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京的戏。我当时正在合肥为安徽卫视做节目，白天录象，晚上没事，在酒店房间里面随手就开写，在一个小时之内写好了。自己先看看，写得很顺。我写东西有一个特点，一边说一边写，连说带比画，我觉得这样说得顺了，这个东西就能写下来了。没两天回到北京曲艺团，和于谦对了一对，大家都乐了，觉得不错，于是用这个节目去参赛。一二三等奖没有我们的，但是获得了组委会特别奖。后来我听说这个特别奖在这个比赛中，三年里面只评出了一个，就是我这个《你好，北京》。我一般不写歌颂型的节目，但是这也是一个尝试。我们并不是不能颂，可以颂，虽然它是歌颂，但是它并不肉麻。它是从另一个切入点来写的，而且剧场效果很好，首先这个我达到了，一般歌颂节目观众不是很爱听，可我们这个在东城区相声俱乐部曾经演过一场，那台下观众的场面就四个字：山崩地裂。我有那个录影带，观众叫好都形成怒吼了，可见它深得人心。
这是我这么多年来说的惟一一个歌颂性的节目。后来就一直没有动它。一直到零五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北京市市委宣传部点名要这个节目，我们就重新收拾了一遍，在联欢会上演。
其实有不少人象我一样从天津涌到北京，演戏的，打鼓的，耍猴的，甚至小偷，也都北漂到北京来。北京是文化中心，媒体众多，演出团体众多，是条好狗也要到北京来叫两声。所以我们在这种大潮下来到了北京。很多演员都是这样。有些演员留下来了，有些也到别的地方了，有好多演员来京以后由于别的机遇，经了商了，嫁了人了，有的彻底改了行了，有的过得很不如意的，每个人都不一样，但初到北京的那一刻，也许每个人心中都喊过这么一声：你好，北京！
上不上电视
有人说郭德纲相声是非主流相声，与主流相声形成一个对垒，我不是很愿意承认这一点。为什么呢，其实相声也并不分主流和非主流，它就是一个相声。有人说那谁和谁之间可能有些矛盾有些对立，亲兄弟还有打架的呢，父子爷俩还有动菜刀的呢。何况相声界？
更多的可能是因为对艺术观念理解的不同，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有的人不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为什么我能和师胜杰等先生坐在一起，谈得开来，师先生从小和朱相臣先生学，后拜侯宝林先生。和石富宽先生等这些人一样，他们都是从小学的相声，或是家传或是自己学的，他们都扎扎实实学过，这是很重要的。
至于电视，首先我很感谢它，没有电视哪来这么些人知道我们？这些个腕，哪来那么多粉丝？到贵州、到福建、到云南，那些荒凉无比的地方，当地还是有人会说：哟，我见过你，你说相声的。他怎么知道？不是每一个观众都能到天桥乐茶院来看我郭德纲说相声的。我郭德纲的命运也不是每天在天桥乐茶园里面给三百来号观众说相声。
爱相声就需要电视，来发扬光大相声。尽自己的力量，让他全面开花。我并不是非得守着这三百观众说相声，这一点很重要。我也从来没有说过电视不能上相声，这是错误的。电视为相声的广告宣传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就象一个广告的前沿阵地，告诉观众我们的相声如何如何好，你要真想买，就请到我们相声的门市部，到剧场来。这一点必须弄清楚，电视就是快餐。下午四点钟饿了，到肯德基麦当劳去买个汉堡吃，因为离晚上六七点钟吃饭还有时间。这样，它的作用就达到了。你不能进了肯德基说要一个佛跳墙，给我炒十个菜，蒸点大闸蟹，它不会有的，你指着肯德基出佛跳墙，那是你的问题，那就是说你指着电视想在剧场里面看相声，也是不可能的。我们一个节目四十分钟五十分钟，哪一家电视台给你这么长时间说段相声？那是不可能的。
