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白衣少侠- 第147部分

　　　　到了隋唐时期，编钟除在“雅乐”中使用外，还用于隋“九部乐”和唐“十部乐”中的“清乐”和“西凉乐”，很少流传民间。唐代诗人在作品中曾描绘编钟声音宏亮、铿锵悠扬、悦耳动听的妙响。

　　　　自宋以后至清代，编钟铸造技术鲜为人知，钟乐也渐被淘汰，清代宫廷中所铸编钟，不仅其形制与传统编钟不同，其音律更是相去甚远。

　　　　形制特点/编钟编辑

　　　　先秦编钟

　　　　先秦编钟图册

　　　　编钟多用青铜铸成，也有少量陶制或石制。它由大小不同的钟按照音调高低的次序排列起来，悬挂在一个巨大的钟架上，用丁字形的木锤和长形的棒分别敲打铜钟，能发出不同的乐音。因为每个钟的音调不同，按音谱敲打，可以演奏出美妙的乐曲。

　　　　编钟钟身呈椭圆形或圆形，很像两个瓦片合在一起，上径小，下径大，纵径小，横径大，钟口边缘不截齐，两角向下延伸，成尖角形，顶端有柄的为甬钟，带钮的为钮钟。钟的上部称钲，下部叫鼓。钟的鼓部铸有精美的图饰，钲部的纹饰称为钟带或篆间，每枚钟的钲部都铸有36个突起的隆包，叫钟乳或枚。

　　　　编钟属于变音打击乐器族，发音类似钟声，清脆悦耳、延音持久。具有东方色彩，适合于演奏东方五声音阶的音乐。

　　　　代表/编钟编辑

　　　　编钟

　　　　编钟图册

　　　　曾侯乙“编钟”，为战国早期文物，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随州市）成功发掘。这套编钟的钟架高大，由长短不同的两堵立面垂直相交，呈曲尺形7根彩绘木梁两端以蟠龙纹铜套加固，由6个佩剑武士形铜柱和8根圆柱承托，构成上、中、下三层。钟架及挂钩（含可以拆装的构件）达246个。短架（左）长335、高273、长架（中、右）长748、高265厘米编钟是古代打击乐器，也是象征拥有者权位的礼器。主要流行于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

　　　　曾侯乙编**65件，分为八组：上层3组为钮钟，19件；中层3组为南钟，33件，分短枚、无枚、长枚三式；下层为两组大型长枚甫钟，12件，另有搏l件。最大的1件通高152．3厘米，重203．6公斤；最小的l件通高20．2厘米，重2．4公斤。钟体总重2，567公斤，加上钟架（含挂钩）铜质部分，合计4，421．48公斤。编钟的悬挂有三种方式：下层钟用环挂式，挂钩为爬虎套环和双杆套环两种中层钟用钩挂式，挂钩为框架钩和焊钩两种；上层钟用插挂式，是以插销入挥、串钩钟钮。钟及架、钩上共有铭文3，755字，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及乐律理论。铭文多数错金。全部甬钟的记事铭文均为“曾候乙作持”5字，标明钟的制作和享用者是曾侯乙。

　　　　搏钟的铭文则记载楚王熊章为曾侯乙铸宗彝一事。标音明文标示了钟的悬技位置或敲击部位及其所发音的名称，它们构成了十二半音称谓体系。乐律理论记述了曾国与楚、晋、齐、申、周等国的律名对应关系。钟铭所见律名28个、阶名66个，绝大多数都是前所未知的新材料。这套编钟的铭文，是一部重要的中国古代乐律理论专著。全套编钟音域宽广，音列充实，音色优美。每件钟均有呈三度音程的两个乐音，可以分别击发而互不干扰，亦可同时击发构成悦耳的和声，证实了中国古编钟每钟双音的规律。全套编钟具有深沉浑厚的低音、圆润淳朴的中音和清脆明快的高音。其音域自C2至D7，中心音域内具十二半音，可以旋宫转调，演奏七声音阶的多种乐曲。钟及钟架铜构件是铜、锡、铅合金，合金比例因用途而异。用挥铸、分铸、锡焊、铜焊、铸镶、错金、磨砺制作而成，工艺精湛。

