烂掉，是因为关进牢笼已经成为她们心中的天经地义的事了。
甘心屈服于家庭礼教的乌尔比诺医生，对她的恳求装聋作哑。他相信，上帝的智慧和妻子的无限的适应能力将会使一切就绪。母亲的衰老使他心疼，营堂健在的喜悦，换个时代的话，会使最没信心的人也会产生求生的渴望的。不错，那位漂亮、聪明、在她那个环境里少见的敏感的女性，将近四十年来一直是她的人间天堂里的灵魂的主宰。编局使她痛苦到了只相信自己的地步，而且使她变得刻薄尖酸，视所有的人为敌。她的退化的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她因丈夫睁着眼睛在一次黑人起义中丢了老命而怨恨——她自己就这么说，而本来唯一正确的牺牲应该是为了她而生存下去。说到底，费尔米纳的美满的婚姻，就只维持到结婚旅行那段时间，而那个唯一能帮助她免遭最后的灭顶之灾的人，又在母亲的威严面前吓得噤若寒蝉。对那个所谓母亲不久人世的欺骗，费尔米纳怪罪的是他，而不是那几个呆头呆脑的小姑子和那疯疯癫癫的婆婆。她到此时才发现，在学术权威和陶醉尘世乐趣的背后，她竟嫁了个不可救药的懦夫——一个因自己姓氏的社会分量才显得轩昂不凡的可怜虫，但已为时太晚了。
她把希望寄托在初生的儿子身上。感觉到他从自己的身体里出来的时候，她为摆脱某种不是自己的东西而觉得轻松。但是当助产婆把赤条条的、浑身是粘液和血的肮里肮脏的脖子上缠着脐带的儿子抱给她看，她自己觉得对那个从自己肚子里生出来的小惠子一点儿也不喜欢时，竟把自己也吓坏了。可是，在独坐宫殿的孤寂中，她渐渐认识了他。母子相互认识了，她欣喜若狂地发现：儿女不是因为是儿女，而是因为爱怜和抚养才成为亲人。在那个不幸的家庭里，除了儿子之外，她谁的气也不能忍受。寂寞，公墓似的花园，没有窗户的巨大的房间里凝滞不动的时间，都使她感到压抑。漫漫长夜里，从邻近的疯人院里传来的疯女人的叫声，使她觉得自己也要疯了。每天都要布置宴请用的桌子，铺上绣花台布，摆上银餐具和灵堂里的蜡烛，让五个鬼影子似的人坐下来用一杯加奶咖啡和奶酪饼当晚饭吃的习惯，使她觉得羞耻。她诅咒傍晚的念珠祈祷，诅咒饭前经，诅咒对她拿刀叉的姿势、象街上的女人似的撩开神秘的大步走路、穿得象马戏团演员、对待丈夫的热情方式、乃至不用头巾遮住胸部就给小孩喂奶等等没完没了的指责。当她刚刚按照英国的新派做法，邀请人们下午五点来喝茶、吃皇家饼干和花味甜食的时候，婆婆唐娜·布兰卡就扬言，反对在她家里用药来代替奶酪巧克力和木薯面包圈儿发汗。连做梦都免不了挨骂。一天早晨，费尔米纳说她梦见一陌生男人赤身裸体地在宫殿里走来走去，边走边撤及，唐娜·布兰卡涩声涩气地打断她的话说：
“正经女人不可能做这种梦。”
除了始终觉得是寄人篱下之外，还有两件更倒霉的事。其一是，每天吃茄子，各种做法的茄子。唐娜为了表示对已故的丈夫的尊敬，不准改变这一习惯，而费尔米钢又拒不食用。她从小就讨厌茄子，在尝茄子味道之前就讨厌，因为她觉得茄子的颜色跟毒药似的。所不同的是，这一次她不得不承认，无论如何，在她的生活里有一点变得对她有利了，在她五岁的时候，她在吃饭时也说过同样的话，她父亲强迫她吃下了整整一锅为六个人准备的茄子。那一次，她以为她要死了，起先是没完没了他呕吐嚼碎了的茄子，后来又被灌了一碗罐油，来治她吞下大量茄子可能招致的疾病。记忆中，两种东西只是同一种泻药，不仅害怕它们的味道，而且害怕它们都是毒药，使她把茄子和德油混为一谈了。在卡萨杜埃罗侯爵府的催人呕吐的午餐上，她只好移开视线，免得想起程油使她吐得死去活来的情景。
