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名字也叫不上来，只是很笼统地随孩子称他表舅，但依然打酒割肉地接待了他，
并且承担起宣传的义务。这天晚上，他家里就聚了不少庄里人，看他施展医术。他
是一个扎针的郎中，这时节正是一个扎针的时代。我下乡时，专带了一副金针。其
时，与贫下中农结合的途径有一，就是为老乡们扎针。那时候，现代医学的迷信已
经破得差不多了，几乎人人可以无师自通做一名赤脚医生，一本《赤脚医生手册》
可包治百病。与此同时，又诞生了金针的神话，它无所不至。不是有一部电影就叫
《无影灯下颂银针》吗？我这副金针，当时的价格是一元五角，是最昂贵的一套针。
它从缝衣针长短，直到筷子长短。亮闪闪的，针头上则是金黄的铜色，依次排列在
一个考究的塑料封套里，还配有一本人体穴位简图。这晚，我就带着这副从未拆过
封的金针，去到那一位来了远亲的老乡家里，准备向他的远亲学习扎针。
去的时候，屋子里已经坐满了人，凉床上躺了个老头，探着上半身趴着，背上
立了几根针。那郎中坐在床沿，面前案板上点着油灯，灯下排开一个布包，包袱皮
上是几根黑擦擦的外。我的针一放上桌，人们的眼睛不由一亮，连昏暗的油灯都发
出光来。这些针闪着真正的银光，而且那么纤长，细挺，均匀，光滑。他的外呢？
黑，脏，粗，锈，还不直，连底下的包袱皮都是油腻腻的很腌（月赞）。一个大爷看
着我的针，忽然“嘿”地笑了一声，说：小王还藏着这宝贝哪！它可真像是宝贝。
在这土坯屋里，熠熠生辉。那郎中用脏兮兮的手拆开了封套，捻出一根针，又用他
的黑棉球煞有介事地擦了擦，然后果断地插入身后那老头的腰上。这时，我向他提
出一系列的扎针的问题。他没有正面回答我一句，而是东一锤子、西一榔头的，不
知说些什么。那老头趴在凉床上，差不多睡着了，对金针没什么反应似的。屋里人
也都把他给忘了，很热烈地说着些无关的事情。显然，人们聚到这里来，并不完全
出于对游方郎中的兴趣，除了老头，谁也没打算要他来治病，只是凑个热闹，找个
由头坐到一起聊天。平常的日子，谁也不会允许点灯点到这时候的。这就是乡村的
夜生活。其实从一开始，人们就没有对游方郎中加以注意，还赶不上对我的金针的
注意。他们随他在老头身上糊弄着，那老头则已经老得千锤百炼似的。游方郎中显
然是受了大大的冷落，这冷落是出于一种见识，但因为有涵养，也就不计较，不点
破了。应当公允地说一句，游方郎中里确实有着奇人，可不是所有的游方郎中，甚
至不是大多数。绝大部分的，是借了神人的名，混日饭吃。又有不少的一部分，还
招摇撞骗。游方郎中的神入，就是在这些垫底的大多数之上的一个两个，他们的英
名笼罩了全体人员。这郎中分明感觉到了人们的冷漠，他们从周游的经历中得来的
经验，告诉他们这个村庄不可久留。他们毕竟是手艺人，凭手艺吃饭，再是亲戚也
不兴白吃白住，这也是他们的职业道德，或者说行规。此时，他对身后的老头也失
了兴趣，他的注意力全在了我的金针上，他爱不释手。于是，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十分坦然地从我的针里，抽出最长的几根，包括老头腰上的那根，放进了他的布
包里。这种偷窃的行径是如此大胆地在眼前进行，几乎使人以为是正常的事情。就
这样，一眨眼工夫，我的闪亮的宝贝就进了他的腰包的三分之一。第二天一早，他
就离开了我们庄，从此再没有回来过。
我们庄就是这样一个有教养的村庄，它虽然是天命论的，但却并不愚昧。它对
事物有着自己的看法，颇有分辨力。不要以为它是麻木的，它只是不露，而到了某
一个时机里，它会以一种空前的强烈程度爆发出来。
蚌埠医疗队里还有一个成员，叫马医师。他也属于我们庄的医疗队，但是被留
