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的地位可见一斑。
他们二人都记载了同一个“神话”：御用监太监李童由于得到了英宗的提拔，十分感激，想回报英宗。一天夜里，梦见在山谷丛林中，一位白衣老人对他指着这片地方说：“此精篮地也，他无以过此者。”李童醒来后，觉得十分奇异，于是让一位相地师寻找这个梦中的地方。结果发现与李童梦境完全相同的地方，就是现在法海寺的位置，当地人说这是龙泉寺的旧址。相地师归告李童。李童十分高兴，说：“吾营佛寺，用其法以报上恩。而神人能辅吾志，吉莫大焉。”于是向百姓、官员、喇嘛与僧尼募款，用于建寺。从正统四年 （1439年）闰二月动工修建，到正统八年 （1443年）十月才完工，历时达五年之久。
这个神话般的创寺缘起，不过是李童讨好英宗，同时使建寺更加顺利的一个手段而已。宦官由于无法生育子嗣，所以往往信仰佛教，一方面使自身的伦理责任焦虑感得以缓解，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来世得到好的报应。因此，明代宦官与佛教关系十分密切。北京周围诸多的寺院中，大多数都与宦官有关；有的，还直接与信仰佛教的皇帝有关。与太监、皇帝不同的是，士大夫群体尽管也喜谈佛理，但他们认为寺院的修造会耗费大量国家财政。所以，士大夫往往反对国家修筑寺院。李童的做法其实通过将修建寺院的行为神化，以取得修建行为的合理性，避开士大夫的批评。
很显然，李童的目的达到了，士大夫不仅没有反对，而且还郑重其事地大书其事。这种情况，与英宗的态度恐怕也有关系。英宗信仰佛教，他将度牒制度从五年一度改为三年一度，又下令刊印佛教经典。在英宗的影响下，大批寺院纷纷建立，法海寺也是在兴建寺院的风气中修建的。实际上还不仅如此，李童修筑法海寺英宗是赞同的，因为具体负责修筑寺院的是宫廷“工部营缮所”；在寺院落成不久，英宗便取“佛法无边，宛若大海”之意，赐名“法海禅寺”；并于正统十年（1445年）赐《大藏经》一部，在赐经的同时，还为此专门颁布敕谕。这些，不是每个寺院都能获得的“待遇”，说明法海寺与英宗不一般的关系。
在法海寺的附近，有正统九年（1444年）所立的《法海寺楞严宝幢》，上面记载了修造寺院的工匠、绘制壁画的画士的名字，是一项珍贵的材料。宫廷画士官有宛福清、王恕、画士有张平、王义、顾行、李原、潘福、徐福林等，共十五人。他们便是著名的明代壁画的绘制者。法海寺建成时，院中的大雄宝殿、伽蓝、祖师二堂，四天王殿、护法金刚殿、钟鼓楼以及云堂、厨库、寮房等，许多地方都有壁画，目前只有大雄宝殿一处保存相对完整，另外天王殿也有几幅残存壁画。
为了保护壁画，室内灯光已经被全部关闭，游览者需拿着手电筒，才可以观看。从阳光明媚的室外一下子来到殿内，在一束束微弱的灯光中，寻找一幅幅金碧辉煌的壁画，彷佛历史就在眼前，几百年的时间凝固成了一瞬间。
大雄宝殿内的壁画分布在木尊像的龛背和后殿门的两旁，以及殿前十八罗汉的身后。壁画采用重彩工笔卷轴画法，构图严谨、技巧纯熟、笔法细腻、用色考究，堪称明代壁画的典范。由于矿物质的色彩保存较好，以及大量使用“沥粉贴金”做法的缘故，壁画华丽、尊贵的气氛十分动人。
正中的水月观音最为杰出。半身裸露，身披轻纱，胸佩璎珞，表情温和安祥，屈左膝盘左而坐，形态庄重大方给人以和蔼祥瑞、出世超凡之感。北墙两幅为帝后礼佛图，由帝后、二十诸天等三十六人组成浩浩荡荡的礼佛场面，最高人物达1。6米。山墙两幅以如来佛和飞天为主，衬以牡丹、月季、芭蕉和菩提等描绘了五方佛境，祥云缭绕、百花争艳，色彩绚丽、肃穆庄严。
