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灯光，如果这灯光一小时、两小时地亮着，或更长时间地亮着，说明他还没有休息。这时，大家的心弦也就越拉越紧了，担心他休息的时间太少，影响健康。有时见灯光熄灭得早一些，值班的卫士便会把此事看成是自己值班中的成绩或幸运。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毛泽东离开了居住了17年的菊香书屋，搬到临中海西湖畔的游泳池旁的一栋普通平房里居住。开始是因为毛泽东爱游泳，经常在游泳池边看书、会见客人甚至办公，旁边的房子正好供他休息之用。时间一长，毛泽东干脆在这里住了下来，直到后来把这里变成了居住的地方。他的客厅也兼书房，这是毛泽东晚年最后一个读书的地方，这里的书籍更是汗牛充栋，令人叹为观止。那环壁而立的简易书架和层层叠叠的厚书，将人带进了一个充满思辨的博大世界。毛泽东这小小的书房，犹如地球的一个支撑点，将他精辟的论点和科学的预见，交给来自世界各地的宾客。
第二章
走进毛泽东的本色世界（1）
摄影记者怀着神秘的心情第一次走进毛泽东的客厅，无比惊奇地发现这里是书的海洋。毛泽东像普通人一样和他交谈，亲切的感觉油然而生……
1970年元月，新华社摄影记者，也是担任周恩来专职摄影记者的杜修贤接到通知，他将
同时担任毛泽东的专职摄影记者。
多年从事政坛摄影，他有一种重如泰山的压力和责任。然而对担任毛泽东专职摄影师这一重任，他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能否胜任没有把握。这时，他倏然想起一句古诗：高处不胜寒。
难道这就是冬季的机缘？
他曾问过办公厅的领导：“总理一个人的活动就够我忙的，又加个主席……这怎么忙得过来呀！只是管主席一人，还是两人都管？”
“当然都管！”领导口气十分干脆，没有商量的余地。
他是个痛快人，做事不喜欢拖泥带水，既然这样，与其犹犹豫豫不如干干脆脆答应了。虽然他从60年代就走进中南海，成为一名出色的“红墙”摄影师。他跟随在总理身后，为当时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人留下了许许多多的精彩瞬间，这其中也包括了毛泽东。但毛泽东在他的记忆里有时仍有一种朦胧的感觉，好像他沉默、忧郁。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讲毛泽东没有架子，讲话很风趣，一举一动都带有诙谐的成分，特别是浓郁的湖南话，使得本来就很有诗意的语言更加悦耳也更加难懂，为此工作人员们没少闹笑话，待主席明白他原话已被别人理解成驴唇不对马嘴的意思时，他自己也会跟着一起大笑，丝毫没有一点责备的意思。但由于没直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所以杜修贤对毛泽东仍有一丝神秘感……
杜修贤接到毛泽东秘书的电话，说主席要接见外宾，叫他立即就去。这是走马上任的第一次拍摄，也是他第一次走进毛泽东的游泳池。
他走到这幢普通却不寻常的平房前，决然料不到它是毛泽东一生最后十年的住处。
他第一次走进时，因为充满好奇神秘，目光不由得环顾四周。书房里的情景并不像脑海里所想像的那样富丽堂皇，明光闪亮，甚至有点灰暗、陈旧，厚厚的紫色窗帘挡住了户外的阳光，屋里亮着灯，使得本来就很简朴的陈设愈加简朴。构成灰色主调的要算那贴满墙壁的线装书，一排排一层层一摞摞砖头似的书摆满了环屋的书架，许多书里还夹着白色的纸条，这是读书人留下的思考和阅读的记号，猛一看还真像商店货架上的价码标签呢。
除了惊人的书“海”外，醒目的陈设要算客厅中间摆成月牙形的沙发和挤在沙发之间的三角茶几。沙发旁摆着落地台灯，茶几上整齐地放着一摞纸巾、国产烟、青瓷烟缸和青瓷茶具，茶几下面有几只白色痰盂……一切都非常普通也非常亲切。
