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我回避一切询问的、敌视的、嘲弄的、不解的……花花色色的目光。我只希望黑夜快快
来临，那样我可以沉浸在想象的、一个人的世界里。
当老爷爷默默出逃，死在荒路上之后，真正的灾难降临了。我们家再也没有了一位老爷
爷的照料和恩护，没有了他熟悉的脚步声、他呼唤我们吃饭的声音、他与大青对话的声音，
这儿成了死寂的世界。茅屋空旷了许多，也冷清了许多，好像随时都有被什么给碾碎的危
难。大青真的哭了：我有一次蹲在院里，听到身后有什么哼了一声，一回头，见它卧在那
儿，垂着头，眼里闪着泪花……我捧起它的脸，泪水哗哗落下。
白天，只要父亲一回来，我就跑到了丛林中，爬到一个茂密的枝桠上，让身体隐在其
间。我害怕、自卑、羞愧、梦想，更多的还是渴望……渴望像别人一样无拘无束地谈吐，畅
声大笑或交谈……我整整好几个月没有连贯地、大声地说过话了。自从老爷爷逝去之后，我
就没有好好说过什么——我甚至没有说话。我大约只用点头、用眼神表达着意思。好像家里
人大抵都是这样。
我可以一整天盯着大树上的裂纹、地上的小甲虫、飘落的叶子。我心里这时涌起了滔滔
话语，叙说不停，一直到口干舌燥才怏怏回返。这时天就要黑了，林子里的老野鸡不停地啼
叫。我小心地走出丛林，走回我们的茅屋——那个小小的、屋顶像铅一样黑的茅屋，这时被
暮霭压得喘不过气来，它悄无声息……我每一次跨进小院都有点战战兢兢……
我这一次注意到大青的脸色异样——它像人一样无法隐藏自己的心情。
屋里，所有人都一声不吭坐着。我觉得空气中有一种瓷器被粉碎那一刻的尖利的声音—
—我知道空气中只要出现这种声音，大难就要降临了。
我靠紧了外祖母。她伸手抚弄了一下我的头发。我等待着可怕的消息。这时父亲低低
地、恶毒地咒骂了一声。母亲忍不住，擦起了眼睛。我不得不开口问一句：“怎么了啊？出
了什么事啊？”
外祖母把我搂到怀中，继续抚弄我的头发。
母亲抢答：“什么也没有，没有——你吃饭吧……”
我不信。但后来大家都坐到饭桌前了。什么也咽不下。父亲吃得最多，他好像与往日没
有什么区别。
第二天，外祖母说要领我到林子里拣干柴采蘑菇。我当然高兴。这已经是很久没有做过
的事儿了，这要专门让两个人去林子里，太奢侈了。自从父亲归来，我们就没有好好地到林
子里采过蘑菇和浆果，外祖母也没有再做蜜膏……
这一天到了中午外祖母还不想回家。我们不知不觉走向了丛林深处。我召唤只顾低头干
活的外祖母：该回家吃饭了。
可她说：就在这儿吃，你看我带了午饭呢。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儿——在林子里吃饭！
我们的茅屋就在丛林中，离这儿并不太远啊！不管怎么说这太让我兴奋了，我抱住了外祖
母。
那顿午饭我真难忘。有咸鱼块、锅饼、米粥，还有一大堆水果——有带来的，也有随手
在丛林中采的野果……
天快黑了，外祖母一点也不急着走。我提醒她：天完全黑下来时就没法走出丛林了。她
说不要紧、不要紧。我们往回走时天已经黑透了，结果我们在归路上差一点迷路。收获是足
够多的了：一大捆干柴，一大口袋蘑菇。
进院门时大约是夜里八九点钟了。小院静得可怕。我抛下柴捆就奔屋子，外祖母小声叮
嘱：慢点，慢点。
门没有关，虚掩着。原来爸爸妈妈都没有睡，他们坐在炕边，像在凝视黑夜。他们故意
不点灯。他们在等我和外祖母吗？
“妈妈妈妈……”
