然而描述的行为毕竟通过他们二人发生了，而且还将通过教授的学生等人继续下去。这种纯洁与不纯洁相结合的行为违反乡村老教师的意愿在进行着。不过谁又能肯定呢？也许这正是老教师隐秘的意愿？当初不就是他本人描述了未经证实的东西，而且希望以此来说服众人吗？他还曾梦想过得到人们的拥护呢！即使他很快就打消了那种梦想，也不能表明他是彻底纯洁的。描述者也是知道这一切的，他佩服老教师的敏锐，时时依赖他的敏锐来调整自己的描述方向；但是老教师的存在却使他厌恶，因为他的存在就是对他的工作的一种否定。问题是离了老教师他又没办法继续描述了；他的冲动，他的辩护的对象，不都是源于老教师吗？于是只好与这个令他厌恶的人和平相处，将那没有把握的工作做下去。有时描述者也想过要证实自己的工作；这种时候，他便想到请求教授派一位学生来将老教师和他写下的调查报告复查一遍，然后再写一个报告。当然学生的报告本身也是难以证实的，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使描述者安心。这里又使我们联想到艺术的本质，想到人们是如何用一种艺术来评价另一种艺术的。
描述者为什么要为乡村老教师辩护
描述者辩护的动机从一开始就不是出于证实，而是出于某种热情、义愤和理想。或者说是乡村老教师的形象打动了他，使得他要把为他呐喊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这是一条孤寂的小路，不但不为人所理解，也不为老教师本人所赞成。老教师对他的辩护是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的；他认为描述者的辩护一点也没有使他接近真理，反而使他陷入被众人误解的困境，他的初衷一开始就错了。描述者并不是不懂得这一切，可是他只能这样做，否则还能怎样呢？他从未见过大鼓鼠，除了通过为老教师辩护来间接地为它辩护之外，他想不出更好的辩护了。明明知道是一桩毫无进展的希望和效果的事，描述者还是要持续下去，并期盼这件事引起另外的人的注意，从而扩大影响，这决不是出于糊涂，而是由于头脑异常清晰，将方方面面的关系都想了个透彻的一种深思熟虑的权宜之计。因为这个描述者，对于永恒的事物，对于奇迹有种天生的崇敬和向往。自从听说了老教师的事之后，他就觉得自己的命运和事业与他再也分不开了，他是自愿卷入老教师的充满矛盾的精神领域的。他企图用他的笔来将老教师那不可实现的愿望加以实现，以他的眼光来看，结果当然只能是失败。
辩护的事业由其性质所决定只能游离在核心的外围；从核心发射出的光芒之强烈，使得无人能进人。正因为无人能进入，这才出现了以描述为事业的人。
老教师对描述者的不满就是对自身的不满。这种不满感染着描述者，一方面使他产生要摆脱他的冲动，一方面又使他要与他更紧密地结合，从而更彻底地投身于描述的事业。老教师的责难只会随描述的深入变本加厉，责难往往成为一种刺激，成为新一轮辩护的动力。当然这种辩护从根本上来说是站不住脚的，它只不过是以生命的激情来支撑的罢了。描述者热情洋溢，充满了正义感和崇高的梦想，他选择了一桩绝望的事业，自己很清楚再也没有解脱之日。完全可以推测他在这种情况下所采取的退却只是暂时的，是由于内心的极度苦闷。坐在他家中的令他厌烦的老头一直是，也永远是他最亲近的人；他们这种二位一体的结合一定会持续到最后。因为在芸芸众生中只有他，这个胆大妄为的家伙，敢于站出来为老教师讲话，并将所讲的话发表在外（虽然老教师不满意），这决不是个偶然的巧合。从他对老教师（也是对自己）的命运的描述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早就有了那种深刻的悲观的认识，从事情的初始就看到了结局；他深信透彻的交流之不可能，现实障碍之不可逾越，一切全是徒劳。那么为什么还要与这个烦人的老教师搅在一起呢？看来他的性格里天生有种圣徒的倾向，总是将牺牲作为一种满足，甘愿以自己的皮肉来铺垫通往永恒的小路。
对于描述者来说，乡村老教师是他精神上的父亲；离了他，他的一切描述都不可能产生。这个住在穷乡僻壤的村庄里的老人，给他提供着衡量自己的描述的标准；那标准的高不可攀时常令他异常泄气，产生要全盘放弃的念头。而同时，老人的存在又提醒他放弃之不可能，只有追随到底才是唯一的出路。于是描述者所能做的，只能是不断的自我批判，批判之后又不断地找出新的辩护的理由，在支离破碎的理由中不断领会老人的意图，与老人一道沉浸在无穷无尽的对于巨围的遥想之中。
1998年6月16日，英才园
折磨：艺术家之一分为二——解读《和祈祷者谈话》
祈祷者和“我”是艺术家内心中的两个魔鬼，既相互钳制。折磨，又相互鼓励、支撑，结成同盟来对付那摧毁、覆盖一切的虚无感。
我作为旁观者，在教堂内目睹了祈祷者的祷告。那种祈祷是前所未见的，似乎无比虔诚，但分明又是种表演，是演给旁观者看的，因此它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宗教的虔诚意义。我为此感到别扭，感到不满，很想走过去阻止祈祷者，向他提出质问，可是我又为他的祈祷的魅力所折服，以致长时间蹲在黑暗的角落里一动不动。其实我的内心也是摇摆不定的，我对是否应该阻止他没有把握。后来我终于鼓起勇气上前与祈祷者谈话了。当我向祈祷者提问时，我力图在我与他之间拉开距离，指出我和他之间陌生的那一面，希望相互之间的问答有种客观的性质。祈祷者的做法相反，立刻将我引为他的同谋（他早就注意到了我的存在，一直认为我有义务与他交流），将他内心的痛苦、矛盾，将他身上的晦气一古脑都倒在我身上，要我为他的生存找依据，将我看作他唯一的希望和慰藉。由此我得以深入了他的内心。
一切痛苦都来自于无法治愈的虚无感。当他走路时，他不由自主地每一步都要去试探脚下的地面；虽然在教堂内，精神上的寄托却不在那里，一举一动都与那钟声的鸣响不相符合。他就如一个影子，不能将手杖点在人行道上，不能触摸人们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