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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昌平的天寿山，是明代帝王的陵区。除明太祖朱元璋、建文帝朱允炆、明景帝朱祁鈺，另外十三位帝王都安葬于此，故称十三陵。十三陵中的定陵，就是明代第十三位皇帝明神宗朱翊钧的陵寝，也是十三陵中唯一已被发掘的明帝陵。从1956年5月到1958年7月，定陵的发掘工作历时两年零两个月。据说，定陵内神宗皇帝的棺椁打开时，里面塞满了光彩夺目的奇珍异宝。在红底绣金的锦被下，厚厚的道袍、中衣、龙袍，紧裹着万历皇帝的尸骨。棺椁内还放有一个内藏一顶金光闪烁、富丽堂皇的金冠。在万历皇帝的棺椁旁，是万历皇帝的妻子孝端皇后、贵妃王氏的两具棺椁。后来，对万历皇帝的尸骨的复原结论报告显示，万历皇帝身高164厘米，且是一个驼背。那么，这位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曾经在历史上有什么样的作为呢？
万历皇帝名朱翊钧，生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八月十七日，卒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享年58岁，却在位47年。明代历史中以万历纪元的时间，持续四十七之久。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万历皇帝的儿子朱常洛在即位一月之后即去世，万历一朝应当是四十八年，即从公元1573年至公元1620年。朱常洛在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即位，九月去世。大臣们当时建议以万历四十八年为泰昌元年，以纪念这位短命的皇帝。因此，万历皇帝是明代历史中统治最久的皇帝。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五日，父亲隆庆皇帝病危，对十岁的太子朱翊钧说：“朕不豫，皇帝你做。” 六月初十，皇太子朱翊钧正式即位，决定次年改元万历。他成了明代最年轻的皇帝。但是，小皇帝并不容易做。按照父亲的遗嘱，他必须在三位辅政大臣高拱、张居正、高仪的辅助下执政，在宫中还要受太监冯保的辅助。但实际上，后来万历皇帝所能依靠的，在朝只是张居正一人。高拱被张居正驱逐了，高仪被吓得吐血而亡。张居正对于小皇帝和国家，倒是无比地忠心。张居正对于小皇帝的辅导，也是无微不至的。他为皇帝安排了详尽的视朝和讲读的日程表。大至朝廷用人之道，小至宫中的一些小节，张居正都要细细地与皇帝说。在张居正的辅导下，万历朝前十年的政治、经济都有良好的改观。万历十年（1582年），自称“摄政”的张居正死了，二十岁朱翊钧终于可以亲政了。他清算了张居正，抄了张居正的家，还说要将张居正断棺戮尸，又将当初侍奉他小心谨慎的“大伴”冯保驱逐到南京。
在明代历史上，朱翊钧是以消极对抗文官体制而著名的。他在他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不愿意上朝听政；他把大臣们送来的奏疏留在宫中，不再发回，从而形成所谓的“留中”制度；他对于缺官的职位也不愿意增补。所以，到了他统治的末期，从中央到地方，缺官的现象非常严重。万历三十年（1602年），南、北两京共缺尚书三名、侍郎十名；各地缺巡抚三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六十六名、知府二十五名。按正常的编制，南、北二京六部应当有尚书十二名，侍郎二十四名，这时总共缺了近三分之一。到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十一月，南北两京缺尚书、侍郎十四名。地方的行政管理，有时必须由一个县的知县兼任邻县的知县。他一心想要立自己宠爱的郑贵妃所生的皇子朱常洵为继承人，却遭到几乎整个文官政府的反对。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到万历三十年（1602年），所谓争国本即要求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的呼声就一浪高过一浪。由于万历皇帝不理朝政，文官政府内的党争非常厉害。到万历末年，大臣们纷纷结党营私，如东林党、昆党、齐党、楚党、宣党等。他违背儒家伦理中藏富于民的理想，一心要为自己敛财，派出太监们四处开矿、收税，搞得地方骚然。他身体虚弱，又被大臣们批评为纵情于酒色财气。所以，一般认为，万历朝是明代积衰的一个时代。甚至像《明史》中就简截地说，明朝的灭亡实际上是亡于万历朝的。