　　　　编钟的装配、布局，从力学、美学、实际操作上，都显得十分合理。全套钟的装饰，有人、兽、龙、花和几何形纹，采用了圆雕、浮雕、阴刻、彩绘等多种技法，以赤、黑、黄色与青铜本色相映衬，显得庄重肃穆，精美壮观。有6个丁字形彩绘木极和2根彩绘撞钟木棒与钟同出。据此并经实验判定，这套钟的使用共需5人：3人双手执小模，掌奏中、上层钟；2人各持撞钟木棒，掌奏下层钟。（木架和部分挂钩系复制，其余均为原件）。1978年出土于湖北省随县（今随州市）擂鼓墩曾侯乙墓。

　　　　象征/编钟编辑

　　　　在中国古代，编钟是上层社会专用的乐器，是等级和权力的象征。曾侯乙编钟上还标有和乐律有关的铭文2800多字，记录了许多音乐术语，显示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先进水平。编钟音乐清脆明亮，悠扬动听，能奏出歌唱一样的旋律，又有歌钟之称。

　　　　评价/编钟编辑

　　　　编钟虽作为一种较为古老的打击乐器，但其音质、音准、音色等方面，绝不逊色于：排鼓、大鼓，大锣、小锣、大镲、小镲、钵等民族打击乐器，也不逊色于：定音鼓、马林巴、铝板琴、大军鼓、小军鼓等西洋打击乐器，更不逊色于架子鼓等爵士打击乐器。其地位已在世界打击乐界中根深蒂固。

　　　　出土情况/编钟编辑

　　　　编钟

　　　　编钟图册

　　　　1957年在河南信阳地区发现了战国楚墓中一套木质编**13个。

　　　　在陕西长安县客省庄龙山文化（约公元前28一前23世纪）遗址中发现了矩形陶钟，现（2012年）藏北京厉史博物馆。

　　　　1978年湖北随县城郊的擂鼓墩出土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墓编***六十五枚，被称为古代编钟之王。每个钟体上都刻有错金篆体铭文，正面刻“曾候乙乍时”（曾候乙作）。

　　　　1985年8月25日西安杨家村出土了西周时期编钟一架。这架大型编钟，总重量为340公斤。它在西周考古发现中是不多见的稀世文物。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在殷代大型王室墓葬妣辛墓中，发现了有五枚一套的编钟，可构成四声音阶序列。

　　　　2000年山东济南章丘市洛庄西汉墓14号乐器坑出土了乐器149件，超过了曾侯乙墓。其中有编钟19件、编磬107件，其他还有錞于、钲、铃、串铃、瑟、建鼓、小扁鼓、悬鼓和笙（未确定）等十余种。具有很高的音乐考古价值。

　　　　2000年2月，湖北荆州战国楚墓发掘出两套大型编钟，各由14件组成，青铜制造，高0。72米。

　　　　清代乾隆皇帝在1790年曾用黄金铸成了一套大小相同、壁厚有别的编***有16枚，耗用黄金13647两2钱，叫做“金钟”。1925年它流入民间，后由陈亦侯、胡仲文收藏，现（2012年）陈列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珍宝馆。

　　　　2012年2月，江苏省宿迁市一施工工地的战国古墓完成考古发掘，在其丰富的文物中，成套的9个青铜编钟尤显珍贵。9个乳钉纹青铜编钟出土时从南到北按照大小依次排开，其高度从26厘米到15厘米不等，不仅完整成套，其钮孔仍清晰可见。青铜编钟的发现，不仅在宿迁属首次，就是在整个江苏都极为罕见。

　　　　2012年6月，湖北宜昌枝江市一工地发现11件编钟。这些编钟上有文字还有精美图案。经过相关文物专家辨认，其中一个编钟上的铭文是16个字：“楚季宝钟，氒（厥）献。工公其迈（万）年受氒（厥）福”。　8月16日，经北京大学、湖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多位专家现场考察后论证，本次出土文物的时代应属西周中晚期，青铜器上铭文的内容是研究早期楚国历史的重要材料，填补了早期楚文化研究的空白。

　　　　此外，在中国西南地区，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曾多次出土了战国至两汉时期具有少数民族风格和地方色彩的编钟，例如：

　　　　云南楚雄万家坝古墓出士的战国羊角钮编钟和广西西林出土的汉代羊角钮编钟，外形似铃，断面呈核桃形，顶端作羊角状。

　　　　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和牟定福土龙村出土的编钟，上宽下窄，平口，钟面镂刻皤蛇纹饰。

