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叫喊死人呢。”卡尔登布龙纳说，“鹈枭是一种不吉祥的鸟儿。”
“在狱中果了一年，这些声音对我来说好象都是幸福的象征。”卡纳里斯喊道，“喂，说说前线的情况。我们看不到报纸，甚至连张纸片也得不到。”
“您自己怎样看呢？在您看来，英国人和美国人现在在什么地方？俄国人又在什么地方？”
“我们把俄国人阻挡在奥得河。”卡纳里斯思付着说，“西方军队显然正延南面向柏林推进”
“还有北面。”卡尔登布龙纳说．“俄国人暂时被阻止在奥得河，我不认为这能持久下去。”
“照我的理解，您是带着建议来找我的，到底有什么事？”
“我想最好听听您的意见，卡纳里斯先生。”
卡纳里斯停住脚步，双手抱在脑后大笑起来：“应当处死犯人的人来找犯人了，不过这倒符合骑士的礼节！我成了‘先生’，而不是52号犯人。亲爱的卡尔登布龙纳，和您一起散步的功夫，我明白了您有话要问我。摊牌吧，我们试着达成个协议。”
卡尔登布龙纳点燃一支烟，两眼四处打量哪里可以扔火柴梗——村子旁的树林往往成了垃圾堆，扔着各种包装纸和空罐头盒。他没有找到地方，把火柴梗装回盒里。尽管他知道，这是不好的征兆，必须摆脱忠于德国理想的那个奥地利人的影子，可他做不到。他慢慢讲着，几乎是逐字逐句复述鲍曼允许他讲的话。
卡纳里斯听着，没有插话，赞同地点着头，忽而加快步伐，忽而驻足不前。
“就是这些，”卡尔登布龙纳最后说，“这就是一切。您要做出决定。”
“我当然可以列出一连串的人名、银行帐号和识别暗语，好让你们打开银行的保险柜。不过要知道，这意味着我将迅速而无条件地被处死，大队长。唉，我知道您信奉的原则——贪婪，自我毁灭，带有目的性的品行不端……我可以向你们提供名单，但请相信，如果你们想取得成功，就必须象在不久的将来保护你们家庭一样保护我。但是您不能违背自己的意志，这就是您的地位的可怕之处，我年轻的朋友。”
“有两个情况您说得不对，将军先生。其一，除掉您，我就要担当使我们的人带着识别暗语去银行上当的风险，因为您完全有可能事先与银行谈妥了所有方案。其二，除掉您，我将失去西班牙，您在那里的势力是众所局知的。西班牙是我们转移到拉丁美洲之前的最合适的暂时立足点。”
卡纳里斯摇摇头：“您没有全面地考虑好如何同我谈话，恩斯特。我这样不拘礼节地对您讲话，您不生气吧？”
“我对此感到高兴，将军先生。”
“您看，多好呀……那么您是屈从于某种命令来到这里的。您自己没有决心找我，我太了解您了。这一年半的时间我十分仔细地观察了您的工作。很可能是鲍曼派您来的。您不会使任何人为难。既然里宾特洛甫暂时同我们驻外使馆有无线电联系，那么军队就可以用自己的密码发电报给瑞土、西班牙、阿根廷、葡萄牙、瑞典；巴拉圭、巴西、哥伦比亚和智利等国的武官。您的人将派出带有我的指令的间谍，您不珍惜他们的生命——每一个自重的情报机构都有一批为保证重大行动成功愿意赴汤蹈火的人。就是说十后天您能得到归自己使用的帐号，并安排同我的有实力的银行代理人接触，以便合法地把自己的黄金交给他们。这是第一种情况。按照第二种情况，在我们消灭西班牙共产党时，我们的关系是有实力的，后来他们又进行了反对丘吉尔的把戏，以防止他利用最高统帅的声望，实现他在比利牛斯登陆的没想。现在时过境迁，罗斯福已控制了暴躁的温尼。这意味着我的能力明显减弱了。政治中最宝贵的是时间，只有实力是客观存在。不过，如果我从您那里得到保证，使我相信您在远东和拉丁美洲方向需要我，我成了有用的人，那就另当别论了。”
