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疼痛中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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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疼痛中奔跑- 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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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天是公平的,它没有给我健康,却给了我最好的父母。他们从没有把我当成一个病重得毫无前途和希望的人看待,没有对我嫌弃和鄙视,也没有纵容和溺爱,家中的氛围也没有因我的病而一片愁云惨雾。
  父亲是一个幽默而豁达的人,是医院的技术权威,声望极高。他对妻子和女儿的爱绵远而厚重,如春雨滋润着大地。而母亲,她像一只快乐的小鸟,极富好奇心,对一切美的有意思的事情都抱有极大的兴趣。她步履轻快,声音清脆,总是兴致勃勃地和我探讨什么颜色款式的衣服搭配什么鞋子最好看,胸针应该别在哪个位置,口红该用什么样的颜色……所以,我想我遗传了母亲爱美的天性,对服装和色彩有天然的颖悟力,以至于我失明多年之后还能凭记忆准确地搭配服装的款式和颜色,从不会出错。
  家庭的气氛温馨和睦又轻松愉快,打针和输液变成例行公事,不足为道。我忘了自己的病痛,忘了自己是随时在死亡线上徘徊的人。从初中开始,我便开始学习声乐。我是班上的学习尖子,文艺明星,老师的骄傲和同学的榜样。虽然活得艰难,但我是快乐的。我没有强壮的身体,但我的心态一直是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
  我考上了本省最好的大学——G大,因为身体的原因不允许我离家太远,我随时需要接受治疗。
  在“欢迎新生联欢会”上,我唱了一首歌,立即引起了关注和震动。我知道自己是美的,我秉承了父亲轮廓清晰的五官和母亲窈窕匀称的身材。因为生病的缘故,我没有母亲高大丰满,身高只有一米六二,但这已经足够让同学们艳羡和惊叹了。
  这是生命中最为光辉灿烂的日子,我光芒四射,熠熠生辉。
  大二的时候,我回到凤凰城,邂逅了在医院护理父亲的杨芊芊。
  18岁的芊芊,是一个面孔苍白,满目愁怨的女孩,一头参差不齐的凌乱短发,成天裹着一件宽大的灰紫色棉衣,有些楚楚可怜。但有时候,她又会无所顾忌地大笑,流露出她本性里天真烂漫的一面,毕竟是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孩子。



裴  裴


  凌乱的笔触,像鲜血一样浓得化不开的颜色,层层叠叠,疯狂的涂抹。最落魄的天才,最疯狂的激情。
  每次凝视凡·高著名的《向日葵》,我心里都弥漫着怅惘的激情,像暮色掩盖下汹涌的大海。头被砍掉了,生命还在炽热地燃烧。我欣赏这份畸形的才情,残缺的令人窒息的美,恰如我内心的黑洞。或许每一个画画的人都是内心残疾的孩子,用五彩的颜料填补内心里的缺失。
  我报了专为学生开设的暑期绘画班。教课的老师名叫叶松,一个高高瘦瘦的年轻人,满身的落拓和不羁,符合我对画家的想象。他应该是有些才气的,尽管在这座小城一个画家的才气几乎百无一用,最多画画商业的广告画,要不就教教我们这些学生,挣几两散碎银子聊以度日。
  从没有哪一件事情像绘画那样让我着迷。我狂热地迷恋着那些水粉、色块,那些光和影组成的奇妙世界,胸中奔涌的炽烈的情感唯有在绘画里才能得到释放和宣泄。叶松说,我是他见过的天分最高的学生。
