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污渍，看上去管理得很不错。当时我已经把那个英语口音很纯正的神秘病人忘在了脑后，直到修道院长提醒我就要见到他时才悟了过来。
“我只能看到这个人的后脑勺，他显然已经睡着，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暗示我应该用英语同他说话，于是，我说“Good afternoon”，这是我首先说出却并非本来想要说的“一个词”。而那人突然转过脸来回了一句“Good afternoon”。的确没错，他的口音属于受过正规训练的那一种。但是我还来不及对此感到惊讶，就已经把他认了出来，尽管他长了一脸胡须，尽管他的面貌变了不少，而且已经那么长时间没有见过面。
“他是康维，我敢肯定一定是他。不过，要是我稍稍犹豫，稍稍疏忽一点的话，我说不定就会下结论他不可能是康维，幸好是凭着那一时的冲动去冒昧地把他叫醒。我喊了他的名字，还有我自己的名字，虽然他只是看着我并没有任何认出我来的明确表情，但我可以确信自己没有认错人。他脸上的肌肉轻轻地奇怪地抽搐了一下，这以前我也曾注意到过，而且他那双眼睛与当年在巴里欧我们常开玩笑说剑桥蓝的成分比牛津蓝多得多的那一双没有什么两样。然而，除了这一切，他还是那种让人不会轻易就认错的人——是那种让人一见如故的人。当然，此情此景使医生和修道院长都非常激动。我告诉他们我认识这个人，他是个英国人，是我的朋友，还告诉他们他认不出我只是因为他完全丧失了记忆，他们很惊愕地表示同意我的看法，之后我们一起对他的病情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然而他们却说不清康维怎么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来到重庆。
“长话短说吧，我在那里整整呆了两个多星期，希望我或许能够用什么办法诱导他恢复记忆。我未能如愿，不过他的身体渐渐得到恢复，而且，我们谈了很多。
“当我坦诚地告诉他我是谁还有他又是谁的时候，他很顺从，甚至没有任何异议和争辩。他显出一种含糊不明的兴奋表情，甚至看上去很高兴有我作伴。我向他提出我要带他回家，他也只是简单地说他不介意。这的确有些失常，他很明显地缺乏任何一种个人欲望。我尽快做好了安排准备离开。在汉口的领事代办处有我的一个知心朋友，所以没费多少周折便办好了护照等必要的手续。
“确实，在我看来，看在康维的情面上，这件事最好不要张扬出去，更不要使之成为报刊的头版头条新闻，而且我可以高兴地说我做到了这一点。否则的话，就会引起拥挤堵塞，当然是指新闻报道的堵塞。
“哦得说，我们是通过一个非常正常的途径离开了中国。先是坐轮船顺长江到南京，然后再乘火车到上海，刚好当天晚上有一艘客轮要到圣怫兰西斯科（旧金山），所以我们就急急忙忙赶去上了船。”
“作为他做得太多了，”我说，“如果是别人我决不会这么做的。”卢瑟福也不否认，“我想我不会为别的任何一个人做这么多事，”他接着说，“但这个人身上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一种很难解释清楚的东西，让你乐意尽力去帮助他。”
““是的，”我也同意，“他身上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一种很吸引人的气质。这美好的印象至今也能够记得起来，我仍然把他想作是那个穿一身法兰绒板球运动社的‘青年学生”’。
“真可惜，在牛津你没有认识他，他真是棒极了——再也没有其他更合适的词来形容他，可战后有人说他变了，连我自己都这么觉得，可我又禁不住地认为以他的天赋，他应该做一些更重要的工作。做一个英王陛下手下的小职员，在我看来不是一个伟人的事业，而康维是一个伟人或者说他本该成为一个伟人。你我都认识他，我认为当我说我们不应该忘记那段经历时，我并没有夸大其词。而且，当我和他在中国的中部地区重逢之时，虽然他的大脑一片空白，他过去的经历也非常神秘，可他身上那种很吸引人的特质却依然没有混灭。”
卢瑟福在一种怀旧的情绪中顿了顿，然后接着说道：“你可以想象得出，我们在客轮上重新找回了友谊。我把我所知道的有关他的事情都告诉了他，他很注意地听着，那神态似乎有点可笑。
“他清楚地记得他来到重庆以后的一切事情，另外有点让人玩味的是他并没有忘记那几门语言，比如，他告诉我说他知道他与印度有某种关系，因为他会讲兴都斯坦语（也说印度斯坦语）。
“到了横滨，轮船已客满，在新来的乘客中有一位叫清上近素的钢琴家，途经这里到美国巡回演出，他与我们同桌吃饭，有时就用德语和康维交谈，从这就可以看出往常的康维是怎样外向的一个人，且不说他已经丧失了记忆，如果只是一般的接触交往也看不出他有多大的毛病。
“离开日本数天后的一个晚上，旅客们把清上近素请到甲板上举行钢琴独奏会，康维和我都去听他演奏。当然噗，他弹得十分精彩，他弹奏了几首勃拉姆斯和施卡拉迪的作品和许多肖邦的曲子。我不止一次地注意到康维正神情专注地欣赏着音乐，那自然是他过去对音乐有一定素养的缘故。
