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目
作者简介
短篇小说和散文：
隐居的时代
接近世纪初
冬天的聚会
喜宴
小城之恋
本次列车终点
比较北京和上海
评《许三观卖血记》
记一次服装表演
自然最美
寻找苏青
关于幸福
观后与写后
王安忆眼中的当今文坛
上海的女性
风月三篇
王安忆：我不像张爱玲
世俗的张爱玲
王安忆回忆：岛上的顾城
上海是一部喜剧
南陌复东阡
我写《小鲍庄》
中长篇小说：
长恨歌
妹头
我爱比尔
小鲍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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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简介
王安忆（1954～ ）当代女作家。祖籍福建同安，生于江苏南京。1955年随母茹志鹃
迁居上海。1969年初中毕业。1970年赴安徽插队。1972年考入江苏徐州地区文工团。1978
年回上海任《儿童时代》编辑，后任中国作协理事、作协上海分会专业作家。1975年冬开始
发表作品，1980年发表成名作《雨，沙沙沙》。著有小说集《雨，沙沙沙》、《王安忆中短
篇小说集》、《尾声》、《流逝》、《小鲍庄》，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黄河故道
人》、《流水三十章》、《父系和母系的神话》、《长恨歌》，散文集《蒲公英》、《母女
漫游美利坚》（与茹志鹃合集），儿童文学作品集《黑黑白白》，论著《心灵世界——王安
忆小说讲稿》以及《乘火车去旅行》、《王安忆自选集》等。其中《本次列车终点》获1982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流逝》和《小鲍庄》分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不少作品表现了
作者对社会人生问题的深沉思考。她善于从平凡的生活中发掘其底蕴，抉微勾沉，纤毫毕现。笔墨素淡，情韵幽婉，一些作品在文坛上产生广泛的影响。
隐居的时代
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随时随地可能遇见意想不到的人，这真的很有趣。这使
得我们的经历，变得非同寻常起来，变得富有传奇色彩。在我们所插队的淮北乡村，
有着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这样漫长的历史其实却只是由一些固定的人物演义下
来的。这就好比毛泽东同志描写的愚公移山：“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
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就这样，一直繁衍到了今天。这样的以家族
为组织单位的乡村，就是一座坚实的堡垒。当你听到村里的狗忽然之间一同狂吠起
来，不用问，一定是村道上走过一个外乡人。外乡人头也不抬地，匆匆走出村子，
走远了，狗才渐渐安静下来。可是，就是在这样的铜墙铁壁的堡垒中，会有奇遇发
生。事情就是这样不可思议。
在这沉闷的乡村里，竟然隐藏着那样的人和事，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与乡村的
环境融合在一起，并不显得有什么特异，看上去是同样的自然，好像他们早就加入