  暑期班结束后,我成了叶松的私人学生。
  叶松在小城里是一个不俗的人。他不像别的男人那样满嘴粗话,酗酒打牌,要不就婆婆妈妈,琐碎无聊。他身上有着一个艺术家的清高和傲骨,至少在当时的我看来是这样。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他会和我说普通话,那嗓音温文尔雅,充满磁性。
  叶松刚刚结婚,脸上却没有新婚男人的喜庆和激情。我去他的家里上课。那是在一座百货大楼顶层的阁楼里,房间逼仄狭小,却布置得颇富浪漫气息。他的新婚妻子玲珑娇小,他懊丧地说妻子是没有思想的木头美女,不懂得欣赏他的艺术,我心想,既然如此你何必娶她。
  我背着画板到屋后的山上去写生。
  清晨和黄昏,太阳透过宽大的树叶斑驳地投射下来,山间雾气升腾,宛如童话中爱丽丝梦游的那个仙境。我疯狂地试图捕捉光与影的韵律,激愤而迅速地在画布上涂抹,状若癫狂。这是我最兴奋,最幸福的时刻,幸福得几近痛苦。我能体会凡·高的心境,把自己的鲜血变作颜料涂抹到画布上,每一幅作品都是生命的燃烧。他为画而生,为艺术而生,当创作的激情衰退,生命也走到了尽头,所以他选择自戕。我们捧出自己的真心,只求换取一点点的感情,却从来不会得到。
  我们都一样,生活在人心的沙漠里。
  只有大自然给我们安慰。这山,这树,这蓝天,这白云,它们恒久存在,永不会背叛。住在上海矮小的阁楼里,我唯一眷恋的只有这山。我喜欢无拘无束地在山道上奔跑,自由奔放得像一只轻快的羚羊,我喜欢坐在芦苇丛中,看夕阳西下,天空变成一种瑰丽而诡异的紫,美得惊心动魄。所谓的“世外桃源”,恐怕便是如此。只有这时,我才会忘却现实生活中所有的痛苦和烦恼,回复婴儿般的澄明干净。
  家中的情形越来越坏。母亲所在的街道小厂倒闭,她无可逆转地承受了下岗的命运。她无一技之长,又不能吃苦,找不到别的工作,只能闲于家中。家中的经济状况急转直下。
  裴望上了初中,可他从不曾好好读过书,整天和院里那些流里流气的孩子游荡,不时带些形迹可疑的半大女孩子回家。这些女孩穿着来历不明的吊带衫,脸上抹着廉价的脂粉,看人的眼光粗鲁而肆无忌惮,显然并没有将我放在眼里。
  战争终于爆发。
  我回到家,看到裴望和一个女孩子正在我的屋里,我的画被翻得乱七八糟,有几张还掉在了地上。我心爱的《向日葵》正被他们肆意嘲笑:“这都画得是什么玩意儿啊?脑子进水了吧!”
  我热血上涌,一把将画夺过,声嘶力竭地吼道:“出去!滚出去!”
  那女孩一愣,知趣地溜了,裴望却没走。他斜靠在门框上,戏谑地说:“急什么呢?还以为自己真要当大画家呀?做梦吧你!咱们这家里能出画家?看看院里的女的,都当‘鸡’去了,趁年轻多找几个钱,再傍个金龟婿,多好!”
  我气得浑身发抖,骂道:“你这个流氓!无耻!”
  “哟,没见过骂自己弟弟流氓的,太过分了吧。”看到已激怒了我,裴望很得意,“其实,你就是想当‘鸡’也揽不到生意。瞧你那张苦瓜脸,黄皮寡瘦的,谁要啊!我的女朋友个个都比你漂亮!别痴心妄想上什么美院了,家里不会让你读大学的!有钱还要留着给我娶媳妇呢!”
  裴望天生是我命里的克星,他无理由地希望看到我痛苦。他一定看到了我写在桌上的纸条:“我一定要考上美院,一定要彻底离开这个家!”所以,他拼命要粉碎我的梦。
  “你混账!”我拿起桌上的杯子朝裴望砸去。裴望一闪,杯子在墙上裂开了花。
  “好啊,你敢打我!”裴望冲了过来。14岁的男孩子已经有了很大的力气,况且他一向营养充足,人高马大,他很快将我的手反剪到了身后,我疼得尖叫起来。
  “怎么了?怎么了?”母亲闻讯赶了过来,裴望赶快松开了我的手。他果然恶人先告状地叫到:“妈,裴裴用杯子砸我!”
  “裴裴,你怎么了?十八九岁的大姑娘了,还这样疯疯癫癫,就知道欺负弟弟,像什么样?”母亲皱着眉,不分青红皂白地数落我。
  “我欺负他?”我气极冷笑,“看他把我的画都翻成什么样了?听听他都说了些什么肮脏的话!流氓!”