“到最后，音乐会在听众们的一次又一次‘再来一首’的一再请求中延续着，钢琴家也非常和气地迎合着他们，我相信一定有一些热情的乐迷围拢在钢琴周围。他又弹了几首肖邦的作品；他看来特别钟爱肖邦的作品。最后他离开钢琴向后门走去，身后还跟着一群崇拜者，显然他感到已经为这些乐迷做得差不多了。就在这时，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康维走过去坐到钢琴前，弹起一段节奏明快的音乐。我听不出是谁的作品，而音乐却吸引了清上近素，他激动地返回甲板问这是一首什么曲子，康维有些古怪地沉默了半天，然后回答说他不知道。
“清上近素几乎是叫喊着说这真叫人难以置信，而且显得更加激动。康维看上去在全身心地努力回忆着，最后说那是一首肖邦的练习曲。连我自己也不相信他说的话，所以当清上近素坚决否认这曲子出自肖邦之手时，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然而，康维对此事却突然变得愤怒不已，这使我大吃一惊，因为到此为止，他还未曾对任何事情表露过丝毫的情绪。‘我亲爱的朋友，’清上近素辩解道，‘我知道肖邦的任何一件作品，我敢保证他从没写过你刚才弹的那首曲子。他也许可能写过这首曲子，因为这完全是池的风格，但他的确没有，请你给我看看有这曲子的乐谱的任何一本版本好吗？’康维认真地回道：‘澳，对了，我想起来了，这曲子从没有印刷过，我曾遇到过肖邦的一个学生，所以才知道有这首曲子……我还跟他学到另外一首未曾发表过的曲子呢。”’
卢瑟福一面用眼睛暗示我别插话，一面接着说：“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个音乐爱好者，但即使不是，我也敢说你能想象得出清上近素和我听到康维继续往下弹这首曲子时有多激动。我知道这是他的过去突然而又神秘的一次闪现，是找回他已丧失的东西的第一线索，清上近素自然已完全陷入了这个音乐问题，这问题的确令人迷惑不解，因为肖邦早在1849年就去世了。
“整个事情如此踢跷，不可思议，或许我该附带说一下至少有十来个人目睹过这一场面，其中，有一个加利佛尼亚大学的知名教授。当然，人们可以轻易就断言康维所讲的事情从年月时段来看根本就不可能或者几乎没有什么可能；然而这音乐本身就有待于作出解释。如果，那两段音乐不是康维所说的那两首练习曲的话，那么又是什么样的曲子呢？清上近素向我保证说假如这两首曲子发表过的话，不到半年就会成为演奏家们的保留曲目，尽管，此话有些夸张，却表明了清上近素对这些曲子的看法。
“争论半天，也没有解决什么问题，而康维仍坚持他说的都是真的，他开始显得有些疲倦，一我就焦急地带他离开人群，然后让他躺下休息。最后一着，我们决定把这些音乐用留声机录下来。清上近素说他一到美国就把所有演出安排料理妥当；康维也答应要与他一起出席音乐会并登台演奏几首，可他没能信守诺言。我时常感到这太可惜，说什么这都是一个遗憾。”卢瑟福看了看表，提醒我说赶火车的时间还很充裕，而他的故事实际上也快讲完了。“因为那天晚上——就是钢琴独奏音乐会的当天晚上——他恢复了记忆。”
“我们俩都回到床上躺下，我怎么都睡不着，而他也来到了我的舱室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他的脸紧绷着，布满了悲伤，我只能这样描述，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悲伤，一种同常人一样的哀伤表情，你知道，我的意思是——那是一种漠然或者说没有个性的表情，些许无奈，些许失意的样子。他说他想起了一切，就是在清上近素弹钢琴的时候开始回忆起一些东西，虽然只是断断续续，支离破碎的记忆片段。他在我的床边坐了很长时间，我也没有打搅他，让他慢慢去想，用他自己愿意的方式讲述他的故事。我说他能够恢复记忆令我非常高兴，但如果他本来不愿回忆这些往事，我会感到难过。他抬起了头，然后对我说了句我以为是过分抬举的话，‘谢天谢地，卢瑟福，’他说，‘你真有想象的天赋啊。’过一会儿，我起身穿好衣服，劝他也穿好衣服，然后，两个人一起来回在甲板上散步。这是个宁静的夜晚，繁星满天，而且也很暖和，大海看上去一片苍白而粘腻的样子，仿佛是凝结起来的牛奶。要不是因为机器的轰鸣震动，我们简直就像在广场上漫步了。我让康维继续自由地讲述他的故事，也没有提任何问题。将近天快亮时，他就开始不停地讲，滔滔不绝，等他讲完时，已经是吃早餐的时间，太阳也升得老高了。
“我说‘他讲完了’并不是指除此之外他再也没有告诉我更多的事情，在后来的一天一夜里他还补充了很重要一些情况。他很不愉快睡不着觉，于是差不多一直都在不停地讲。第二天半夜时分客轮按时到达旧金山，那一夜我们都在客舱里喝酒叙旧；大约10点钟他出去了，这一去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