妈妈一声不吭。我去扯她的手，发现这手冰凉僵硬。我拥她一下，她搂住了我。
一滴滴眼泪落到我的脸上。我害怕了。
那个夜晚多静啊！
不知怎么熬到了天亮。我醒来了，好像突然觉得院子里缺少了什么。啊，是缺少大青的
声音，是它一扭一扭在屋内跑动的样子！我一冲跃到院角，那儿有它的小窝……小窝空了！
“大青！大青！”
父亲和母亲，还有外祖母都站在了门口。
“大青呢？！”
母亲看看父亲，父亲沉沉地哼一声：“跑了！”
母亲转过身，回屋了。
我四下寻找，后来发现院子有些不对劲儿：铺上了一层洁净的沙子。而这在过去，只有
下过大雨之后才铺这样的沙子，那都是老爷爷亲手去做……我一声声呼喊大青。没有任何回
应。
我这时看出来，我们的院子好像被铲过，然后又铺了沙子……我只觉得身上燃得像炭一
样，就快支持不住了。我似乎明白了什么。
……事情又过了很久我才弄清全部缘由。
原来那些来我们家的人早就恨着大青了。他们说：它咬人，必须宰掉。母亲不知赔了多
少礼，说它是多么懂事的一条狗；它从不咬人；而且住在荒原上不比住在村落的人家，离了
狗是不行的。他们不睬。又过了几天，来了通知说：你们在三天之内必须把它杀了；如果第
三天还不杀，会有人替你们做。凶狠的家伙害怕我们把大青送走，就强调：必须见到狗尸才
算数……三天过去了。我跟外祖母到丛林中去的那一天，是第四天。
院子被大青的血溅红了。刽子手离开后，父亲把血迹刮去，又担来了沙土……那时母亲
已经起不来了。
在我眼里，大青是个小妹妹或小弟弟，它与我们情同手足。它知道的茅屋的故事太多
了，它到后来深深地沉浸在茅屋悲惨无告的气氛中，几乎一年里没有真正欢跳过。
有人竟然杀死了一个儿童般纯稚的大青。
从此我永远也不会相信这个世界了。它必遭恶报、那恶报将是可怕的。
妈妈和外祖母头上的白发飞快生出。不久，外祖母就病逝了……
我再没有一个独特的对话者，只好更加沉默。我回避着，逃窜着，躲开所有人。最好的
去处就是黑夜的梦想，是一个人的丛林深处。我在自我的世界中喃喃，我渴求，我追忆，我
仇视着、爱着。
在善良无欺的、贫穷如洗的农民面前，我羞愧难耐。在那些流浪汉面前，我感到了煎
熬。我不敢长久地去看洁白的小羊、聪慧的小狗与和顺光滑的鸽子……因为我不敢想它们的
结局。我一生都因为不能挽救善良的弱者而愧疚。我知道这种愧疚已经构成了我的性质，我
正忍受着无所不在的戕害。
这就是我的世界，自己的世界。谁来这个世界的边缘与我对话？没有，这儿永远只是我
自己的呼吸之声——时而急促时而平静……而在我的对面，在那个肮脏的污团中，一些满是
油迹的脸大仰着，埋怨我“骄傲了”！我岂止是骄傲。
……
追求高贵的时刻来到了。我将永远骄傲着。是的，我开始直接说出我对你们的藐视了。
我的导师去世以后，悲愤和绝望压迫着我，几乎无法走到办公室去。我开始用另一种目
光审视那座大楼了。我心里非常明白，眼下必须尽快离开那儿，因为无法容忍的污垢已经堆
积如山。我陪伴我的导师走到了尽头，使命暂时完成了。
我该走开了，走到一个稍微清爽一点的地方，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我害怕窒息。
到哪里去？我首先想到的是去一个环境宽松之地，当时最羡慕的是某个不必坐班的单
位。环顾了一下，这座城市中这样的单位不多，其中包括几个杂志社。一个朋友联系了一
家，我以前注意过，这份杂志还比较严肃，就答应下来。
现在看我的选择又是一个错误。但这在当时好像是自然而然的。一方面我急于躲开、安
