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毛泽东出示的黄牌警告，高岗、饶漱石却不买账。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后，高岗并没有停止“倒刘”的阴谋活动。饶漱石也利用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职位摇旗呐喊，因为他心里也有个小九九，进京后见高岗常去见毛泽东，以为亲近高岗必然会得到毛泽东的刮目相看，于是和高岗结合起来，一唱一和，十分默契。为配合高岗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反薄倒刘”活动，他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也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
因为他们“倒刘”活动太明显了，阴谋夺权的野心在中央高层暴露无遗。尽管毛泽东身居“深宫大院”内却知天下事。高、饶两人狼狈为奸的事情，一件也没瞒过毛泽东。尽管毛泽东十分反感他们的做法，但还是耐下心以批评教育、加强团结为主，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对待他们。高压之下，饶漱石的锋芒有所收敛。可高岗愈加地走火入魔，摆出了一副不打倒刘少奇决不罢休的架势，篡权活动有增无减。就在毛泽东走近60岁之际，高岗的“倒刘”活动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到处找人谈话，企图联合中央各方面的领导人与他一起拱倒刘少奇。一时，高岗的家里门庭若市，车水马龙……会客室内放了不少刘少奇的讲话稿，随便让人翻阅，并一一指出讲话稿中的“严重”错误。
这时毛泽东已初步掌握了高岗活动的情况，也进行了一些调查。一天，罗瑞卿来看望毛主席，问起主席的健康状况。毛泽东开起玩笑：“我这是政治感冒，鼻子不灵。”
“没睡好觉吧？”
“是啊。睡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睡在床上，一种是睡在鼓里。若不是其他同志向我反映高的问题，我还在鼓里哩！”
不平凡的12月26日（2）
眼见着高岗逐步发展成一个十足的野心家，这必然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
在临去杭州之前，毛泽东依照过去的惯例，提议在他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而这时的提议有着特殊的含意，不仅表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信任，也是对高岗一个明示—刘少奇不是你一个高岗能“倒”的。可是刘少奇被高岗搞得心情很不好，没有理解毛泽东的用意，而是沉闷地抽着烟，以毛主席号召全党要谦虚为由，提出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的建议。
毛泽东一时哑然，心里也不高兴了。他强调了全党要谦虚，言外之意，是希望中央领导人顾全大局，维护全党的团结。但刘少奇此时却以此谦让，无疑在毛泽东心头投下一团阴影。
后来因为书记处其他人不赞成轮流负责，刘少奇依然负责中央的工作。
当然他们中间还有一人是极力反对刘少奇独自负责的，那就是高岗。他力排众议，第一次站在刘少奇一边，十分赞同轮流负责的方案。“主席的威望不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能代替的，我看还是轮流好。轮流吧，搞轮流可以发挥每一个人的作用。”此刻，高岗为了取代刘少奇已经心急如焚了。
毛泽东把洞悉一切的目光投向了高岗，心里冒出一连串的愤慨：高岗你为什么变化这么大？解放前你虽没被敌人的枪弹所击中，但解放后为什么却被骄傲和权欲击中了呢？
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在他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共中央工作。那天到会的有20来人。毛泽东目光炯炯地扫视会场，发出他第二张黄牌警告：
“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颐年堂门可罗雀，东交民巷8号车水马龙。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
会场里静极了，与会者全都注视着毛泽东，等待着他下一句话要说出这个“别人司令”是谁，但毛泽东戛然而止，不再往下说了。其实毛泽东已经指明了“东交民巷8号”，还有谁不知道“别人司令”何许人也？
两天之后，毛泽东避开了他的政治局委员们，只是请来他身边所有的警卫人员，将乒乓球室当作餐厅，大家围坐一起，吃了一顿热乎乎的汤面，为中央最高统帅过了一个特别的六十大寿。毛泽东当过“寿星”后放心地去了杭州，全力投入到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制定之中。因为中央的事情他已经做了安排，在他两张黄牌警告之后往往就是一张“驱逐下场”的红牌，剩余的事情留给同仁们去收场吧。
1954年2月6日至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委托刘少奇主持，在北京召开了。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召开的第二个中央全会。毛泽东没有参加会议。会议通过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但是，高岗、饶漱石已经走到了政治生涯的尽头，依然执迷不悟，不肯悬崖勒马，不作深刻检讨，也不痛改前非。高岗干脆顽抗到底，来了个鱼死网破，以自杀来抗拒党对他的教育和挽救。虽然经过抢救没有死成，但他去意已决。