在公社医院里帮忙。据说有时也到我们庄来看病，我却好像从没见过他。后来听人
描绘，说他是黑黑的，矮矮的，瘦巴巴的，我就好像是见过他的。他有心脏病，有
一天，正和病人问诊，突然滚到桌肚里，死了。他的葬礼就在公社所在地举行，农
人们从四邻八乡赶来，许多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他们老远地打着幡旗，号哭着走过
泛青的麦地，向马医师走来，老人们哭倒在地。公社里从来没有聚集过如此众多的
农民，人们说至少也有几千人，号哭声掩盖了领导的悼词。送葬的队伍排成长龙阵。
我很难相信，我的古板的，世故的，老到的，深藏不露的乡人们，会有如此激情的
表达，可事情确实如此。马医师决不是医疗队里最优秀的一个，也不是与农人们接
触最多的一个，他的家人们也留在了蚌埠，这使他不得不往来于城乡之间。但马医
师是一个代表，代表着一种与乡间传统的知识，性格，生活方式全然不一样的存在，
而这存在的深处，再深处，且与乡间的古老的道德相符，所以受到乡人们真心实意
的欢迎。
在这一个时期里，青年们普遍热衷于以文学来表达思想和心情，这大约是有着
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这时的青年大都是苦闷的，前途茫然，这茫然倒不是如“五四”
的那样，徘徊式的，无从选择与决“定，而是没有选择，一切都难由己决定，束手
无措的；二是因为文学是个人的自由的方式，无所作为的青年们能够做的，恐怕就
是私底下，用一枝笔在一张纸上书写什么，由于是纯粹私人性质的写作，因此却是
政权难以干预到的。所以，那时候才是真正的文学的时代，几乎每个人都和文学沾
上一点边。书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行为。青年们互相传阅着一些名著，同时传抄着
一些著名的诗句和篇章。当时，最为流行的是旧俄时期的小说：屠格涅夫的《罗事》、
《父与子》；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高尔基的人生三部曲；
陀斯妥也夫斯基《罪与罚》，《被污辱与被损害的》；涅克拉索夫的《俄罗斯女人》；
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等等。我们从中吸取的是一种悲哀的情调，这种
悲哀的情调于我们是很好的抚慰。四周围都是昂扬奋发的歌声，告诉我们幸运地处
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而心情却是暗淡的，低沉的。我们明显与现实脱了节，于是，
我们只能到虚构的生活，这些旧俄文学里，寻找安身立命之所。在那里，生活反倒
变得真实了。我们读着这些来处不明的，被翻得破烂不堪的书，沉浸在那虚拟的故
事里，再将那故事拆成砖瓦，拿来建筑我们自己的故事。一个写作的时代就此开始
了。
在我们这个县城中，热爱文学的插队知青不知有多多少少，像播种一样分散在
各个生产队里，彼此缺乏联系，要等待一个契机来临，才可将这些文友集合起来。
这需要时间，还需要某种转变，才能形成这个契机。其实，机会并不是没有，有时
候，会有很好的时机来临，却因为某种缘故，终未达成默契。因为，这种阅读和写
作都是私人性质的，带有“地下”的色彩，还带有隐私的色彩，所以必须在默契之
下才可走到一起来。而这默契需要什么条件呢？它需要一定的心理准备，由一定的
心理准备积累起来的倍任与了解。它还需要灵感。这时候，信任会一触即发，就好
像触及了某一个灵敏的穴位，一下子通了。
在我插队之后不久，我便参加了县委主办的学哲学学习班。这个学习班总共十
来个人，由各公社选拔上来，可说是知青里的精英。除了我，他们都是下乡一年以
