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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侯总目前的精神状态，公司的员工们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但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难道是公司经营陷于了困境？也不像啊，事实在那里明摆着呢，公司的业绩一天好过一天，所开发的几个项目都运转得不错，房子卖得很火，在本市房产界那是有目共睹的，公司经营绝对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公司没有问题，难道侯总私事有什么困难吗？大家更是不得而知，只好在那里瞎猜瞎琢磨。具体侯总到底遇到了什么难处，公司上下没有一个人知道。
侯标也知道公司的员工对自己的不解和担心，他也想在公司装出一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他专门交代许律师不要把大虎二虎的事情告诉公司其他员工知道，他不想让自己的家事和情绪影响到公司员工的工作。可是，侯标自己是一个性情中人，喜怒常形于色，不善于伪装自己，所以他内心的烦恼和不安才令公司员工一览无遗尽收眼底。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公司的员工不会知道他现在遇到的事情有多么缠手，只有他自己明白两个外甥的事情在他心里占据着怎样的位置。公司的员工们如果知道了他是为两个外甥的事情在烦恼也不会理解他的，连许律师也在说他，孩子官司的事情交给他好了，他会尽全力追求最好的结果，让他忙他的大事，不要在这件事情上费心劳神了。但是，两个孩子一天出不来，他的心就一天静不下来，他就无法专注地去做其他的事情。在胡家辉和他的燕子妹妹的爱情问题上，他已经很对不起妹妹了，现在，他不能再在孩子的问题上伤害妹妹了。侯标暗暗下定决心，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他都要把两个外甥从里面“捞”出来，让他们平安地回到妹妹的身边去过年，千万不能让妹妹知道孩子进去的事情，她会受不了这样的打击……所以，在与网吧老板的谈判中，侯标让许律师一口给了对方35万的价码，其实他何尝不知，对方遭受的实际损失，估计连10万元也没有。他这样做，只是希望问题尽快解决掉，让大虎二虎早日从拘留所里边出来，不要再拖下去，好多事情就怕拖，就是所说的夜长梦多啊。
可是，真是越怕什么越来什么，事情并没有他想像的那么简单。
那天和许律师分开后，侯标又打电话托了几个公安局的朋友，有的还很有分量，可他们都表示无能为力，说是他的两个外甥给对方造成的损失达到5万多元，已经远远超过了5000块钱的立案标准，所作所为已经触犯了刑法，构成了损害公私财物罪，公安局是没法压下来的，必须报检察院批捕起诉。犯了条条杠杠的事，在公安这边找谁也没有用，谁也不敢把他的两个外甥给放了，市局局长也不行，公安部长也不行。
当侯标从公安局那边得到这个肯定的说法时，他的脑袋一下子就大了。他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公安局的一个朋友给他指点了一条路，说可以去找找检察院的人，把他和速通公司达成赔偿协议的情况跟检察院的人好好讲讲，再好好做做工作，让他们在起诉环节想想办法。像这样的情况，如果工作做好了，检察院说不定也可以搞个免于起诉，那样结果也不错。
侯标立即搜索了自己的关系仓库，但是没有检察院的人。他就拿起电话来，想给许律师打电话，让他找一下检察院的人。但他刚拨了两个号码又放下了。上次从速通公司出来的时候，许律师已经把检察院这条路给堵了，他的意思是检察院更不好说话，公安这边证据确凿地把案子报过来了，检察院找不出理由不捕不诉的。许律师的意思是直接找法院，争取个押几判几或者缓刑。侯标当时同意了许律师的意见，甚至已经准备着去找胡家辉了。但后来他还是想再努力争取一下，最好不要让两个外甥有被判过徒刑的记录啊。所以他才背着许律师又找了公安的人。侯标想，找检察院的人最好也不要让许律师出面了。自从上次许律师当着他的面“解释”了一番区法院的影壁墙的“司法公正”后，侯标说不清楚地对许律师产生了一种厌恶的情绪，他讨厌许律师这种一边去钻法律的空子一边又道貌岸然地痛骂司法腐败的作派，他从心底里讨厌。所以侯标就决定不再要许律师来处理两个外甥的事情了，他要亲自处理，事无巨细。
