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报告了德日两国准备于1936年11月签订《反共产国际条约》的情况，关东军1936年上半年和1939年中期在满蒙边境军事挑衅的起因和性质；1937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日军的展开和部署；希特勒德国1939年1月入侵波兰的准备情况；德军入侵法国及其主要战略突击内容；日本在中国扶植汪精卫傀儡政府的情况等。尤其重要的是，佐尔格及时准确地报告了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的准备和日期；日本军队在中国大陆、朝鲜、及日本本土上的全部作战实力和部署；他还详细列出了日军各军、师指挥官名单；日本航空工业和坦克制造业的生产能力；日本石油战略储备情况。
可惜斯大林没有重视佐尔格报告的希特勒准备进攻苏联的日期。苏联红军为此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佐尔格搜集的日本情报却受到斯大林的重视。苏军总参谋部据此将大批军队从东方调往苏联的西部战场，终使苏军在莫斯科城下反败为胜。
苏联情报史上，还没有佐尔格这样杰出的工作人员。
成功的佐尔格掉以轻心了。日本的特高科早就在注意他，他却不知道这一点。1941年10月，佐尔格小组的重要成员尾崎秀实被特高科逮捕。由于尾崎秀实是内阁近卫首相的顾问和秘书，近卫内阁即刻倒台，新任首相东条英机上任后签署的第一个文件，就是逮捕佐尔格。在狱中佐尔格也一直坚信，他能够像牛兰夫妇那样，获得苏联政府大力的救援。但在审讯和宣判过程中，莫斯科一直保持沉默。苏联政府没有像佐尔格期望的那样，将用交换间谍的方式将他换回。
1944年11月7日，东京鸭巢监狱——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收押甲级战犯的监狱——对佐尔格和尾崎秀实执行绞刑。这一天是苏联的十月革命纪念日。佐尔格要求让自己死在这一天。
佐尔格死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仍是无名英雄。苏联政府一直不承认他与苏联有任何关系。1964年，佐尔格牺牲整整20年后，苏联政府正式授予他“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英雄”称号，并颁发列宁勋章；佐尔格的诞生地巴库市一条街道被命名为“佐尔格街”，一艘油轮也被命名为“佐尔格号”。1965年，苏联政府还发行了纪念佐尔格的邮票。不论与白求恩相比还是与佐尔格相比，李德什么也不是。
李德1974年去世。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哪一届德国政府想起来给他立座雕像，作为中德友谊的象征。也没有哪一个中国共产党人会认为他是中国革命的英雄。
但他却同样是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作为在白色恐怖环境下进入中央苏区的唯一一个外国人，他比白求恩担当着更大的风险。
而且他全程参加了中国革命中最艰苦卓绝、使中国共产党人凤凰涅槃般再生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为中国革命了贡献了七年多时间，共同走过了一段最艰难的历程，比佐尔格经受过更大的磨难。
但他被捧得太高了。他从极高处重重地跌落下来，摔得粉碎，再也没有可能成为白求恩和佐尔格，只能成为任何一个研究中共党史、中国工农红军史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史的人都想和他算算账的李德。
20世纪90年代，中国又从德国请来了一个洋教练施拉普纳。
当时足球正在变为中国最关心的运动。邓小平看，江泽民看，普通老百姓更看。赢了球一边欢呼一边看，输了球一边咒骂一边看。如果看半天没有进一个球，双方踢得软不塌塌，发誓说下回再不看了，下回一打开电视机，又坐在那儿呆呆地看。
看了20年，中国足球水平也未被看上去。
于是换教练、选教练、请外国教练。
于是来了施拉普纳。本来找个洋教练，是想详细了解国外的训练情况，学点儿先进的训练方法，但众人却以为来了个大救星，新闻界添油加醋把他捧得高而又高，大报小报“施大叔”、“施大爷”一通猛叫，硬把一个人弄成了一尊神。
施拉普纳带的队伍还是输了球。眼看他也不过一个凡人，“施大爷”的称呼也变成了“施老头”终而“死老头”。
施拉普纳与李德同乡，同是德国人。他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缺点。他训练严格，要求标准高。但到中国来教球，对中国的文化、生活习惯、思维方式都不是很了解，也无法翻手之间就能使中国足球起死回生。
当初就是寄希望于李德，希望他带来先进的战略战术粉碎蒋介石的“围剿”。
虽然不过是足球，20世纪90年代的施拉普纳，也颇像20世纪30年代的李德。
先把外国人捧足、后把外国人骂足的我们，真正的教训是什么？又在哪里？
李德尴尬地夹在北洋水师的汉纳根和国家奥林匹克队的施拉普纳之间。
毛泽东1949年写一篇《别了，司徒雷登》。
1939年，他却没有写一篇《别了，李德》。
20世纪90年代，更无人去写《别了，施拉普纳》。
无人写，也没有关系。
1888年诞生的《国际歌》就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还有那个“九一八”事变的急先锋、昭和军阀集团中最富战略头脑的石原莞尔。
1931年因为不能直接吞并中国的东三省，石原莞尔声泪俱下。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的态度却发生了奇妙的转变：不赞成扩大侵华战争。
当时石原莞尔已由关东军作战参谋跃升为日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长。陆军大臣杉山元夸下海口“一个月左右解决事变”，石原莞尔却不这么看。他觉得以张学良的东北军为敌、以蒋介石的中央军为敌，日本军队都有把握战而胜之，但以整个中华民族为敌就非同小可，日本将很难从其中脱身。他主张把准备对苏联作战放在首位，不能再扩大侵华战争。