  “好啊,她今天第二次骂我流氓了!妈,家里这么困难,她还想上美院,成天花钱买这些破画布破颜料。她把钱花光了,我怎么办?”裴望尖叫起来。
  “妈,你们真的不打算送我上大学吗?”我也逼问着母亲。
  “裴裴,家里的情况你看到的,现在就靠你爸爸一个人的工资生活,弟弟又还那么小,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反正,总要先紧着男孩子吧。再说了,你成天折腾这些破画有什么意思?画家不是穷死就是饿死,还不如读个财会之类的管用。你那个老师,成天也贼溜溜的不安好心,你可得注意点,别让人占了便宜,今后嫁都嫁不掉,人家可是有老婆的人……”
  母亲兀自絮絮叨叨,我的血液却已经凝固。无论如何,我明白了自己可怜的画家梦已经破灭。我怔在当地,呆若木鸡。
  没有哪一个打击会比这个来得更猛烈和残酷。是的,我希望考上美院,希望摆脱令人窒息的家庭生活,希望能在艺术里获得心灵的安慰与宁静。这是我灰暗生活里唯一的亮光。可是,冥冥中那只手却将这抹微光熄灭。
  就如裴望所说,看我们这个院里,男的都在偷盗、抢劫,女的都坐台卖淫,这本是一个污秽不堪的大染缸,是上帝都不垂青的阴暗之地。生在这个院里,便只有随波逐流,得过且过,哪里可以诞生出什么艺术家?渺小如我,哪里有力量和命运之神抗争?
  我把所有的画都抱到院子里,连同我的梦想和希望通通付之一炬。
  我没有再去上课。在那条山路上,我一圈一圈地奔跑着,累得几近虚脱。我还是顽强地跑着,品尝到自虐的快感,我希望就这样累死,趴在地上永不起来。
  有一个人站在了我面前,我差点儿撞到了他的怀里。我抬起头来,是叶松。他焦灼地问我:“裴裴,你为什么不来上课?”
  我停了下来,一语不发。
  “你是不是病了?还是有别的事?这两个星期我都在等你。”
  “不用等我了!我再也不学了!”我清楚地说着,说得如此流利而轻松,连我自己都吃惊。
  “为什么?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理由?”
  “理由?理由就是我不想学了!我讨厌画画!看我们这个院里,哪个人不是在偷鸡摸狗,鬼混度日?这是社会的底层,最阴暗的角落,画画拯救不了我!我们是社会的渣滓,边缘人,成不了画家!”
  我存心侮辱着自己,看到叶松的脸气得铁青,眉毛可怕地纠结着,心中有一种莫名的快感。这是目前我唯一可以伤害的人,就像裴望折磨我,我们都从别人的痛苦里获得快乐。
  “裴裴,你是一个很有天分的学生,为什么要放弃自己?”叶松意图对我进行规劝。
  “你不要管我,这就是我的命!我已经把所有的画全都烧了,包括你送给我的,真轻松,真畅快呀!哈哈……”
  叶松脸上的怒气更甚。他高高地扬起胳膊,巴掌似乎要落在我的脸上。他的手神经质地在空中颤抖着,宛如秋风中摇摇欲坠的枯黄的树叶。良久,却终于颓然垂下。
  叶松沉痛又无奈地说:“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我没想到你这么自甘堕落,真让我失望!”