顿自己，另一方面我所需要的那种环境原本就不存在。我在选择之初还处于相当模糊的时
期，在痛苦、犹豫和决绝之间徘徊，追求中还抱着一分幻念。
杂志社的头儿是个四十多一点的女同志，矜持而端庄，看上去只有三十左右，是什么学
院常务副院长的第二任妻子。她用一个磁化杯子喝茶，在一个合用的大办公室里办公；她常
常与大家一块儿讨论平时遇到的一些问题，给人和蔼随便、认真和有原则的印象。她的对面
正好有一个空桌，这会儿就成了我的地方。
每天我都能闻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淡淡的丁香味儿，她大概使用了那种香型的化妆品。
她是一个十分干净利落的女人，打扮上真是一丝不苟。她微胖、白皙，一双眼睛黑亮得像个
婴儿，平时很喜欢吃零食，上班时常吃一点新疆葡萄干、松籽和话梅等，每一次都递过来一
些。
比起原来的头儿，我觉得她好多了。在这样的单位工作，累一些也没什么。本来杂志社
规定一三六上班，可我愿意每天都来这儿。与过去不同的是，我现在要参与讨论版面、稿
件、文化科技动态和艺术等等，新鲜而富有弹性。这十分合我的胃口。不久，就由我亲手编
发了我的导师的遗作——那些动人心弦的诗作。我们的杂志有文学艺术版面，它以前由主编
兼管，这会儿就让我接替了。
杂志社与○三所相比，工作人员的福利要差一点，但也相当好了。每个编辑人员除了按
时发放工资外，还有坐班费、编辑费及好稿奖励。整个杂志社共二十余人，有一幢办公楼，
一座宿舍楼、四辆车，经济上独立。由于杂志发行量几年来一直稳定在二十万份，所以非常
宽裕。后来各种严肃报刊的发行量受电视和通俗读物的挤压，数量急剧下降，我们的杂志也
保住了十万大限。这样经济收益仍然很好。加上这份杂志一直是政府支付经费，所以它注重
的是社会效益，即便发行量下降到几千份，工作人员的工资仍然不成问题。
主编柳萌经常把丈夫对刊物的意见告诉我们，使我知道她非常看重男人的意见。每一次
她都让大家一起分享那种特别的欢乐：“他看得才认真哩，哪个标点不对都用铅笔标出来；
还有，哪个‘的’该用‘地’，他都划了记号。他说插图太草率……”我注意看了看，发觉
除“插图草率”一条是绝对正确之外，其他的都搞错了。
她特别注意收集社会上的反应，如果是某个领导的意见，她就会召集大家议一下。所有
杂志社的人胆子都蛮大，一些敏感的稿子也敢端到主编面前，她一高兴就签发了。我发现她
与一些领导打电话的时间比较长，说话非常随便，而且还不时地插一句：“就不！”“我就
不！”“我才不管哩！”当然，这不是什么大胆的顶撞，电话另一端的人绝不会恼怒的。
凭了柳萌的关系，我们的杂志几次化险为夷——有些稿子当然要得罪人，有的告到上边
头儿跟前，头儿就抓起电话直接找柳萌。柳萌据理力争，不时地吐出几个“就不”，问题就
解决了。
柳萌是杂志社绝不可缺的人物。我觉得她唯一的缺点是容易接受影响，自己内心并无什
么固定主张。但她人的确不坏，善良，单纯，心态绝不像四十多岁。同室的一个三十岁左
右、毛发非常浓重的男编辑，好像可以拘束柳萌。他不愿做的事情，柳萌也没有办法。男编
辑脾气很大，有一次我上班略晚了一点，一进门发现他把一个水杯子扔在地上，柳萌的脸正
转向窗外。我坐下来，柳萌还站在窗前，一只手在掏手绢。后来她转过身，让我看到了发红
的眼睛——她刚才哭过！
我稍稍有点吃惊。
她极力显得什么事儿也没有，马上笑着问我，说封二的裸女画怎么了？我最不喜欢一窝
蜂跟上了：现在几乎所有的杂志都要刊登裸女半裸女。她说：“我们家那位这一次比较解