另一件倒霉事是竖琴。一天，善于洞察媳妇肺腑的唐娜开口说道：“我不相信正经女人不会弹钢琴。”对这道慈谕，甚至她的儿子也想提出异议，因为他童年最贪玩的那些年头，就是在钢琴课堂这个牢笼里度过的，尽管他长大成｜人之后曾经感谢让他上了钢琴课。他难以想象，年已二十五岁，又是那么一种性格的妻子，关在钢琴课堂上怎么受得了。但母亲思准的仅仅是，把钢琴换成竖琴，其不近清理的理由是，竖琴是天使的乐器。于是，从维也纳运来了一架精美绝伦的竖琴，跟黄金做的一样，能发出金子般的声音。后来，一场火劫之后，这架钢琴成了市博物馆最珍贵的文物之一，费尔米纳忍受了这种无形的监禁，试图以最后的牺牲来阻止关系的恶化。起初，她向一位专门从蒙波斯请来的教师学琴，十五天后，这位教师猝然长逝，她又跟着培训班的乐师学了几年，教师嘴里喷出的坟墓里的气息，使竖琴学生们掩口不迭。
她对自己的逆来顺受感到惊讶。虽然在内心深处，在同丈夫调情逗趣或发生龈塘中她都不承认这一点，但她还是比自己想象还要更快地适应了对新处境的既妥协又不满的矛盾状态。她曾经有一句标榜自己我行我素的口头禅：“刮风的时候就让扇子见他妈的鬼大吧。”但后来，她一方面出于对自己轻而易举地取得的优越地位的珍惜，一方面又担心出丑和横遭讽刺，便决心忍受一切，包括羞辱，只希望上帝终有一天大发慈悲接唐娜归天。而唐娜则在祈祷中不遗余力地恳求上帝让死神同她见面。
乌尔比诺医生借口处于危机时刻，为自己的懦弱自我解嘲，甚至没有把心自问，母亲和妻子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和她们所信仰的宗教背道而驰。他不承认和妻子冲突的根源是家庭中缺乏和睦气氛，他认为那是婚姻的本质造成的：婚姻是个只有靠上帝的无限仁慈才能存在的荒唐的创造。两个还不大了解的人，相互之间没有任何亲缘关系，性格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甚至连性别也不同，突然就要在一块儿过日子，在同一张床上睡觉，共同面对两种也许是大相径庭的命运，这是大悖科学常理的。他说：“夫妻之间的疙瘩每天晚上消失了，但每天吃早饭之前又必须重新制造。”据他说，他们夫妇间的问题更是如此，那是在两个有着天渊之别的阶级之间产生的，而且又是在一个依然梦想回到总督时代的城市里产生的。唯一可能抹上的一点稀泥，如果存在这种稀泥的话，也是跟爱情同样不可靠而又脆弱的。而在他们夫妇之间，成婚的时候是没有这种稀泥的，当他们正要创造这种稀泥的时候，命运除了把他们推向现实之外没伸出援助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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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学弹竖琴期间他们的生活状况。令人回味的偶然现象已经成了往事。当初，她走进浴室帮他洗澡的时候，虽然他们之间已龈龋不断，虽然每天要吃有毒的茄子，虽然要受呆头呆脑的妹妹们和生下这些妹妹的母亲的气，他还是有足够的感情来要求她给他抹肥皂。她带着他们之间残存的从欧洲带回来的爱情渣儿为他抹，两人逐渐捐弃前嫌，最后便在地板上滚在一起，浑身糊满香气四溢的肥皂沫，耳朵里听着女佣们在洗涤间里的议论：“他们没再弄出孩子来，是因为他们不生了。”有时候，他们从疯狂的晚会上回来，藏在门背后的对往昔的怀念一下子就把他们击倒了。于是，便爆发一场有滋有味的争吵，一切又跟从前一样，五分钟之后，又成了蜜月时期的纵欲无度的情侣。
