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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奉天主教的母亲，牢牢记住了《圣经？缄言》中的一句话：“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
母亲对四个子女从小就进行自己所奉行的金钱观教育。她告诉孩子：钱，就是一张纸，可能是很有用的，也可能没用。你把纸币揉碎了，扔在地板上，就跟一张废纸一样。但是，你如果把100块钱用好了，就有可能变成1000块、10000块。
母亲在家做手工活的时候，黄俊钦、黄光裕兄弟俩常常利用放学后的空闲时间帮她一起做。母亲便手把手地告诉他们，做一件东西可以换回多少钱，让他们记下用劳动可以换回多少金钱。等这些东西换回来钱了，母亲又告诉他们：这是我们一起努力的结果，没有这种努力就得不到钱！
母亲对子女家教甚严，但她从来不打骂孩子。有时气极了，也最多嚷一嚷，或者非常严厉地教训一通。
当两个孩子长大了，准备到外面世界闯荡时，母亲虽然十分担心，但还是没加阻拦，并向他人借来高利贷给兄弟俩做本钱。
黄秀虹觉得，整个家庭之所以没有被贫困压垮，全赖母亲对子女们的正确教育。与两位哥哥一样，黄秀虹一出生便接受了洗礼，而这份信仰也在引导着她。黄秀虹对笔者透露了她的人生终极目标：那就是在成为一名商界的知名女性企业家后便退下来，集中时间和精力去办一家慈善机构，希望自己能成就一番类似于德兰修女的事业。
事与愿违。随着2008年底黄光裕和黄俊钦被警方调查，黄秀虹不得不匆促上阵，于2009年2月13日接替其二哥黄光裕担任北京鹏润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挑起家族企业的大梁。她的人生规划恐怕得因此延迟了。
据《亚洲周刊》报道，信仰天主教的黄家，在富甲天下之后，曾慷慨解囊，在家乡捐资盖过教堂。数年前，黄家捐款400万元，在凤壶村兴建了一座教堂。另外，据潮阳电视台报道，2006年的时候，在黄光裕父亲黄昌义的出生地西胪镇，曾婵贞也带头捐助共筹得资金240多万元，对原西胪天主堂进行了重建。
第5节：第一章 草莽生长（4）
还没来得及长大，就被抛到了时代的滚滚热浪之中
少年时期的黄俊钦和黄光裕兄弟，最大的愿望就是走出农村，到城市里面找口饭吃。当时，农村孩子想走出去常见的有这两条途径：读大学或去当兵。但这两条路对兄弟俩而言都不现实，他们不得不寻找另外的出路。
对于当时的很多潮汕青年来说，还有一条冒险的道路可供选择，那就是偷渡去香港或澳门。根据《南方周末》一篇文章提供的资料显示：1978年深圳农民的年收入是134元人民币，虽然远高于广东全省农民人均年收入的77。4元人民币，却与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13000港元年收入相差有百倍之巨。正是这种贫富差距，加之当时港英政府对偷渡者的人道主义宽待，让广东省当时的偷渡现象十分严重，每年偷渡逃港者数以万计。但是，黄家显然接受不了这种可能要以生命为代价作出的冒险选择。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政策还处在探索试验阶段，一切还不是很明朗，但“地下经济”却已经冒着随时可能“踩雷”的危险蓬勃发展起来。广东开风气之先，很多当地人都投入了经商的浪潮之中。根据《中国1978—2008》一书提供的资料显示：1984年，个体工商户发展到590万户，比上一年增长了126％，从业人数达到746万人，比上年增长133。4％。而这种快速增长，跟1984年初邓小平的第一次南方之行有直接关系。也正是在这一年的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了城市，全面改革开始了。
从小把野心如硝药一样封存在心里的黄光裕，还未来得及长大，就被抛到了时代的滚滚热浪之中。1985年，黄俊钦和黄光裕怀揣着家里千方百计筹措来的4000元钱，开始出门闯天下。那一年，黄俊钦19岁，刚刚高中毕业，黄光裕16岁，连初中都没读完。黄光裕跟着大哥第一次去内蒙古，是1985年的10月10日。
