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修改《宪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写出《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送呈毛泽东。毛泽东阅批了这一报告。
3月17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
林彪在苏州。他在3月9日让叶群给在北京的黄永胜、吴法宪说：“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
毛泽东不予理睬。
林彪只得自己出面，让秘书给毛泽东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的答复很巧妙。他让秘书回电苏州：“问候林彪同志好！”
4月11日晚11时30分，林彪在苏州让秘书于运深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挂电话。当时于运深记下的林彪原话全文如下：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
林彪这三条意见，第一条是假话，第三条是真话，第二条是无所谓的话，他确实是不愿“担任副主席”了！
就在接到林彪电话的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给毛泽东写了请示报告。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
“我不再做此事，此议不妥。”
这是毛泽东第二次毫不含糊地否定了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4月下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借用《三国演义》中的典故，告诫林彪：“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毛泽东谈笑风生，而他的笑声中饱含着尖刻的讽喻。
这是毛泽东第三次表明了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宪法》工作小组中同样存在两种意见。康生、张春桥接受毛泽东的主张，吴法宪、李作鹏在林彪支持下，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两派意见时常发生冲突。
林彪一派虽然与毛泽东的主张相抵触，但是他们打出的旗号却是树立毛泽东的领导权威。8月13日，中央修改《宪法》工作小组召开会议，继续讨论《宪法草案》稿中的文字修改问题。会议上，张春桥和吴法宪就有关提法发生争执。
此前，张春桥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时曾亲耳听到毛泽东谈到“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马列主义是讽刺”。张春桥以此为依据，提议删去草案中“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以及“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三个副词。
吴法宪不同意，他反驳说，“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会后，吴法宪通过黄永胜将争论的情况报告了林彪。林彪对吴法宪在关键时刻敢于向张春桥发动反击表示满意，说：“吴胖子放炮放得好！”
庐山飞云雾（3）
三个副词出自“文化大革命”中最著名的“红宝书”—《毛主席语录》的开头，发明权属于林彪。毛泽东已多次表示反对这种说法，他在1969年审定九大《政治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时，也删去了初稿中的这三个副词。
对于自己的发明，林彪十分珍惜，岂能放弃？
林彪、叶群估计在将要举行的政治局会议讨论《宪法》文字定稿时还会有一番激烈争论。叶群遂打电话给陈伯达、黄永胜，要他们准备有关领袖们在称“天才”问题上的语录，准备在会上和张春桥等人“斗争”。出乎他们意外的是，8月14日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等人未再坚持删改意见，《宪法草案》按林彪一伙的意思顺利通过。
尽管如此，在国家主席问题上，毛泽东仍未改变主意。
林彪出人意料地在会上突然发难，但他打出的旗号却是树立毛泽东的权威。闭幕时，五位政治局常委还剩四位坐在主席台上。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开幕了。
开会的那天，总理交代杜修贤和拍摄电影电视的记者说：会场拍摄时，你们要注意多拍摄西面的会场。一时杜没有明白总理的意思，只是点头答应了。待开会时，当他把镜头举向会场西面时才恍然大悟，会场的西面坐着老帅们和中央的老委员们。到会议结束，他更是大彻大悟，会场西面大多是同意毛泽东不设国家主席的委员。
杜修贤真惊讶总理料事如神的精明和把握心态的准确！
在当天会议上，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总理宣布了会议的三项议程：讨论修改《宪法》的问题；国民经济计划问题；战备问题。按预先宣布的程序，首先应是康生作《宪法》修改草案报告。然而，林彪突然提出要讲几点意见。
林彪要讲话，讲些什么内容，多数常委事先都不知道。在常委会讨论九届二中全会议程时，林彪并没有说这个问题。
林彪在讲话中继续坚持称天才，坚持设国家主席。这种场合下，林彪是以党的副主席身份讲话，传达的却是个人意见。他要把个人观点假以集体决议传达给与会的中央委员。
