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的明朝往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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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的明朝往事(全文)- 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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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所能造”,据说桥前右边缺了一块,中国工匠补造,竟然是屡补屡坏。此桥还有明人陶崇政《飞虹桥诗》为证:“中官三宝下西洋,载得仙桥白玉梁。甲翼迎风浑余动,睛珠触目更生光。”后两句说明雕刻的确是栩栩如生。当年在飞虹桥南北有两个坊,一个是飞虹坊,另一个是戴鳌坊。至于那座桥上所刻的海兽水纹是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它与中国传统的石刻到底有什么不同,如果能够找到石刻才能知道。从今天来看,飞虹桥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之东,皇史宬之西,故址已不可考。侯仁之先生早年对北平金水河进行考察,虽然他没有考察郑和带回来的石刻,但是他根据地理位置推测,在南池子南半迤北的地方,有南北小街,叫飞龙桥。清朝人记载,“飞虹桥,虹俗讹龙”,飞龙桥就是飞虹桥的讹称。现在看来,南北小街可以对应南北两坊,它们早已经与桥混而为一。在侯仁之先生考察的时候,那座桥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只有飞龙桥胡同还存在着。
  再说第二个谜。我们知道郑和曾信奉佛教,受过戒,有“福善”、“福吉祥”等法名,还出钱刻过一些佛经,如《摩利支天经》、《优婆塞戒经》等。郑和在下西洋期间曾经出资刻了10部佛经,分别放在全国10处寺庙里,北京只有一处,就是皇后寺。可是在明清历史记载中,这座皇后寺已遍查不见了。日本保存有明朝后期绘制的一个《北京宫殿之图》,这幅图上绘有当时北城一带地方,在后宰门(也就是今天的地安门),与梓金山(也就是今天的景山)之间,绘有一个梓童庙。我们知道梓童就是皇后,那么庙和寺也是可以相通的,所以这是不是就是当年的皇后寺呢?无论如何,这个寺庙现在是找不到了,那部佛经也下落不明,也许它还寂静地躺在某个寺庙的角落里,但也可能已不存世了。按照我们的愿望,希望有一天它还会被发现出来。
  郑和建功立业是从北京开始的,终结却是在海上。下西洋持续了28年,63岁的他在海外去世,算起来一生几乎有一半时间竟是在海上度过,他的远航是15世纪那个海洋世纪的开端,比欧洲人要早近一个世纪,所以他是大航海时代的先驱,不愧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伟大航海家。三不老胡同的全国政协宿舍,相传是郑和故居所在地,有学者曾提议在宿舍前广场塑造郑和纪念雕像,作为首都纪念这位航海家的标志。实际上,永远的纪念是在人们心中。 (万明) 

  在北京,八宝山的名字人们很熟悉,但这个名字出现得比较晚,清代才见于记载,明代这里称为“韩家山”,“韩山”,“罕山”,也称“黑山”,“黑山会”。当时,它与一个叫刚铁的宦官,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刚铁的墓在此处。
  按说,北京这样的地方,宦官墓不足为奇,明代二百多年间,北京东西南北的宦官墓不知凡几,但由于刚铁在明后期被塑造成北战南征、潜邸从龙的开国英雄,具有了传奇色彩,是宦官的“杰出”代表,于是,他的墓也就变成后世宦官们的“圣地”,黑山(八宝山)也因之受到瞩目。
