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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彬恐钱宁害己，遂向武宗吹嘘边军如何英武善战，引诱武宗将边军与京军互调，借以自固。明朝祖制，边军、京军不许互调。因为如果边军弱，蒙古就会入侵；京军弱，边军就会成为祸患，这是为加强皇权着想的。武宗不顾大臣的激烈反对，打破祖制调边军入京，设东、西官厅，由江彬、许泰统帅。不仅如此，江彬更是鼓动武宗离开京城到西北游幸。这对于一向以雄武自居的武宗颇有吸引力，因为他一直梦想着能在旷阔的草原上一展雄姿，开创不世之业。还有江彬告诉他那里多美妇，自然更增加了武宗的兴致。
正德十二年（1517年），武宗浩浩荡荡来到宣府，营建“镇国府”。为什么称“镇国府”呢？原来武宗自封“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凡往来公文一律以威武大将军钧贴行之，并为自己更名朱寿，后来自己又加封为“镇国公”，令兵部存档，户部发饷。亘古以来，还没有哪个皇帝自降身份又为自己称臣的，真是视国事朝政为儿戏。此时得知蒙古小王子部叩关来袭，武宗非常高兴，亲自布置，希望同小王子大战一场。这场战斗十分激烈，明军一度被蒙古军分割包围。武宗见状亲自率领一军援救，才使得明军解围。双方大小百余战，期间武宗与普通士兵同吃同住，甚至还亲手杀敌一人，极大的鼓舞了明军士气。最后，小王子自度难以取胜，引兵西去，明军取得了一场难得的胜利，史称“应州大捷”。想明英宗当年率五十万大军却在“土木堡之变”中成了蒙古军的俘虏，而此次武宗率五六万人抗击四五万蒙古军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此后蒙古兵长时间内不敢内犯便是这次战斗的直接结果。而且在这场战斗中，武宗亲为指挥布置，战术正确，指挥得法，体现了较高的军事指挥才能。英州之役，成为武宗一生中最为光彩的时刻。
从西北回来后，武宗又酝酿着要南巡。这次南巡，有人认为是武宗游玩寻乐；也有人认为武宗拥兵南下是为了防止江西宁王朱宸濠的反叛。正德十四年（1519年），宁王叛乱，武宗遂以此为借口南下亲征。然而当武宗到达河北涿县时，王守仁擒获宁王的捷报已到。武宗已无南下的必要，但武宗不为所动，屡檄王守仁不要北上献俘，自己则继续南征，一定要眼见南方的秀丽景色。
然而，到达山东临清后，武宗竟然失踪了一个月，臣僚皆不知皇帝哪里去了。原来，武宗在太原时得到一个艺妓刘良女，宠爱一时。他西游宣府回来后，将刘良女安置在西苑太液池腾沼殿中，号称夫人，俗呼为黑老婆，殿亦俗呼为黑老婆殿。此次南巡，原本要带她同行的，但刘娘娘当时恰巧得病，武宗与之约定以玉簪为信物，待病好后派人来接。武宗过卢沟桥时不慎将玉簪掉落河中。及至临清，武宗遣信使接刘，但因无信物刘氏不肯来，武宗只好亲自回京，前后将近一月。由此看来，武宗也称得上是一个痴情天子。
正德十五年（1520年），南巡途中的武宗于清江浦（今江苏清江市）垂钓，不慎落水受寒，身体每况愈下。次年，武宗病死于豹房，终年三十一岁，葬于昌平金岭山东北的“康陵”。
幽幽青山绿水间，康陵中静静的安息着武宗。武宗一生，贪杯、好色、尚兵、无赖，所行之事多荒谬不经，为世人所诟病。同时武宗又处事刚毅果断，弹指之间诛刘瑾，英州大败小王子，还能礼贤下士，亲自到大臣家中探望病情，甚至痴情于艺妓……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武宗，却很难看到一个完整的武宗，他奇特的一生，只能是留待后人评说了。 （许文继）