  叶松转过身,踉踉跄跄地走了。
  我看着叶松的背影,想放声痛哭,却没有一滴眼泪。



芊  芊


  我永远地成为了没有父亲的孩子,也永远地离开了校园。
  如果不是凤凰城地区电视台首次公开招考节目主持人,如果我没有在一种懵懂激情的驱使下前去报考,那么,我不会走近电视,亦不会认识桑,更不会由此纠缠出长达10年的恩恩怨怨。也许我会去复读,重新考大学;也许会邂逅一些简单、清纯的小男生,谈一些深深浅浅的恋爱。那么,杨芊芊全部的历史都要重新改写了。
  电视台,对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女高中毕业生来说是一个充满诱惑的神秘所在,是令人憧憬和向往的“梦工厂”。当时,凤凰城地区电视台一周不过仅一档10分钟的新闻,一个女播音员身兼播音、采访、晚会主持等数项重任,虽然图像效果并不理想,亦成为凤凰城当之无愧的“大明星”。我曾经为一睹她的“真容”,不惜傻乎乎地跟随她走了两条街。尽管她总是留给我一个清高的背影,亦让我心折满足不已。用21世纪初流行的一个词汇,我大约也可以算作是她的“粉丝”,不过,说是她的“粉丝”,不如说是“播音员”这个行当的“粉丝”更为确切一些。父母均是严肃板正之人,不知为何,我却总是热衷于演艺事业,总是喜欢蹦蹦跳跳、抛头露面。
  彼时整个中国的电视事业正处于转型发展的新时期,电视台一本正经,不苟言笑的“马列主义”面孔渐渐松弛和缓下来。地区台顺应历史潮流,不再满足于一周做一次10分钟的新闻,拟开办多档自办节目,因此需要招收“节目主持人”。
  在当时,“节目主持人”还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虽然倪萍、杨澜等主持人已开始活跃于电视荧屏,但在我的理解中,不过认为是“播音员”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一本正经改为满面笑容,正襟危坐改为又蹦又跳,仅此而已。虽然连“节目主持人”的概念尚不明晰,我却决意前去报考,一来对自己的容貌颇为沾沾自喜,二来我经常在校广播站播音,似乎也算有些“专业经验”。
  报名时,我第一次见到了桑,电视台文艺部主任。
  他皮肤黝黑,一头长发桀骜地披在肩上,高大健硕的身躯鹤立鸡群,显得冷酷而倨傲,令人想起齐秦的歌里那匹“北方的狼”。我第一反应是,真像个海盗。继而敬畏地想,电视台的人到底与众不同,丑也丑得如此有个性!
  他看了我一眼,说:“你看起来很眼熟啊,好像在哪里见过?”
  我茫然地摇头。我一个小高中生,他在哪里见过我?
  他一笑,不再深究,夸赞道:“你的条件不错啊,形象好,普通话也不错,很有希望啊,好好准备。”
  我的心惊喜得“怦怦”乱跳。一个高中生的见识毕竟短浅,得到电视台“专业人士”的首肯,令我对自己信心大增。
  不知是否由于桑的特殊关照,我竟然过五关斩六将,一路绿灯,最后,电视台在门口张贴了大红榜,我的名字竟赫然位居榜首。
  我站在大红榜下,心醉地看着“杨芊芊”3个字,宛如虔诚的信徒,终于到达了心中的麦加。我突然“醒悟”到,当一名主持人于我而言再合适不过,作家也好,歌星也罢,所有想法通通抛诸脑后。当一个优秀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就此成为我唯一的方向和目标。
  我们这批节目主持人是业余的,有节目做就拿一份稿费,没节目做就自己该干吗干吗,跟没考上一样,所以,“机会”非常重要。桑把第一个做节目的机会给了我——主持一档演唱会。
  在学校,我一直以“会打扮”著称,可是,真要登上大舞台,我这个刚脱离学校的小丫头却显得那么土,那么寒酸。我没有像样的衣服,没有化妆品,就借了一个同学姐姐的裙子。是那种暗暗的灰,大摆长裙,非常老气,而且又长又大。彼时,我剪短的头发还没有长好,而且没有经过精心打理,仍是七零八落的。我不会化那种浓艳的舞台妆,把脸涂成大面积的红,看上去非常滑稽。在那群光鲜时髦的歌手里,像一颗毫不起眼的小土豆。而且,由于新近丧父,我的心情是压抑而沉闷的,无法融入到欢乐的气氛中。我悄悄地独坐一隅,感觉自己是灰巴巴的,惶恐而自卑。
  演艺圈,向来有浮华的作风,演员们会互相攀比,会歧视和打击“新人”。对于我这个新招进台,什么都不懂的主持人,她们是不屑一顾的。
  由于桑是电视台文艺部主任,又是这次演唱会的总导演,所有演员都想巴结着他,莺莺燕燕地簇拥着他。有一个女孩,也是和我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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