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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瑞说：“你为什么不让我钻过去？”
我说：“算了，你狠，你他妈狠，你赶快起来。”
冯瑞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继续哭，哭得很伤心，很绝望。
我说：“不要哭了，我收你当徒弟。”
我准备收他当徒弟，他却搭起了架子，趴在地上不肯起来。
冯瑞说：“你既然看不上我，我也不跟你学了。”
就这样，我跟冯瑞成了朋友。我们成了最好的哥们，我将家里一根祖传的铜九节鞭送了给他。说老实话，我自己九节鞭玩得也不怎么样，只能凑乎着把那些基本招数传授给冯瑞。冯瑞因此一直把我当作师傅，他因为身子单薄，打架时不得不借助一点兵器。有了九节鞭，冯瑞便勇不可挡。九节鞭真舞起来，三五个人靠不上身，抡到谁都受不了。冯瑞从此勤学苦练，胆也大了，气也壮了，果然再也不受人欺负，而且很快学会欺负别人。那时候，打架是三天两头的事情，冯瑞有了什么恩怨，都跑来找我帮忙。他这人的毛病是喜欢惹事生非，动不动就约人摆场子。冯瑞喜欢结识天下英雄豪杰，到处认哥们拜把子。我们当时都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心情，特别是当了知青以后，打起架来都属于那种不要命的，要打就往死里打。冯瑞一直以有我这样的一个师傅为荣，别人也知道他是我老四的兄弟，轻易不敢惹他。
我从小就跟父亲学武术，最先学的陈式太极，后来才改练推手和杨式太极。在一次省级比赛中，我曾拿过少年组的名次，是华东地区的第二名。学过武术的人手快脚快，打架从来都是占上风。要说这真得感谢我父亲，我年轻的时候，不知打过多少架，基本上没吃过什么大亏。我们家几代都喜欢习武，名师出高徒，我爷爷当时就有些名气，我父亲是国民党军官学校的武术教练，过去国民党的军官学校很重视这个，我父亲年纪轻轻，就已经是什么少校的头衔。不过，这头衔现在说起来好像还挺牛气，那时候就惨了，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我父亲的少校头衔就是历史问题，是历史反革命。我父亲这人也是宁折不弯的脾气，他头上戴的虽然是四类分子帽子，但是他就我一个儿子，不愿意儿子被别人欺负，很小就让我学打拳。他觉得男人必须会点功夫，有了功夫，才不至于受人欺负，他只希望我不受人欺负，并没有想到我会因此学坏。
第一章（四）
因为我当时很有些恶名声，常常会有人请我打抱不平，我呢，就好出这个风头。只要有人来喊我，总是稀里糊涂地就去了。我成了一个十足的打手，那时候的八个样板戏中，有一个叫《红色娘子军》，里面有个大坏蛋叫南霸天，南霸天有个打手也叫老四，成天腰上别着枪，穿着一身黑的绸衣服。阿妍说她刚开始喊我老四的时候，总觉得很别扭，总会想到那个腰里别枪穿身黑衣服的坏蛋。她觉得大家喊我老四，与《红色娘子军》里的坏蛋有关，我怎么对她解释都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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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的时候，我打架的坏名声可以说是臭名昭著。我和阿妍在同一个县，又在一个公社，常常借机会去找她们生产队的男生。一开始，我们把她们那边的男生当作虐待对象，动不动便去揍他们一顿，把那几个没用的小男生揍得鬼哭狼嚎，揍得见到我们就跑。冯瑞所在的那个生产队与阿妍的生产队离得很近，我每次都是先去找冯瑞，然后再到阿妍的生产队去惹事生非。我们不仅收拾那些男生，对生产队的农民也不放过。再也没有什么比打架更可以显示我们的能耐，只要有架打，我老四就可以大出风头，只要有架打，我老四就是引人注目的英雄好汉。那时候因为年纪轻，做事根本不知道节制，根本不考虑后果，其实有时候只是故意装成凶神恶煞的样子。当时玩得真是有些过分，我们成天欺负人家，就像日本鬼子进村一样，今天打这个人，明天收拾那个人，基本上已成了当地的祸害，别人一听见我们这帮坏人又来了，立刻闻风丧胆东躲西藏。