亲政之后的朱翊钧，很快就想到了要营建自己最终的归宿。万历十一年（1583年）一月二十三日，朱翊钧命令大臣们为他前去天寿山祖陵祭拜做准备，包括先为他遴选可以建造自己寿宫的地点。于是，当时的大学士张四维便派礼部、工部的官员，会同钦天监官员、风水先生，前往天寿山斟察。官员们选择了潭峪岭、勒草洼、祥子岭作为吉壤，以备皇帝定夺。闰二月十二日，神宗朱翊钧陪着嫡母仁圣皇太后陈氏、生母慈圣皇太后李氏往天寿山祭拜祖陵。但是，看过潭峪岭、勒草洼、祥子岭，又再看了阳翠岭、东山、圣蹟山等地，仍未选定寿官的理想地点。于是，选定寿宫的任务专门派了通政司的参议梁子琦负责。但是，梁子琦也许是太过于认真了，他先后与南京刑部尚书陈道基、钦天监官员、礼部尚书徐学谟发生争执。最后，神宗皇帝对梁子琦也不耐烦起来，罚了他三个月的工资。接下来，事情还是落在礼部和工部这两个专门负责陵寝事宜的部门头上。最后，经过多名官员的勘探，首辅申时行等人选择了形龙山、小峪山两处。小峪山后来改名为“大峪山”。万历十一年（1583年）九月初六日，朱翊钧再带着后妃们前往天寿山，最后选定了大峪山为自己的寿宫所在地，并在次年十月任命了一个庞大的工作班子来筹建寿宫。万历十三年（1585年）八月初一日，定陵正式开始营建。但是，之后立即又有一拔臣工说三道四。李植、江东之、羊可立，这三个曾经靠弹劾已故的张居正而起家的人，上疏说大峪山不适合做皇帝的寿宫。三人的目的，只是想借寿宫选址来攻击内阁大臣申时行。但是，大峪山寿宫选址是皇帝亲自做决定的，内阁并没有什么责任。因此，万历皇帝下令将三人外调，寿宫仍然按原有方案营建。万历十八年（1590年）六月，定陵营建完成。整个工程费时五年，费银八百万两，相当于明代户部太仓三年的收入。
定陵的设计方案，是由当时的礼部尚书陈经邦拟定的。设计的格局是仿照朱翊钧的祖父明世宗的永陵，但外观较永陵更为宽大深邃。定陵陵园的总面积为84；462。4平方米。从建筑格局上看，有地面建筑、地下建筑两部分。地面建筑是模仿皇宫外朝的格局；地下建筑则是模仿皇宫的内廷部分。地面建筑中的祾恩殿、明楼和宝顶，相当于皇宫外朝的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地下玄宫有前殿、中殿、后殿，左右配室，相当于皇宫内廷中的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和东西六宫。整个地下的玄宫，是用青白石和汉白玉砌成，不设梁柱，全部采用双曲拱券形式。皇帝与皇后的棺椁，就是安放在后殿中。因此，后殿是地下玄宫的主体部分，较其它部分要高大宽敞。正是在这里，汉白玉制成的宝床上，安放着万历皇帝、王皇、恭妃王氏三人的金丝楠木棺椁。棺椁的两侧，照例搁放着盆、盂、碗、盘等生活用品。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朱翊钧病逝。继位的泰昌皇帝朱常洛，只做了一个月皇帝便在九月初一日随着他的父亲去了； 然而，有趣的是，在神宗的玄宫内的谥册上，却写着九月初四日“孝子嗣皇帝臣常洛稽首百拜上言”。该年十月，将万历皇帝安葬于定陵的，是他的孙子朱由校。这一年的十月，连年号都已经改了。因为，从1620年的八月起，为纪念朱常洛，改年号为泰昌。 （陈时龙）
在建国门内大街路北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周围的胡同，分别叫贡院东街、贡院西街以及贡院头条、二条、三条等名，而且以前还有三条和贡院有关的胡同，即鲤鱼胡同、笔管胡同和驴蹄子胡同。这个片区所在，就是明清“贡院”旧地。
明清的科举考试，每隔三年要会试一次，会试是在春二月，所以叫“春闱”。会试考三场，每场三天，从初九日考到十七日。参加考试的是全国的举人，考中的称为“贡士”，再到紫禁城的中和殿由皇帝面试。考取的叫“进士”，进士的第一名叫“状员”，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并刻名于国子监的石碑上。北京的贡院又为顺天府乡试的考场，乡试也是三年一次，考试是在秋八月，故叫“秋闱”，也是在初九日到十七日。乡试的考生是由童生经县、府、院三试及格成为“秀才”，秀才应乡试，及格者为举人。全国的举人在第二年春天集中到北京会试。
贡院是古代明清时期的考场。在贡院发展史上，明万历间大学士张居正为它的扩建修葺值得一提。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又称张江陵。明代政治家，改革家。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由编修官至侍讲学士。隆庆元年（1567年）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万历初年，与宦官冯保合谋逐高拱，代为首辅。当时神宗年幼，一切军政大事均由居正主持裁决，前后当国十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收到一定成效。著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等。