那是一个充斥着喇叭裤、蛤蟆镜、电子表和邓丽君“靡靡之音”的年代。1985年，几乎所有的大人都在为一个叫阿信的日本女人的命运揪心，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在为第一次来到北京、广州演出的英国“威猛”乐队癫狂，几乎所有的小孩子都在故作成熟地模仿日本小和尚一休想问题时的模样，而黄俊钦、黄光裕兄弟却要为生存奔赴遥远而陌生的北方。
刚开始做的是倒卖电器的生意。兄弟俩揹着大旅行袋，装满了收音机、电子表之类的东西，从广东背到北方去卖。当然，有时还倒卖非常紧俏的电视机。那时做这种生意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为倒卖商品在当时还是属于“投机倒把”的违法行为，是当时政策不允许的。所以，她母亲在家里成天提心吊胆，害怕两个儿子出事。
不幸的是，担忧后来竟真的变成了事实——大哥黄俊钦不久便出事了。那次是在呼和浩特，黄俊钦和另外一个人带了2000块钱左右的货过去卖。也很凑巧，那个伙伴那天突然得了急性肠炎，跑到医院看病去了，结果警察把黄俊钦一个人给逮住了。警察指着那堆东西问黄俊钦，这些货是谁的？黄俊钦沉默了片刻，承认货都是自己的，一个人全部顶了下来。后来，东西被没收，人也被扣押起来。父母亲在家里听到这个消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相隔千里，仍然费劲全力到处托人疏通关系。
屋漏偏遭连夜雨。黄俊钦父母两人后来不但没有帮上自己儿子的忙，最后反而把自己也给牵连了进去。
一天，黄俊钦母亲从别人店里好不容易赊来了一些酒菜，专程把乡长等当地干部请到家里来吃饭。这些人刚开始并没有声张，表面上答应帮他们家一把。但酒过三巡后，这些人便发话，说菜不够，要黄俊钦母亲再炒些菜来。于是她母亲又只得跑出去想办法赊买。
等女主人一出门，这些人就把当地派出所的警察叫来了，以协助调查的名义，把黄俊钦的父亲控制起来。那天黄秀虹正好走在上学的路上，走着走着就觉得心情特别沉闷，慢慢地竟迈不开脚步了。她回头一看，两个警察架着她父亲走了过来！黄秀虹一下子吓傻了，马上撒腿就往家里跑。
第6节：第一章 草莽生长（5）
家里的警察正在翻箱倒柜地搜查，最后把家里所有带锁的物件都撬开了，却连一分钱都没发现，只得摇了摇头走了……黄秀虹站在一边目睹了整个过程，这一幕在她的脑海里成了抹不去的记忆！
最后，黄俊钦在呼和浩特被拘押了81天才出来。巧合的是，他被放出来的那一天，正好是自己父亲被抓起来的那一天。更凑巧的是，黄俊钦的父亲也被当地公安机关扣押了81天才放出来。
想不到的是，这件事却成了黄家的转折点。在奔波的过程中，一家人深深体会到人情冷暖。让全家人最为感激的是，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不少人还是伸出了援助之手。黄光裕大姨的孩子认识一个在镇里很有关系的有华侨背景的朋友，当这位朋友听说黄家的情况时，竭尽全力无私帮忙奔波，并且没有花黄家一分钱。两家还因此结下友谊，以后又一起合办了一家工厂。
20年后，当兄弟俩都“名满京华”时，媒体对他们当初这一段闯天下的经历充满好奇，甚至加以原罪的质疑，他们对此也一直讳莫如深，不愿多提。黄秀虹对笔者坦言：“谁也不愿意冒这么大风险去走这条路，但是当时确实是被整个环境所迫ｗωｗ奇書网，没有办法，所以只能去冒险了。”
黄光裕最近一次回到这个自己出生的小村子，是在2008年11月11日。《财经》杂志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这段场景：“当时汕头召开一个招商引资大会，黄照例是警车开道，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下，到村里转了半个小时就绝尘而去。”