但通过电视，让更多的人知道了相声还活着，这个人是说相声的，这个作品很好玩，那样就可以了。那演员的根是在剧场里面，不在剧场里面好好说相声，还去埋怨人家电视，这是不对的。我们还有一批演员，就是我称之为奴才的人，他活着的目的，不是为了说相声如何如何，他只是希望通过相声来给他带来荣华富贵，那么怎么办呢，他必须要上电视，在剧场里他没法把握，唯独电视是可以把握的，想让你火就火想让你不火就不火，哪怕你说的什么都不是，那后期再给你做上去，掌声、笑声，那感觉一样很精彩。我们很多演员就看到了这点，我不行没关系，电视能帮我实现。电视台为了自己的节目好看，他也得帮他做。
那演员要做的无非就是如何说服这个导演，让他来帮着做这些东西，如何能用自己。这就是一种奴才的心态。我们有一批导演很外行，外行得令人发指。我们很多演员明知道他说的屁话，但是为了能录节目，还是什么都搭进去。尤其是相声界的人，都是很贱的。为什么唱歌的挣钱永远要比说相声的挣钱来得快？导演去找张三这个歌星，问你演出多少钱？哦，要十万。哎你这太贵了，那去找李四。张三就告诉你，你找他他更贵啊。他要五十万呢！他们都是互相抬。唯独在相声演员这里，是互相往下拉。导演去找人说相声，你去干吗？我去找张三说相声。多少钱？五百。那你找我吧，我只要三百。这是一种畸型的病态心理。
我们通过电视让观众认识了我们，但我们不能昧着心去电视上做节目说相声，你得有一个原则。因为我和于谦，在北京台也好，在中央台也好，都录过节目。我们所录的这些节目，首先要强调我们是否过得去，观众会不会高兴，观众爱不爱看，喜不喜欢这些。录完之后感觉观众不喜欢，那就别播出了。我们很多演员把电视只是单纯地看成了广告，我在电视上录一个节目，十五分钟，就是十五分钟的大广告，观众知道了我。但这十五分钟换来的，可能是观众的骂。这可能也是我和很多人有分歧的地方。所以再次重声，我没有说过电视不能上相声。我只是说相声更适合在剧场，如此而已。电视也不是不能上，有分寸地上，有选择的上，包括你上什么节目，这些都是要进行斟酌的，要有分寸。
上不上春晚
说起一年一度的电视春节联欢晚会，那话就长了。我们都是看着春晚长大的。当年每当年三十，等着看春晚，那是件很兴奋的事情，哎呀，春节晚会了，当时真是能从头看到尾，一个节目不拉。一家老小包着饺子其乐融融。少看一两个节目，到初一初二再补回来。大年初一孩子们就可以学其中的一些经典的段子。所以我们要承认春晚的魅力无限，也有大批的演员通过春晚一炮走红，成为了大家。这些都是事实。
但是我们也了解到，这东西越做要求就越精，人们的口味也越来越刁，很难说每年都达到人们的要求，这是实话。我们别说每年有好多人骂春晚怎么怎么不好，但真要把节目放在那，让骂的人去做，他也搞不好。这是个众口难调的道理。我们不能单纯地去埋怨人家如何如何不好，这不公允。
每年春晚的导演不一样，创作者不一样，影响整个晚会的口味。可能这个导演比较偏好语言类节目，那么可能今年小品相声好一点。那个导演对歌舞感兴趣，那明年可能歌舞类节目要多一些。
对于我来说，如果十几年前的时候，我真是对春晚充满了憧憬。当时演员唯一的出路，可能就是春晚，你熬多少年不如人家春晚上一节目，一下走红了。包括我，包括于谦，我们这批演员哪个对春晚不是充满过由衷的期待。要是能上春晚，那可是身份的象征，了不起。这是实话，我们也不是一味地要把春晚打死。