北京的后海，如今已经成为一处著名的休闲文化旅游区，各具风情的酒吧和小吃街，更是遐迩闻名。在古代，包括后海在内的由中南海、北海、什刹海、积水潭构成的内城城市水系，不仅是北京得以营建国都和皇家园林的基础，也孕育了众多文化名人。明代一位非常重要的政治家、文学家李东阳就生长于海子之西。今天提到后海的人情风物，我们就不能不感怀这位生于斯长于斯的古人。
李东阳（1447…1516年），字宾之，别号西涯。“西涯”的意思是海子的西岸，标示了李东阳的出身之地。说起来，今天提起李东阳，人们多会联想到湖南茶陵。这是因为他祖籍茶陵，当时人们多以茶陵称呼他，他的传世文集名为《怀麓堂集》，取怀念岳麓的意思，而后人将以他为领袖的诗人群体称为“茶陵诗派”。其实李东阳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祖居地湖南茶陵，他一生不过去了一次，待了短短十八天。李东阳说自己“楚人而燕产”，他真正有感情的故乡还是北京，还是后海西涯之故居。
湖南籍的李东阳为何会生长于北京？这涉及到他的出身背景，颇有一段周折。据李东阳自述家世，他在茶陵的始祖名叫李余。李余的祖先是甘肃临洮人，后来迁居江西，到了宋代，李余到茶陵任州同知，李氏才在茶陵定居下来。到了明初，东阳的曾祖李文祥不知何因以戍籍迁居北京。有一种说法是李文祥在元末天下大乱中参加了义兵，后随军移驻北京。但这很可疑，因为所谓戍籍，是指有罪之人充军至某地所登记的户籍，一般被视为贱民。况且当时的北京不仅不是首善之区，还是国家的军事前沿，人口稀少，物资匮乏，李文祥很可能是在动乱的局势下被抓了“壮丁”身不由己地到了北京。不论如何，李东阳的家庭出身非常贫贱是无疑的，要不是北京后来成为首都，历史上很可能就不会留下李东阳这个名字了。李东阳的祖父李允兴参与了靖难之役，朱棣迁都北京之后，他调入禁卫军“金吾左卫”，当了一个制造军器的小军官。大概由于有些工匠手艺，李允兴后来在海子的西岸定居下来，开始做起了小买卖，这时已经是明英宗正统时期（1436…1449年）。这便是李东阳生长在西涯的缘由。
李东阳的父亲李淳并未考取科第，但已经成为了读书人，在北京以教授私塾为生，所以他对东阳的教育很重视。景泰年间（1450…1456年），不足十岁的李东阳成为京中著名的神童，还先后三次蒙受皇帝的召见。关于他小时候跟景帝的见面，传记和野史里留下了不少颇为有趣的故事。包括《明史》在内的各种传记都说，他在三四岁的时候就能写一二尺的大字，景帝觉得很好奇，就召见他来表演，还赐了他菓钞若干。野史中则将这个故事演绎为景帝让他写“麟、凤、龟、龙”等字，当他写到“龙”字时，手腕没有力气了，最后的一勾便用自己的靴子沾了墨划完，惹得皇帝龙颜大悦。又有一次，景帝召见他和比他大两岁的神童程敏政，在过大殿门槛时，他个子太小迈不过去。于是太监取笑他，说：“神童脚短。”他应声就说：“天子门高。”这个神童后来果然不负众望，十六岁中举，十七岁成进士，不仅成为开一代风气的文坛领袖，蜚声中外，还“立朝五十年”，历事三朝皇帝，最终当上内阁大学士。朝堂风云屡经变幻，他都能从容应对，在明中期是不折不扣的风云人物。
然而，能够保持政治上的历久不衰并非易事，换来的可能是身后的毁誉参半。李东阳在世时，就被很多高洁的气节之士讥为眷恋利禄，死后二百年间人们对他仍然褒贬不一。这都源自于正德年间他对宦官刘瑾委曲隐忍的那些旧事。