　　　　四川涪陵小田溪巴人贵族墓出土的战国编钟，纹饰具有古代巴族文化特征。

　　　　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出上有半环钮的筒形钟等。

　　　　发明时间/编钟编辑

　　　　编钟

　　　　编钟图册

　　　　叶家山墓地将编钟历史前推500年，改写世界音乐史。

　　　　曾侯乙编钟曾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而在随州叶家山墓地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了比曾侯乙早500多年的编钟，或将改变对钟的起源的认识。考古人员在编号墓墓壁二层台发现了1个镈钟和4个编钟，5件为1套。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伯谦教授认为，这是中国目前所知最早的编钟，此次发现的编钟属于西周早期，预计有5至6个编钟，其数量和规模超过同时期已发现的编钟，在当时属于较高等级，是西周考古的重大发现。

　　　　湖北随州再次发现编钟，比曾侯乙编钟早500年。

　　　　曾侯乙编钟曾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在3日的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比曾侯乙早500多年的编钟，或将改变对钟的起源的认识。

三百一十二章　请跳过　科普（）　
音胡琴，又称乡胡、稽（同奚）琴。历史悠久、形制古朴。发音柔美，音色动听。可用于独奏、合奏或为歌舞伴奏。流行于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尤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最为盛行。流行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唐宋时期的胡琴曾传入朝鲜。朝鲜成伣编《乐学轨范》（有1494年序）载：“……以黜檀花木（刮青皮）或乌竹海竹弓马尾弦，用松脂轧之。按用左手，轧用右手，只奏乡乐”。

　　　　现代胡琴，全长60厘米。琴筒木或竹制，有半圆球形和长筒形两种。前口蒙桐木薄板。琴杆木制，琴头呈弯月状、无饰，两轴置于琴杆上部右侧、与琴筒呈平行，轴顶旋成葫芦形。张两条丝弦或钢丝弦。五度定弦A、e，音域　A—a1。远在古代，中原的汉族人民，把居住在北方和西北方的少数民族统称为胡，对他们所用的乐器、音乐以及服饰等，也都冠以胡字。《后汉书·五行志》中有：“灵帝好胡服、……胡箜篌、胡笛、胡舞，……”。汉刘熙《释名》载：“批把本出于胡中”之句，琵琶以出胡中，而名胡琴。唐初四川射洪大诗人陈子昂，曾以千金买一胡琴，即是琵琶，直至唐宋之时，对琵琶、忽雷等弹弦乐器，还称之为胡琴。胡琴是中国古代北方、西北方少数民族所用乐器的统称，近代才作为胡琴类拉弦乐器的专称。胡琴始于唐代。在宋代音乐理论家陈旸于公元1099年所著的《乐书》（卷一二八）中载有：“胡琴本胡乐也，出于弦鼗而形亦类焉，奚部所好之乐也。盖其制，两弦间以竹片轧之，至今民间用焉。”据书中所示，两弦轴的装置方向与今日二胡相反，不用千斤。奚族在南北朝时称库莫奚，居住在我国东北地区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唐末之时，一部分奚人西徙妫州（今河北省怀来县），别称西奚，五代十国时，东、西奚渐与契丹人相融合。据陈旸所考，胡琴当为唐代末年我国北方西奚所用的一种乐器。它是在古代弹弦乐器弦鼗的基础上衍变发展而成的，其演奏方法与轧筝相似，完全是受到唐初汉族轧筝的影响所致，不同之处是胡琴只有两条琴弦，轧时竹片不在弦的上（外）面而处于两弦之间。

　　　　2　历史沿革编辑

　　　　胡琴在唐宋时期，既是拉弦、又是弹弦乐器，两种演奏方法兼而有之。与陈旸同一时代的北宋文人欧阳修，在他的《试院闻胡琴作》一诗中写道：“胡琴本出胡人乐，奚奴弹之双泪落”。演奏方法则是弹拨，没有“用竹片轧之”的含意。在另一首诗中有着颇为详尽的记载：“奚人作琴便马上，弦以双茧绝清壮。高堂一听风雪寒，坐客低回为凄怆。深入洞箫抗如歌，众音疑是此最多，可怜繁手无断续，谁道丝声不如竹。”这里显然描写的是两弦弹拨乐器胡琴。可见，唐宋两代，胡琴正处于由弹弦乐器向拉弦乐器过渡的时期。