到今天来讲，我们在尊重春晚的前提下，也要设身处地地考虑一下现实情况。郭德纲于谦我们逐渐摸索了自己的演出道路，我们可能觉得剧场相声更适合我们。第一时间上放得开，第二表演的框架也松一些，包括节目语言，部分包袱，受的限制要少一些。我们设身处地去想一下，站在春晚那舞台上，那面对的不是三百多号观众，面向的是全世界的观众。有很多话都有个合适不合适，这个是没有错的。我要是做这个编导，我也会这么谨慎。这个不能说那个不能说，但是那样可能对我们的表演就会伤一些经脉，所以到今天我们都很谨慎。
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没接到春晚的任何一个电话或是书面邀请，但是我们自己也达成一个共识，春晚是件好事情。活是个好活，但不是个好干的活。我们也都知道，通过春晚，演员又能上一个档次。但是也有很多演员是因为春晚被挨了一年的骂。
我和于谦俩个走到今天是通过在剧场里面一步一步苦熬，如果说借春晚这一步我们走上去了，我们可能会锦上添花，但也有可能因为这一晚会我们十年的努力付之东流。那样我们反而得不偿失。而且没有人能够保证这个晚会我们准能够成功。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考虑了很多。它要经过六道八道的审查关，一遍一遍，而且语言类的节目，越是审到后来，就越没了趣味。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哈哈乐，看了几回了，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不怎么好笑了。这东西和魔术是一样的。它和京剧不一样，越听越有味道。人们知道了包袱在哪，他审六回审八回，那样就完了。这对演员来说，不是很公平。所以我们对春晚谨慎又谨慎。到今天我和于谦也是很紧张地坐在家里面，在思考这个事情，上春晚还是不上春晚倒在其次，关键的是我们不能伤了我们的观众，这是我们要说的话。
《我要上春晚》（1）
《我要上春晚》是我前年写的一个节目。最早是一个几分钟的小段。后来越发展越多，越说越多，很多东西也是在台上创出来的。而且越来越完善，到现在为止，这个节目也成为我字系列里面节目之一，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节目。（《我要奋斗》、《我要反三俗》、《我这一辈子》）
在前面我们讲了春晚有很多好的地方，但它的确有着不少不完善的地方，包括导演问题，演员问题。我们也确实了解到，有些情况对有些演员来讲，是伤到筋骨里的。很多演员，六月份开始就进行排练，到了大年二十九，甚至到直播现场，节目都开始了，可能突然间通知你，你的节目被取消了，被毙了。我虽然还没经历过这种情况，但我们设身处地为那些演员去想的时候，真的是死的心都有了。用了半年的心为了一个节目反复地排啊练啊，反复修改，最后时候被拿掉了。这伤人太重了。这对演员是致命的打击。有的是可以理解，但有的也难以理解。有的是人为的一些事情，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些知道的素材拿过来，用相声的手段，我们稍微地讽刺了一下，从剧场效果来看，观众很喜欢这个节目，说明我们这个切入点是正确的。这也成为我们德云社的保留曲目。
相声《我要上春晚》郭德纲 王文林演出本
天津中国大戏院专场演出版本。
《我要上春晚》
作者：郭德纲
郭德纲 王文林演出本
郭：我对自己一直很没有信心，当着家乡的人我自己说；
王：说心里话。
郭：从小学相声我挺不是材料的，一帮孩子边儿边儿大上台演出，人家说得都挺好，一出去“哗”鼓掌，唯独到我这儿，我一上去底下“哗”都出去了，我一出去，我那儿一探头他们就走。
王：噢。