明武宗朱厚照是史上少有的荒唐皇帝，他建豹房、自封大将军，完全不理儒家对皇帝的礼法约束，其中最为祸害的是宠信宦官刘瑾。李东阳与刘健、谢迁是孝宗皇帝的托孤重臣，可是新皇帝完全不顾念先帝遗愿，并不重视他的辅臣。开始的时候，李东阳和刘健等人上疏武宗，请他远离群小（宦官），戒绝深夜游乐，勤于朝政。武宗皇帝还做做样子，表示自己会处理。可是过了不到一年，他干脆对李东阳等人说：“卿等所言，皆为朕忧国忧民之事，朕当从而行之。然群小锢弊日深，不能改也。”这意思就是，我承认错误，但决不改正！
面对武宗这种不合作态度，刘健、李东阳、谢迁除了连续上疏请诛刘瑾等宦官，还同时以辞职作为威胁。这给了刘瑾一个上位的机会，将托孤大臣一扫而光，仅仅留下了李东阳一人。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正德元年（1506年）十月，刘健、李东阳和谢迁等大学士在内阁和当时的司礼监太监陈宽、李荣、王岳商量要里外呼应逼武宗除去刘瑾等人。结果消息泄露，刘瑾先发制人，夺了司礼监的权，使外臣失了内应。第二天早朝，群臣刚要伏阙请旨，宫中就放出了保全刘瑾的圣旨。刘健和李东阳等人知道事情已经不可为，于是再次上疏乞休。按照惯例，辅臣乞休，必须等三到四次请求之后才能应允。可是刘瑾等人唯恐刘健等人去得稍慢，夜长梦多，于是撺掇武宗立即准奏。可是为什么独留李东阳一人呢？其实，大学士们请诛刘瑾的奏疏是由李东阳执笔草就的，不过在内阁议事的时候他的辞令较为缓和，所以宦官们以为他并不是主事之人。况且辅臣尽去必会引起更大的风波，刘瑾也确实需要一个在朝臣和皇帝之间周旋的人，于是他选择了李东阳。李东阳又是何等无奈。
事实证明，李东阳留在政治中心是起了极大积极作用的。刘瑾表面上对李东阳非常礼敬，李东阳也对刘瑾采取了委曲求全的态度，但并未与他同流合污。李东阳不仅要避开刘瑾对他投来的明枪暗箭，还要时时对遭遇刘瑾迫害的正直大臣进行营救和翼护。在刘瑾被诛的正德五年（1510年）之前，李东阳救护过的人之中就包括了前大学士刘健、谢迁，还有后来设计除去刘瑾的杨一清。若无李东阳的弥缝其间，则刘瑾乱政的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明史》称善类赖东阳以扶持，所全不少，又说“大臣同国休戚，非可以决去为高，远蹈为洁，顾其志何如耳”，这是对他历史功绩的肯定。
然而，一时的隐忍和委曲求全使李东阳陷入了舆论危机。在送刘健和谢迁归田的时候，东阳不禁黯然泣下。刘健正色对他说：“有什么好哭的？要是当日你与我们一起力争，今天就跟我们一起走了。”这或许是责备他的话，认为他的立场不够坚定；又或许刘健的言外之意是，幸好还留有李东阳在庙堂之上，不至于使皇帝身边一个能用的人都没有。无论他的意思是怎样的，士论对李东阳的保留原职都是有很大不满的。有人用“声名高与斗山齐，伴食中书日已西。回首长沙芳草绿，鹧鸪啼罢子规啼”的诗句讽刺他留恋北京的相位，不如早日退休回老家。甚至招来了“伴食宰相”的恶名。李东阳的门人罗玘还曾写信给他，不仅劝他及早隐退，甚至还要与他划清界限，削去自己的门生籍。史称，李东阳看到这样的书信，“俯首长叹而已”。其中的苦涩当时又有几人能体会？
李东阳的一生可算位极人臣，然而他的一生很少走出北京这座城市，这座城市也给他留下了太多的悲伤。李东阳兄弟四人，他是长兄，可是三个弟弟纷纷英年早逝，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悲伤。然而悲伤并未到此为止。东阳亲生有三子，长子兆先，善为诗歌古文，年少而负盛名，年二十七岁而亡；次子兆同，早慧，十岁而殇；三子午孙，未周岁而夭。竟然没有一个人能为他养老！暮年的李东阳身边只有已故四弟的儿子兆蕃陪伴。他的一生中不断地看着自己的亲人一个个离去。连续的丧亲，让他的身体状况非常差。很难想象，这样的一个人会恋栈权力。如果有机会，他确实想离开北京，去往山水秀美的江南。弘治十二年（1499年），他五十三岁的时候曾计划在宜兴或者武进置业定居，可惜未能实现。