很快，我们和阿妍生产队的那些男生交上朋友。不打不成交，要打架他们也不是对手。他们开始巴结我们，于是我和冯瑞又开始为他们卖命，替他们出头去揍别人。那时候，除了打架，真没什么别的事可以干。要是不打架，好像连活着都没什么意思。各式各样的理由都可以成为打架的借口，看不顺眼要打，得罪了我们兄弟要打，为了女孩子要打，借人钱不还要打，借不到钱要打。常常是为了打架而打架，有时候根本不为什么，也还是莫名其妙地要打，打得鼻青脸肿，打得昏天黑地。对于我们来说，当知青的那几年，是个人品质迅速变坏的几年，我们变得越来越不像话，下乡之前，在家里好歹有父母管着，在学校有老师管着，还有居委会的大妈监督，现在到了农村，在这广阔的天地里，天高皇帝远，谁也顾不上我们了。
除了打架，我们还开始流里流气地追起女孩子来。那时候追女孩子，无非厚着脸皮搭搭话，没话找话地和女孩子说些讨好的废话。我们不过是做出胆子很大的样子，对着一堆女孩子瞎献殷勤，冲着她们的背影胡乱吹口哨。我们给人留下的一个错觉，是女孩子就要瞎追的，可能也因为这个，一开始我给阿妍留下了不是太好的印象。特别是我打架不要命的凶恶嘴脸，更是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把她吓得不轻。在阿妍的记忆中，老四动不动便是在和别人打架，动不动就会闯祸。她见到的和听到的关于我打架的事情数都数不清，我们谈恋爱以后，包括后来结了婚，她最担心地就是我会和别人动手打架。她总是担心我会把别人打伤了，打出什么人命来。听到人吵架，看到有人动手，在大街上追过来杀过去，她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会不会又是老四。
说老实话，从一开始，我的目的就很明确。老四当时绝不是那种三心二意的男人，我的心目中一直是只有一个阿妍。阿妍是我的太阳，是我的月亮，是我朝思梦想的女人，我打架也好，到她所在的生产队的乱转也好，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都是为了引起她的注意。她肯定也会有这种感觉。我的一举一动都和她有关，差不多过了一年以后，我终于让阿妍明确知道我只是对她有心，明确无误地告诉她我只爱她一个人。有一天，我直截了当地对冯瑞表示，说自己已经喜欢上了阿妍，希望他能帮着传达这个意思，帮我带个口讯给她。
冯瑞说：“老四，这话怕是最好你直接对她说。”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冯瑞也有些喜欢阿妍，心里想这种事你不帮忙，那还算什么哥们。
冯瑞说：“这话，还真不好意思说出口。”
“这有什么，你们不是一个班的吗。”
“是一个班的也不能随随便便就说这个呀，这冒冒失失的，算什么呢。我怎么说，就说老四已经看上你了，就好像通知她到公社去开会一样？”
“就这么说好了。”
我不知道冯瑞当时是怎么与阿妍说的，反正他碰了个大钉子。阿妍红着脸骂冯瑞不要脸，并让他带信给我，说我是臭流氓。冯瑞把这消息回复给我，说老四你也真是的，害得我陪着你一起挨骂，真他妈丢脸。我说冯瑞你究竟是怎么对她说的，他说什么怎么说，还不是都按照你的话说了。
我忍不住追着问：“她到底说什么了？”
“她骂我是流氓。”
“还有呢？”
“她说你也是流氓。”
“还有呢？”
“还有，你指望她还有什么好话？”
第一章（五）