郭：后来团长急了你别上了，你后边，后边呆着，搬桌子、检场子干这个。
王：是。
郭：哎你看我不上，也有人找到后台来。
王：噢。
郭：为什么不让郭德刚上，他再不上我那冰棍儿都化了。
王：哈哈哈哈。
郭：只有我上场大伙儿才出去买冰棍儿吃去。
王：呵呵呵。
郭：后来慢慢长大了，实指望能好一点儿，也不行，
王：怎么？
郭：跟鼓曲一块儿演，干不过唱大鼓的，
王：你瞧。
郭：人家都给唱大鼓的上花篮，到我们这儿，连花圈都没有。一咬牙，一跺脚，不干了。
王：哦。
郭：我干什么不吃饭。
王：就是。
郭：是不是。干点儿别的去吧，
王：哎。
郭：跟着那个拍广告的，搞电视剧一块儿，那个圈儿也挺乱。尤其搞电视剧影视圈儿多不容易，我很恨他们呀，这个女导演太少了。
王：恩。
郭：后来拍广告去，人家劝我，你，你演不了电视剧，一跟着好几个月，就混饭吃，不挣钱哪，全中国你数数，挣钱的就这几个人，不要以为干影视都挣钱，糊涂！
王：对。
郭：拍广告去，拍广告，
王：广告。
郭：三五天拿几万，跟玩儿似的。
王：这么容易。
郭：我说谁找我呀，我找你，看见了么，火车票都在这儿了，
王：哦。
郭：赶紧，你，北京电影制片厂化妆，化完妆拿着票长春，男一号，广告男一号。我说谢谢你，太谢谢你了。奔北影找化妆师，我说我这儿比较黑一点儿，您给我化白一点儿。恩恩，你这还白哪！
王：啊？
郭：拿那黑油彩，这通儿给我抹呀，
王：抹那么黑？
郭：给我穿一身儿黑棉袄、黑棉裤。
王：嚯！
郭：攥着火车票上火车，一上车没有不看我的，谁看我谁纳闷儿。
王：新鲜。
《我要上春晚》（2）
郭：有一车厢一犯人，砸着脚镣手铐这儿吊着，
王：哎呦！
郭：四个武警端着枪把着他，这人完了对生活也就算完了，低着头颓废了，我这儿过，他一看我，他找着信心了，你看了吗。到长春，我找着那剧组，我说导演我来了，我男一号，对，你是男一号，准备开始，就等你了。
王：好。
郭：我说那什么女一号呢？在那笼子里边了。一看哪，一猩猩！我说这咬人吗？不咬人，马戏团的。
王：噢。
郭：什么，什么广告？八宝粥！呆会儿它出来，你搂着它，开一罐儿，给它灌进去，然后说“真好喝”，就完了啊！四千块钱。
王：嘿。
郭：这比说相声挣得多这个。
王：就是。
郭：太好了，来吧，等不了了。实在等不了了，快，开、开始、开始，猩猩放出来，搂着，我拿着八宝粥，导演喊 “开始！”它比我手还快呢，
王：啊？
郭：这猩猩一把抢过来，特儿…。。。搂我肩膀；咕咚咕咚咕咚咕咚，给我灌下去了，他还冲镜头这样呢！我说导演重来吧，导演乐了，啊！谁灌谁都行！
王：咳。
郭：后来广告播了，播了观众打电话“哪个是猩猩，哪个是人？”
王：哈哈哈哈！
郭：攥着四千块钱回去，回北京。到北京我说这什么时候熬出来啊，什么时候是一站哪？
王：啊。
郭：来一朋友，“你，知道吗，想红吗，你会什么呀？”我就会说相声，我说他们都不带我玩。演出也不带我，录象也不带我。
王：恩。
郭：什么时候熬出来，上春节晚会！
王：哎。
郭：春节联欢晚会，一宿你就红了。
王：没错。
郭：我说我不认识人家。我认识，我认识，我认识那导演，你掏五千块钱，我给你引见过去。我就四千，我还用钱叫房钱，五百块钱买方便面。你这，算你该我的，拿四千。拿四千带我见导演。
王：哦，也行啊。
郭：我一看，假的！
王：怎么假的？
郭：骗子！连大胡子都没有，知道吗，没大胡子！
王：导演非得大胡子？
郭：我这朋友说“别瞎说啊，大胡子逮起来了，知道吗。”
王：哈哈哈哈。
郭：现在不兴大胡子了，知道吗，
王：对。
郭：是这样的，知道吗。哦哦，导演好！啊你什么事，一说这个。这这都安排满了，哪就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