“需要什么保证？”
“作为合作的第一阶段，我写出你们感兴趣的东西，我们正式拟出一个协议。退路已经没有，伦敦现在绝不会理解我，在国王的警察机关那里我是声名狼藉的人。您把我的情报发往瑞士，我为您准备拉丁美洲方面的工作……”
“瑞土排除在外。如果我们达成秘密合作协议，我们现在也无权为英国朋友同我的人会面而庸人自扰，因为这意味着把您的关系、您的公司和我的人拱手交给伦敦。看起来对谈话没有准备的是您，而不是我。要么您相信我，让我们一起考虑未来，要么您不相信我，我只好奉命行事。有两天思考时间，星期六十二点以前，我再来找您。”
“今天能做的事别拖到明天，况且我们散步还没有超过一个半小时。这多么令人愉快呀，再给我十分钟，亲爱的思斯特……我准备马上就写，一点也不耽误，我需要大约一个月时间说清重大问题，并付诸实施。”
“将军先生，”卡尔登布龙纳厉声打断了他的话，“在您这种处境，最危险的是玩得忘了时间。不应当……您也明白，一个月的时间对我是不合适的，这一点我和您都清楚地知道。为什么您要用三十天时间换取您了解的情况？就是在一个半小时内您写出的一星半点东西，也不能解决问题。两天是个不坏的期限，两天里能发生多少事哇。现在每一分钟里都孕育着意外的事情发生。”
“恩斯特，您怎么啦，要让元首知道您和我的谈话吗？”
卡尔登布龙纳用鼻子哼了一声：“您在恐吓我吗？我被恐吓包围着！我自己准备起草一份报告，将军先生，就在您与英国情报机关代表接头并进行十分危险的会晤时，我的保险柜里就已放进您向凯特尔提出必须同敌人接触的报告副本，那里面提到在会晤时可能‘有意想不到的转机’。您是个狡猾的战略家，将军先生，不仅盖伦把您视为老师，我任某种程度上自然也是这样。”
卡纳里斯谈谈一笑：“这是题外话，亲爱的恩斯特，请完全坦率地回答，您真的认为，阿道夫•；希特勒有才能在达一次使德国摆脱危机吗？别看急，等一下，如果您仍然劝自己相信这种事会发生，那我们继续谈话就毫无意义了。但是如果您决定让自己去回答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的话，那么您显然面临选择今后的道路。我明白，在对我的情报和我所了解的情况发生兴趣时，您想的是什么，正象您乐于指出的那样。要知道，如果您一年前亲自镇压搞叛乱、暗杀元首、投奔外国、解散政党的人，那您就可能成为民族的救星，您和您的同僚也就会依然留在国家机器的关键位置，保证这部机器与布尔什维克匪徒对抗。”
“将军先生，我是作为一个政治家来找您的，而不是一个变节者。”
“请把‘变节者’一词换成‘灵活的经验论者’。任何一个俱乐部都将接纳您。亲爱的恩斯特，现在已无法使元首个人成为民族未来的化身。”
卡尔登布龙纳看了看表，掩饰着惊慌失措的窘态。卡纳里斯的话正是两天前他心惊肉跳地想到过的，那时他刚从希姆莱的司令部回来。闪电不时在东方闪现，潮湿的风从波罗的海吹来．他耳畔似乎还回响着党卫队全国领袖的奇怪的话：“恩斯特，德国人在考虑自己时要考虑德国的未来。”
第十六章 可怜的人，可怜的女人——（二）
