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等夏天过完，斯潘塞城的征兵委员会就得知他正值当兵年龄，立即征他入伍了。
基思拆开信封，读了信的第一行。“亲爱的基思：我听说你回来了，住在你父母的老房子里。”
他望望外面漆黑的院子，听到了蝉鸣。
他俩在一起度过了那个夏天。那是在哥伦布度过的令人销魂的两个月，住在她新租的公寓房间里，逛遍了那个城市与那所大学。到了九月，他不得不走了。他说他一定回来；她说她一定等他。但双方的诺言都没能实现，在一九六八年时的美国，这种诺言是不太可能实现的。
基思深深吸了口气，又聚精会神地读信。他读到：“这里传说你要住一段日子。是真的吗？”
也许吧，他在杯子里又加了一点威士忌，接着回忆过去。
他去了新泽西州的狄克斯堡，在那儿接受基本的和高级的培训，随后又去佐治亚州的本宁堡军官学校受训，不到一年被授予少尉军衔。这对一个农村小伙子来说真不错，他俩起初还鱼雁往来，后来渐渐少了，信的内容也不如以前了。她觉得自己在爱情上难于做到专一，也没有理由再做到这一点，于是告诉他她已在跟别的男人约会，他明白了，但他不理解。他在斯潘塞城度过了他开拔前的短假，而不是在哥伦布。他俩通了电话。她正忙于对付一些困难的课程，他正在为开赴某个战区而感到焦急，实在没有心思关心她的课程。他问她目前是否有男朋友。她说有，但并不是认真的。就这样谈了大约十分钟后，他急于要去参加战斗了，他对她说：“你变了。”她回答道：“我们俩都变了，基思，看看你的周围。”
他说：“好了，我得走了。祝你学习顺利。”
“谢谢。自己当心，基思。希望你平安归来。”
“好的。”
“再见。”
“再见。”
但他俩都不忍挂电话。她又说：“你要理解，我这样做对我们彼此都好。”
“我理解，谢谢。”他挂了电话。
他俩继续通信，两人都不明白他俩的事已经完了。
基思把酒杯推到一边。威士忌里的酒精成分并不管用，他的双手颤抖着，脑子里也没有那种愉快的晕乎乎的感觉，他读到：“好了，欢迎回家，基思。祝你好运。”
“谢谢你，安妮。”
他担任了步兵排长，看到的死人太多了：他们躺在地上，鲜血直流，或者在烈日的暴晒下肿胀起来。对于这个场面，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比喻，除非说它像莫米河上的牲畜围场。十分可爱的村庄和农场被炸成平地，到处是沙袋和铁丝网；他为这些农民和他们的家庭流下了眼泪，服役期间，他曾经在完成他的军事任务后回斯潘塞城度假。
基思抹去嘴唇上的汗珠，又把注意力集中到信上。他从头读起，后来读到：“我明天要开车送温迪去学校读书。她将成为我们母校的一年级新生。真恨不得马上见到母校。我大概一星期左右回来。”
他点点头，深深吸了一口气。
他在斯潘塞城度过了三十天的战后假期，除了吃、喝、驾车兜风之外无事可干，他母亲建议他开车去哥伦布。他没去，却给安妮打了电话。她当时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他记起来，那是一次十分不自在的交谈。他并没有问她男朋友的事，因为他已开始接受这个事实，他也有别的女人了，这没关系。但她在最后一年发生了比较深的变化，她变得在政治上更加活跃了，对穿军装的男人产生了矛盾情绪。她在战争问题上向他说教了一番。
他生气了，她却很冷静；他勉强压住了他的愤怒，她的口气却依然强硬，他刚要挂电话，她忽然说：“我得走了。”他意识到她哭了，或者快要哭了。他提出要去看她，她却说自己没事儿，然而，他并没去哥伦布，她也没来斯潘塞城，他俩更没在两市中间找个地方见面。
基思读完了信的最后几行。“我姑妈路易丝还住在你家附近。我下次去她家时顺便来看看你。当心身体。安妮。”
他把信放进口袋，起身走出后门。热风已经停歇，天气现在凉爽点了。西边地平线上还残留着一抹夕阳，但天东边却可以看到星星了。
他走出院子，来到玉米地头，在一行行高高的玉米中间行走。几百码之后到了一座小丘，据说那是座印第安人的坟墩。平坦的丘顶，可以耕种，但他家从未有人在上面种庄稼，也要求后来的马勒家同样如此。小丘上长着高高的黑麦草，一棵孤零零的白桦树挺立在靠近丘顶的地方，不知是有人种植的还是它自己在这里扎了根。
基思站在白桦树旁，向下面的玉米地望去，他小时候来这儿玩过，成年之后也来过这儿思考问题。
他俩也没在两市中间找个地方见面。那要怪他的傲气、他的自负，或者别的什么。当时他俩就要团聚了，而她却在那个时候与别的男人有了性关系。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可是，他当时并没有提出同她结婚，也许是因为他不想让她成为年轻的寡妇。结婚还是不结婚？这就是战争时期典型的两难境地。他记不确切他俩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他肯定她是记得的。
