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播放，舆论界就开始制作一种假象，什么“轰动”、“万人空巷”，其实大多是夸张和
编造出来的。广大群众，被传播媒介愚弄的现象非常严重。它们扭曲和覆盖大多数人的真实
看法，有时想牵着鼻子走，一直走到很远很远——这时人们再要回头也做不到了。
看的人多并不说明“轰动”。没事了打开电视，有时只是一个习惯动作。我们过得太无
聊，大多数是穷人，喜欢方便和简单，打发时光。电视艺术是穷人的消遣。总之看个画面很
方便、省力气，至于是否看到底，是否从头至尾，如饥似渴地打开电视机，那就是另一回事
了。更多的人是瞥上几眼，因为撞到眼上了。但它比纯粹的文学制品、艰深内向的文化制品
和严肃文艺的读者多得多，这很自然。
其实何必惊慌。电视绝不会成为文学的杀手。欧洲普及电视是几十年前的事，他们除了
电视，吸引人的东西还有很多，但他们的重要级作家仍然有深厚的土壤，读者仍然有增加的
趋势。我说过，电视艺术是穷人的消遣——这可不仅指物质方面的贫穷——享受也需要能
力，在文盲还占相当大比数的一个国家里，更高深和更纯粹的艺术不会普及，因为没有消化
的胃口。在刚刚解决温饱的人群中，需要的消遣品总是更直接、更便当、更通畅。粗疏和简
陋有时非但不是缺点，还是吸引人的一个方面。某些电视艺术就是如此。一个很有教养的人
不会把大量时间耗在欣赏电视节目上……
好像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这么多的“作家”离开了队伍。前几年的拥挤犹在眼前，
这从一些文学讲习班的盛况就可见一斑。文学青年分布在各地、各行各业。大学的文学沙
龙、座谈会频频举行，那种热烈的场面令人难忘。如前的盛会从此销声匿迹、再也不会出现
了吗？不知道。那可很难说。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留下来的也就留下来了，走开的也就走
开了，走开的用不着欢送。倒是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其中的一些人转而经商，赚了点钱，也
有的赔得一塌糊涂——无论赔钱的还是赚钱的，都不约而同地表示了对艺术的轻蔑。
他们把以前学到的一点艺术夸张的基本功，用到了对作家艺术家的污蔑和谩骂上。经商
没有什么不可以，但经商和文学既然是不同的，艺术家就大可不必受生意新手的辱骂。我对
这种嘈杂倒听得津津有味。艺术上的低能儿突然以为有了嘲笑的权力了。知道这是一个什么
行当吗？这是伟大的鲁迅、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的事业，是但丁和普希金的事业……那种人
其实是在显露自己的卑贱，不配加入高贵的行列。
个别人也不恭地议论起艺术家来，实际上这样的人往往是极为幼稚和可笑的，无论在自
己的专业方面还是在对人生社会的认识方面，大致还处于不着边际的阶段。
真正热爱艺术的人走入了一个艰难的岁月。可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个局面不会改
变。有人在《读书》杂志上引了一位老作家的话，他说作家和艺术家要“守住”。“守”字
用得多么好。因为来自各个方面误解特别多，作家艺术家与社会产生的隔膜越来越大。１９
９２年和１９９３年，好多人都提不起精神来，读者队伍越来越少，很好的著作才发行几百
本。有一位著名教授，他最重要的一本论文集印了２００本。这印数太可怜了。发行渠道不
畅是个问题，这个时代开始弄不懂思想的价值。纯粹的学术艺术著作本来就容易遭到误解，
绝不能跟那些通俗文化制成品在一条起跑线上竞争。
一个人有好多欲望，其中最大最强的就是使自己摆脱贫困。积累财富的欲望从过去到现
在一直存在。好像很少有人安于清贫。不过眼下的情势是这种欲望已洪流滚滚，空前高涨。
它对思想之域的冲击是非常大的。物欲若得到广泛的倡扬和解放，人就开始蔑视崇高。
今天果真是不能谈论崇高，也没有了严肃和纯粹的艺术，不能回答和警醒了吗？我认为
人群中从来不乏优秀分子，好的著作家从来不必担心他的读者太少。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不缺
少纯美深邃的心灵。你觉得自己的声音有价值，就不要担心它弱小；你觉得你的见解很重
要，就不要担心它藏在一个偏僻闭塞的角落。你会从角落里走出来——不是你自己，而是你
的声音，你的思索与劳作。
今年冬天，我到一个贫穷的县份里去过，那里很贫瘠，秩序也很差。可就在那么一个偏
僻闭塞的角落，也仍然能遇到一些热爱艺术和寻找信仰的青年。我接待了两个二三十岁的
人，他们穿着很差，头发也没好好梳理过，其中的一个衣服上还有补丁，鞋子破旧。可跟他
们的交谈，让我感到了极大的愉快和幸福。他们的好多见解，对经济、文化、艺术方面的新
鲜而独到的看法、非常深刻。即便在繁华之地也极少听到的。这只是两个居于穷乡僻壤的青