可是，除了这种并不多见的情况之外，睡觉的时候，总是有一个比另一个更疲乏。她在浴室里俄延片刻，用香纸卷烟，独自抽，又跟年轻时在家里当姑娘，自己是自己身体的唯一主宰的那一阵一样，自我安慰起来。她总是头疼，也许因为太热——永远热，也许因为睡多了，也许月经来潮。月经，没完没了的月经。月经多得不得了，以致乌尔比诺医生竟敢在课堂上说——仅仅是为了吐一吐他的难言苦衷，结婚十年之后，女人的月经最多可达每周三次。
雪上加霜，费尔米纳赶上了早晚要无可挽回地发生的最倒霉的年头：她爸爸那些无本万利而从来没见过人的买卖原形毕露了。省长把乌尔比诺召到办公室里，把他文人的违法行径告诉他，省长一言以敝之：“天人上间的法律，没有一条是这家伙没触犯过的。”其中几个最严重的骗局，是在女婿的权势庇护下搞的，很难想象，女婿和他的妻子会不知道。乌尔比诺医生心里明白，唯一需要维护的是自己的名誉，因为那是唯一还没扫地的。于是，他便使出浑身解数，终于用他的担保掩住了丑闻。就这样，洛伦索·达萨搭上了第一班轮船出国，一去不复返了。他象人们有时为了欺骗思乡病而作短期旅行那样回到了祖国，但在这种表面现象底下，也有某种真实的东西：一段时间以来，他登上来自祖国的轮船，只是为了喝一杯水仓里运来的故乡的泉水。他走了，没有恋恋不舍的拥抱，他一直在抗议说他是无辜的，而且还想让女婿相信，他是某个政治阴谋的替罪羊。他走了，哭着小妞儿走了——他自打费尔米纳一结婚就这么叫她，哭着外孙子走了，哭着他赖以发财致富并获得了自由的地方走了。在这里，他凭昧心的买卖起家，把女儿变成了贵妇。他拖着年迈而有病的身子走了，但仍然活了一段很长的时间，被他坑害过的人谁也不希望他活得那么久。费尔米纳接到父亲的死讯时，不由得如释重负地吁出了一口气，为了避免人们询问，她没有为父亲戴孝，但一连几个月，当她反锁在浴室里吸烟的时候，总是不知所以地啜泣得不可开交，其实她就是为父亲而哭。
两人关系中最荒谬的一点是，在那些不幸的年头里，两人在公众场合却表现得和睦美满。实际上，那几年是他们在克服心照不宣的敌意中取得胜利的最辉煌的几年。她不愿意如实承认，那些年是非同一般和罕见的，因而也是违背常理的。然而，这对费尔米纳来说，是容易应付的。社会生活，曾使费尔米纳产生了种种疑虑，其实那只不过是一连串返祖还原的协议，陈陈相因的礼节，预先想好了的言辞，人们在社会上借此你愚弄我，我愚弄你，免得自相残杀。这个庸俗轻浮的天堂的主要标志，是害怕不了解的人和事。她把这一点概括成了更简单的一句话：“社会生活的症结在于学会控制胆怯，夫妻生活的症结在于学会控制反感。”自从她拖着新娘婚纱那长得没有尽头的尾巴走进万紫千红。香气钦绕、圆舞曲乐声回荡的社会俱乐部大厅，发现那一大群汗流使背的男人和微微发抖的女人不知如何逃避她这个来自异己外界的光彩照人的威胁性人物时，心头便象显影般地发现了这个道理。她刚满二十一岁，除了从家里到学校以外，她几乎没到外面去过。但她向四周扫视一眼，便明白她的敌人不是因仇恨而恐惧，而是因害怕而发呆。她没有再象刚进门时那样去吓唬他们，而是宽宏大度地去帮助他们了解她。没有一个人跟她想象中的不同，正如她对各个城市的看法一样，她不觉得那些城市比原先更美或者更丑，而是跟她心里想象的一样，拿巴黎来说吧，虽然阴雨连绵，店铺老板贪吝，车夭言谈粗鲁，但她的记忆中，巴黎始终是世界上最美的城市，并非因为巴黎实际上真是最美或者不是最美，而是因为巴黎和她最幸福的那几年是联系在一起的。至于乌尔比诺医生呢，用别人对付他的那些同样的武器来对付别人，只不过是操纵得更巧妙、更道貌岸然罢了。他们在一切场合露面：郊游，灯谜，文艺演出，募捐舞会，爱国运动，第一次乘坐气球。他们无处不在，而且几乎永远是发起人和主持者。谁也无法想象，在他们过得最不愉快的那些年里，还有谁比他们更幸福，还有哪对夫妇比他们更琴瑟和鸣。