了乡村的历史。乡村的生活就有着这样强大的洞染力，它可将任何强烈的色彩润染。
很多尖锐的情节，在这里都变得温和了。它看似十分单调，其实却潜藏着许多可能
性，它的洇染力就来自这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足以使一切突兀的事情变得平淡和
日常。就这样，我在我插队的大刘庄，遇见了黄医师。
那已经是我来到大刘庄数天以后。我住在公社的一名副书记家中，他的妻子是
这个大队的妇女主任。家中有五个孩子，最大的年龄与我相仿，最小的尚在吃奶。
除了我，还有一名县城插队知青，也住在他家。主任家住三间两进青砖茅顶大屋，
这在我们村庄，算得上首富。后三间是主任夫妇的房间，他们带着最小的吃奶的孩
子睡那里。前三间，东边一间锅屋，西边一间住孩子，以及我们两个知青，中间迎
门的是堂屋。这天，晚饭的时候，县城的知青收工就回家了，几个小些的孩子早早
吃过去玩了，只有主任，主任的大女儿，还有我，坐在堂屋里的案板前吃饭。是收
麦的前夕，天已经很长了，太阳虽然下去多时，天光还很明亮。此时的光线非常接
近早晨，太阳都是在地平线以下，光是均匀地平铺着，景物倒比强光下的更为清晰。
黄医师就在此时，从村道走上了我们的台子。
主任家的房子，坐落在我们庄最主要的村道边上，高高的台子上。白日里，各
家的门都是敞开着，迎门坐在案板前，村道上的情景便尽收眼底。主任首先向着村
道招呼：黄医师，吃过了吗？接着，主任的大女儿，县中学的毕业生，应声起身，
让出一个板凳，转身又去盛一碗稀饭。这时，才见黄医师在了门口。他大约有五十
岁，也许没有，在我们那个年龄里，总是容易把人看老的。他脸色软黄，似乎有些
浮肿。他穿着洗旧的蓝卡其人民装，脸上带着谦和的笑容。他走进门来，在板凳上
坐下，回答着主任有没有吃过的问题。尽管一再说吃过了，吃过了，可主任母女执
意要他喝一碗稀饭。也没有太推辞，就端起了碗。他的脸相有些木，甚至还有些俗，
可是态度却十分温和文雅，这就使他显得不一样起来。他说话动作都比较迟缓，这
迟缓不仅是出于慢性子，似乎还出于，一种忧郁的性格。他问我多大年龄，住上海
哪个区，来这里习惯不习惯。由于我正处在极度的不适应和想家之中，时刻心事重
重，所以我也看出他心事重重。我看出他不快乐，不轻松，百无聊赖，而且非常寂
寞。虽然，他在这里出现一点没有令我惊奇，可我还是一眼看出他是来自外边的世
界。
主任问他晚上做的什么饭，他笑着说烧一点米饭。他的笑容里有着自嘲和无奈，
就是这自嘲和无奈，说明了他的骄傲。他的态度表明，“烧一点米饭”不是他该干
的事情，多少有一些无聊和滑稽。他只稍稍坐了一会儿，喝完那碗稀饭，然后拿着
主任塞给他的一大块麦面饼，告辞了。这时节，只有主任家还有麦面饼。他说有了
这块麦面饼，明天早上就能不烧锅了。他慢慢地走下台子，天色略有些暗，却还不
十分暗，他的背影依然很清晰。他有些背驼，不知是生来如此，还是境遇所致。他
的步态与庄里人绝然不同，是较为笔直的步子，双膝并得较拢，脚跟比脚掌先落地
半步。这种步态，要遇到下雨天，可够他受的了。庄里人走路都有些岔开腿，箩筐
似的，其实并不箩筐，脚跟与脚掌是同时落地的，这样，立足就稳。在泥泞的地里，
可像撑船似的左一划右一划，乡里人叫做“岔泥”，从泥里越过去的意思。黄医师
的步子，却是“岔”不开泥的。他背着手，手里掂着那块宝贵的麦面饼，而一点不
知这饼的宝贵。饼是发面的，碱性不大不小，真够香的，围着锅贴一圈，锅一圆汽，
灶里就停了火，等锅略凉些，才揭锅。这饼就是在这略一等里，陡地发起来，像胖
娃娃的脸。然后一只手摁着饼，另一只手就拿锅铲铲饼，一铲便离锅。饼面上还留
着摁饼的手指头的螺纹或者簸箕纹。
黄医师是蚌埠下放的医师，同他一起下放我们庄的，还有张医师、于医师。我