与阿妍住同一个集体户的谢静文对我的痴心深表同情，她同情我，是因为我总是追求不上阿妍。谢静文知道我心里只有阿妍，有一次竟然用开玩笑的口吻对我说：
“老四，我看你要想追到阿妍是没什么希望了，为什么不换个女孩子追追呢？”
后来谢静文索性当着阿妍的面，赤裸裸地对我说：
“老四，你不觉得还是我更配你吗，你看，你是历史反革命的儿子，我呢，爸爸是反动军官，大家都是臭狗屎，我们正好是一对，正好臭味相投。人家阿妍的家庭可是革命知识分子，怎么会看上你，你还不赶快死了这条心。”
谢静文是个心直口快的姑娘。她是女知青中，最早公开谈男朋友的。说老实话，我最后能追上阿妍，这中间有她很大的一份功劳。从一开始，她就帮着我追阿妍，在我遭受挫折的时候，她不断地鼓励我，不断地在阿妍面前为我说好话。我当时很绝望，一旦真被阿妍无情地拒绝了以后，我发现自己更喜欢她了，甚至比过去还更爱她。我深深地陷入爱情之中不能自拔，突然觉得自己这一生，如果不能娶阿妍做老婆，如果没有了阿妍，就再也没有什么幸福可言。因为失恋，我第一次开始感到真正的不快乐，心里沉甸甸的，好像掺了一堆石子在里头似的。我一门心思地爱上了阿妍，却被毫不领情地拒绝，这滋味可真不好受。好在我也不是那种容易放弃的男人。老四这人不至于死皮赖脸，可是在追阿妍这一点上，脸皮确实也够厚的。我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顽强，尽管阿妍已经明确地表示不喜欢我，不愿意跟我处朋友，我呢，还像过去一样傻乎乎地在她眼前转，就跟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既然阿妍不愿意搭理我，我只能与她身边的谢静文搭腔。谢静文很快与第一个男朋友吹了，又和邻村的一个上海知青好得如胶似漆，那上海知青是打乒乓球的，不久就被省队看中借去打比赛，谢静文成天思念着他，动不动就把他挂在嘴上。那时候，不管有了什么好吃的东西，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赶快给她们送过去。有一回，有个知青朋友送了一大包山东脆枣给我，我只尝了一颗，朋友前脚走，我立刻马不停蹄地送了去。到她们那里，正好是吃饭时间，谢静文举着筷子问我有没有吃过饭，我扯谎说自己已经吃了。于是她们继续吃饭，吃完了，就过来品尝脆枣。
谢静文把脆枣咬得叭嗒直响，一边吃，一边笑着说：“老四，你真会拍马屁，可惜你不是针对我来的，我就是吃了，也不记情，吃了也是白吃。”
阿妍不说话，只是淡淡地傻笑。我每次送东西去，她都是这种态度，既不拒绝，也不表示感谢。大家都知道我是冲阿妍而去，都看笑话。那时候，我们之间的关系，应该说已经有些不即不离。阿妍明知道我是在追她，故意不太搭理我，始终是一付不接受我的姿态。我问她枣子好吃不好吃，她笑了笑，不说好吃，也不说不好吃。那时候，我已经能感觉到，那就是阿妍其实喜欢我这样追她，她觉得我这样傻乎乎地追求她，讨她的好，既好玩，又能让她的虚荣心得到满足，能让她在女友面前觉得有面子。对于我来说，能这样也好，只要她不板起脸来撵我走就行了。
谢静文叹气说：“我是真巴不得你追不上阿妍，这样的话，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好歹还都有我一份。”
谢静文又说：“我就喜欢这样的男人，凶得时候像头狼，乖的时候像头羊，王哲军要有你的一半就好了，男人啊，要是都像你这么痴就好了。”
王哲军便是那位上海知青，人长得很帅气，白白净净，平时喜欢在脖子上挂条围巾，一举手，一投足，都像五四时期的新青年。巧就巧在谢静文长得也像那个时代的人物，而且特别像电影《青春之歌》中演林道静的那个女演员，只不过是人要小一号罢了。知青中开始谈恋爱的渐渐多起来，但是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这么张扬。谢静文和王哲军在一起，那种亲热劲足以让别人看了目瞪口呆。那时候的人绝不敢在公共场合搂搂抱抱，谢静文竟然敢让王哲军抱着她在乡间的小道上走。在那时候，这绝对是很出格的事情，谢静文搂着王哲军的脖子，一路走，一路格格地笑。