年。我很激动。我曾问他们认识多少人？他们说很多。我问经常和他们一起讨论的有多少？
他们说过去二十多个，现在只五六个了。我想这就对了。这五六个人在这个县里一定是很重
要的。他们的声音总是通过某个途径和某个机缘得到记录和传播，对人发生影响，比如说对
我就有了一次极大的促进。我还要把他们的思想传达给我的朋友，并归纳到我的思索之中。
我和朋友一块儿扩大两个青年的声音，并将这两个形象记在心中。像这样的青年我相信一辈
子还会遇到。我想他们的周围可以形成一帮类似的人，鼓励修研。一个人常常渴望一辈子要
干很大的事情，有这个奢望是很对的。可是究竟什么才是大？人的一辈子只要真正能够改变
一两个人，那他这一辈子就很了不起。
我看过一个故事，上面讲一个笃信宗教的人，他一辈子都在做一个事情，就是挽救世俗
的人，让他们皈依，一切的机会都不放弃。有一次他在车站上等车，利用了短短的五分钟就
成功地“救”了一个人。他幸福极了。他就是这样地重视人。
现在有很多人不重视人，不爱人。让这样的人充斥时代是令人厌恶的、渺小的、没有希
望的。真正伟大的人必有高贵的心灵，必爱人、重视人。这种爱和重视不是抽象的，而是非
常具体的。要从同情关怀一个具体的人开始你的善良。要不厌其烦地为不幸的人去辩解和呼
号，哪怕一生只为了一个这样的人。他如果是无辜的，就让我们全力以赴地护住这个身躯
吧。为一个人可以付出自己的所有，敢辩驳，而且不被周围的巨大声浪所淹没。一个人是小
的，他代表和说明的原则却有可能是大的。
时间好像被压缩了。我们踏上了时代的列车。稍微翻一下世界历史，来一个回顾：美国
和欧洲在整个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虽然我们不能也不必沿着它们
的旧有轨道挪动，但总是由农业国往工业国过渡，总是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社会走向比较
发达的社会。这是一个转折。和欧美一样，在转折期有一大部分艺术家会走入尴尬，走入无
以为继的那么一种状态。他们与社会的隔膜是非常明显的。社会每一次发生动荡，社会秩序
每一次出现凌乱，艺术家就会如此。美国考利写了一本《流放者的归来》，记录了海明威等
所谓“迷惘的一代”怎样苦熬巴黎。他们一群艺术家大部分从世界大战中归来，归来之后却
遇到了那样令人失望的一个美国社会。社会开始转换，秩序陷于混乱，原有的准则与状态一
块儿给打乱了，等待进入新的轨道。各个阶层、各个领域，都出现了混乱。而艺术家、思想
家又不断地处在既留恋过去又探索未来的状态中，都有一颗不安分的心。他们很敏感地从新
生事物里发现谬误、重复和倒退，结果责无旁贷地成了一个时代里彻夜不眠的提醒者。他们
很痛苦，也不免恍惚迷惘。当人们的欲望得到最大限度的倡扬和放纵时，精神会一度失去魅
力。一些艺术家沦落到当时世界艺术中心巴黎去了。巴黎比美国快了半拍，整个社会更趋于
稳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大格局已经形成，艺术家在那里更容易找到知音，从精神上获得满
足、得到发展。海明威、庞德……好多艺术家，数不胜数。所谓“流放”不光指远离家园，
它也指精神家园的失落。
回到美国前后，他们相继写出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成为二十世纪初期最重要的作家，
也是整个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奠基者、经典作家。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总有个轨迹，过去
了的一段历史可以佐证当代中国，帮助我们寻找规律。
急剧变动的社会生活如同一个频频搬动和打扫的大房间，整个空中灰尘密布，让人恐惧
和焦躁，无所适从；但灰尘也是有重量的，它不能老在空中，它会落下来。不同的事物总要
回到他自己的位置上去，形成自己的格局，不会总是处于混乱状态，这就叫“尘埃落定”。
关键问题是谁能坚立于尘埃、冲破迷惘？如果在这个时期能够坚持下去，认定你的追求
和创造，认为你的激动都是出于生命的需要，那么你就不会飘浮。混乱时期从另一个方面讲
也总是使人飞速成长的机会，历史上的重要作家、艺术家大多是从最困难的精神环境里冲杀
出来的。与此相反的是，总会有一批又一批艺术家放弃了，松弛了，结果也就沦为平庸，等
而下之。这是一种必然，很可惜。
这个时代可不是思想家和艺术家最尴尬的时代，如果冷静一点将会发现，这从来都是思
想界、艺术界百求不得的那种冲洗和鉴别的一个大机会。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精神的一度荒芜，总是意味着它将焕发出更大的魅力。
如果我们把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的曲线重叠到一块儿，就会发现：它们
在很大程度上竟会吻合。文化低谷、通俗艺术高度繁荣，经济起步、社会变动、喧哗骚动，