这时毛泽东从他的隔壁房间走了进来，杜修贤正背对着门测光，没有看见，待转过身时，主席已坐进了沙发里，他竟一点没有察觉，自顾选镜头，无意间发现镜头里怎么有个人，一骇，是主席！他忙放下相机，默默地立在原地不敢动……毛泽东似乎也没有注意他们，他拿着一本厚书，目光透过手里的放大镜，正细细地慢慢地在字行上移动。
杜修贤和拍电影拍电视的两位记者生怕惊动主席看书，就悄悄地出来，到外面的过厅里等着。
主席的机要秘书这时告诉杜修贤：“主席常提到你呢！”
“提到我？”杜修贤不相信地直摇头，“我从没跟过主席，他怎么熟悉我呢？”
“真的哎。主席不止一次说过你手快，抓神抓得准，动作也快。真的，你是主席点名要的将。”秘书的神情很认真，不像是开玩笑。
他想可能主席常看见他拍的新闻照片，才这样说的。
杜修贤只是笑了笑，好像不以为然似的。其实他心里很高兴。但他知道毛泽东是不爱面对镜头的，记得有一次，他和中央新闻摄影小组的几个人想趁主席在大会堂开会之际，为他照一些正面的标准像。准备提供给画家们使用。因为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要更换，画家需要临摹的样本，这个拍摄“样本”的任务就落在了中央新闻摄影小组几个记者的身上。几个记者就在会议室外的大厅里架好大照相机，等候毛泽东开会出来。过了不一会儿，毛泽东走了出来，就是人们记忆里的那种大步流星的步伐，估计办公厅主任已经通知他，有拍摄正面像的任务。他大概看出摄影师们的用意，就径直走来，在为他摆放的椅子上坐下，但表情很严肃，好像在进行什么重要仪式似的。
杜修贤知道主席不喜欢面对镜头，就赶紧手忙脚乱地对焦距，想早点照完。可是他一看取景器，却傻了眼，明明镜头是正面对着毛泽东的，怎么……眨眼工夫就转了向，镜头里毛泽东是侧面！这是怎么回事？他还以为是椅子没有放正，可是一看，椅子是正的，毛泽东却侧着身子。不仅头部侧着，连整个身子都侧着。主席为什么要侧着脸照相？是要照侧面像，还是不喜欢面对镜头？猜来猜去，杜修贤也猜不透主席此时的心思。一般标准照都是正面像，杜修贤又不敢擅自做主给主席照侧面像。大家一边直着急，可谁也不敢上前提醒主席坐正。干脆，大家将大相机连架子端起来，顺着主席的姿势移了半个圈，直到又一次镜头对准他。
毛泽东一声不吭，满脸不快地望望黑幽幽的镜头，幸好没有再侧转身子。他们赶紧利索地抢拍了几张就关了机子，好让主席早一点“解放”。以为一拍完，主席会马上离开拍摄地点，谁知他见关了机子，倒不慌不忙站起身，掏出香烟点燃，深深地吸一口，接着又轻轻放出，一缕烟雾在他眼前飘散，好安逸！
走进毛泽东的本色世界（2）
大家见主席放松了，也跟着松了口气。
后来发现许多次他都这样，只要你不将照相机镜头笔直地对着他，即使灯光忽闪忽闪的，他也会谈笑风生，神情自若的。他并不是拒绝所有的镜头，而是喜欢记者在他轻松自由中拍摄他。
过了一会儿，秘书进来说外宾要到了。
因为毛泽东不喜欢记者围在四周，更加讨厌闪光灯，所以，他会见外宾只允许一个摄影记者在跟前。如果有外宾带来的记者，只要是摄影记者，就一律拦在门外。
外宾的车子已停在了门口。主席放下书，十分利落地站起高大魁梧的身躯，弯腰将烟头按在烟缸里，快步朝门口走去。1970年，主席看上去身板还硬朗，脸色也红润，常从眉宇间流露出人们最熟悉的慈祥。
外宾由周总理陪同走进客厅。杜修贤飞快地按动快门，因为他能把握最佳瞬间，拍这样的照片往往是又快又好。
毛泽东随客人一同落座。
镜头里—毛泽东正和外宾谈笑风生，将他精辟的论点和英明的预见交给来过这里的客人。聚集着伟人思想的小小空间将成为影响全球的支撑点，毛泽东充满了自信。
喀嚓，喀嚓，快门不住地响动。
看见毛泽东兴致勃勃，神采奕奕，大家心里都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会见时间一般不会很长。客人离去时，毛泽东总是坚持将客人送出客厅，穿过放着乒乓球桌的房子，走到通往室外的过厅门口，主席这时才止住送客人的脚步。
过厅不大，一扇门通向外面，人们进进出出都从这扇门里走。过厅里靠窗有一排沙发，工作人员常在这里等客人或是休息。
杜修贤见主席送客人到了过厅，估计不会再有新任务了，就收拾机器，准备离开。