可是，自己不认识检察院的人，让谁去找检察院的人呢？
侯标自然又想到了公关部经理尹莲。于是，他把尹莲叫到了办公室，把两个外甥的情况跟她简单说了一下，嘱咐她不要跟公司其他人讲。然后，他就直奔主题，要她约一下区检察院的领导，最好是检察长，主管副检察长也可以。尹莲接到侯标的任务，一如往常，什么价钱也不讲，只是淡淡地说了句：“您放心吧！”
侯标与区检察院检察长的见面是在白金俱乐部的8号贵宾室。地点和时间都是尹莲定好的。侯标专门提前了20分钟赶到了那里。他想早去一点，以显对检察长的尊重和解决问题的迫切心情。可让他没有料到的是，他一走进8号贵宾室的门，就看见一个人向他伸出了手：“您就是侯总吧！您好！”侯标有些不好意思，本来自己想早来一点，结果还是让检察长等了自己，实在太不应该了。
检察长却并不在意，两个人互相谦让着坐了，每人叫了一杯水。
侯标就把两个外甥的情况简明扼要地说了一遍。他自己说着就有些厌烦了，这么几天下来，他不知道已经重复了多少遍关于两个外甥的情况。开始的时候他还很有耐心，一句一句地，生怕漏掉了每一个细节。渐渐地，他发现那些聆听者都对那些细节毫不在意，大都是直奔主题或者直接发问一些关键的地方，比如“他们打伤了人没有？损坏的东西物价局作了价没有？价值多少？”……等等。所以后来，侯标再说起来也干脆了许多，直接把这些关键的地方说了，其他的细节对方如果问了就说，不问就不说了。
比起以前找的公安的那些朋友，检察长显得更有耐心些。他等侯标把情况叙述完了，才喝了一口水说：“小尹给我打过电话以后，我就把这个案子的案卷看了，案卷记载的内容跟您刚才说的基本是吻合的，没有什么大的出入。本来我想在电话中把情况向小尹介绍一下，但小尹的意思是让我亲自跟您说一下为好。我想也可以，一来我可以再向您了解一下情况，看与公安那边侦察的有没有出入，二来我也早就慕您侯总大名，正好可以借此机会见见您，所以就让小尹安排了今天这个会面。”
侯标听检察长这样说，愈发感到不安，急忙说：“给您添、添麻烦了检、检察长，为这么点的事情就、就约你出来，实在不、不好意思。”
检察长说：“不好意思的应是我们，作为司法机关，我们本应该给你们提供良好的投资兴业搞建设的环境，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大家都不愿意看到。听小尹说您为了两个外甥的事情现在连公司的工作都无法专心了，所以我就更应该来见见您，亲自把情况向您作个说明。”
侯标忙说：“惭愧、愧得很，这点小、小事劳检察长您、您的大驾，真、真是惭愧得很！”
检察长：“侯总您不要这么客气。实话说，您外甥的案子确实不是什么大案子。但在我们司法机关有个说法，案件无大小，无论多么小的案子，对于当事人来说都是关系到一生的命运甚至是全家人的命运的。就像您外甥的案子，在我们检察机关来说，小不小？确实小，小得不能再小了。但对您、对您外甥来说，却很大，关系到了他们两个的人生前途，关系到了侯总您的名誉事业。所以，案件无大小，作为检察长，对每一个案子我都会抱着特别慎重的态度去处理。”
侯标听了检察长这番话，心里感到很激动，又很舒服，对检察长有些肃然起敬了。他进而觉得，两个外甥的事情看来会有些转机了。
检察长接着说：“侯总您是明白人，我也不和您拐弯抹角了，我现在明确地告诉您，您外甥的案子，我们检察机关是一定要起诉的，这一点没有丝毫的回旋余地。”
侯标的脑袋“轰”了一下。
然后，检察长就把他们必须起诉的理由陈述了一遍，基本和许律师分析得一样。侯标顿时感到非常失望，甚至有了一些绝望，但他仍不愿意事情就这么没有挽回的余地了，他不甘心地说：“检、检察长，可是我和遭到损、损失的对方已经达、达成了协议了，我给他们足够的赔偿，他们也答应不、不再追究了呀！”
检察长说：“这就是我今天来见您的另一个原因。”说着，检察长喝了一口水，接着说：“现在不是对方追究不追究的问题，您的两个外甥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对方不追究，但是法律或者说是司法机关必须追究他们的责任。如果打坏了人，砸坏了人家的东西，可以用赔偿来解决掉的话，那这个社会还能稳定得了？那些有钱的有势的人还不天天想打就打想砸就砸？反正打完了砸完了花点钱给对方补偿一下就好了。要真那样的话，老百姓的生活还有安全保障吗？整个社会还不乱了套？”
侯标懂得检察长说的这个道理，但事情一放到自己头上，立场就会有了变化。所以不管别人怎么讲，侯标总是有些不甘心，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两个外甥就这么完了。