为全面查清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中央书记处在2月中旬分别召开了关于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核实了他们分裂党、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事实。随后，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东北局、华东局、山东分局和上海市委等又召集专门会议，对他们的问题进行揭发和批判。在无可抵赖的事实面前，高岗仍拒不悔改，于8月17日再次服安眠药自杀。一年前还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的高岗，很快马失前蹄，翻身落马，掉下了万丈深渊，永远背负着羞辱的墓碑。
1955年3月下旬，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全面论述了党同他们斗争的经过，以及进行这场斗争的重要意义和经验教训。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将他们两人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至此，一场在毛泽东60岁诞辰前后进行的反对高饶的斗争画上了句号。
然而，命运之神却不断翻新捉弄人的把戏。10年后，也是毛泽东的一个诞辰，黄牌举向了刘少奇……
毛泽东幽默地说：“做寿不好，做一次就少一岁，那不是越做就死得越快吗？还是不做寿多活几年好！”最后一次公开的生日宴会，借此公开了对刘少奇的不满。
1963年底，共和国的经济已经走出了低谷，度过了困难时期。在那段时间内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迎来了毛泽东七十大寿。人生七十古来稀，按人之常情，七十做寿并不过分。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118厅会见外宾，谈的时间很长。会见结束，用餐时间已过。服务员按情况为主席准备好了晚饭。熟悉毛泽东日常生活的人都知道，实际这是他的午饭。因为多年战争生活环境养成的工作习惯，他大都是上午休息，下午和夜间办公。所以，晚餐就成了午餐。午餐又是中国习惯的正餐，加上这一天又是毛泽东的70岁生日，于是，特为老“寿星”的便饭多准备两个菜，一碗面条，即四菜一汤和一碗汤面。这就是大家为毛泽东准备的古稀寿宴。但毛泽东看到了桌子上为他摆的菜饭，顿时不悦，“我好好的，做个屁寿。我们党内的规矩，不准做寿。我不能带头违反规定，这饭我可不能吃！”
不平凡的12月26日（3）
说完做了一个人们都熟悉的手势，右手向外一挥，起身在118厅内慢慢散起了步。服务人员见到这个场面，真有点紧张。只好让两位能说会道的服务员去说服毛泽东。
经过一番唇枪舌剑的“工作”，毛泽东“被说服”了，说：“饭可以吃，但有一个条件：你们不是也没吃饭吗？和我一同吃，不是做什么寿。打牙祭，我请客，免得浪费。”
没有为主席做成寿，为主席服务的服务员却成了座上客。席间，大家举杯，祝毛主席长寿。毛泽东却幽默地说：“做寿不好，做一次就少一岁，那不是越做就死得越快吗？还是不做寿多活几年好！”大家赶紧改口：“祝主席健康长寿！”这回主席笑了，“健康很重要，可以多活几年。什么万岁，万寿无疆，没那回事，你们不要听。人都是要死的，无非是七十三，八十四。如果人都不死，孔老夫子到现在还活着，不要说他坐车子周游列国，恐怕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了。再过几天就是1964年了，我们每个人都长了一岁，每个人都过生日，祝我们每个人都健康。”
毛泽东风趣的谈话引起了满厅人的笑声。
古稀老人在和年轻人吃饭谈天中，得到了平常人过生日时的愉悦心情。至于饭费和粮票，当然如毛泽东往常在这里吃便饭时一样，都由他支付。
第二年的岁末，毛泽东又迎来了71岁生日。
这一次出乎人们的意外，毛泽东第一次破天荒地要在生日这一天请客。这次生日请客是他有生以来惟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公开的生日宴会。
那一年，原子弹爆炸的热浪未平，12月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那天几千名代表走进神圣的殿堂，以自己的参与表达全国人民的心声。大家按地区分片入座后，在热烈的掌声中，周恩来总理走上讲台，开始作《政府工作报告》。他在讲话中提到了农村的典型—大寨。
“……下面，我想举几个典型例子，说明我国自力更生的成就。……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地进行农业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这个大队，原来生产条件很差，是一个穷山恶水土地薄、全部耕地分散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地方。十几年来，这个大队在党的领导下，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以加工改造耕地为中心，结合运用‘八字宪法’，高速度地发展了农业生产。他们进行了大量的、艰巨的农田建设，把过去的4700块土地弄成了2900块，并且都建成为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农田。他们的粮食亩产量，1952年为237斤，1962年增加到774斤，1963年虽然遭到很大的水灾，但是仍然保持在700斤以上。”
大寨的领头人陈永贵就在阵容庞大的山西代表团里。他头上裹着白毛巾，脸上堆积着皱纹，一身黑袄，一看就知道是位世代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这一年他刚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但他的业绩却是全国农民瞩目的。他以平静却带有虔诚的表情仔细聆听总理的讲话……