明清时期，士大夫绘画的主流已经转向了水墨山水画。但法海寺壁画反映了明代宫廷画匠不仅很好地继承了前代宗教画的绘制传统，而且结合了画家与工匠的技术。从具体绘画特点来看，法海寺壁画体现了江南壁画的绘制特点，是明代壁画的主流绘法。
经专家论证，法海寺壁画的艺术水平、绘制技术、制作工艺与保存完好程度等方面都堪称我国明代壁画之最，是我国元、明、清以来现存少有的由宫廷画师所作的精美壁画，是北京历史名城在壁画方面的杰出代表，与甘肃敦煌壁画、山西永乐宫壁画相比各有千秋，并称为中国三大古壁画，并可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壁画相媲美。
景泰四年（1453年）五月十四日，65岁的李童病逝于京中赐第，十四天后葬于法海寺西。此后，法海寺有衰落的倾向。到弘治时，“榱桷敧倾，门径萧索，斋鱼不闻，经函尘合”。于是，从弘治十七年（1504年）到正德元年（1506年），明政府再次重修此寺。
相比于自然界的年轮，历史似乎总是在飞速地改变着。风雨沧桑六百年，法海寺院中的两棵高大挺拔的白皮松，至今依然枝叶茂盛，荫覆半院。它与寺外起伏的群山，一同见证着法海寺的兴盛与破败，也目睹了人事的激情与消退。作为法海寺的创建者，李童尤如壁画，逐渐被淹没在历史的暗处。不同的是，壁画仍然可以借助灯光照亮，而历史中那些曾经活跃的人物呢？他们又去了何方？他们还能被再次照亮吗？世事无常，唯有悠悠群山、潺潺流水，伴随着松涛的声音，近似于静止地重复着，似乎一切都未尝发生过。（赵献海）
胡同是北京城的一大特色，而在英灵辈出的北京城，大大小小的胡同里，却不知埋藏着多少故事，在胡同里转来转去，又不知能遇上多少英魂。在不起眼的西裱褙胡同里，就坐落着于谦祠。由于城市建设，这里的许多房屋已被拆去，于谦祠也在修缮中，不能进去拜谒。秋风里，这座历经了五百余年的祠堂显得那么的萧疏破败，让人不禁深深叹息：英雄的忠魂今何在？那个与北京城息息相关的历史人物的名字，难道就这样湮没在都市的繁华里了吗？祠堂前，“于谦祠”三个字经过风雨的洗礼，依然斑驳可见，拨开历史的尘沙，将人们带进了1449年北京秋天的历史风云画卷。
公元1449年，也就是明英宗正统十四年的秋天，对大明王朝来讲，可真是一个多事之秋。明朝立国后，元代蒙古势力逃往北方草原，对明朝北部边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这时，蒙古瓦剌部逐渐强大，统一了蒙古各部，首领也先为了进一步扩充实力，分兵四路南下，并亲自率兵进犯大同。 8月3日，明英宗朱祁镇在自己最宠信的太监王振鼓动下，不听大臣的劝告，下令“亲征”，结果于9月3日在土木堡（河北怀来东）兵败被俘，50万大军几乎全部覆没，这就是明代历史上的“土木之变”。也先的瓦剌军一路烧杀抢掠，挟持着英宗皇帝向明朝的京城——北京逼来。
消息传到北京，人心惶惶。当时京城里最有战斗力的部队、精锐的骑兵都已在土木堡失陷，剩下的老弱疲卒还不到十万。朝廷上下更是一片大乱，皇太后哭哭啼啼，忙着搜集金银财宝，准备把皇帝赎回来。二十二岁的郕王朱祁钰监国（在皇帝外出时代为摄政），心无主见，命令群臣商议方略。大家乱纷纷没有主张，一些官员只知道聚在一起哀哭。有个叫徐珵（后改名徐有贞）的翰林院侍讲早就把自己的家小送出北京，往南方安顿，见到这么个混乱局面，便在朝堂上大讲星象有变，应当迁都南京。话音未落，一声怒斥传来：“谁主张南迁，谁就该杀！” 徐珵吓得不敢再作声，那严正的声音却更激昂开来：“京师是天下的根本，一但摇动，必将危及国家的大计，难道没有人看到宋朝南渡偏安的前车之鉴吗！”仿佛一阵惊雷滚过，朝堂上立刻静了下来，郕王和大臣们一看，那个义正严辞的人正是兵部侍郎于谦。