“老杜！”
主席送走客人，转过身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喊道。没有想到，这个在中南海干了10年的摄影师一个最难忘、最幸福的时刻就这样降临了。
他激动地走上前去，紧紧地握住那双温暖的巨手。毛泽东笑眯眯地问：
“老杜，你是么子地方人？”
“陕西米脂。”
主席在过厅的沙发上坐下，从茶几的烟盒里取出一支雪茄烟递给他，这简直不可思议！连他会吸烟主席都知道。他没好意思接，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烟，“主席，我抽这个。”
“哎！吸这个烟，这个烟有劲哦，不习惯吗？”
杜修贤见主席手这么举着，连忙接了过来。
主席自己又点了一支雪茄烟，顿时，雪茄烟特有的芳香飘袭而来。“会吸这个烟才叫会吸烟呃！”
杜修贤笑了，用手小心摸了摸这粗黑、外面还裹着塑料膜的进口雪茄烟。没抽，而是点燃了自己的香烟。毛泽东凝着眉，用手指头敲了一下自己闪亮的大额头。
“陕北有句顺口溜—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可惜啦，你是个汉子。”
毛泽东虽然湖南口音很重，但这几句陕北顺口溜愣就学得有那么股子陕北黄土坡的土腥子味。
他笑着连连答应：“对的对的，就这么说的。”
“米脂风水好，出皇帝。李自成就是你们米脂人。他也是个汉子，看来，米脂也出汉子嘛！”
这一番话勾起了杜修贤遥远的回忆。
“穷则思变！所以，米脂出了个李自成。米脂的汉子自古有出来闹革命的习惯嘛。”主席又和他开玩笑地说了起来。
接着，主席讲了许多红军在陕北的趣事。今天，杜修贤已想不起来这些趣事的内容，只记得当时主席很开心，和他一起哈哈大笑个不停。
毛主席身上的灰色中山装似乎掩盖不住他诗人的浪漫气质，明明是笔挺的毛料服装，他这么一穿，什么样都没了，松松垮垮地耷拉在身上，每个细节都被勾画了出来。杜修贤看见他，一个口袋盖儿掖在口袋里，另一个则一半在里一半在外；衬衣领口的扣子没扣；袖口敞着……
不过，眼前的毛泽东比心目中的毛泽东更有魅力，他活生生的叫人感到真实可信可亲。特别是他对生活细节的忽略，使他更像个男子汉，尽管他已是老人，但男子汉的魅力丝毫不减。
谈完话，主席站起身，抖抖一裤腿的烟灰，走进了书房。
离开主席住所，杜修贤想起了那根雪茄烟，他捏了捏，放在鼻下一嗅，带劲！原来，他留个心眼：这烟没舍得抽，悄悄地收了起来。
这支雪茄烟杜修贤珍藏至今。在今天，也许有些年轻人感到他的举动似乎可笑。然而，这却是曾经生活在那个年代里的人民，对领袖爱戴和敬仰情感的真实流露。
★ 杜修贤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担任毛泽东专职摄影记者期间，他的任务最艰巨，责任最重大。这是因为毛泽东的骤然衰老再也躲不过真实的镜头，而八方责难却向他涌来。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毛泽东，也无法背离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78岁高龄的毛泽东与周恩来一起领导了对林彪集团的揭批查工作。精神上的打击和极度的劳累，使毛泽东的身体骤然衰老。
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只在睡衣外套了件大衣就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结果着凉感冒引起了肺炎。就在那次追悼会结束时，在场的一位医生注意到，毛泽东在上汽车时几次想抬腿都未能登上汽车，最后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才上了车。同年2月12日凌晨，毛泽东由于肺心病加重和严重缺氧，突然休克，心脏也已经停止跳动。幸亏医生胡旭东、吴洁立和护士长吴旭君、俞雅菊等及时抢救，才缓了过来。闻讯从西花厅驱车赶到毛泽东住所的周恩来，也很久迈不开要下车的腿（当时周恩来也身患绝症）。如果抢救失败，后果不堪设想。