周恩来指出一条可以称为大寨模式的道路，周恩来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开会时值毛泽东主席71岁寿辰，中央办公厅为主席的生日做了一番安排，这一天准备请几位会议代表出席主席的生日宴会。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各大区的书记应邀出席。代表中有幸得到邀请的是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董加耕，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
等坐到寿筵边，人们再次目瞪口呆。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给这次生日宴会赋予了新的内容。
毛泽东生日的前几天，在人大召开的同时，中央也召开了工作会议。早在八大后，中央已明确决定，主席退居二线，党内一线工作由少奇同志主持。所以中央工作会议的大部分准备工作都是刘少奇做的。
这次会议，毛泽东没有出面就结束了。会后江青请陶铸夫妇在人大小礼堂看《红灯记》。开演前，在休息室他们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嘛！”陶铸夫妇已隐约感觉到了，毛泽东说的“有人”二字，这个“人”恐怕是指刘少奇，但是他们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毛泽东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有的走了。”“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命令道。
观看《红灯记》时，江青对陶铸说：“有人反对京剧改革，我就是要搞京剧改革！”又是一个“有人”！但这又是指谁呢？陶铸他们还是不敢去多想。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书记们，又都被召了回来。这次是由毛泽东亲自训话，他不紧不慢，然而口气相当严肃：“社教讲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经济、清组织），没有阶级立场，没有阶级分析。关键是要清查新生的资产阶级。新生资产阶级有的在党内，也有的在党外；有在台上的，也有在台下的；有前台的，也有后台的。”
毛泽东讲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感到跟不上毛泽东的思路。
毛泽东讲完话的第二天，恰逢他的寿辰。汪东兴和江青操办了寿宴，请了一些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同志来吃饭。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品字形地摆了三张桌子，陶铸夫妇、李富春及胡耀邦是提早到了宴会现场。不一会儿毛泽东走了进来，他环视了一下四座，说：“东兴同志讲，罗长子（罗瑞卿）和陶铸让我请客，好嘛，今天我就来请。李敏要同我来，我说你不下乡，你没有资格来。李讷好，李讷下去搞四清了。”
不平凡的12月26日（4）
突然毛泽东扭头对坐在身旁的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向我讲，你们搞独立王国！”毛泽东不像是在开玩笑，室内的气氛顿时就紧张了起来。大家相信，“搞独立王国”，毛泽东虽然是面对着李富春说的，但决不是批评李富春一个人。幸好这时江青进来打断了毛泽东的话头。她的身后跟着几位特殊的客人—中国的导弹之父钱学森、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带头人邢燕子、董加耕和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四位正在参加人代会的代表。
这几位身份特殊的代表平生第一次走进了中南海。这一天陈永贵在黑棉袄外面套了一件家里最好的黑布对襟夹衣，头上裹着白毛巾。邢燕子、董加耕也是一身农民装扮，他们都显得有些紧张、不安和激动。
他们到达中南海的时间比预定的早了一点，周恩来就先带着他们拜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他们进去的时候，刘少奇正在埋头读一份关于“四清”工作的材料，一时竟没有抬起头来。
刘少奇埋头读材料的形象给陈永贵留下的印象很深。“我们到了以后，刘少奇眼都不抬。”陈永贵在六年后一次大会上说，“但那时根本没有考虑中央有两个司令部。我们到了主席那里，对我就十分亲热。”
的确，陈永贵见到毛泽东的时候，一时紧张竟说不出话来，只是咧着嘴笑着，稍稍抬着头仰视着，两只手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毛泽东笑道：“你是农业专家噢。”陈永贵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话，只是一个劲儿地连连点头，咧着嘴使劲笑。周总理在一旁笑着翻译道：“主席说你是农业专家。”陈永贵听了立刻又摇起头来，“不，不，我不是农业专家，不是农业专家。”
毛泽东请他的客人们落座，抽烟，吃糖。问起陈永贵的年龄，陈永贵答道：“五十啦。”毛泽东笑道：“五十而知天命哟。”不知是听不懂湖南口音，还是不明白孔夫子这句话的意思，陈永贵没有否认他“知天命”。
毛泽东坐在上方的一桌，陈永贵极荣幸地被安排在毛泽东这一桌。在这张桌子上就座的还有董加耕、钱学森、邢燕子、陶铸夫妇、罗瑞卿、谢富治和汪东兴，而江青、刘少奇、胡耀邦、李富春及各大区书记，则分坐另外两桌。
生日宴席上有葡萄酒和茅台酒。毛泽东喝下三杯茅台，大声称赞了钱学森：“钱学森不要稿费，私事不坐公车，很好！”毛泽东侃侃而谈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