对于牟其中、黄俊钦和黄光裕兄弟这样一些崛起于荒野间的草莽英雄，也有不少人持宽容的态度。财经记者郑作时曾如此评价：“在那个世界中，只要有名有姓，几乎无一不是传统体制的叛逃者。他们无论是沉还是浮，其行为和思想无一不闪耀着自由的光辉。”
在黄氏兄弟踏出家门北上13天之后，也就是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美国企业家代表团。在会见中，邓小平明确提到，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而在这之前，市场经济在中国一直是被当作资本主义特征而受到坚决排斥的。
信奉天主教的黄氏家族，一出生就必须面对原罪问题
无论是出生的地理环境和家庭状况，还是成长时所适逢的社会大背景，抑或家族几代人所信仰的宗教教义，都让黄氏家族和“原罪”两个字有着剪不断的关系。原罪成为黄氏兄弟一生的起点。
其实，现在引起公众普遍关注的原罪问题，并不是法律概念和社会学概念，最初只是一个宗教概念。
《圣经》中也没有原罪一词。西方的拉丁教父德尔图良是原罪教义的主要奠基者，但明确提出原罪（拉丁文peccatum originale；英文original sin）一词的人是中世纪神学家圣？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在《罪的神学》一书中对此的定义后来广为人知：“原罪——就是那从一人入了世界，又传给众人的罪，也就是那使婴儿也必须受洗的罪——虽然为数只是一个，但若把他加以分析，就可看出许多种不同的罪包括在其中……”后来，另外一位神学家加尔文进一步将原罪简明扼要地定义为“遗传的堕落和我们天性中的腐败”。
当然，原罪论并不是奥古斯丁个人的体验和冥想结果，而是他对《圣经》和教会教义中关于“沦落”、“罪”等问题的发展。原罪是由人类始祖亚当在违背上帝意志、偷吃“禁果”后犯下的。自亚当以后，人一出生就带有“原罪”。它是人类生而俱来的、洗脱不掉的“罪行”。先知哲学告诉我们，罪不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力量，它就存在于人内心之中，存在于人的生存之中，成为生存的否定性力量。
也正是圣？奥古斯丁等中世纪的神学家，把原罪从宗教领域延伸到了社会和经济领域，认为私有财产起源于原罪。圣？奥古斯丁在《对圣约翰的评论》中指出，在人类尚未堕落时，亚当吃禁果之前，并无私有财产，是原罪引来了贪欲，使人们在耕种土地时为“你的”、“我的”而争斗，私有财产于是产生了。
第7节：第一章 草莽生长（6）
在犹太教中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比喻：原始之罪常常被比作“原始资本”或“本金”，而“个体之罪”则常常被比作“利息”。
后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初期，资本在其原始积累过程中，通过“对小生产者的野蛮剥夺”以及“对新大陆的血腥殖民政策”，将原本有限的资源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中到少数富人手中，充满了有形与无形的暴力，因此才有了“资本的原罪”。以致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愤怒地批判道：“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也有神学家坚持，上帝的创世才具有第一原初性，罪只有第二原初性。与上帝创世时赋予人的最初的善性相比，人的罪性可谓是第二天性。但是，人处于沦落状态中时，居于统治地位的却不再是第一天性。与沦落的现实相比，人的第一天性，即原初之善已经变成一种潜能，在历史上要上溯到无限遥远的过去或推迟到未知的将来。所以，刘宗坤在其《原罪与正义》一书中如此叹惜：“人的沦落昭示了生存始于一种悖谬，即人对向善的无力。人性之中的善根，在人的自由选择中乃如狂风中之芦苇，罪恶则是充满诱惑的奥秘，似乎在等待人们不惜代价去寻求。”