上的知青，在接受再教育方面，已经做出了突出的业绩。并且，一无二致的，还显
示出了思想和文字上的水准。这样，才可能被选拔来参加这个富有学术意味的学习
班。而我，所以能来这里，是因为县里有一位受父母委托照顾我的副县长，我称为
“伯伯”的。他一是知道我喜欢读书，二是想让我在这麦收时节，好吃好住地偷几
日懒。我们十几个人从早到晚在一起讨论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我们
结合各自在农村的生活，颠来倒去地证明毛泽东关于“实践”和“矛盾”的观点，
为这些观点提供了许多生动活泼的实例，其中不乏一些相当私人性的经验。可是我
们最终也没有超出范围。就是说，我们始终围绕着《实践论》和《矛盾论》，围绕
着毛泽东的理论。奇怪的是，即便是在宿舍里聊天，我们聊的也还是这些内容，我
们一点不觉得有什么不自然，为这样的氛围深受感动。那几天过得真不赖，我们五
个女生住一间清洁凉爽的房间，床上挂着白色的蚊帐。一日三餐都是净米白面，有
鱼有肉，另外还有补助。我们吃饱了就坐在一处谈《实践论》和《矛盾论》，一点
没有想到可以夹带些私货，说些别的。来的这些人至少一半以上是高中生，文章的
文采也不错，可通篇都是从“两论”里延伸出来的观点。我们朝夕共处七天，却彼
此隔膜，谁也不了解谁，谁对谁也没有深刻的印象，直到有一个人的出现，事情才
显示出一点不同寻常。倒不是说，事情就此有了什么变化，事实上什么变化也没有
发生。但是，此人的出场，至少说明了，这次学习班里，确实潜伏着契机的成因。
学习行将结束，是最后一天，还是最后第二天的时候，带领学习的老师突然间
安排了一次发言，这次发言明显地带有辅导与讲课的意义，发言者就是学习班的一
名成员。所以到这时候才特别地让他发言，是因为老师从大家交上去的总结文章里，
发现了他的不同凡响。这是个上海男知青，平时并不引人注目，事实上，有许多时
候，他不和大家在一起，而是单独行动。大家甚至叫不出他的名字。这次额外安排
的发言，使大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在人们疑惑的等待中，他开讲了。几乎就在他
说出第一句话的时候，大家都改变了表情。这真是语惊四座啊！他的态度很沉着，
很平静，并没有炫耀和唬人，可他的用语，措辞，解释和证明的方式，全是不同的。
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我都无法复述他的话，我甚至是不理解他的思想的。可他那
种光芒四射的言辞，留给我的印象至今还很鲜明。他说的实在是很漂亮，在他的照
耀底下，我们终于显出了平庸。他依然是在证明毛泽东的思想，可他的华丽的证明
形态却赋予了这思想一种个人化的面目。他的话不长，很简洁地结束了。没有人可
以和他讨论，对话。大家都沉默着。这颇像是一次身手不凡的表演，表演结束，观
众沉浸在惊愕与震动之中，久久回不过神来，甚至连鼓掌都忘了。
他那样具有修辞性地解释《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仿佛是一种暗示，暗示
了我们的学习本可以有另一种方式，一种文学的方式。可是事情已经无法从头来起，
我们的学习班到了末期。此人最后还出现过一次，就是学习班临解散前组织看电影。
他来看电影，是穿了一双夹趾拖鞋，手里持一把大蒲扇。这样子有些名土风度，并
且电影还没有放映，他就走了，似乎对看电影并没有兴趣，只不过来点个卯。他一
走，剩下的我们也都有些没劲。他的走，表示了一种轻蔑，对看电影这项活动的不
以为然。于是，大家也觉得无聊起来。他显然是学习班里的一个异数，他独往独来，