放，他说‘人体美嘛，这有什么不好？不要太保守’，我松了一口气……”我觉得这与“保
守”毫无关系。这其实是一种迎合，与真正的勇敢并不搭界。柳萌仗着一点什么，很喜欢扮
演思想解放的勇士，言别人所不敢言，做别人所不敢做，骨子里却很愿讨人喜欢。她并没有
在真正的意义上坚持过什么。
这是我一眼就看得出的。
柳萌在两个方面都会被接受：上层与民间。日子久了，我终于明白那个男编辑与她的关
系非比寻常了：他们一起出差、一起参加笔会、加夜班等等。她有时注视对方的目光是十分
青春的，那往往是短促的一瞥。而那位副院长老头儿与她恩爱非常，每次都用自己的车接
送，她对老院长也像对待一个大孩子。
有一次她与我讨论起“瓷眼”的事情。我不愿提到他，她就一个人谈：“都知道那家伙
那方面太糟烂。像畜生一样。我最讨厌这样的人。有一次开会见面，他握住我的手就不放，
两眼直勾勾看人……还与我们家那位是老朋友呢！什么玩艺儿，他对你的评价根本干扰不了
我们，我知道他的德性。当然了，男女的事儿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大惊小怪——关键看是不是
有真情实意，就是说感情深不深，两个人如果真……”
她端起磁化杯喝茶，没有了下文。
可惜这样悠闲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大约是我进杂志社的第二年，关于刊物自养、自负
盈亏的风声就大起来。柳萌让大家不要慌张，说不管他，全城剩下一份刊物由政府补贴，也
得是我们。大家对她的话坚信不疑。
果然，全市刊物自补会议开了好几次，不少刊物都从补贴名单上划掉了，我们的刊物仍
然照旧。大家暂时松了一口气。
第三年春，又是传言刊物自救，说政府改革措施加大，将把各种各类刊物一律推到自由
经济之中，砍掉所有补贴。我觉得这一次可能是真的，因为那个男编辑已经受柳萌之托，动
手搞一个“基金会”了。他差不多停止了正常工作，一直开一辆专车在外面奔波，社里的小
女打字员随其左右，称为“女秘书”。我们问主编刊物前途，她说：“找过上边头儿了，没
事。”
男编辑越来越忙，他开始到很远的东部去搞钱了，而且正式提出车上要装备一部无线电
话。柳萌同意了。她自己一直想装这样的电话，但没舍得。
基金会进展缓慢，柳萌说现在办什么都难。她开会布置工作，特别强调杂志社的“创
收”问题，说尽管我们刊物没事，但仍要提防“无米之炊”，要求我们每一个编辑都要关心
经济问题，想点子、出方法；还特别提出一个规定让大家讨论：在“创收”中效益显著者的
回扣——即从全部款项中抽多少归他所有？她说这之前是严禁的，但如果形势严峻了，这个
问题就由不得别人，这关系到一份杂志的生死存亡！“挽救刊物就是挽救未来！”
美丽而庄严的一句警语——从哪儿学来的？这不像她的语言，也不像她那个胖乎乎软绵
绵的老头儿的。
我心里非常清楚，我们这个杂志不同于其他杂志，物质基础相当雄厚，长期以来又得到
上边的有力支持，而且订数直到目前居高不下；再加上广告费，自保当是没问题的。从长计
议对，但如此惊慌，磨刀悬赏，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了。如果我们过去不是那么大手大脚花
钱，基金会早成了。大家得捞且捞，比一比那些勉强维持着基本工资的严肃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