  关于刚铁的事迹,明代流行的基本故事情节是:他原先追随太祖廓清中原,后来被任命为朱棣燕王府的承奉,即当时王府中宦官机构承奉司的最高首脑;靖难之役开始后,他又为朱棣夺取皇位而征杀;靖难成功后,在朱棣的指挥下,北犁外庭,擐甲于朱棣左右,身冒矢石,居功甚伟,被任命为司礼监太监。他不仅勇敢善战,还颇有德行,“退而悛悛,口不言劳,未观军容”,即平时十分谦逊,从不提自己的功劳,在他身上看不到一点军人的霸气。他死后被葬在黑山,并立祠祭祀。而他所用的兵器…一柄铁枪,一直陈列在祠中。
  当然,在明代刚铁事迹还有其他的版本和内容。有的说刚铁原名刚炳,因朱棣总是称其为刚铁,故其又以刚铁为名;有的还指出其籍贯为交趾,在太祖时就参与重大问题的决策;还有的故事则不提他追随太祖的事,只从其为朱棣效力说起;另一些故事则把情节细化,如言其靖难中,在攻取永平、保定时夺得首功,在北征蒙古时,智取了阳和之地。关于他的职务和定位,也有不同说法,或云为燕府承奉正,或云司礼监太监,或云永乐间开国元勋,或云洪武年间开国元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不论说法有多大的不同,其根本离不开对刚铁的赞颂。
  可是,对于这位嘉靖以后声名赫赫的宦官,在他生活的时代及其后的数十年间,其事迹不见于任何官私文献记载,连名字也无人提起过。因此有人怀疑刚铁是否确有其人。据目前所知,史料中较早提及他名字的,是弘治八年(1495年)的一通称做《重修黑山会坟茔碑》的碑文,其中说到黑山“永乐年间开国元勋司礼监太监刚公铁葬于是”,但没记相关的事迹。刚铁传奇经历的“揭密”与丰富化,主要是从嘉靖时期开始的,其后不断被演义发展,于是就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刚铁事迹。
  应该说,刚铁确有其人,其身份是燕府承奉,也可能参加过靖难之役,但在朱棣称帝前就死去了,死后葬在黑山;而他的事迹,则基本可视做后世宦官附会出来的。
  宦官附会刚铁事迹的目的,无非是借古兴怀、以古利今,后者应该更主要。刚铁的身份表明他在朱棣做燕王时,就有侍驾从龙之功,是个具有光荣历史的老资格,这使后世宦官,特别是那些跟随嘉靖皇帝进京的宦官,对刚铁具有了认同感,表彰刚铁就如同表彰自己,而刚铁的事迹越“辉煌”,其现实影响就越大,那些参与创造这个辉煌的宦官,也会因此而受益,名利兼收是不成问题的。自古就没有单纯为表彰而表彰的,都有现实的考虑,更何况是对前人的表彰。嘉靖以后刚铁的事迹多起来应与此有关。
  有地位的宦官热衷于此,普通宦官对于钢铁事迹的作用,也不能忽视。明代的黑山是一处较大型的宦官墓地,至弘治时“葬此者不下数百冢”。宦官对于这个葬身之地,应是比较关注的,为黑山增加一些美丽的政治光环,将其打造为宦官的圣地,无疑对已葬于此和将葬于此者都是一个慰籍。所以,这些宦官,是刚铁事迹得以发展传播的坚实基础。在嘉靖以后宦官中还出现了以黑山为纽带的组织,称做“黑山会”,“中贵人置会其间,岁以上命致祀如礼”,黑山在宦官的生活中的影响力于此可见一斑,他们之乐于刚铁成贤成圣是在情理之中的。 

  在发掘刚铁的现实利用价值,演义其事迹、塑造其形象的过程中,明代各个时期的宦官在黑山刚铁墓前都有所兴造,至万历初,黑山已形成一组包括刚铁墓、神道、褒忠祠、护国寺以及灵福寺在内的建筑群,万历元年(1573年)司礼监太监冯保还置地二顷一十亩、园圃一处作为祠寺的香火资。
  在这组建筑中,褒忠祠的规模较大,专门用来祭祀刚铁,位于刚铁墓前,相当于墓的地面建筑。其享堂内有刚铁塑像,左右设蔡伦、郑和等人的牌位,据《帝京景物略》载,在其东堂还设有永乐以后的历任司礼监太监的牌位。褒忠祠现在只有享堂尚存,其余建筑均已拆除。
