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一片狂乱的犬吠声中，耿吉红叫响了夏文成的名字。夏文成在楼上问是谁，耿吉红又报了自己的名字，并说“快下来，有急事。”夏文成道：“这么晚了，还有什么急事呀！”
过了好长久，夏文成才穿着睡衣从楼上走下来开铁门。耿吉红向夏文成介绍道：“这位是市纪委的程主任。”夏文成道：“是你呀，程主任！”程祖让他马上穿好衣服回南州，夏文成道：“现在就走？怎么这么急啊？”程祖道：“现在不走不行，必须马上就走的。”夏文成重新上楼穿衣服，与妻子商量了一阵，便也知道纪委的意图了。下楼时，夏文成的妻子还特地送出来，叮嘱程祖道：“你们市纪委一定要实事求是哩。”程祖道：“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实事求是的。”
夏文成上了市纪委的白色桑塔纳轿车，便不再说一句话。程祖觉得过于沉默，便随意问了一句，道：“你这次回家干什么呀？”夏文成答道：“我是回来上坟的，可惜没上成。”后来据了解，夏文成每年清明节都要回老家给祖先上坟，按照当地“前三后三”的规矩，在清明节前后三天内上坟都是允许的。夏文成说他这次把家里的人，包括女儿女婿都带来了。对自己的问题，显然也已经有预感。后来在交待了问题后，他对程祖说：“我想最后再上一次坟，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就不知道喽！”
夏文成心情有些消极，但是正如他后来对办案人员坦露的那样：“碰到问题，能垮过去就垮过去，这关不行了再说。”因此，他脑子里考虑的，始终是如何对付办案人员，如何用心垮过市纪委这道“坎”。
到了办案点，易锋已经在那里等候了。他代表市纪委向夏文成宣布了经市委同意“两规”的决定，要求他如实讲清问题。夏文成见易锋的语气如此生硬，脸色比铁还冷，便火冒三丈地道：“这事我讲得清楚的！”易锋便呵斥了他几句，要他端正态度。夏文成继续发火道：“就这么点事情，我说过了你们还不相信！反正就是这么点事，我能讲清楚！”
易锋见他态度如此之嚣张，便决心给他降降“火”，道：“夏文成，根据群众举报和我们纪委掌握的情况，你这个人吃喝嫖赌样样都有！”
夏文成吃了一惊，继而又认真道：“易书记，你不能这么乱讲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易锋道：“你先别说不可能，等你在这里呆几天后，保证你一五一十地全部讲清楚。你信不信？”
夏文成道：“我不信。我没有什么事，有什么好讲的？”然后又是一番狡辩。
易锋将程祖他们叫到另外一个房间，对办案人员进行了分工，要求他们分两组进行谈话。根据夏文成的特点，部署了“攻心为上”的战略。
易锋像个总导演似地给每个办案人员分配好了角色，要求按照不同侧重点进行谈话。当然，在这部“戏”里，易锋本人还同时兼任主角。他针对夏文成耍赖过关的心理，不温不火地道：“夏文成，你的一举一动，从延伸审计开始，我们就已经注意了。”
夏文成看着易锋发楞，他觉得，这个人简直就是他的克星。
易锋继续道：“如果你不信，我可以报出你的手机号码。”当号码报出来后，易锋道：“你以为你买了张金卡神州行的号码打电话，我们就不知道啦？告诉你，你每次打电话的内容，我们都清清楚楚！”
说完，易锋也不等他答话，站起身来就走。
易锋交待另一位办案人员道：“在我走了之后，你主要说软话，劝劝他。既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又像是什么都知道似的。让他觉得你是在帮助他。”
房间里的夏文成一会儿痴痴地坐着，一会儿焦虑不安地走来走去。
加上房间里看护人员的劝慰，把他的脑神经搞得紧张得要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在此基础上，易锋每天进来坐一会儿，说几句模棱两可的话，比如：“有些方面的证据，可是非常重要的哟？法院是根据这些认定的哟？”然后，又拍拍屁股走了。
再比如，说：“夏文成，主动交待也是有个期限的，再这样拖下去，我们就不能建议法院按照投案自首来处理了。南州的张老五为什么吃了子弹？因为他的嘴硬得很，牛得很，本来也只不过坐几年牢而已哟？”
三天后，夏文成忍不住了，他对易锋道：“你别老这样一句句地刺我了。反正你们都知道了，我买什么股票，打什么电话，你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夏文成愿意交待了。但在交待的具体内容上，他还是有些避重就轻。他知道，本地的企业老板送给他的钱，取证比较容易，而境外企业的老板，即便自己说了，到时候也会因为无法取证而难以定他的罪。于是，他便首先交待了他和外商之间的事。
夏文成道：“我在经济上的确是犯了严重的错误，比如旅法侨商羊福莲女士，他先后就送给了我28万元人民币。”他说：“羊福莲是青云籍的旅法华侨，那年我到法国访问期间，在一个同乡会上认识了羊女士。以后青云市每年举行三胞联谊会，都要邀请羊女士参加。特别是羊女士参与青云大桥建设，接触的机会就更多了。”