于谦是钱塘人，他七岁的时候，有个和尚惊奇于他的相貌，对人说：“这是将来救世的宰相呀！”于谦考中进士后，曾在在江西、河南等地做官，平反冤狱数百起，为官清廉刚正，人称“于青天”。那时，宦官王振权倾朝野，各地官员进京朝见都要给他行贿送礼，还唯恐不收。于谦却是空手去空手回，别人问他为什么不送礼，他晃晃袖子，笑着说：“我只有两袖清风呀！”就这样，于谦以自己的品格和清正赢得了百姓的爱戴和许多正直官员的尊重。当时，于谦的上级，兵部尚书已经在土木之变中阵亡，他实际上已是最高级的军事长官，他誓死保卫京师的决议得到了大家的肯定，防守的决策就这样定下来了，没有人再敢提议南迁。于谦立即被升任为兵部尚书。
受命以后，于谦立即采取措施，请郕王下令，调动南北两京、河南、山东等地的军队火速开赴京师，策划部署，人心稍为安定。接着，进一步稳固国家的内政。由于王振恃宠误国，人人切齿痛恨，有一天，郕王临朝，大臣们要求诛灭王振九族，不肯退朝。王振的一个亲信党羽名叫马顺，气焰非常嚣张，跳出来斥责大家退去。有一个大臣气急了，扑上去揪住马顺就打，大家也一拥而上，一阵拳打脚踢，竟把马顺给打死了，朝堂上秩序大乱，卫兵们也声势汹汹。郕王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害怕得站起来要躲进内宫，于谦穿过愤怒的人群，层层推开众人，走上前去扶住郕王，请郕王宣谕说：“马顺等有罪该死，不予追究。”大家才安定下来，郕王也控制了局势。于谦的袍袖因此全部撕裂，可见当时的情势有多么凶险。事后，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叹息说：“国家就全靠你了，今天就是一百个王直又有什么作用！”当时，朝廷上上下下的人都依赖重视于谦，于谦也毅然以国家的安为己任。由于英宗被俘，皇太子年幼，一国无主，为了政治和军事需要，于谦和文武百官奏请郕王即位，经皇太后同意，郕王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即位为帝，改元景泰。
于谦忧国忘家，日夜谋划，他的整顿内政，惩办王振党羽，选拔文武官员，整饬武备的各项措施得到了军民的拥护，整个北京城的军民都投入了北京保卫战的准备工作中，京师的防务焕然一新。军仗局、军器局的工匠们昼夜不停，赶制大批盔甲、火炮、战车和兵器。城中百姓全被发动起来，帮助士兵从通州仓搬运粮草，充实京师。京城九门的防御工事也顺利完成，建起了五千一百余丈的沙拦。更多百姓则拿起刀枪，应募参军，短短的几天时间，京师的兵力迅速扩充到二十二万人。
十月，也先挟持着明英宗攻破紫荆关，进窥京师。景帝敕令于谦提督各营军马。将军石亨建议收缩防线，固守城内。分析了敌我形势，于谦没有同意，他说：“大明不能向敌人示弱，使敌人更加轻视我。”于是调遣二十二万将士分兵京城九门，由九名骁勇善战的将军统帅，摆开阵势。并将城门全部关闭，以示背城死战的决心。于谦把兵部的事务交给下级，自己披上战甲，亲赴德胜门外石亨的军营中督战，抵挡也先的进攻。他下达严令：临阵时，将领不顾部队先行退却，斩将领。军士不顾将领先退却，后队斩前队。将士们知道后退必死，无不奋力死战。
也先率部猛攻德胜门，于谦令石亨在德胜门外的空屋里设下埋伏，派几个骑兵诱敌。敌人用一万骑兵逼近，明军神机营火炮、火铳齐发，伏兵四起出击，也先的弟弟孛罗和号称“铁颈元帅”的平彰卯那孩被“神炮”击毙。也先只好转攻西直门，被都督孙镗击退，进攻彰义门的瓦剌前锋也在明军的战车和炮火的击下遭到挫败。北京西郊的居民还登上屋顶，投掷砖瓦助战，喊声惊天动地。