走进毛泽东的本色世界（3）
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是毛泽东重病脱险后的第九天。他的脚肿得很厉害，过去的鞋已经穿不进去了。为了准备会见尼克松，工作人员事先特地画了脚样，定做了两双肥大的圆口黑布鞋。尼克松抵京的当天下午，毛泽东就在住地会见了尼克松、基辛格等。当客人进门时，工作人员搀扶着身体虚弱的毛泽东站起来，向客人们致以问候。毛泽东为自己已不能用十分清晰的语言流利地表达意思向客人表示道歉。周恩来向客人解释说，这是因为毛泽东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而尼克松在回忆录中却判断：“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
。尼克松有所不知的是，毛泽东的病情实际比他的判断还要严重得多，书房的屏风后放置的就是应急抢救的医疗设备，医护人员正在隔壁的房间内待命。
原定这次会见只是礼节性的15分钟，实际却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延长到了一小时零五分钟。在会谈中毛泽东是那样地机敏，但会谈一结束，疲惫的他却不得不在沙发上静坐了30分钟，随后即卧床休息。也许有心人会注意到有关这次会见的报道中没有出现“神采奕奕”、“身体非常健康”一类的用词。
在这以后，毛泽东讲话越来越困难，到最后一年时间里，只有长期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才能听懂（有时是根据口形猜测）。他在与人谈话时需要工作人员逐句“翻译”。
1973年8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党的“十大”。帷幕拉开之前，他是由工作人员搀扶到主席台上就座的。会议结束时，他是等全体代表退席后才让工作人员扶走的。所以，在“十大”的新闻纪录片中，既没有毛泽东入场的镜头，也没有他退场的镜头。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身体的骤然衰老同样也躲不过摄影记者的镜头。
1972年初，毛泽东第二次病倒后，情形发生很大的变化。在会见尼克松时，他们这些常常看见主席的人都禁不住吃了一惊，毛泽东犹如化妆般地迅速苍老，矫健的步伐被沉沓的蹒跚取而代之了。
这是多么令人心悸也令人忧虑的现实啊！虽然那高高耸立的红墙可以阻隔人们的视线，可没有什么能阻隔再现真实的镜头。一种从未有过的惶恐化为沉重的阴影笼罩在大家的心上。
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是不会忘记伟大领袖那神采奕奕、迈着矫健步伐登上城楼的日子，激动人心的场面和激动人心的形象被人民完好地收藏在心里，而当时任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的记者更是留下了许多精彩的镜头。随着岁月无情的流逝，形象感觉的偏差越来越大。当杜修贤担任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后，他却为获得一张对得起亿万人民的照片而绞尽脑汁。
为了弥补这种偏差，杜修贤和他伙伴们几乎施展了浑身的解数—形象不够角度补，脸色不好光线补，还利用侧照、仰照、远照等技巧避开病态的表情，寻找把握“传神”的瞬间……
手里的相机沉重了，他们的心更加沉重。
他们的沉重和胆怯还不仅仅是来自毛泽东的拒绝，毛泽东不愿意将自己苍老的形象过多地曝光，这个心思他们能理解。
他们的沉重和胆怯更多的是来自“四人帮”的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