他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反马列主义的”，“这点值得我们同志们深思，尤其是在中央的同志值得深思”。这次《宪法》草案“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用法律的形式巩固下来非常好，非常好！”这是整个《宪法草案》三十条中“最重要的一条”、“最根本的经验！”“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是这次《宪法》的一个特点。这种领袖地位是“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指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
林彪翻来覆去地讲他的这些观点，讲了一个半小时。他显然是有准备的。他讲话时，讲台上放着一个稿子。林彪的讲话，既没有讲形势，也没有讲其他新的问题。虽然台下有热烈的掌声，但大家看到坐在台上的毛主席听得越来越不耐烦，明显地表现出了不高兴。周总理、康生也表现出着急的神态。陈伯达则听得很认真。
林彪讲完后，毛主席对周总理、康生说：“你们讲吧！”语气中流露出不悦的情绪。
周总理见此情况说：“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我就不讲了。”
康生也说：“《宪法》说明已印发给大家，不讲了。”
毛主席宣布散会。
林彪的讲话明白地把“国家元首”这个毛泽东坚决推卸的头衔加予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与会人员没有感到异常，认为这是中央的安排。
当天晚上，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纲要会议上，吴法宪提议要全会第二天再听林彪讲话的录音，学习林彪的讲话。政治局委员多数同意，主持会议的周恩来遵从众意，通过了这样的安排。
为了配合这次行动，陈伯达、叶群已预先有准备。上庐山后，他们临时组织了一些语录，编成《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分发给团伙中的人。
8月24日，陈伯达、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按事先商定的口径，引用同样的语录分别在华北组、西南组、中南组、西北组发言，共同点是坚持“天才论”，提议设国家主席，要毛泽东任国家主席。许多人不明真相，但出于对中央的信任和对毛泽东的崇拜，纷纷赞同由毛泽东任国家主席。陈伯达等人的发言同时影射张春桥一伙诋毁毛泽东。
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中说：“竟然有个别人把‘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
“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妄图贬低毛主席、贬低毛泽东思想。”
“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像跳舞一样高兴！”陈伯达的这些发言印成华北组2号简报（大会第6号简报）发给与会者。
简报中还写道：大家听了陈伯达等的发言，知道了党内竟有人否认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庐山飞云雾（4）
陈伯达的发言投合了林彪的口味。林彪听秘书读过这份简报后，高兴得笑了，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了实质问题。比较起来，陈伯达讲得更好些。”
华北组的简报一出，整个会议声调大变，一些委员表现得情绪激动，会议气氛开始紧张起来。各组都谈到要“揪出”反对毛主席的坏人。
会议没有按毛泽东预先的希望开成一个团结的会。陈伯达充当急先锋，挑起争论，矛头直指江青、张春桥等人。两个集团的斗争趋于公开化。
“主席，不得了哇！他们要揪人。”江青气急败坏，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向毛泽东绘声绘色地反映大会的情况。会上出现这种背着毛泽东的明显是有统一布置的“揪人”行动，使毛泽东感到事态已十分严重。这次的对手是远远超过彭德怀了。如果说1959年庐山会议的“军事俱乐部”是纯系子虚乌有，那么，林彪军人集团却是虎视眈眈，有着随时可以起事的威慑力量。毛泽东不能不提防把政变经背得烂熟的林彪。
当天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开始部署反击了。
毛、林、周、陈、康“五巨头”又重新聚集在一起。笑容从毛泽东脸上消失，预示着会议的气氛是沉重的。“文化大革命”把毛泽东推拥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的指示具有无上的权威。
毛泽东严肃地作出三项指示：
第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第二，收回华北组2号简报；
第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