他在白桦树根旁坐下来，仰望天上的星星。在华盛顿，他几乎看不到星星；但在这乡间，夜晚的天空令人着迷，令人心醉。他凝望星空，找出他认识的那些星座，想起他曾同她一起在夜晚看星星。
当他度完越战后的假期，还有一年的服役期，但他决定延长服役，于是申请去马里兰州霍拉伯德堡的军事情报学校学习。他的申请被批准了。这是一个有趣的行当，他确实喜欢这项工作，他接到命令在这场永无休止的战争中第二次出征，不过这次是以一名情报分析官的身份上任的。他晋升为上尉，薪水丰厚，任务不错。这比打仗强，比斯潘塞城强，也比回到一个发疯的国家强。
他俩停止了通信，但他听说她退出博士课程去了欧洲，而后又回到斯潘塞城参加一个表亲的婚礼。据一位参加婚礼的朋友说，就是在那次婚礼上，她遇见了克利夫·巴克斯特，显而易见，他们两人在婚礼上及婚礼后相处得很愉快，因为几个月后他们就结婚了。这不过是他听说的而已，但那个时候，他已不再想知道这些事了。
基思从口袋里拿出那封信，但在越来越暗的光线下无法再读。他注视着信，回忆起大部分内容。信里的词句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话，但却是往昔一切的产物，都是他渴望听到的，他明白她写这封信多么不容易；他也明白，她把信放进他的信箱，说要来看他是冒着几分危险的。危险不仅可能来自克利夫·巴克斯特的肉体惩罚，还可能是在感情上受到打击。他们俩中任何一个都不能承受再一次的失望和伤心。可她决定冒一次险，事实上两人中是她先走一步，他喜欢她这样做。
基思把信放进口袋，漫不经心地拽了拽身边的野草。
他得知她结婚的消息之后，就不再想她了。就这样持续了一个星期，他想给她写一封简短的祝贺信；他明知不当还是这样做了，当然信是寄到她父母家中的。她寄来一封更为简短的回信，感谢他的好意，并要求他从今以后不再写信给她。
他总是在想，他俩总有一天会团聚；或许她也是这样想的。说实话，他们两人中没有一个会忘记对方，六年了，他俩一直是朋友、知音和情人，成为对方生命和人格的一部分；他俩在一起经历了成长的烦恼和快乐，从未想象过分离的生活。但外部世界终于闯了进来，她在信里说得明白：他俩之间的事确实完了，永远结束了。可是，他从来不信这话。
在他驻扎欧洲之后，她在婚后几个月又给他来信了，对她上一封信的语气表示歉意，并说写信无妨，但请寄到邻县她姐姐泰莉家里，由姐姐转交。
他在欧洲没给她去信，直到他回到美国才从华盛顿给她写了一封信，话不多，只是说他回国了，还要在五角大楼再待上一两年。从此他俩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通信往来，每年数封，内容不外乎是最新消息、孩子的降生、他通信地址的变更、他调往国防部工作、她听到的关于斯潘塞城的新闻、他奉命派去世界各地执行任务。
他俩从未交换过照片；两人中没一个向对方要照片，也没一个主动送一张。基思心想，似乎他俩每人都想在记忆中保持对方动态的、活生生的形象，不让一连串死板的快照搞得复杂化。
他俩的通信中除了长久的、成熟的友情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暗示——不过，也许偶尔在深夜写的信中有一两行的意思不止是“喂，你好吗？”之类，他有一次从意大利写的信中有这样一句：“我第一次在夜间看了古罗马竞技场，我希望你也看过。”
她回信说：“我看过，基思，是在欧洲旅游时看的。说来奇怪，当时我也想到了你。”
但这类的信极少，而且他俩在信中说的话都没过分出格。
每当他的通信地址改成某个新的、具有异国风情的地点，她会来信说：“多么羡慕你的世界旅行和令人激动的经历啊。我总是想，我应该是个过冒险生活的人，你倒是该待在斯潘塞城。”
他通常回答这样的话：“我多么羡慕你的安稳生活，身边有孩子，周围有邻居。”
他没结婚，安妮也没离婚，克利夫·巴克斯特更没有很快死去。生活在继续，世界在前进。
他第三次出国供职是在西贡。北越的军队于一九七五年攻占该城，他是最后一批乘直升机撤离的美方人员之一，他从东京给安妮写信说：“五年前我就知道会打输这场战争。我们是多么傻呀。我们机关中已经有人辞职了。我也正在考虑辞职。”
她回答道：“过去我们同高地橄榄球队进行球赛时，我们在上半场处于36：0的劣势，你出来打下半场，打得棒极了，是我见过的最棒的一次，我们还是输了。但现在你记得最牢的是比分，还是那场比赛？”
基思聆听远处成行的林木上夜莺的歌唱，随后又眺望马勒农舍。农舍厨房的灯光亮着，可能正在准备晚餐，他想，他过的一天比马勒家有趣，可到了晚上，他们却能聚在一起吃晚饭。说实话，他很想要孩子，但有点奇怪，安妮有了孩子他也感到高兴。他闭上眼睛，倾听夜晚的各种声音。