激战一直持续了五天。当初，也先率兵深入，以为北京城早晚可破，等见到明朝官军严阵以待，有些丧气。相持了五天，死伤惨重，士气低下，知道不可能达到目的，又听说各地勤王部队马上要开到，恐怕截断了归路，于是带着英宗由良乡西去。于谦调兵遣将，一直追击到居庸关才返回，北京保卫战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从而也在北京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在保卫北京的战斗中，于谦力挽狂澜，功劳最大，景帝要给他加官晋爵，于谦坚决推辞说：“京城的四郊都是断壁残垣，这是我们这些做臣子的耻辱，怎么敢求取赏赐呢！”皇帝不准，加封于谦为少保、总督军务。于谦生活简朴，住的房子很破旧，仅仅能够遮挡风雨。景帝赐给他西华门的一所大宅，他说：“现在国难当头，我怎敢过安稳舒适的日子？”由于推辞不成，勉强接受，但他却长住到办公场所，很少回去。在他的主张下，朝廷增兵真定、保定、涿州、易州等府州，派大将镇守山西，防止敌寇南侵。又从京师“三大营”士兵中选取精壮，设立“团营”，增强明军的战斗力。
也先将明英宗扣留了一年，一直无机可乘，只好将他送回北京，与明朝言和。景帝将他的这位皇兄安置在南宫大内，派人看管起来。1457年（景泰八年），趁着景帝生病，徐有贞、石亨和宦官勾结，发动“夺门之变”，带兵闯进英宗居所，拥立他复位。
于谦生性刚烈，疾恶如仇，因此遭到徐有贞、石亨等人的忌恨，这些人在英宗面前大讲他的坏话，英宗本来就对于谦拥立弟弟做皇帝，心里很不舒服，又听信谗言，给于谦定了个“谋反”的莫须有罪名，判处死刑。
那是一个阴云四合的日子，天色黑沉沉的，像要落下雨滴，在全城百姓的哭泣声中，于谦在西市（北京西四牌楼）被杀，时年60岁。
于谦死后，家无余资，除了一些书箱，就是景帝赐给他的蟒衣、宝剑。听到于谦被杀害的讯息，行人莫不叹息。成化二年（1466年），宪宗皇帝下诏为于谦平反，追复原官。将其故宅改为忠节祠。万历十八年（1590年）时，在祠中塑立了于谦像。清顺治年间，像毁祠废，光绪时又重建。于谦祠坐北朝南，院内东侧建有奎光楼，楼分两层。上层为魁星阁，阁上有清人孙贻经书写的“热血千秋”匾额。正房5间为享堂，供有于谦塑像。1976年，魁星阁在地震时被震毁，小楼也被拆除。于谦祠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
提起于谦，我们便会想起他那首脍炙人口的《咏石灰》：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那“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英雄气概，而这首诗，也正是这位英雄的写照，他用热血谱写的那段北京历史也将永远流传。 （杨艳秋）
在21世纪到来的时候，北京崇文门内悄然出现了一个新的公园，称作“明城墙遗址公园”，如茵的绿草间，树立着一段不长的残墙和若干个墩台，残墙下还稀疏地种植着一些树木。偶尔，有遛弯儿的老者在公园内漫步，也有外地的游人在残墙前凝望和拍照。
一座曾经环绕整个北京且十分雄伟的建筑，是如何变为今日的残墙的，相关的书籍不少，而近年的一部名为《城记》的著作，更是具有全方位的详尽披露，读罢令人感慨良多。下面我们介绍的，则是一个相反的过程，即北京城墙的建设情况，确切地说，是对北京城变得壮丽恢宏作出贡献的一个人物，这个人叫阮安。
阮安是一名宦官，交趾人（交趾今属越南），永乐年间入宫。他主持完成了北京内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