从疲惫到稳定……这个时候坚持下来的思想家不仅是生活的希望、时代的良知，而且还会成
为下一个时代的星光。
我们都走入了检验和归属的时代，它对我们构成了那么大的刺激和引诱。庞大的队伍由
于虚假而消失，道路再不拥挤。既然走入了冷静和安宁，就应该充满希望。瓦解之后，你的
坚持将变得事半功倍。
面对一个倡扬生命的欲望和尽情挥发的时期，可以充分地体验痛苦和惊愕。也只有此刻
才能最大限度地、强有力地向人心做出挑战。一个人哪怕有了几十分之一的回答，也会非常
了不起。如果政治上极大地禁锢，各种思想都纳入固定的框架，钻入单一哲学隧道，我们就
很难进入任意幻想的十字路口。没有犹豫也没有徘徊，答案是现成的。谁也不再试图从原有
的答案下寻找另一个答案，有人替我们想好一切，人丧失了思想的机会和能力——只有单一
的声音，它非常强大，不是嗓音，它是统一的巨大的声音，使你无暇思索，不能思索。这么
多年过去了，我们发现了几部那个时期留下来的珍品？大部分人，包括一些很了不起的思想
家、艺术家都在那里沉默，干一点与他的身份极不相符的事情，他没写出什么了不起的东
西。看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客观环境，一个人总是在一种环境里生存。离开
了一种环境就会失去某一种能力。环境能够毫不留情地、在不知不觉间扼杀或扩展人的某种
东西。一个宽松放任的环境，人时常会有被淹没的危险，但这也比那种禁锢好得多。你可以
比过去更大胆地幻想，放任你的思想。创造的力量呼唤出来了，魔鬼也应时释放出来了。恰
恰走入了这种自由、混乱、多元，也就最大限度地焕发了人的创造力。
我们不得不适应现代世界的节奏和步伐，在经济、文化、政治各个方面与活着的今日世
界“接轨”。当代文化要融入整个世界文化，经济更是如此。这样，时代的列车才能运转。
不言而喻，我们的汉文化会空前地走向外部世界。当汉文化与世界文化发生撞击的时候，它
将接受更多的新东西。这一代中国思想艺术界可以更多地接受世界文化遗产。以文学翻译为
例，几乎任何一本有影响的外国文学新著，特别是“纯文学”，很快就会在我们的书店见到
中文译本。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米兰·昆德拉的《不朽》，在国外刚出版了一
年左右，我们国内就见到了它的中文版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发展和积累当然会比过去
快得多。
在这个时期，恰恰操守成了最重要的。唯在这个时期，不能苟且，也不能展览肮脏。
我看过郑板桥晚年给他弟弟的一封信，上面说像我们这种能写几句诗、画几笔画的人太
多了，这就算当代“名士”？
实际上我们才算不得“名士”，我们不过是舞文弄墨的酸臭文人罢了，因为从我们的作
品里一点看不到人民的痛苦和时代的声音……他说他如果为了混生活，完全可以干点别的事
情，可以种地，何必捏着一支笔杆在纸上涂来涂去画来画去？世界上有多少种方法混生活，
如果用笔墨混生活，可就算最寒酸、最可怜的一种了。郑板桥的觉悟令我心动。我从此明白
了一个用笔的人怎样才能不寒酸、不可怜：这就是记住时代和人民，好好地思想，要始终站
立着。不能阿谀，也不能把玩——把玩自己的精神是非常可怕的。玩鸟也比玩自己的精神好
啊！我们现在有人崇拜的不是一种献媚，就是一种酸腐。
比起那些粗糙和浮浅而言，这种堕落更为隐蔽，并且有点“可爱”。不能忘记人、人
民，要有郑板桥那样的警醒。思想与艺术之域，保留下来的只会是战士。艺术本身有魅力，
那正是因为精神有魅力。一定要用心灵去碰撞，要写出人的血性来，只有这样才不能使自己
变得可怜。
除了可怜，还有一种让人讨厌的艺人。这种人任何时期都有，他的笔无论怎么变化，总
是跟一种强大的、社会上最通行最时髦的东西一个节拍。我们听不到他自己的声音。我们从
一开始就应该跟这部分人划清界限。我们的心灵应该与他们不一样，我们的同情心任何时候
都在弱者一边。同情弱者，反映最低层的声音——它正是未来所需要的。一个思想家、艺术
家，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坚持真理和正义，不向恶势力低头，永不屈服，永远表达自己的声
音，喊出自己的声音：
只要这样做了，就会生命长存……
时代：阅读与仿制现在到处都能看到简单的模仿，从人的衣着到说话的口气、举止，甚
至是恋爱的方式、会议开场白……模仿代替了真实的生活，模仿就是生活。在这种模仿中，
积极的、有意义的因素被不断抵消；一个生命对主客观世界的感悟、判断、分析和发现，都
降到了非常次要的位置。
相互模仿的结果就是一起走进了盲从。
一个作家的盲从实际上等于自我取消。一个小说家现在极容易找到借鉴或移植的标本，
他从中借取的可以是气韵、结构，也可以是思想本身；而当代读者不断受到时代风气的训
导，又极有可能在拙劣的模仿品中找到一丝亲切感，这也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