“不，”施季里茨听塔格玛讲完后说，“根本不是这样……对贝纳尔多特的朋友谈论签订媾和协议可能遇到困难的说法，您的反应太有限了。您是女人，有一种激动的情绪。您的父亲是德国人，因此您的心有一部分属于德国。您应当进攻，把民族从灭顶之灾中解救出来，您必须指责贝纳尔多特无所作为，您要小心翼翼地逐步指出这个真理。真理是无法标示出来的，要么是人们说出它，不管付出什么代价，要么是说假话，或者……或者……不会有第三种可能了。”
塔格码目不转睛，痛苦地望着施季里茨，嘴角上不时浮现出一种可怕的与众不同的笑。
“心爱的人，”她说，“别那么严厉地责备我，女人是最听话的学生，所以她总是重复男人的言行。我不想说我丈夫，他是个不幸的小人物，但他是我情报工作的启蒙教师。我在模仿他的手段，明白吗？小时候我练体操，教练成了我的上帝。假如他命令我从窗口眺出去，我一定会跳下去……突然间您来了——聪明善良的男子汉，有些象教练，讲真话……”
“不是总讲。”施季里茨生硬地说。
“那么说，就是您的谎话非常可信。您很会开玩笑。好好地听着，别教训人，要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女人。您瞧，我象只猫似的依偎着您。”
“最好象体操运动员对待教练那样依靠我。”
“随您怎么说。”
施季里茨站起身，走到电话机前，拨通了号码：“您好，汉斯……看起来我今天也不能去，您可以准备一个人的饭。”
“您在哪里？”汉斯问。
“您的上司允许您这么向我提问题吗？”
“不，是我自己。我在担心。”
“您是个可爱的小伙子，汉斯，别担心。一切都很好，有三个冲锋队枪手在保护我。明天我会给您打电话，也许十点钟去。请把我的灰色套装熨好，再准备两件衬衣，一件灰色的，一件白色的，领带嘛，随您的便。请把鞋擦好，那双黑色尖头的。”
汉斯感到奇怪：“尖头的……是厨房的那双吗？”
“您已经熟悉了，对，就在那里。还要做几个夹奶酪和鱼的面包，我准备进行一次让人很疲劳的旅行。”
“我不明白，要做多少面包，博尔金先生。”
“要露破绽了。”施季里茨发觉，“全暴露了，这可真槽，德国人不说‘几个面包’。不，可能说的，不过这表明说话的人不是德国人或者不是纯粹的德国入。我应当说‘做七个面包’，这才合乎规矩。要让缪勒明白，我为什么说出这句纯俄国味的话。”
“难道您的上司设告诉您我和一位太大一起走吗？白天我们吃三餐，每餐两个，一共六个。难道这很难算吗？回来时我一个人，就是说夜里吃一次，早晨再吃一次，假如能在车里睡，在路上不遇到轰炸，最后的数字应当是六加四，一共十个。假如您的灵敏性这样差的话，我相信，那您也不会知道暖瓶里该装多少咖啡吧！装上六杯。”
汉斯沉默了片刻，叹了口气：“那我在路上吃什么？——上司命令我送您和您的旅伴。”
“在您的上司没有改变命令之前，您就再做六个面包，装满另一只暖瓶。”
施季里茨放下电话，打开收音机。播音员正在播送新
闻：“我军英勇的坦克斥击退了东方壁垒的全线敌人，奥得河堡垒这条牢不可破的防线是布尔什维克匪徒的死亡地带。往西线进行着局部战斗，英美军队遭到重创。我军英勇的飞行员击落九十二架敌机，击毁三十四辆坦克和三个弹药库。在元首思想鼓舞下的我军士兵是忠于国家社会主义和帝国的典范！胜利正在不可逆转地到来，尽管精疲力竭的敌人在做最后的顽强抿抗！”