易锋道：“你具体说说看，她都是怎么把钱送给你的。”
夏文成道：“五年前的七月份，我当时在省委党校学习，羊女士刚好准备从省城返回巴黎，住在华侨饭店。有一天周末她打电话约我到她住的饭店吃饭。饭后我去了她的房间，她对我说：青云大桥已经峻工通车了，完成了我的心愿。在这期间你多次出面帮我协调解决建设中的一些困难，对此我也非常感激。这次你在党校读书要办的事情很多，你自己的事情要多去有关部门跑跑。”
易锋插话道：“她说的你自己的事情，究竟是什么事情？”
夏文成道：“当然是指职务上的事。那段时间大家都在传我将调出青云，有的说要升了，有的说要群众基础不好，升不了，说不定要被安排到某个部门去。说实在，那个时候我的心情不太好。当时的青云市委书记黄伯昌可以说是小人得志，当年还是中层干部时，对我巴结得很，当了市委副书记后态度也可以。但是，一旦爬上了市委书记的位置，就以为高人一等，把我也小看了。简直是想爬到我头上拉屎拉尿的感觉。更要命的是，他还老是向上面打小报告，说我的坏话。于是，我就被组织上安排到省委党校去学习了。那个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自己不可能再干青云市的市长了，至于组织上将把我调到哪里去，我自己也不清楚。我把这个意思和来访的羊女士说了，羊女士便叫我多跑跑，到省里活动活动，争取有所进步。”
易锋道：“她是指让你争取副市长的位置？”
夏文成道：“是啊，我在青云干了几年，虽然有些关系没有处理好，但我自己认为工作做得是大量的，成绩也是显著的。所以我觉得不能就这样被黄伯昌搞下去，应该多到上面跑跑，争取再上个台阶。所以，那天羊女士就对我说：我这次带来了十几万块钱给你去活动。反正这些钱我带出去也不方便，你拿去用好了。我说用不了这么多镥，她说那就拿八万块钱去好了，不够再拿。于是就拿出八万块钱用报纸包好给我，我就把钱带回了党校的房间里。”
夏文成继续道：“一个月以后，我因病住在南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当时省委已经找我谈话过了，决定免去我的市长职务，新的职务又没有定下来。那时我也是很伤心，加上没有休息好，就生病住院了。有天下午，羊女士来医院看我，她问了我的病情，同时对我被免去市长表示安慰，要我以身体为重，想开些。不管到哪里看病，费用全部由她来支付。她说这次也带了些钱来，叫我拿去用。我把她用纸包包着的钱交给了家属，家属拿回去点了以后，说有十万元人民币。另外，前年上半年，羊女士还专程到南州来，住在望江宾馆。有个周末打电话给我，请我去吃中饭。吃饭时她谈到她在青云大桥的股份政府准备收购，如果这样的话，那她就没有钱挣了，希望我帮她出点好主意。饭后我随她到她房间，她对我说：你女儿结婚我因各种原因而没有来参加，但贺礼是一定要送的。于是就送给我十万元人民币的礼卡。”
易锋听夏文成讲完了他与羊女士的故事，便问道：“羊女士给了你这么多好处，那么你帮她办过哪些事呢？”
夏文成道：“我当然帮了她不少忙，否则她也不会对我这么大方。那年她和青云市房管局下属一家房地产公司合资成立一家公司，开发建设巴黎大厦。原规划批准建设高度为二十几层，后因杨的公司资金紧张而降低为十二层。但她测算后认为建十二层要亏，又要求增加面积和层数。分管城建设的副市长不同意。于是杨打了一个报告给我，要我帮助解决此事。我在她给我的报告上签了意见，要求有关部门组织论证并给予支持。最后他们满足了她的要求。另外，杨是青云大桥的第一大股东，我多次帮她解决过开发建设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说完了羊福莲女士的故事，夏文成又开始了台湾商人杨海云女士的故事。夏文成说：“饶女士到青云来考察、投资、捐款时，都由我接待，双方就渐渐熟悉了起来。那年我带队去香港召开经贸洽谈会，饶女士约我到香港汇丰银行的一家咖啡厅去喝咖啡。大约上午十点多派车子把我接去并和我作了长谈。其中谈到她在青云投资情况，要我继续给予支持，我表示今后会支持的。同时，谈了她个人的经商简历以及我今后如果不在政府工作如何经商等话题。期间，她提出要送给我一笔钱做生意，是8万港币，数字非常吉利，是和她投资某项目的有关资料一起装在一只小包里给我的。第二年我又带青云市政府代表团到国外考察，路过香港，饶女士请我吃饭，感谢我对他在青云投资项目的支持，临走时又送给我一只小包，我拿回房间一看，里面又是8万港币。后来我调国信工作，去香港参加一个日本大和证券国际研讨会，给饶女士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我在香港。姚说她现在不在香港，不能接待我，不过她会叫某家银行为客户服务的员工来看我的，我表示感谢。第二天中午，果然有一个自称为饶女士服务的银行员工来到我住的房间，把一只内装有6万港币的信封交给了我。”