抛开庙堂之上的政治纷争，李东阳终归是个文人，生命中的悲伤和孤单只能寄情于山水和文艺，他性格中最爱的还是吟诗为文。明初以后，源自台阁宰辅的“台阁体”诗歌流行，这种诗作内容多是歌功颂德，形式多是四平八稳，甚少新意。李东阳开创了新的诗歌创作路线，处处可见真性情。他在《怀麓堂文稿》卷九《倪文僖公集序》中，认为文章有馆阁、山林二体，“馆阁之文铺典章，裨道化，”而“山林之文尚志节，远声利，清耸奇峻，涤陈薙冗，以成一家之论。”他身处台阁而主文柄，又喜欢“以诗文引后进”，所以对改变时代风气具有很大的作用。
东阳爱作诗实已到了成癖的地步，他经常因病而赋“止诗”诗，通告友人自己停止诗约，安心养病。成化十六年（1503年）领命赴应天府（南京）充当乡试考官，他也要戒诗月余，才能全力工作。诗在他生活中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也正是由于诗歌，让他在北京结交了很多好友，所谓茶陵诗派，实则是地地道道的北京诗人群体。可能这样才能使他不那么孤独吧。
正德七年（1512年）十二月，李东阳终于致仕。然而他没有回故乡茶陵，人生的最后三年，他就留在京师终老。在这段时期，来求他诗文书篆的人填塞户限，所得的润笔费据说“颇资以给朝夕”。想来他的晚年因此而不寂寞。正德十一年（1516年）七月，他卧病寿终，葬于西直门外畏吾村（今魏公村）祖冢。
虽然他在晚年已经不住在海子西涯，但是西涯始终是他魂牵梦绕的家。他多次赋诗提到对西涯故居的怀念，有“禁城阴里御河西，昨夜分明梦不迷。楼外酒帘非旧馆，沙边屐印有新泥”语，又有“城中风景梦中路，病不出游空有身。……旧邻十室九易主，古寺拜年长占春”句。
李东阳一生诗作中，咏西涯的有很多，可令人想见当年后海附近的景色的，以《西涯杂咏》十二首为代表。其中《海子》一首有“高楼沙口望，正见打鱼船”的句子，《钟鼓楼》一首有“月黑行人断，高楼钟漏稀”的句子。今天的海子上早已没有了渔船，这座城市也不再用晨钟暮鼓来敲醒。可是，夜晚走在海子西涯的时候，透过水面上迷离的霓虹，那历史的钟漏还是会穿越时光，送来明朝的渔火。（樊铧）
明代出了许多权阉，刘瑾不可以不提。历数中国古代的大贪官，刘瑾又不可不提。他是明代宦官中的“巨星”，但京城中他的遗迹却所留极少，生前他在朝阳门外兴建了规模宏大的玄明宫，死后则被拆毁移做他用。如今可能只有朝阳门内俗称“刘瑾庙”的地方，与他还有些关系。
刘瑾，今陕西兴平县人。本姓谈，后依靠刘姓太监进了宫，便改用刘姓。在朱厚照做太子的时候，刘瑾就在身边伺候。刘瑾深知只要照顾好太子，自己就会成为新皇帝身边的功臣，权力、富贵会接踵而至。武宗即位后，刘瑾与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等八名太监因此得宠，号称“八虎”。刘瑾为人狡猾狠毒，成为八虎之首。他抓住少年天子喜好嬉戏的特点，每日进奉飞鹰、猎狗等，鼓动武宗游玩享乐，深得武宗的信任，被提升位内官监，掌握北京的军队，权力很大。
然而时隔不久，风光无限的刘瑾却经历了一次政治风波，险些丧命。原来，朝中大臣对刘瑾等人引诱年幼的皇帝尽情玩乐却不理朝政非常不满，数次上书请求处死刘瑾，武宗置之不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