新闻播送之后，播音员宣布下面是小歌剧节目时间。帝国宣传部副部长特别喜爱维也纳小歌剧，所以节目编辑在每天的节目中加上了这类音乐会节目，有时一天播放两次。近几个月，空袭是那么频繁，但每日凭证供给的口粮仍是少得可怜。戈培尔下令意识形态专家播放三十年代初德国爵士乐作曲家的曲子。“至少让愉快的音乐使人们感到高兴。”宣传部部长说，“要经常提供有吸引力的节目，要多搞些西班牙歌曲，这些歌曲没有思想性，可以转播瑞典和瑞士的欢快乐曲，哪怕是爵土乐，要预先配好解说词，这是来自我们亲爱邻邦的旋律。”
“您喜欢维也纳人吗？”塔格玛间，她蹑手蹑脚地走到施季里茨身边。他左脸颊感到了塔格玛的呼吸——轻飘飘，若有若无。
“您讨厌吗？”
“我是随大流的人，如果您喜欢，我也喜欢。”
“您有没有觉得自己是个不幸的入，塔格玛？”
女人好象遭到了打击，愣住了。施季里茨没有转回身，但想象到了她的样子。
“您为什么这样问我？”
“因为我们即将开始工作，所以我必须彻底搞清。”
“您不了解我？”
“不是。”
施季里茨转过身，双手扶在她的肩上，塔格玛倒向他的怀里。施季里茨轻轻地说：
“他们把窃听器安在哪里了？”
塔格玛转过身，目光投向那座大台灯。
“窃听器时刻都开着吗？还是在开灯之后？”
“随时都开着。”女人轻轻说，“不过，您显然没有注意，您来的时候，我拔掉了插头。所以您在睡梦中说的话只有我听到了。”
（听到的不只她一个人，在她的房间里还有两个秘密装置，这她并不知道。）
他们下了车，站在街道上。施季里茨问：
“我梦中说的话您全明白吗？”
塔格玛摇摇头：“俄国保姆没完全教会我她的国家的语言。”
餐厅里手风琴手正在演奏。根据千秋帝国宣传部部长兼首都卫成长官戈培尔的命令，所有餐厅必须营业，白酒和葡萄酒敞开供应，无需凭供给证。
施季里茨叫了一瓶莱茵河葡萄酒，他更偏爱威斯巴登郊外酿的葡萄酒。战前，他常常在星期天驱车去维尔茨堡。酿酒的农民告诉他了干这行的风险。
“塔格玛，我想为您真诚地帮助我干杯，祝您成功。”
“我是个迷信的人，不为成功干杯。”
“那我简单点，为了战争一结束您回到这里干杯。”
“这样对待盖尔贝特是小人的行为，尽管我们只是名义上的夫妻。不过，这到底还是小人的行为。他能活下来，只是由于我给你们做事……”
“他死了，塔格玛。劳伦斯骗了您。您的丈夫死在集中营。劳伦斯交给您的那些信是您丈夫死的一星期写的，他们逼他提前写好日期，明白吗？”
女人点点头。她的眼眶刹时间充满了泪水，下颌在颤抖。
施季里茨见到一位年轻姑娘走进餐厅。她飞快地环视了一下大厅，目光停留在施季里茨反映在镜子中的身影上，然后又望望塔格码，漫不经心地在他们旁边的一张桌子旁坐下。
施季里茨把一只手放在塔格玛的胳膊上，低声说：“人家在看我们，现在他们要听见了……集中一下精力，我请您跳舞，那时候我们再谈，好吗？”
他明白，进来的这个姑娘说明他受到了全面监视。负责监视的部门有一半人参加了党卫队营，被派往奥得河畔的捷洛夫高地。施季里茨在保安总局走廊听说，负责监视的部门从希特勒建立的“信念与美”组织中吸收了最优秀的姑娘参加他们的工作。无意之中陷入了这个阴谋环境，使他把两件事实联系起来，并迅速而准确地做出了结论：目前他走的每一步缪勒都了如指掌。若果真如此的话，那就意味着，缪勒了解他的报务员的住址。
“这个年轻的报务员完全可以成为我的助手。”施季里茨一边同塔格玛缓慢地跳着华尔兹，一边想，“对我近一个月的行踪了解之后，根据姓名和地理座标，他们可以判读我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