们庄的农民都称他们为“医师”，而不是“医生”或者“大夫”。
“医师”这种称谓显得十分专业化，十分严格。表明了我们在对他们的郑重其
事的态度。这支蚌埠医疗队住在我们庄东头，大队部的院子里，四间正属分为两部
分，住张医师一家和平医师一家。他们都是合家下放。而黄医师则是单身一人，住
东边一间倒屋。西边的两间侧屋就是医院的诊室，药房。可黄医师通常是不去那里
的，他在自己的小屋里看病，这带有些私家诊所的意思。
黄医师是名医，专治五官科。他所在的蚌埠的那个医院，过去以他而得名。现
在，他到了我们庄，我们庄也因此而得名了。许多病人从老远的地方，坐车坐船再
加步行，走过一个庄子打听一个庄子：大刘庄在哪？他们就这么终于来到大刘庄，
走进费医师的小屋，向他求诊。费医师的小屋很小，只一间，顺山墙放一张床，就
差不多满了。他的床，架得很高，是一张宽大的床，床上铺了特别洁白的床单。他
就在床沿上侧身坐着，一只手撑着床，另一只手放在架起来的膝上。病人呢，坐在
床前的椅子上，述说着病状。这样子一点不正规，倒是很家常。黄医师听得也并不
专注，提问很随意，有时候还会岔开话去，和小屋里别的客人说些不相干的事。这
情景说是看病，不如说是诉苦。诉说的人是不经意的，听的人也不怎么在意。来的
人大都是口讷的农民，三言两语便无话可说，吃苦对他们又是常事，于是就止了下
来。黄医师并不急着打发他们，似乎有他们陪伴也好。他也不是善言者，加上心情
抑郁，就常常是彼此都默着。在这静默里，他们互相像是很了解的，双方都不感有
什么压力，就这么可坐半天。凡是想到这来求医的农民，都是病症严重的，而几经
车马周折，来到偏僻的乡间找黄医师的，也都是病症严重的。所以，几乎无一例外
的，需要手术。而我们庄没有手术室，医疗队也没有麻醉师、手术护土，手术是不
可能做的。最后，黄医师总是说：要到蚌埠做手术。农民往往对手术望而生畏，一
听要到蚌埠手术，就更知其不可为了。他们大都是天命论者，心里早已服了病，而
到底是看过了黄医师，虽然不是被病苦着，却都心满意足，再不作他想。那些从合
肥、淮北、芜湖，甚至就是蚌埠找来的城里人，则是决心下定，对手术也抱科学的
态度。这时候，黄医师就会和他们约定到蚌埠的时间。这往往是黄医师回家探亲的
日子。
黄医师回蚌埠探亲很频繁，并且每回都要超假，他是一个恋家的人。我们庄无
论干部还是社员，从来没有指责过黄医师的不遵守纪律。农村本来就是散漫的，缺
乏纪律的观念，何况人们都同情黄医师的境遇。一个人在此地，不会挑水，不会烧
锅，也不会洗衣。人们看见黄医师在塘里将一件衬衣越洗越脏，塘水则越来越浑。
他不会将衣服铺在水面上，而是让衣服一径沉下去，搅起塘泥。这是女人的本事，
黄医师不会这个，理所当然。他又是干大事情的，去塘里洗衣，实在凄惶得很。人
们说，让他在蚌埠多住几日吧！人们又传说，费医师的妻子没有工作，专在家里伺
候男人和孩子。孩子有四个，都是儿子，黄医师特别想要个女儿，可是没有。曾经
有人开玩笑提议，让黄医师认我做干女儿。黄医师只是笑，并不应声。他显然无意
于接受任何干亲。他是一个把家团得很紧的人，性格也比较封闭，这就已经比其他
人要感寂寞得多。同他一起下放在大刘庄的同事，又都各是一个家庭，更显得他孤
家寡人。你看着他，就知道他的日子有多难熬。傍晚的时候，就是在前面说过的那
种均匀清澈的天光里，黄医师就在村道上散步，有从湖里割猪草回来的孩子，就对
大人说：看见黄医师了。
大队开会，通常总是要等天黑到底了，才能正式开场。大队会计凑着油灯的一
豆光亮，读着文件或者报纸。农人们在黑影地里打盹，抽烟。劣等烟叶燃烧出呛人
的气体，那种很难消化的粗粮在体内发酵而成的气体，也足够呛人的。但很奇怪的，
这一切都不顶难闻。因是草木的本质，再是发酵腐烂也是清洁的干燥的气味，有着