独自地思想。而他的独特，又与我们心底暗存的一种渴望呼应着，可惜契机只向我
们露了一点点苗头，然后，倏忽而去。
时过两年，我又与他见了面。这时我们已在县城农机厂形成了一个圈子。在我
们省首批知青招工中，县农机厂进了一些上海知青，其中有我姐姐。从此，我就经
常进城，进城就到农机厂落脚。而那几个农机厂的上海知青，也都各自有尚在生产
队插队的同学，也是隔三岔五地来叨扰。我们两三个人挤一个铺，实在挤不下，就
到县城里别的单位找上海知青搭铺。吃饭呢，就用脸盆打一大下子，大家围着盆吃。
此时，上山下乡运动已进入第三第四个年头，大家都有些疲沓。招工呢，则将众人
的心打散了。绷起的一股劲都泄下了，人也就放松了，坦然了，没什么顾忌，开始
任性，倒流露出了真实的性情。于是，我们很自然地，开始交谈文学，还有哲学。
这样的交谈是以阅读为前提的，它又反过来刺激了阅读。说起来，令人难以相信，
与阅读的热情成反比的，是阅读资料的匾乏。我们将每一本幸运到手的书读得个烂
熟，我们能到手什么就读什么，就使我们的阅读涉及面很广。其中，文学是基础，
阅读的兴趣往往是从文学出发，由文学推动的。因为文学是阅读中最浅显的，最具
普及性的。哲学则是高一级的，它将我们从文学的兴趣中提升了。我们不管懂还是
不懂，真有兴趣还是不那么有兴趣，都大谈特谈哲学。那些高深莫测的概念在我们
的三寸舌上，翻来翻去。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此时说的哲学已不再是《实践论》和
《矛盾论》，而是黑格尔，费尔巴哈。我们说，黑格尔的体系，费尔巴哈的体系。
重要的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这两个名词，体系部分是含糊的，混乱的，莫
名所以的。但是不要紧，这阻止不了我们一夜一夜地谈下去。就是在这当口，我们
中间的一个，带来了那个哲学奇才。
他的模样有很大的改变，其实也是我当时根本没注意他的样子，他的思想震慑
住了我。倒是他还记得我。再说一句，此时，我在县城里也小有名气，并且就是在
文学方面。甚至地区报纸《拂晓报》都曾起意要我。这名气从何而来，似乎很难说
清，并没有具体的事实，比如说，写作有某篇文章，我也很不善言辞。这多半是因
为我的作家母亲的名声，小半则是因为我在县城知青圈子里露面的频繁。这有点类
似现在以媒介露面的频率疏密，来决定是否为名人，以及哪一级别的名人。不管怎
么说，我在知青中小有名气。所以他就对我说：我们见过面，是在两年前的学哲学
学习班上。记忆突然闪亮了，我记起了他，我脱口而出：你就是那个人啊！他肯定
地说：我就是。于是，两年前埋下的契机的种子，这时候开花了。
在那时期里，对文学的了解不仅限于文学爱好者，有一些其实并不专门对文学
有兴趣的青年，也具备了相当于现在一个大学文科学生的，对文学的知识。这好像
是一个思想的前提，凡有头脑的，勤于思考的人，都必须要有文学的武装。假如没
有文学，所有的思想就失去了组织的形式，成了一盘散沙。好像思想没了语言，没
了依附于存在的实体，最后不得不流失了。而那时期里，青年大多是勤于思考的。
当你无法去自由地做什么的时候，你就只能自由地去想、这时候，思想即是虚无的，
又是实际的，因为它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内容。那时候，谁不在使劲地想啊，想
的。这是我们的娱乐。它使得我们枯燥乏味的生活，变得有趣味了，可以容忍了。
就这样，一个意识形态最狭隘和严格的时代，却恰恰是青年们思想最活跃的时代。
我们整天想着一些最无用的事情：人类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