对于几代人都信奉天主教的黄氏家族，原罪问题是一出生就必须面对和思考的信仰问题。“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圣经？诗篇》）黄家四兄妹所接受的受洗这种宗教仪式，其本质就是对这种原罪的认服。法国思想家巴特指出，“做一个宗教的人意味着做一个内心矛盾、失衡、不和谐的人”。黄氏兄弟就如脆弱又韧性的芦苇，在时代风浪中起伏跌宕，人性的善与罪共存不悖并交替闪现。他们既有勤奋、坚韧、大胆、聪明、慷慨、温和的一面，也有贪婪、冒进、吝啬、无情、蒙昧、侥幸的一面。
而到了19世纪，近代神学开始抛弃遗传论的原罪论。引人注目的是施莱尔马赫行，他指出：原罪的传播不是通过肉体，也不是通过灵魂，而是通过社会。这和中国的传统认识十分接近了。孔子在《论语？阳货》中阐述他的人性观：“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意思就是人的天赋素质相近，个性差异是后天环境习染所造成的。当然，在近代神学观念中，“孟母三迁”似的中国智慧只是徒劳，因为浸染原罪的社会和环境是无处不在的。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正如前文所述，从地理环境来看，潮汕地区算得上是穷山恶水，生存条件十分有限，这方水土养活不了这方人，大家只能另寻生存的非常之法。这些都在挑战着当时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秩序与规则。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之中，原罪自然肆意生长。
黄氏兄弟和许钟民等人都出生在贫困的家庭。极度的贫困不是让人委顿绝望，就是让人偏激不安。对当时的孩子来说，正规的出路有两条，一是念好书考上大学，二是去当兵，但对黄氏兄弟和许钟民等穷小子来说，显然此路不通。
在贫困与不安中泡大的黄氏兄弟和许钟民，却适逢其时地碰上了一个激荡多变的大时代。在这个时代，建立新的秩序还遥遥无期，旧的秩序却仍禁锢着人们，大家在混沌无序中寻找着出路。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均喜欢讲这样一则现在听起来几近荒谬的故事：在20世纪80年代初，政府还在为农民进行异地的长途贩运究竟算不算投机倒把而阴晴不定。《人民日报》曾经发过一篇文章，肯定长途贩运对搞活经济有好处，但不久后，便接到有关政府部门的批评，只得再发一篇文章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否定。又过了一段时间，政府的态度开始明朗，《人民日报》于是发了第三篇文章，再次对长途贩运进行了肯定。
就连长途贩运这样一件小事都经历了数次的反复，更遑论其他。直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上，才明确提出“改革无禁区”。而在改革初期，一切属于摸索、试探阶段，可以说到处是禁区、到处是雷区。如果探索成功了，则会被视为先驱、功勋之士；如果探索失败了，那么连烈士都算不上，有些人甚至成了罪犯、亡命之徒。但时代要前进，需要这样的勇士去冲锋陷阵。
1982年出现的温州柳市“八大王事件”，便是一个典型案例。“八大王”之首的“电机大王”胡金林，当时被当地政府在对经济犯罪进行严打的运动中内定为10个需要严惩的人之一。察觉到风声不对的胡金林连夜潜逃，甚至到《林海雪原》中坐山雕的老巢夹皮沟躲了很长一段时间。虽然两年后他仍然被抓捕归案，但已经躲过了风口浪尖。他不但挽回了一条性命，更是在被捕后的第66天戏剧性地被宣布无罪释放。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胡金林从当初的一个被全国通缉的“罪犯”，变成了改革开放的功臣和标志性人物。
正如韩国的朴玉洙在《罪得赦免重生的秘密》一书中所说：“我们没有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