　　　　宋代的胡琴又称稽琴。宋代高承公元1080年撰辑的《事物纪原》中有：“杜挚赋序曰：秦末人苦长城之役，弦鼗而鼓之，记以为琵琶之始。按鼗如鼓而小，有柄，长尺余。然则击弦于鼓首而属之于柄末，与琵琶极不仿佛，其状今稽琴也。是稽康琴为弦鼗遗象明矣。”照此记述，稽琴在北宋之时，仍靠弹拨琴弦来发音，而不是轧弦发音的拉弦乐器。在宋代陈元靓《事林广记》（卷八）中，则明确地记载着稽琴是拉弦乐器。文中说：“稽琴本稽康所制，故名稽琴。二弦，以竹片轧之，其声清亮。”把稽琴归于公元3世纪的稽康所制，显然是伪托古人的一种附会，这可能是陈氏效其“阮咸造阮”之说吧。同是宋人，又同是记述稽琴，却记载着两种不同的演奏方法。这充分说明，宋代稽琴仍处于由弹弦乐器向拉弦乐器的过渡阶段。宋代晚期，中国北部边疆地区已经开始使用以马尾作为弓毛拉弦擦奏的乐器了。在陕西榆林石窟第十窟的壁画中，画有一飞天用马尾弓拉奏卷首、二轸、二弦、圆筒形琴筒的乐器。此窟年代约当西夏（公元1038年—1227年）时期，即与中原的宋代相交错。在山西省繁峙县岩山寺的经幢（为“特赐广济大师之塔”）上，有一线刻乐器图形，一人正盘腿而坐，手持马尾弓拉奏。有关学者认为，繁峙在元代之前即为蒙古管辖，并以大元为年号，此经幢为“大元二十三年十月十日”建成，即公元1236年，也正值宋代末年。上述两处之乐器图像，均与今日之二胡维妙维肖。这种用马尾弓代替竹片擦弦发音的乐器，是中国北方长期过着游牧生活的少数民族的创造，它是拉弦乐器向前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南宋之时，胡琴类拉弦乐器开始走上发展时期。中国大批制造乐器用的丝弦，也始于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之际，故丝弦有“杭弦”之称。在当时文人的笔记、小说里也不时提及，在《绿窗新语》中的“金彦游春遇春娘”故事里，就写有：“金彦与何俞出城西游春，见一庭院华丽，乃王太尉庄。贯酒坐阁子上，彦取二弦轧之，俞取箫管合奏。”这“二弦”即是与胡琴形制十分相似的拉弦乐器。明代，胡琴类拉弦乐器随着戏剧和曲艺的兴起而有所改进和发展，演奏形式也多种多样。从明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尤子求的《麟堂秋宴图》画卷中，就可以看到一种由胡琴、箫管和拍板三种乐器组成的合奏形式，图中所绘的胡琴，是龙首、卷颈、二弦、马尾弓，而且有了用以固定弦长的千斤。这在陈旸《乐书》中的胡琴图上是没有的，但也保留着胡琴的较短琴筒、置轴方向和拴弦方法。它较南宋《绿窗新语》中的二弦有了较大进步，与今日的朝鲜族胡琴和我国福建地区流行的南音二弦已较为接近。朝鲜音乐家成伣编朝鲜古籍《乐学轨范》（1494年序）中载有：“胡琴，以黜檀花木（刮青皮），或乌竹、海竹弓马尾弦，用松脂轧之。按用左手，轧用右手，只奏乡乐。”可见，胡琴在明代已传入朝鲜。清代，胡琴用于宫廷的瓦尔喀部乐和庆隆乐中，而前者还要使用四件胡琴演奏。据民间传说，胡琴是经东胡人之手传入牡丹江镜泊湖一带及东镜城等地的。后来成为朝鲜族人民所喜爱的拉弦乐器。

　　　　3　制作工艺编辑

　　　　胡琴的制做工艺非常讲究，历代的制琴工匠均采用长白山一带的木质和木纹均特别好的刺楸木做振动面板，用内径10厘米的毛竹做琴筒，用蚕丝做琴弦，用马尾和细竹杆做琴弓子。后来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实践和创新，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