父亲留下的那座房子，给费尔米纳提供了一个逃避家庭宫殿的窒息气氛的避难所。一旦躲开众人的视线，她便偷偷溜到福音公园去，在那里接待新结识的女友和某些学校或图画班的同学。
在那座房子里，她象个未婚母亲似的消磨宁静的时光。她重新买了香兀骛，捡回野猫，把它们交给普拉西迪哑喂养。普拉西迪虹已经老了，风湿性关节炎使她行动有些不便，但依然有使那座房子复活的雄心。费尔米纳又打开了那间缝纫室，那里曾是阿里萨第一次看见她的地方，也曾是乌尔比诺医生让她伸出舌头以便了解她的心的地方，她把缝纫室变成了回忆往事的神庙。
在一个暑气蒸人的下午，暴风雨降临之前，她去关阳台的窗户，看见阿里萨正坐在小公园里的扁桃树下那条他亲常坐的长凳子上，身上穿的是他母亲用父亲那件上衣改成的衣服，膝盖上摊着一本书，但她看见的不是她偶尔相逢几次的上了年纪的阿里萨，而是留在她记忆中的那个年轻的他了。她不寒而栗，认为那种幻觉是死神的通知，她为之心酸了。她竟开口对自己说，说不定她同他结合是美满的，她单独和他住在那座她以无限的爱为他修葺一新的房子里，正如他以同样的爱为她翻修的房子里一样。单是这个假设，就把她吓坏了，因为这使她发觉她落到了何等不幸的地步。于是，她竭尽全力，迫使丈夫不再闪烁其词地同她争论，同她对抗，同她撕打，同她一起为失去了的天堂号啕大哭，直到鸡叫五遍，曙光透进宫殿的窗帘，太阳变得火一样红。因一宿谈话而面色浮肿，因彻夜不眠而筋疲力尽，因哭干眼泪而心肠变硬了的丈夫，系紧靴带，收缩腰带，束紧还残存的作为男子汉大丈夫的一切，对她说，她吧，亲爱的，让我们去寻找丢在欧洲的爱情吧，明天就去，一去不复返。这个决定千真万确，他同大富银行——他的全球财产管理人——达成了立即变卖巨万家财的协议，这些财产从一开始就分散在各式各样的买卖、投资和债券中，只有他本人才准确地知道，财产并不象传说的那样无穷无尽。不管是什么东西，都折成打有印记的黄金，一点一点地汇到国外的银行去，直到不在这冷酷的祖国剩下巴掌大的土地来作为他和妻子的葬身之地为止。
和费尔米纳的想法相反，阿里萨还存在着，还活生生地存在着。当她跟丈夫、儿子一起乘坐黄骡马拉的马车到港口的时候，阿里萨正站在法国远洋船停靠的那个码头上。他看见他们下了船，同在公众场合无数次看到他们的时候一样：衣鲜鞋亮。他们领着儿子，儿子已被教育成让人能想象出他长大成｜人后将是什么样子的模样了，酷肖父亲当年。乌尔比诺摘下帽子笑容可掬地向阿里萨打了个招呼：“我们去找回失落了的爱情。”费尔米纳向他点了点头，阿里萨摘下帽子，微微躬了躬身。她朝他看了一眼，对他早谢的秃顶没有一点同情的表示。是他，跟她过去见到的他一样：一个她始终没有看透的人的影子。
阿里萨也没处在最走运的时候。工作日益繁重，他对偷偷摸摸地拈花惹草感到厌烦，时光犹如一潭死水。母亲身体恶化到了最后关头，她的记忆力完全消失了：几乎是一片空白。有时候，她甚至转身看着儿子——儿子依然坐在那张沙发上看书——惊慌地问他：“你是谁的儿子？”儿子总是实言相告，但她马上打断地的话。
“那么告诉我，孩子，”她问儿子，“我是谁生的？”
她胖了好几圈儿，动都不能动了，她终日呆在已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