毛泽东的目光射向陈伯达，十分严厉地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毛泽东的话，使陈伯达丢魂丧胆，使林彪极为难堪。大约为了给林彪留点面子，毛泽东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他的话音里除了威严还透出一种凄楚。这种话是他从未说过的。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那种高屋建瓴，那种嬉笑怒骂的潇洒已经从他身上消失了。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庐山的政治气温骤降。林彪和陈伯达都意识到，这回他们输了。此后，他们便从政治巅峰上跌落下来，一步步走了下坡路。
叶群、吴法宪等人匆忙撤回、销毁自己的言论。开始，留守北京没有来庐山参加前期会议的总参谋长黄永胜也照叶群的部署准备了一份类似的发言稿，听说山上风云突变，就悄悄地销毁了文稿。
8月26、27日，周恩来找吴法宪等人谈话，要他们作检讨。吴法宪报告了林彪。林彪说：“你没有错，不要作检讨。”叶群则极力安抚左右为难的吴法宪：“你不要紧张，还有林彪、黄永胜在嘛！只要不牵扯到林彪、黄永胜就好办。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
随后，叶群、黄永胜召集吴、李、邱布置统一口径，强调在小组会上发言不能牵涉林彪，黄、吴、李、邱只讲自己，互不涉及。
为了挫败林彪夺权的计划，毛泽东决定拿陈伯达开刀。
8月31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毛泽东说：“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毛泽东要求大家“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并把林彪一伙的这次表演形容为“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后来杜修贤回忆道：“开幕时，主席台上坐着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五位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到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闭幕时，五位政治局常委还剩四位坐在主席台上。他们中间的理论家—陈伯达消失了。
“我记得闭幕那天，气氛空前地紧张。前几天许多中央委员还误中林彪‘天才论’的圈套，会场里响起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的合唱声。可这时，全场鸦雀无声，针落闻声。
“我们记者站在后台，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
“主席台那四位常委脸上的表情让人脊梁上哧哧地蹿凉气。毛泽东气愤里带着悲楚；林彪拉着沮丧透顶的瘦脸；周恩来紧抿嘴唇异常严肃；康生眼镜后面的眼睛闪着捉摸不定的光。我们只敢探头朝台上望，脚下就是不敢迈步！”
原来，九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并展开批判。
就这样，陈伯达当了林彪的替罪羊，林彪仍然高坐主席台之上，可是，他这时的心情已经不比初上庐山信心满怀了，在毛泽东心中，他已经“失宠”了。
庐山，对于林彪来说，太熟悉了，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既是起点又是终点，历史选择了庐山这个神秘的政治舞台，让林彪上演了极其精彩的大戏。让我们再把历史的镜头拉回到1959年夏天那次庐山会议，看看在那次会议上发生了什么。
历史有时就像风雨一样变幻莫测，当彭德怀因铮铮真言而遭到不公正待遇的同时，却使另外一个人获得了渴望已久的机会。
1959年的夏天特别炎热，党中央决定在著名的避暑胜地—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系统地研究怎样有效地克服在具体工作过程中出现的“左”的偏差，为完成本年度的大跃进计划扫除障碍。
庐山飞云雾（5）
在6月底7月初的几天，中央的决策者们和各地领导人陆续抵达庐山，虽然会面、交谈、笑声、问好声不断，但人们的话语、眉间总是透露出隐隐的不安。
刚刚出国访问归来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也被毛泽东请上了山。
庐山，真是人间仙境，前来赴会的领导者们暂时远离尘嚣，放松精神，从容议事。会议
最初几天，与会者大都心情舒畅。
毛泽东谈笑风生，鼓励大家踊跃发言。
关于目前的形势，毛泽东很欣赏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三句话，就借用来概括，即成绩伟大，经验丰富（实际上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专门谈到了“大家要冷一下，做冷锅上的蚂蚁，不要做热锅上的蚂蚁”。
“去年情况本来很好，但带来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一面，没想到困难一面。”
毛泽东用强调的口气说：“总之，怪话不少，要让人说。”
毛泽东的定调讲话，和庐山的云雾一样，驱散了笼罩在人们心头的暑气，会议的空气轻松起来。
刘少奇的话更使“神仙”们飘逸起来。他话语不多，但切中要点：
“1958年经验丰富，教训深刻，最大的成绩是得到了教训，全党全民得到深刻的教训，毫无悲观、抱怨之必要，不要责备下面。”
他对会议的总的调子是这样解释的：
“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
接下来的讨论发言，坦率与热烈，可以说是过去党的会议上少见的，或许是现实现状逼使与会者不得不谈。
会上的“神仙”在会后的言谈中，变得更加直率，更能反映庐山会议前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