他几乎结了婚，在后来的五年或六年里有两次机会：一次是跟一个同在莫斯科供职的同事，另一次是跟住在乔治城时的一个邻居，每次他都跟对方分手了，他知道自己还没有心理准备。实际上，他永远不会有心理准备的。他明白这一点。
他认为他俩必须停止通信，但他做不到彻底断绝书信来往。于是，他拖了几个月才给她回信，而且信的内容简短且又冷淡。
她对于他语气的变化和来信的稀少从不发表意见，却继续在信中用两三页的笔墨告诉他一些新闻，偶尔还叙叙旧。后来她终于与他同步，于是他俩之间的通信比先前少了。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他俩的通信往来似乎断了，只是在圣诞节和生日互寄贺卡而已。
当然他偶尔也回斯潘塞城一次，但从不事先告诉她，每次都打算到家之后再去看望她，却从未去过。
一九八五年前后，在他回斯潘塞城数次以后，她写信对他说：“听说你回城参加过你婶婶的葬礼了，可我去时你已经走了。我本来是想跟你一起喝杯咖啡的，但也许不会。在没肯定你是否离开之前，我一想到你在城里就紧张得要命。当我知道你确实走了之后，我感到一阵轻松，我真是个胆小鬼。”
他回信道：“恐怕我才是胆小鬼，想到要在街上碰到你，我宁可去打仗，有一次我开车经过你家的房子。我记得从前有个华莱士老太太住在里面，现在你已经把房子修缮一新，弄得很漂亮。门前的花儿真可爱。我为你感到十分高兴。”他又补充说，“我俩的生活在一九六八年就分道扬鏣了，再也不可能走到一起了。对我们俩来说，相会意味着离开各自的道路，走进一个危险的区域，当我出现在斯潘塞城的时候，我仅仅是路过而已，不想对你造成任何伤害。不过，如果哪天你有事来华盛顿的话，我会很乐意陪你喝那杯咖啡的。两个月后我将去伦敦。”
她并未立即回复，但在他到达伦敦之后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没有提及他俩上次的通信。他还记得她回信的内容，她写道：“我儿子汤姆上星期六第一次踢球，这不由得令我想起我第一次坐在体育场里看你穿着橄榄球队的运动衫走进球场的情景。现在你的周围看不到这些熟悉的场所和熟悉的事物了，但在我的周围却能看到。有时候一场球赛之类会使我回忆往事，于是我止不住要淌眼泪。对不起。”
他立刻给她回信，不再装出一种孤傲冷漠的态度，而是坦率地写道：“不，虽然在我的周围看不到能让我想起你的那些熟悉的场所和事物，但每当我孤独或害怕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你。”
从那以后，他俩的通信多了起来，更确切一点说，信中的语气比以前亲密了。他俩已不再是孩子了，而是人近中年，有了岁月蹉跎之感。她在信中写道：“我无法想象不能再见你一面。”
他回答说：“我保证，如果上帝许可，我们将再次相会。”
上帝显然是许可的。
然而，六年过去了，保证过的相会并来实现；也许是他在等待某种事情发生，譬如说，她离婚了，或者她生病了。但没有这类事发生。他的父母离开了斯潘塞城，他已没有理由再回去了。
一九八九年柏林墙倒塌，他在那里看到了这一场面，后来他又被派驻莫斯科，目睹了一九九一年八月的未遂政变。他正处在事业的顶峰，为华盛顿制定政策出谋划策。他的名字时时见诸报端，他在事业上不乏功成名就之感；但就个人来说，他知道自己失去了某些东西。
八十年代末的兴奋到了九十年代初变成了沮丧。丘吉尔的一句名言在他的同事们中反第九章
下了一整天的雨。这场雨并不是那种时常从西方或西南方来的夏季暴风雨，而是从伊利湖上空来的一种凉爽的绵绵细雨，带着一丝秋意。雨下得可谓及时，因为玉米尚在生长，要到万圣节与感恩节中间的某个时候方能成熟。基思想，如果那时他还没走，他会去马勒家和詹金斯家帮助收割。尽管现在大部分农活都是由机器来干，但如果一个身强力壮的男人在收获时节坐着无所事事的话，仍然会被认为是犯了一种懒惰的罪孽，注定是要下地狱的。反之，那些忙于收割的人显然是被上帝拯救了。基思对基督教的这种“得救预定论”有些不以为然。他怀疑他的大部分邻居，除了那些阿曼门诺派①教徒，已不再十分相信这种理论了。不过，为了安全起见，大多数人的表现还是属于被拯救的一类。不管怎么说，基思希望今年再有一个好收成。
①基督教保守派别。创始人是17世纪欧洲门诺宗长老阿曼，该派衣着朴素，生活不从时俗，作风独特。该派不用电话、电灯，不用汽车而用马及马车。他们精于耕作，但往往不使用现代农业机械。家长仅让儿童上公立小学，不让他们上中学。义务教育法实行后，该派有些信徒宁肯入狱也不许子女上中学。
房内还有一些活儿要干，所以他并不在乎下雨。那是一系列的零碎杂活——修管子、查电路、补帘子，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