  在褒忠祠东面,就是护国寺。北京名为护国寺的不只一处,黑山护国寺是专为守墓而建,“念刚公有功于国,恐后为耕樵所废,延访行能之僧守之”。护国寺的规模也很大,山门南临官道,进入山门,依次为钟鼓楼,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阁。入清后,清代的宦官对护国寺也多次修缮,使之得以保存。现在,护国寺的建筑已辟为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但格局未变。
  灵福寺在黑山建筑群的最东部,即现在清华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原402医院)所在的位置。灵福寺原本与刚铁无关,相传它是元世祖至元年间为纪念海云和尚所建,元明鼎革之际废坏,明正统七年(1442年)内官监太监李德在原址上重建。据说,李德的灵福寺,应是刚铁最早享受香火的地方。《明实录》记载,李德死后,灵福寺于景泰七年被赐给锦衣卫百户李安为香火院,李安是否继续崇祀刚铁就不得而知了。现在,灵福寺的建筑已经无存,只有原来的两株巨大的银杏树依然挺立路旁。
  除这组建筑外,在民间传说中,这一地区的许多地方都与刚铁有关,如上庄、下庄、鲁谷(明代称鲁郭或鲁国)、石槽。有一则传说是:残元之兵入掠北平,刚铁奉朱棣之命遏敌。两军相遇,刚铁与敌兵女将萧玉梅大战数十回合。胜负未分之际,萧玉梅佯败,将刚铁诱至洪炉山(传说中八宝山的称谓)的西山头上。这里早有萧玉梅摆下的迷魂阵,刚铁左冲右杀,终于突出重围,来到东山头。就在刚铁喘息未定之时,萧玉梅催马赶上,一刀将刚铁挥作两截。战马狂奔,刚铁的尸身相继坠落。当地人为纪念刚铁,称其上身落处为上庄,下半身落处为下庄,战马经过的村庄为鲁郭,而战马停息饮水处为石槽。
  显然,这个带有悲剧色彩的传说,反映了当地人的崇尚英雄、与英雄同在的心理,他们并不因为刚铁是宦官而泯灭他,相反是积极地去创造他的事迹,并使这事迹与自己有联系,从而为自己的现实生活环境,注入虚幻但斑斓的色彩,民间的生活与故事往往如此。当然,此地区的村庄与刚铁并无关系,辽代史料中鲁郭之名即多次出现,而石槽之名更是唐代已有之。下庄虽然只见于明代史籍,但它们应该与灵福寺有关,天启时丁乾学有诗题为《晚观灵福寺下庄》,则下庄的田地很可能是寺产,是因村庄的位置而得名。现在,这些地方只剩有名字,其余只能在老者的记忆里或书本中寻觅了;但与刚铁有关的传说依然在这一地区广泛流传。
  清代的宦官也崇祀刚铁,护国寺还成为了一些宦官的养老所,至建国前这里仍有宦官居住。此时,八宝山的名字早已经叫开了,至于八宝山的八宝为何物,则说法不一。民间故事中的八宝是:金碾子、金磨、金簸箕、金笤帚、金箩筐、金老太太、金驴、金米,皆与农村生活有关。而实际上指的是:红土、耐火土、矸石、青灰、白土、马牙石、沙石、板石;还有一说是:红土子、青灰、干土子、白土子、黄土、红干土、黄干土、马牙石。这些都是传统建筑装修装饰用的材料,当地百姓多以挖八宝为生。很明确,八宝山之得名,与当地百姓最真实生活有关,而与刚铁则没有什么关系。
  新中国建立之初的1949年底,中央拟筹建烈士公墓,明史学家吴晗受委托于京郊寻找吉壤,最后墓址确定在八宝山。1950年以护国寺为中心,拓建成北京革命公墓;1970年改称八宝山革命公墓,成为我国规格最高的公墓。 

  据1560年(嘉靖三十九年)成书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在中城保大坊东厂胡同之北,隔着翠花胡同,有一条胡同名为刚太监胡同,不知是否与刚铁有关联。 (张兆裕) 

  坐落于石景山区模式口大街东北、翠微山南麓的法海寺,由于保存了多幅精美异常的明代壁画而闻名于世,它的建造者李童也因之受到关注。长期以来,李童是明代宦官中少为人知的一个,如果不是因为修建了法海寺,这位正统年间的御用监太监,恐怕早就湮没在历史中了。