夏文成从羊女士说到饶女士，又从饶女士说到荷兰华侨胡先生，旅德华侨马先生，香港老板蓝先生，等等，这些人每人都给他送了几十万或十几万元的港币或人民币。最后，他对易锋说：“这些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但你们没办法找到他们，找到了也没有用。”
易锋道：“为什么？你怎么知道我们找到他们也没有用呢？”
夏文成道：“我以前经常听公检法机关的朋友讲，你们纪委和检察院办案，最怕的就是那些外商送的钱，说这些钱是很难取证的。说实话，这也是我当时敢于收他们那么多钱的原因之一。另外我还要告诉你，像羊女士、饶女士这些人，并非普通的青云侨商，像羊女士是旅法侨商的领袖，饶女士还是我省台商联谊会的会长。我也不怕你们找她们，说实话，据我所知，在我被你们两规之前，这两位大老板还在省城呢。”
易锋装作平静地问：“她们在省城干什么？”
夏文成道：“你不知道么？她们和省委省府的领导关系好着呢，如果和我与她们的关系比起来，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前两天羊女士打电话给我，说她正和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欧阳春在吃饭，欧阳春在饭店桌上提到了我，她就给我当场拨了电话，表示欧阳春和我都是她的好朋友的意思。另外，还有那个饶女士，因为是台商联谊会的会长，她与欧阳春的关系也很密切，甚至省长丁冲也经常会见她，帮她解决了项目投资中的不少实际问题。”
易锋道：“难道欧阳春和丁冲他们也像你一样，敢拿外商的好处吗？”
夏文成道：“还是饶女士的话说得好，她说她经商这么多年，从来就没有见过不沾腥的猫。我是猫，省长副省长们也是猫。当然，我这话是没有证据的，只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反正我现在也不当官了，说错了也不怕得罪他们。另外，我也知道你们不敢拿他们怎么样，我在位的时候，也经常研究反腐败，你们纪委查案子其实是不容易的，查查下面的小萝卜头可以，比如我这种处级干部，也还马马虎虎，要是到了厅一级，就开始难起来了。而要是到了省部级，那就更难了。特别是市纪委和省纪委，要想拿省部级领导开刀，那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中纪委虽然管省部级，但全国那么多省部级干部，他们管得过来吗？有些情况他们能掌握吗？”夏文成说到这里便很有些可怜纪委的意思，道：“你易锋也不容易，全国先进嘛。能够查到我夏文成这个级别的干部，你也心满意足了，也能够为你个人的历史上增添荣誉了。不过，你要是敢捅一捅省里面那些领导的问题，那你可就惹大麻烦了。所以，我劝你，最好是点到为止，特别是外商的事，我说出来了你们别去管，其他人的事，更不要去管……”
这个王八蛋，交待了老半天等于没有交待！
不过，易锋知道，他自以为聪明，自以为交待了纪委也拿他没办法。可是，他看错人了。这个案子到了易锋手里，就休想溜走。不论是港商台商还是法商德商，他都有办法找到他们。上次查财爷骆财生的案子，也曾经涉及到外商，不也同样取了证，定了罪了吗？
易锋一边听夏文成得意的胡吹海聊，一边想好了取证之道。青云是全国有名的侨乡，在境外闯出名堂的人比比皆是。这些人的名单，都在青云市政协主席金林奇的手里。他将继续按照查骆财生时的思路，请金林奇出马，让他们为夏文成的问题举证。而且，他还想到了更远的一层。
易锋和程祖等办案人员继续给夏文成施加压力，最后，甚至直接点到了香港商人何春交待材料中几句关键内容，使夏文成再也无法掩藏自己的问题了。于是，他便承认了在与何春合资成立香港旗胜公司并开发九龙城花园项目中，收受何春总计十几万元人民币的钱物，并违规将巨额资金打入何春账户的行为，使国有资产遭到了严重损失。由于何春的亚洲公司已经破产，南州国信公司至今仍有三千余万元人民币资金无法追回。
夏文成可怜巴巴地说：“我在青云市政府工作和南州市国信公司工作期间，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在与香港公司合作期间，本来应该按合同付款的，由于何春利用了我，我收受了各种钱物后，没有严格把关，把不应支付的钱提前支付给他了。何春怕我资金不到位，又以购物名义送给我一万美元。我在收受钱物，包括纪念币、劳力士手表后，自己如果不替人家办事，觉得对不起人家。因而放弃了原则，做出错误决定。”
夏文成的案子基本了结后，易锋便立即找到了青云市政协主席金林奇，向他通报了夏文成交待出关于旅法商人羊女士和台湾商人饶女士向行贿的事。易锋道：“金主席，我也实在没办法，只好再请你出马了。你要是不帮我，夏文成的案子就不成功了，至少有一大半是不成功的。”
金林奇道：“出马是可以，只是，我怕找了她们以后，会影响青云的投资环境啊，传出去不太好。”
易锋苦口婆心地做金林奇的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