“你该不是在说……”我脑海里闪过一幅自杀的情景一月附平静从容的自杀场面我曾在从圣头岛到君王镇的邮轮上见过。
卢瑟福听后大笑起来，“噢，我的上帝，不，他可不是那种人。他只不过是乘我不备溜掉而已，要上岸那是够容易的了，但是，要是我派人去找的话，他一定会发现要避开跟踪是很难的。当然，我的确也派人去找过他，可后来得知他千方百计地上到一艘向南航行到斐济运送香蕉的货船上当了船工。”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再直接不过了，三个月之后他从曼谷写信告诉我的，信里还附了一张汇票，说是为偿还我为他花费的一切，他在信里向我表示了谢意并说他很好，还说他正打算去西北方向进行一次长途旅行，就这些。”
“他是什么意思？”
“是呀，这太含糊了，不是吗？有很多地方都在曼谷的西北方向，就连柏林也在曼谷的西北方向嘛。”
卢瑟福停下来，把我的杯子添满，也把自己的杯子满上。
“这是个离奇的故事，或者是他故意把故事讲得如此离奇，我无从所知。音乐曲子的来历固然令人迷惑，可更让我不解的是康维是如何神秘地来到那家中国教会医院这件事。”我说出了这一想法。卢瑟福回答说：“事实上这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那么，他到底是怎样来到重庆的呢？”我问道，“我想那天晚上在轮船上他一定告诉过你了。”
“他是说了一些情况，可我觉得很荒谬，我已经给你讲了这么多，剩下的就得保密了。只能告诉你那是一个相当长的故事，在你去赶火车之前，恐怕讲个大概都来不及了。不过，还巧，还有个更方便的方法可以补救；我对自己搞文学创作这一行当并不太自信，可康维的故事的确深深吸引了我，令我反复咀嚼品味，于是我开始把我们在客轮上所谈的东西简略记录了下来，所以我不会把细节忘掉，后来，这个故事的某些方面开始占据了我的创作思维，有一种冲动驱使我更进步，把支离破碎的片断组织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这个，我并不是说我虚构或者篡改了某些成分，他所给我讲的一切当中已有足够的素材，他讲话很流利，而且很有描述环境气氛的天赋，还有我觉得自己已经开始理解他。”卢瑟福说着，起身取来一个公文包，从里边拿出一像打印好的手稿。“给，这就是，这么说吧，你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吧！”
“你这么做，意思是木是认为我并不会相信这个故事呢？”
“噢，话可别说得那么早，不过请记住，要是你的确相信，那它将符合特图利尔的著名理由——你记得不？——天下没有不可能发生的事。也许这种辩证不算太糟，请告诉我对于这一切，你有何想法。”
我带上这些书稿，在去奥斯登的快车上读了其中的大部分。我本打算回到英国后写封长信并把稿件寄还给他，可是耽搁了几天，我还没把信寄出去，却收到卢瑟福的一封短信，信上说他又要四处漫游了，在几个月内不会有个固定的地址，他说是要去到克什米尔，也就是“东方”。这我并不觉得奇怪。
第一章
5月中旬的巴斯库，局势变得更糟。到20号这天从白夏瓦安排到巴斯库疏散白人居民的空军飞机都已抵达。
需要疏散的人约有80来个，大部分都安全地乘军用运输机飞过了群山众壑。有几架式样不一的杂牌飞机也投入此项遣送任务之中，其中有一架小型客机，是印度禅达坡邦主借给空军使用的。
大约上午10时左右，有四个乘客上了这架飞机，他们是：东方布道团的罗伯特·布琳克罗小姐，美国人亨利·巴纳德，领事赫夫·康维和副领事查尔斯·马林逊上尉。
以上这几个人的名字后来曾出现在印度和英国的报纸上。康维，时年37岁，在巴斯库呆了两年，他所从事的工作，从所经过的事情看来，就像是赛马中下错了赌注，欲罢不能，而他生命中的一个片段也就此告一段落。
本来，几个星期之后，或者在英国休几个月的假之后，他将要被派驻另外一个地方，东京或者德黑兰，马尼拉或是马斯喀特。从事他这种职业的人永远不知道将来会是怎样，他在领事馆工作已经十来年，这十年时间已足够检验他的工作能力，估价出自己有多少机遇。他清楚那些肥缺并不属于自己，而这也的确令他得到安慰，而不只是“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那种观以自慰来表明自己根本不喜欢那些肥缺。他更乐于做一些不太正式却有情趣的工作，即便薪水不高，通常也不是常人眼中的好工作。这无疑在别人看来他办事很不高明，而实际上，他自己感觉还干得满不错，因为这十年他过得还算充实而愉快。
他身材高大，有着深古铜色的皮肤，一双灰蓝色的眼睛，棕色的头发修剪得短短的。他不笑的时候着上去严肃而忧郁，但这样的时候并不多，可一笑起来他又显得有些孩子气，他工作太过于紧张或者喝酒过量时，左眼附近会出现一丝轻微的抽搐。在撤离前一夜他一直在捆扎和销毁文件，所以当他爬上飞机时，他脸上的那种抽搐更加明显，他已经精疲力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