检察长好像看出了侯标的心思，说：“对不起，我不应该说这些，这些道理您侯总一定是明白的。那么，您的两个外甥能不能早点出来，回家陪他们的母亲过年？还有没有办法？我觉得事情还是有回旋的余地的。但这个余地不在检察院，而在法院。”
然后，检察长就把怎么回旋、余地在哪里说了一遍。大意是说，按照我国刑法规定，侯总的两个外甥必须要按法律程序过一下堂了，这一过堂，恐怕是凶多吉少了，案情那么明了，无罪释放是不可能的，但在量刑上就可以有点讲究了。现在所能追求的最好结果应该是让法院那边来个押几判几，就是说现在已经拘留了几个月，到时就判个有期徒刑几个月，把人即刻放了就行了。反正已经拘留那么些日子了，这样一判等于把人捞出来一样了。所不同的是，两个孩子也就成了判过刑的人了，也就是说政治上有了污点。但既然判刑是改变不了的了，尽可能地少判应该是最现实和迫切的问题。检察长还说，如果押几判几做不到（因为根据他两个外甥的犯罪事实，就判几个月恐怕有点量刑过轻），判个缓刑也行，反正现在是能把人放出来就好了。但判缓刑不好之处在于，缓刑期间的日子不好过，得时时绷紧那根弦，不如押几判几来得痛快来得彻底。
检察长说的这些，和许律师说的意思都是一样的。看来，法律条条框框在哪里？可以钻的空子在哪里？做法律工作的人心里都是一样的清楚。
和检察长分手的时候，侯标的心情特别不好，不知道因为什么，好像不全是为了两个外甥的事情。检察长的那些话，是推心置腹地跟他讲的，但他没有丝毫的感激。以至于分手的时候，他连句“谢谢”也没有说，直到检察长走远了侯标才回过神来，觉得自己太不应该，给人家检察长留下的印象好像是听说他帮不了忙了，就态度不好起来，也太小气和势利了些吧。
这个念头在侯标心里只是一闪而过，就消失了，一个更为急迫的念头又占据了他的脑海，那就是，得想法尽快与胡家辉联系一下见个面了。既然许律师和检察长都把解决问题的箭头指向了法院，那他也只好把箭头指向胡家辉了，这已经是别无选择了。对于一个溺水的人来说，每一块飘过的木板都是他的生命。现在，胡家辉成了侯标惟一的木板了。
好多日子没有和胡家辉联络过了，侯标真不知道拿起电话来该先说些什么。
自从自己说要帮胡家辉往上再走走的事情黄了以后，侯标就一直不大好意思给他打电话了。他也明白胡家辉是不会怪他的，但自己就是磨不开这个脸面，当时可是信誓旦旦地拍了胸脯的呀。刚开始几天是不好意思，时间一长，就更觉得有些生疏，不知道话该从哪里说起了。
不好说也得要说的。侯标想，再过不到两个月就是春节了，要想让两个孩子顺利地回家陪妈妈过节，现在除了胡家辉能够帮上忙，找其他人已经无济于事了。两个外甥的案子无论如何都要经过区法院，作为区法院的刑事审判庭庭长，只要胡家辉愿意帮忙，应该能帮上忙的。这个时候，找谁都不如找胡家辉来得直接和管用。侯标心里清楚，要想为两个外甥争取到所谓的最好的结果，现在也只有胡家辉能做到了。
想是这么想，但是专门为了两个外甥的事情约见胡家辉，侯标还是进行了相当艰苦的思想斗争的。从东北农村来到这个城市，当再次遇见胡家辉时，侯标曾经给自己定过一个原则，绝对不能因为个人的私事而让胡家辉做为难的事情，他要把胡家辉当作一个朋友，不要让他感觉出自己对他而言是个累赘或负担。所以，在事情的开始阶段，侯标一直不愿意把外甥的事情跟胡家辉说，他想在公安或检察院这边就把事情办妥。可是，一旦碰上了法律，好多情况都不是他一个公司老板所能左右得了的了。人家给他讲得很明白，事情到了这个份上，不是要花多少钱的事情了，也不是哪个人想结案就能结案的了，必须按照法定程序一步步地走下去了。走投无路，他只好违背当初定下的原则了，准备求胡家辉为他循一次私情枉一次法了。
事情往往这么凑巧，侯标在这边正为怎样给胡家辉打电话而犯愁的时候，胡家辉那边也在为怎么给他打电话而犹豫不决。
胡家辉找侯标要说的，是关于郑平的住房问题。
说实话，自从侯标发了财当了老总，胡家辉还从来没有请他办过事帮过忙，也从来没有想到过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帮忙。到刘大建那里去跑官，纯粹是侯标心血来潮主动请缨的，他自己也曾制止了他，只是制止得不够坚决和彻底而已。虽然事情最后的结果是那个样子，但他不但不怪侯标，反而觉得是自己对不起侯标，一个劲地在心底责怪自己：都是因为自己的事情，让侯标和人大的生意也黄了。当初要是把自己和刘大建的那段恩怨跟侯标明说了，坚决不让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