到过年前，知青纷纷回城探亲，我跑到她们村，想和她们一起走。她们集体户一共是三个人，有一个叫李惠娟的已经先走了，谢静文本来想和王哲军一起去上海，王哲军突然临时改了主意，说要做通了父母的思想工作，再到南京去接她。很显然，王哲军的父母不太能接受谢静文。我去的时候，谢静文正为这事不高兴，问她话，她爱理不理的。于是我又问阿妍，问她们什么时候走，阿妍仍然是不想理睬我的样子，白了我一眼，我见她不肯回答，又涎着脸问了一句。阿妍见没有办法不回答，便反过来不动声色地问我什么时候走，我说想过几天再走，她听我这么说，便告诉我说她们明天就走。我连忙改口，说我明天与你们一起走，我帮你们拿东西怎么样。
阿妍立刻做出不在乎的样子，说干吗要一起走，各走各的多好。她说她们的东西也不多，用不着我帮忙。我感到很失望，谢静文在一旁火上浇油，酸溜溜地说：
“听见没有，人家这是不愿意与你一起走！”
我傻傻地怔在那，觉得有些难堪。
“老四，你真没用，”谢静文看我沮丧的样子，又看看阿妍，突然气鼓鼓地说，“没出息的东西，你脸皮怎么这么厚，为什么总是死不了这条心呢？”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谢静文又说：“老四，你怎么一点骨气也没有，何苦死皮赖脸呢？”
阿妍觉得谢静文与王哲军闹别扭，犯不着拿我老四煞气，被她这么一激，倒有结同情我起来，说：“人家又没惹你，你糟践他干什么？”
“我高兴糟践谁就糟践，难道你心疼了，你还心疼他？”
阿妍于是就说：
“好吧，一起走就一起走，一起走又怎么样？”
谢静文说：“谁说怎么样了，是你不肯与人家一起走的。”
阿妍说：“那好，就一起走。”
于是我们就一起回城。我觉得阿妍肯与我一起走，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一路上，谢静文喜怒无常，阿妍不停地安慰她，可是怎么安慰也没用，越安慰越来劲。她说什么话都是酸溜溜的，动不动就讥笑我，说我像一条狗一样老钉着阿妍，说我越是这样，女人越不会喜欢的。说我在阿妍面前，连男人基本的尊严都没有了。有几次我差点要翻脸，可是碍着阿妍的面，我还是都忍了。我知道谢静文是在借题发挥，是在生王哲军的气，而且也觉得自己还真像条狗似的，上车下车，上船下船，常常都是我一个人，讨好地拿着三个人的东西。到了南京，阿妍说，我们先送谢静文回家。谢静文心里仍然不痛快，到了自家门口，连声简单的谢谢都没有，扭头就走了。然后再接着送阿妍，将她送到她住的铁道宿舍大院，这之前，我已经习惯了三个人在一起，谢静文在的时候，我做什么说什么都很自然，现在就剩下我们两个人，倒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分别的时候，阿妍从我手里拿过行李，红着脸说：
“谢谢你了。”
我怔在那里，印象中，好像这是她第一次对我说谢谢。我不知道说什么好。阿妍以为我要说什么，等了一会，没有下文，又说：
“那我们就再见吧。”
我这时才想到要说话，慌慌忙忙地说一声：
“好，再见。”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天天都去阿妍家门口打转，希望能在那再遇上了她。这举动今天说起来真有些傻，铁道宿舍大院里有好多栋楼，我根本不知道她住在哪栋。结果我只能在大院门前走来走去，像电影上盯梢的国民党特务一样。一连多少天都是这样，到年初五那天，功夫不负有心人，阿妍穿着一件新棉袄，竟然出现在我面前。阿妍红着脸，悠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