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她了。阿妍说你别说傻话，我真的会等你的，你什么时候调回南京，我们就什么时候结婚，我等你一生一世，我等你一辈子。我说万一我真调回不来怎么办，她说，你真回不来，也等，我不相信我们会一辈子分开。她说两个相爱的人，什么力量都拆不开的。
阿妍表示，如果最后要是实在没办法，她就再一次下乡，大不了和我一起做一辈子的农民。
我没办法形容我当时是多么地爱阿妍。如果当时有机会让我为她去死，我将毫不犹豫，我会把那看作是最大的幸福。只阿妍能宽恕我，我做出什么样的牺牲都愿意。我决定改邪归正，决定把与谢静文的事情坦白出来。如果不能获得阿妍的宽恕，我的心灵将永远也不会平静。在没有得到她的宽恕之前，我永远也不会感到坦然和平静。那时候，真是有过很激烈很激烈的思想斗争。我和谢静文进行了讨论，我向她摊牌，说出自己的想法，她却像教育小孩一样开导我，问我的目的究竟何在，问我究竟想干什么。
“你究竟想让你的那个阿妍高兴，还是要她不高兴？你究竟是想得到她，还是想失去她？老四，这些问题你一定要想想明白，我觉得你的脑袋现在有些发热，你有些不正常了。你们是很好的一对，你们天生就应该做夫妻的，要我说，该隐瞒的事就应该隐瞒，为什么非要把什么事情都说出来，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的事特别恶心，非要说出来才痛快，非要说出来才心安。老四，并不是什么事，都应该拿出来见太阳的。”
我连续两年过春节没有回南京探亲。这两年，谢静文都回去了，而且每次都与阿妍见面。她真是个天才的好演员，因为她知道如果不与阿妍见面，不与阿妍叙叙旧谈谈知心话，阿妍反而会起疑心。经过与阿妍见面，谢静文更加坚定了要成全我们的信心。她一再强调自己所以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她，也不是为了我，而是因为阿妍这人实在太好了，对这样的好人，我们没有理由再伤害她。
谢静文说，老四，你要想想，有这样一个痴心的女孩子喜欢你，你实在是太幸福了。
谢静文又说，老四，你很心里很乱，我们也许确实不应该这样。
有一天，她对我背诵了一首诗歌，我记不清那是谁的诗，只知道是个外国人的，开头的第一句就是：
“我们的心多么顽固。”
谢静文喜欢偷偷地写些诗，她的诗我看不太懂，都是爱情什么的，充满了哲理，而且根本就不押韵。我还能记得当时那首诗的意思，诗人恳求情人即使不爱他，也应该装出爱的样子来。这是个神经兮兮的诗人，他渴望情人那怕只是骗他一下也好，理由是对于一个渴望爱情的人来说，假装去爱也并不是什么太大的过错。
“这诗说得多好，老四你知道，人那心呀，有时候真的很顽固。”谢静文充满了感叹说，“当然，如果没有真的爱情，来的假的，也未必就是什么坏事。”
谢静文就是这么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人，说什么都对，话到了她嘴里，怎么说都行。她天生喜欢唱高调，喜欢强词夺理，喜欢说那些能把你绕糊涂的话。我总是跟不上她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谢静文的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实在太多，你常常弄不明白她究竟想干什么。说老实话，和她在一起，最大的好处是你觉得从来不欠她的情。如果说我们之间玩的并不是什么真的感情游戏，但是我可以肯定，绝对也没有掺杂着什么假的东西，我们之间没有那种虚情假意。谢静文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不可思议的女人，你和她往来，并不觉得欠她什么，她从来不会死皮赖脸地缠着你，她根本不需要的你的同情，甚至也不需要你的爱。