一种单纯的性质。时间其实并不太晚，可乡间的没有照明的夜晚总是特别的黑，又
特别的静。鸡和狗都安歇了，就觉得夜已经很深了。在这满房间的黑影里，有一具
影子高高地矗立着，那就是黄医师。他搬来他房间里的那把椅子，虽然只是把普通
的椅子，可周围的农民大都是蹲在地上，或是坐在小马扎上，连蹲在板凳上的几个，
也比黄医师要矮上一截。因此，这把椅子就显得格外突出，很不协调。黄医师高高
地坐在椅上，双手笼在袖子里，这倒和农民的习惯相合，可坐姿却不是农民的。他
架着腿，笼着的手搁在膝上，很安详。这时候他显得比较惬意，也比较放松。听着
会计用乡音一字一句地读官祥文章，四周鼻息声起伏，有一种昏沉的安宁。谁会知
道在这座黑暗的乡村里，有一个黄医师呢？
与黄医师一起下放我们庄的，医疗队里另两名医师，张医师和于医师，她们的
形象，气质，以及精神面貌都要比黄医师现代。也就是说，她们比较具有“6．26”
精神。她们经常身背药箱出诊。她们背着那种上面画着红十字的白漆药箱，走过村
道，来到老乡家中，坐在当门的马扎上，嘘寒问暖。尤其是张医师，因为长着一张
明朗的脸庞，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庄里顶有学问的王大爷说过，张医师的相
好，好在大气。她体格匀称，结实，穿衣服很利索。她喜欢把裤腿卷起，赤脚穿一
双球鞋，露出白皙饱满的小腿肚。她背着药箱，就有点像舞台上的人物，药箱则是
道具。那时候，她大约是三十五六岁的年纪，各方面都显示出是个幸运的福气的女
人。她的丈夫老梁原是蚌埠政府机关的干部，如今在公社知青办任职。一个女儿，
两个儿子，都在县城上小学和中学。他们虽然离开了城市，来到这个偏远，贫瘠，
组织散漫的乡村，可却依然保持着原先的严格规律的生活秩序，以及相对保障的社
会地位。他们家庭和睦，老梁是个尽职和体贴的丈夫，对孩子要求颇严，与干部群
众关系都很融洽。孩子们呢，都挺乖，学习努力，品德优良，少叫人操心。总之，
这是一个理性的家庭，处处可给人作楷模。它很为张医师挣脸面的，人们对张医师
的好感有一多半是对她的家庭。在庄里人眼里，张医师的家特别像个家。我们庄，
对美好的家庭是怀着尊敬和崇尚的。妹妹和媳妇们都挺羡慕张医师的，她们传颂着，
天好的时候，在院子里搭一个凳子，张医师洗头，老梁提一壶热水，替她冲头发上
的肥皂沫。这情景很亲热，甚至带了些私密的性质，可在这对夫妻做来，却一点不
肉麻，连我们这个保守的村庄都能接受，并且大加赞扬。
于医师的家庭就大不同了。这是一个倒霉的家庭，正应了俗话：“屋漏偏选连
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于医师一家下放我们庄，性质与张医师、黄医师都不同。
他们下放带有罪贬的成分。于医师的丈夫是一个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开除了
公职，下到生产队里劳动改造，和农民一样凭工分吃饭。他的工分评不高，工分值
本来就低，到分红时，总是透支，只得用于医师的工资去买口粮。他家有四个孩子，
都在上学，又都能吃，所以，于医师家的经济就要比医疗队的其他同事差几个等级。
老大是个女孩，名叫卡佳。这个异国色彩的名字，据说是当时一部苏联电影里的女
主人公的名字，她是一名社会主义劳动勋章的获得者。由此可以推想，她的父母是
在什么样的时代精神感召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卡佳是个缺心眼的孩子，
一点不懂事，不能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