在张居正任首辅时，对于当时国力匮乏等问题，张居正认为都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于是决定从整顿吏治开始他的改革。万历元年（1573）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这种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奉而夕行”。另外，他通过加强对官吏的考核，裁减冗员，节省朝廷的俸禄开支。减苏松地区和应天府织造等，使朝廷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在他的改革中，以清查田亩声势最为浩大。清丈田亩的措施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从而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到万历十年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使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得赠上柱国，谥“文忠”。然而他逝世后不久，言官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官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他的家属也不能幸免。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张居正才得以平反，复官追荫。
在张居正一系列兴革举措中，他对北京贡院的修葺扩建的扩建较少有人注意。
贡院在北京城东南隅，本为元朝礼部旧址。永乐十三年（1415年）时改为贡院。因当时京城的城垣和皇宫尚未完成，财力物力有限，就用木板和苇席等搭盖成考棚。四周围起先是用荆棘围成的墙。大门五间，称为“龙门”，有鲤鱼跳龙门之意。中间三门上有横匾，中门上题“天开文运”，东门上题“明经取士”，西门上题“为国求贤”。贡院内的中路主要有明远楼、公堂、聚奎阁和会经堂等。东西两旁则是低矮的考棚，又叫“号棚”，贡院的四角还有瞭望楼。贡院里的监考很严，进贡院大门时，要进行严格的搜身，以防考生的身上藏有“夹带”。所谓“夹带”，即是把考试的答案或提纲藏在身上。如有夹带，则送刑部严办。当考生进入考场的考棚后，就要锁门。称为“锁院贡试”，因贡院的外围四周是用荆棘围圈的。所以又叫“锁棘贡试”。考生每人一间考棚、一盆炭火、一支蜡烛。待试题发下来，明远楼上响起鼓声，应试的举子们就苦思冥想做起八股文来。因当时还没有钟表，就以点香为计时。
贡院作为选拔士人的场所，常会有科场舞弊案件发生。如弘治四年直隶巡按史王鉴之曾上疏谈到南京贡院作弊的情形。当时南京贡院规模窄狭，四面都是居民楼房围绕。容易发生的作弊，如佈彩庸僭蔽刺岱朗钡求｛投掷；又因内帘上只隔一板壁，声息相闻，方便试者通消息。万历十六年（1588年）应天府尹张槚也上疏提到，他在八月廿七日往贡院封锁什物时，见千余人混入。询问之后，知道乃是附近居民拾取木片柴草，到天明才验出。对于此事可能涉及试卷被偷换等可能，他建议进行追查。北京的贡院虽然巡查监管较外地严格，但在万历以前，因贡院场地狭隘，建筑简陋，类似的事情也会有发生。
北京贡院建筑在万历以前还是草席木板结构，且又实行“锁院贡试”制度，故最怕着火，而着火的事件却经常发生，因此院内有很多大缸盛水以备救火。但杯水车薪，实是虚设。贡院着火的事件很多。据《琐缀录》记载，正统三年（1438年）翰林侍讲学士曾鹤龄主考顺天乡试时，初试前夜。场屋起火烧残试卷和场屋。后在曾鹤龄建议下，最终另改考试日期。最严重的一次，是明天顺七年（1463年） 二月会试贡院的大火。贡院起火后，监察御史焦显反而锁上贡院之门，不容人员出入。被烧死的举人有九十多名。因为这次火灾，国子监丞阎禹锡上奏为这批死难的举子请求赐予进士名色，以表其门。但礼科给事中何琮反而弹劾他，说他调弄巧言，夸大事实。一度令阎禹锡下锦衣卫狱鞫讯。不过，英宗最终怜惜死难士子，将烧死的九十余人均赐予进士，给每位死者一口棺材，埋葬在朝阳门外的空地，立碑“天下英才之墓”，人们称之为举人冢。因为这场大火，礼部建议选择城中宽阔之地另建贡院。此事经过工部讨论，工部左侍郎霍瑄、右侍郎薛远选择户部的安仁坊草场，请改为试院，将原来的草席竹苇改造为板房。但英宗不同意。令沿袭旧址。只在天顺七年五月将原贡院修复。而将这一年的会试改在第二年举行。。
除了这两场火灾，正德十五年（1520年），贡院的明远楼也被烧毁，第二年，御史汪嗣等主持修复，并对原贡院狭隘道路有所扩建，不过这次维修规模很小。嘉靖初年名臣林俊撰写《文场修建记》记述了此事。在嘉靖朝，又有官员提出贡院场地狭窄的问题，讨论另建或者扩建。有人建议将贡院改在京城西北空地。又有人说东方是人文荟萃的场所，原址是一个合适的地点，应该在原址上扩充。但这次讨论没有最终结果。
到了万历朝，担任首辅大学士的张居正决意对贡院进行改建扩修。他认为原贡院修于永乐时，当时秋试不过数十人，春试也只有百余人。故贡院规模虽然不大，但在当时已足敷使用。到了后来，人文渐开，在北京贡院参与考试的人员，最高可达四千余人，但贡院逼隘如故。而且又与当地居民房舍混杂在一起，非常有必要进行改建。
重建工作在万历二年（1574年）三月展开，至三年（1575年）九月告竣。张居正《京师重建贡院记》及赵用贤《重修贡院记》均记载了此事。这次重建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增加了面积，方圆达一百六十丈；二是将房舍改为砖瓦结构。修成后的贡院，外面围有荆棘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