多少年以后，谢静文和一个金发蓝眼的外国人搂在一起，突然出现在我开的那家小餐馆里。这绝对是一次无意的偶然遭遇，和她一起走进来的外国男人，看上去要比她小好多岁。刚进门的时候，我们相互一怔，很快认出了对方是谁。但是并没有打招呼，我们都有些心照不宣，都假装不认识。一时间，我怀疑自己会不会认错了人，毕竟一晃已经快二十年，经历了太多的沧桑。就好像是两股道上跑的火车，我们又一次在一个陌生的小站上遇到了。这次遭遇的时间其实很短，谢静文和那个外国人坐了下来，大大咧咧点菜，在大家的注视下，叽哩咕噜地和他说着什么。那个外国人很平静地仰着脖子听她说话，一边听，一边点头。谢静文只是在临走的时候，才向我走过来，说你不是老四吗。她好像刚认出我一样，春风满面地说，老四，我没认错人吧。她用英语向旁边的男人介绍，一口气说了半天。谢静文告诉我那外国人是她现在的老公，说她已经是美国一家大学的副教授，然后一阵风一样又突然消失了，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第三章（一）
现在已经说不清楚我当初调回南京时的感受。在我绝望的时候，在我觉得完全没有什么出路的时候，在我最自暴自弃的时候，回城的调令突然来了。记得当时我正在干活，车间里机器轰鸣，我满手都是油污，农机厂的一个副厂长跑来找我，笑着报告这个好消息。说老实话，我当时那心情，当然是高兴，但是也谈不上什么特别高兴。大批的知青纷纷回城了，当年一同下乡插队落户的人中，我差不多已属于最后一批。这一天实在是盼得太久了，前前后后，我已在农村整整待了八年，这八年下来，我对重新再做一个城市里的人，已经没什么信心，我早就心灰意懒。那时候，是粉碎四人帮前夕，我的五肝六脏已经麻木了，心灵上已经起老茧。
我和阿妍几乎立刻结婚了，大家都赶来为我们祝贺，都说老四找了个有情有义的好女人。这时候我已经三十岁了，在我们当年一起插队的知青中，因为回城先后的不同，许多对恋人都分道扬镳。大家对阿妍的不变心称赞不已，都说像我们这样有情人终成眷属，这样能经受住时间考验，实在太不容易。接二连三地有人过来向我敬酒，我酒量一向不行，别人怎么劝，我也不肯多喝。结果那天喝得大醉的是冯瑞，他小子已经大学毕业了，分配在市商业局，那时候还是计划经济时代，买烟买酒甚至买酱油都要凭票，因此差不多所有认识冯瑞的人，都讨好巴结他，都拍他的马屁。
冯瑞脚步不稳地走到我们面前，口齿已经不清楚：
“老四，你一定要跟我喝，咱哥俩一定得喝――”
谢静文也端着酒杯过来了，她先我一步回了南京，当时是拿到调令就走人，甚至连招呼也没和我打一个。这是回城以后，我们见过的唯一的一次，她拦住了冯瑞，带着些酒意，面红耳赤地说：
“你小子别仗着自己能喝，来，我陪你喝。”
冯瑞说：“又又不是我们俩结婚，我跟你喝喝什么酒？”
谢静文立刻板脸，说：“别撒酒疯，要喝就喝，不喝滚走！”
“喝，喝，今天谁跟我喝，我都喝。”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我和谢静文的关系，反正阿妍是一点戒心都没有。在婚礼上，大家谈得最多的，还是谁和谁分手，谁和谁分了手，后来又和好结婚。一起下乡的那批知青中，我和阿妍结婚绝对是属于晚婚，早结婚的孩子已经快上小学了。吃完了是闹新房，人多房间小，只能一批批轮着进去参观，像肉包子塞馅一样，把新房都快挤爆炸了。我们家的居住条件本来就不好，就一间房间，这次为了让我结婚，勉强从大房间里隔出一个小房间来。那时候流行用刨花板作隔墙，薄薄的一层墙，隔着它，外面咳嗽和说话的声音，都能听得清清楚楚。干活的木工也是一个知青，做隔墙的时候，他就开玩笑地对我说过：
“以后千万要悠着一点，这刨花板太薄了。”