  其实,李童在当时并非无名之辈,按照胡濙景泰四年(1453年)作的《御用太监朴庵李君墓碑铭》记载,李童有着“光荣”的历史。他字彦贞,号朴庵,江西庐陵人;永乐初年入宫,此后一直在朱棣身边服务。朱棣每次巡幸塞北,李童“皆披戴甲胄,朝夕环卫”,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崩逝于榆木川,李童即是护灵返京之人。其后历朝均受宠信,宣德时升任太监,有园第、家仆之赐,非常荣耀。御用监太监在政务上虽不如司礼监有影响,但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肥缺”,这可能也是李童有实力修建法海寺的前提。
  法海寺尽管闻名于外,寻觅它却颇费工夫。循着两旁是高高山墙的大道一直走下去,仔细看才能发现上标“模式口大街”的路口。拐进路口,外界的喧闹突然安静了下来,面前也豁然开朗,弯曲的街道,古旧的四合院,路旁不时出现一些断碑残磨。一座清代建筑的墙壁上用墨笔写着“恒德成记布店洋货发庄”,应该是民国年间的一家布店旧址。一切都彷佛是另外一个天地,似乎模式口村是藏在一个不为人知的时空里,有着自己的进化历史。
  穿过这个保留了很多明清老北京风韵的小村子,经过已辟为博物馆的太监田义的奢华墓园,循山路而上,几经曲折、几回路转,终于遥遥望见了郁郁丛林中的法海寺。
  还未到山门,在向山的小径旁,看到了元人赵孟钍樾吹摹胺êl臁薄7êK率抢钔亟ê蟮某坪簦裕悦项的题字应该是后人附会寺名而增刻的。法海寺依山而建,仰望上去,林中的殿寺显得十分雄壮与巍峨。清人对于法海寺周边环境的记载,便于我们理解选址于此的原因。《钦定日下旧闻考》称法海寺“左冈右泉,曲回旁峙,云烟飞动。”以现在的地理形势而言,法海寺南距模式口村500米,东靠馒头山,北连福寿岭,西依蟠龙山,山谷幽静,峰峦绵亘,松林葱郁,泉水潺潺,风景优美。
  法海寺初成时规模较大,除大雄宝殿外,还有四大天王殿、钟鼓楼、护法金刚殿、伽蓝殿、祖师堂及云会堂、厨库、寮房等。沧海桑田,法海寺许多建筑多已湮没无存。目前法海寺共四进院落,建在逐层抬高的四层高台之上,东西面宽72米,南北进深150米,院落占地1。08公顷。主要建筑分别设置在三级平台上。第一级平台有山门殿,第二级平台有四大天王殿,第三级平台是大雄宝殿,环宝殿东西南三面是祖师堂。
  在遍寻各殿之后,未发现关于李童的任何专门遗迹,后来看到相关记载,才知道在“文革”期间,人们可能是出于对于太监的嫌恶,铲毁了李童的塑像。这个可能是保存了李童唯一的相貌的遗迹就这样永远消失了。
  明代太监尽管地位显赫,但却并不是历史的书写者。历史的书写者,是宦官的政敌——士大夫。在士大夫的笔下,关于太监的记载较少,而且多数是负面印象,这应该是因为太监与士大夫属于不同的政治势力,他们的斗争几乎贯穿了整个明代。即使在实际生活中,士大夫为了政治需要,为一些太监歌功颂德,却多数不将这些文章收在可以流传后世的文集中。所以,太监的事迹往往在他们的坟茔碑刻中才有些简单的记载。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碑刻与塑像,也多数被毁坏,他们的事迹也渐渐不为人所知。因此,尽管明朝的太监是对于明代历史影响很大的一个政治群体,但却是世人了解最少的一个群体。李童留下了法海寺,却无法留在史书的记载中。
  但记录李童修建法海寺的经过的碑刻还是保留下来了。在山门的后面两侧,有两座碑刻。一座是吏部尚书王直所撰《法海禅寺记》,另一座是礼部尚书胡濙所撰《敕赐法海禅寺碑记》,都是撰于正统八年(1443年)。这一年,文臣中威望最著的杨士奇称病在家,杨溥也已年老。任事的文臣中就以王直与胡濙权力最重、威望最尊了。能让二人共同撰文纪事,李童与法海寺的地位可见一斑。 

  他们二人都记载了同一个“神话”:御用监太监李童由于得到了英宗的提拔,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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