我不想说我们结婚后的日子幸福的不得了。幸福就是这样，你盼呀盼呀，真到手了，也不过就是这么回事。很多事是预料不到的，很多事并不是原来想象得那样美好。阿妍曾让我是那样入迷，曾让我是那样的如痴如醉。我曾经无数遍地幻想过我们的初夜，但是梦想成真，真到新婚之夜，我却有些不知所措。隔着一层薄薄的刨花板墙壁，外面的鼾声清晰可闻。事情就是这么巧，阿妍身上恰好来了女人的那玩意，她为此也觉得十分歉意。闹新房的人很快就走了，大家都觉得不应该耽误新婚夫妇的大好时光，临走还在说那些带着暗示的玩笑话。那时候的人不像现在，那时候的新婚常常是真正意义的新婚之夜，大家绝对相信我们可能什么也没有干过，他们绝对相信我们还都是生手。
我和阿妍都知道在这日子里不能做那种事。在新婚须知的小手册上，明确无误地写着这么一条。现在，如何度过我们的新婚之夜，已经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阿妍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简直就是恶作剧，是老天爷故意在与老四开玩笑。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不知所措，终于盼到了这一刻，我们除了互相抚摸之外，干不了别的什么，结果整整一个晚上，我就只能让她握着我的那位小兄弟。阿妍在这方面当然是很无知的，我躺在那胡思乱想，思绪万千，浮想联翩。这时候，想不胡思乱想也不行，想不走火入魔也会走火入魔。我想到了自己的不忠，想到了与谢静文在烈士陵园供桌上干的那些疯狂事，心里一阵阵内疚和歉意。
那时候的人真的是很多事都不懂，阿妍有些害羞，更有些好奇，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小兄弟不肯丢。我们静静地躺在那，根本就无法入睡。我们无能为力，有力气也没地方用，我感到很绝望，很可笑。由于新房与外面只隔了一层薄薄的木板，夜深人静，我们也不敢说什么话。只能静静地听着外面父亲放肆的呼噜，听着我妹妹或者是我母亲在床上翻身的声音。夜深人静，外面有一点点动静，都听得清清楚楚。我那小兄弟像不屈服的战士，无数次地站起来，刚刚要倒下去，又在阿妍的扶持下，突然昂起精神，像纪念碑一样竖起来。
阿妍为我的小兄弟起了个绰号叫“铲刀把”。这是新婚之夜她最精彩的一个发现，她为此很得意自己的想象力。现在已经见不到这老式的铲刀，也不过二三十年的时间，那种老式的木把铲刀已被完全淘汰了。在过去，家家户户炒菜都用这种铲刀，前面的那一块是金属的，后面是一个长长的圆木把子。阿妍把我的小兄弟和圆的木把子联系在了起来。我开玩笑地对阿妍说，“铲刀把”这个比喻并不确切，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小兄弟没有那么长，却比那玩意要粗许多。
阿妍就笑，说长也好，粗也好，都不重要，关键是一种感觉，是情不自禁产生的那种联想。她指的是男人勃起时的模样，她说她一想到这个比喻，有时候正在做菜，手上握着铲刀把，忍不住就会笑出声来。这一晚上，我很难受，毕竟是毫无作为地挺了一夜。这种感觉并不是很舒服，简直称得上是遭罪。第二天，我感到非常累，非常狼狈，比和谢静文在一起度过的疯狂初夜更疲倦。这显然是一种惩罚，我是罪有应得，是对自己错误行为的一个报应。
我和阿妍的上班时间总是冲突，她下班回来，差不多便是我该去上班的时候。而且休息日也不是同一天，我们都在服务行业工作，是轮休制。我被分配在一家很有名的馆子里学厨师，虽然已经三十岁了，刚开始拜师学徒。那时候，最不称心的一件事，是几乎没有任何办法尽兴。我说的是夫妻之间的那件事，虽然我们已经成为了合法夫妻，却永远是偷偷摸摸，因为居住的环境实在太差了，实在是太恶劣。
一大家人住在一起的感觉很不好，房子小就更不好。我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一家五口人，多少年来，一直住在大约三十多平方的一间房子里，那时候家里没有卫生间，自我懂事起，我母亲，还有我姐姐我妹妹，都当着我的面上马桶。后来我大了，她们就在拐角那里挡一块布，但是常常忘了拉上。在我们家里，永远是阴盛阳衰，永远是女人的气势盛，母亲永远是在埋怨父亲，父亲永远是不吭声。她们大大咧咧地上马桶，坐在马桶上聊天，以此来显示她们才是这个家的主人。
我母亲是个半新半旧的人物，是女中学生，外公是做绸布生意的，在城南开了一个店铺。那时候的女孩子能读完中学已经很不错了，加上母亲嫁给我父亲的时候，是个十足的小美人，她看着自己当时的照片，就忍不住要感叹，忍不住要抱怨，说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一生会那么不称心。母亲结婚的时候，也是我父亲最得意的一段时候，当时，他作为军官学校的武术教练，穿着一身正经八百的军官服，要多神气有多神气。可惜这好日子很快就一去不复返，国民党丢了天下，父亲成了四类分子，成了历史反革命，一切就都改变了。
自小我就与父亲在一张床上睡觉，我们家很长时间里，都是两张床，我与父亲一张床，母亲和姐姐妹妹三个挤一张床。和阿妍结婚以后，我一直在琢磨父亲和母亲的这一辈子。事实上，父母的感情一直不太好，父亲的心思都用在打拳上，母亲一辈子都过得比较压抑。他们不和谐的婚姻给我们做子女的留下了深深阴影。他们是夫妻，又不是夫妻，行同路人，因为虽然住在同一间房子里，做了五十年夫妻，可他们永远都是分床睡觉。母亲这一生中，与父亲的关系始终若有若无，别人谈到夫妻分居的苦处时，她觉得这根本不算什么。她一生中并没有和父亲的分居过，过的却是一种真正的分居生活。
第三章（二）
当然，并不是说他们之间就没有那种事，三个孩子不可能无缘无故从天上掉下来，我想说的是他们婚姻绝对有很严重的问题，两人的感情异常冷淡，作为子女，我们几乎就没有看到过他们之间有过什么说笑。这个家里没有一个人对父亲有最起码的尊重，我们从来不当面喊他“爸爸”，我们都懒得喊他，他也无所谓。我们甚至都不觉得父亲这辈子有什么冤枉，他后来的历史反革命帽子终于不复存在，得到了什么平反，他的价值好像又被重新发现了，被一所大学聘去当了武术教练，还评上一个副教授头衔，但是我们全家受母亲的影响，加上多少年来养成的习惯，仍然还是不把他当回事。父亲潦倒时，母亲看不起他，不潦倒了，母亲为了表示自己过去的观点不错，仍然看不起他。
其实，不只是对父亲这样，在我们这个家里，谁对谁都谈不上有起码的尊重。阿妍与我结婚的时候，我姐姐早已出嫁，妹妹结过一次婚，不久就离了，又住回家来。我这个妹妹脾气特别坏，从一开始，她就不喜欢阿妍，就喜欢挑衅。每次我急猴猴地想做那件事的时候，阿妍总是低声地在我耳边叮嘱，让我轻一些，不要弄出响声来，以免让外面的我妹妹听见。有一天晚上，我的动作幅度稍稍大了一些，第二天一早，我妹妹板着脸，问我们昨天晚上是不是打架了，声音为什么会那么大。阿妍的脸顿时红了，我装着没听见，这丫头竟然咄咄逼人地又来了一句：
“老四，我问你话？”
“什么事？”
“好呀，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
在这样的环境中，要想找到Zuo爱的乐趣，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原来一直觉得，与阿妍结婚以后，日子会过得非常甜蜜，可是真结婚了，两个人真在一起了，一切都是与原来设想的不一样。生活永远也不会像想象得那么好。阿妍好像只是把那件事看作妻子应尽的义务，她觉得这只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只要能让我满足完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