日军攻入南京前，石原莞尔见中国抵抗力量如此强大，更主张早日讲和，认为否则日本将陷入中国泥沼不能自拔。如此不但增强中国方面抗日的意志，更会使中国共产党势力壮大。所以，应趁蒋介石还掌握全国统治权时与其媾和。
当时日本政府也考虑通过德国的调停与中国讲和。但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国内舆论普遍认为全胜已经指日可待，向即将战败的中国提出讲和是不合时宜的；甚至从来宣称以文官政治为己任的首相近卫文麿也坚决主张打到底。
这场争论中，赞成扩大侵华战争一方由于有天皇支持而取胜。石原莞尔是失败者。
这时天皇裕仁发现了另一个问题。
1937年9月初，裕仁提出在宫城内成立帝国大本营，但后来大本营直到11月中旬才组成，一半原因是上海战事的拖延，另一半原因是他给参谋本部的一些指示被作战部长石原莞尔少将束之高阁。
石原说他忘记了。
大胆的石原当了作战部长依然那么大胆，连天皇的指示不合自己心意也随意处理。
裕仁把愤怒表现得不动声色。石原莞尔被解除作战部长职务，调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做参谋长东条英机的助手。支持扩大侵华战争的下村定被启用为作战部长。
失败的石原却料算胜了：日本被淹没在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国共产党在这场战争中获得极大的发展。
石原莞尔——疯狂的利令智昏的昭和军阀集团中仅存的最富战略头脑的人物。
石原失宠后，1941年被编入预备役，后来当大学教授，在民间组织东亚联盟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在日本右翼阵营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中国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1949年，石原莞尔悄悄去世。
石原莞尔的画像、书籍和那些未竟的疯狂想法，一定在其子石原慎太郎家中保存完好。
那个用清水饭团泡制出日本法西斯理论的北一辉，却不如石原莞尔这么幸运。北一辉1936年以“二二六”事变幕后策划者身份被捕，1937年8月被处以死刑。
比较起来，另一个日本法西斯鼻祖大川周明更为幸运。1932年因资助海军军官刺杀首相犬养毅而被捕，判处徒刑9年。1937年获赦出狱，任东亚经济调查局最高顾问、法政大学大陆部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列为甲级战犯被捕，后因精神失常，1948年释放。他从此被作为一个不正常的人看待，1957年死亡。
大日本“皇军”的首创者、皇道派首领荒木贞夫活了90岁。
这个早年读过《资本论》的甲级战犯，“二战”后竟然无灾无难。他从20年代就开始记录档案，搜集各种秘密资料。裕仁1925年清洗长州藩时，他又担任秘密警察司令，使他的秘密资料大获补充。1935年他透出一点儿资料，就导致了天皇抛弃“三羽乌”中的头号人物永田铁山。荒木直到1967年去世，一直把这些档案存在身边，里面有很多对裕仁天皇不利的东西。但荒木是一只老狐狸，他透露说，档案中的每一页都已经影印，影印件加封后由一位可靠的朋友保存，如他遭遇不测，这些文件将启封公布。
裕仁身边那么多搞阴谋的行家，偏偏对这个老东西奈何不得。
荒木贞夫平安死去了。藏档案的保险柜仍保存在他家中。
还有那个在台湾做梦都反攻大陆的蒋介石。
1956年10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毛泽东还说：台湾只要与美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周恩来具体说明，蒋经国等安排在人大或政协是理所当然的。蒋介石将来总要在中央安排。台湾还是他们管，如果陈诚愿意做，蒋经国只好让一下做副的。其实陈诚、蒋经国都是想干些事的。陈诚如果愿到中央工作，不在傅作义之下，蒋经国也可以到中央工作。
1960年5月2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周恩来与毛泽东商讨后确定对台湾问题的总方针是：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在美国人手中。中央认为，对蒋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人代去做。蒋现在过来也有困难，要逐步创造些条件，等待时机成熟。
后来周恩来一再关照统战部门，照顾好在西安的于右任前妻的生活。周恩来还请有关人士将“奉化庐墓依然，溪口花草无恙”的照片寄往台湾，安排住在上海的蒋介石的内兄毛懋卿做浙江省政协委员，并要他们照顾蒋介石在浙江奉化的亲属和陈诚在浙江青田的姐姐。
时间对这一代人来说，已经来不及了。
1975年4月5日，农历清明节。晨8点15分，台北市郊草山脚下的士林官邸内，蒋介石醒来走出卧室。昼夜监护其健康的医疗小组，在一张例行的病历卡上记下：“昨夜，蒋公睡眠安稳，故精神颇佳。”
当晚11时50分，蒋介石在卧室内去世，享年89岁。
子夜，台湾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赶来，依次排队，在蒋介石遗嘱上签字。
遗嘱不长，三百多宇。大多都是别人早已熟悉的老话。记与不记，似无关痛痒。
况且有哪一个将来，是在靠遗嘱维持的。
蒋介石去世当晚，蒋经国与宋美龄商定蒋的治丧事宜，“暂厝蒋介石灵柩于台北市南六十公里处的慈湖湖畔”。
慈湖背依草苓山，湖水终年碧绿清澈，宛如江南蒋之故乡浙江奉化溪口。蒋生前在这里修建一座中国四合院的“行宫”，常来此小住，并嘱咐死后灵柩暂厝此地，以待将来归葬大陆故乡。
蒋在台湾终其一生，一直在眺望无法靠近的故国山河。他在台湾的行馆，多是和故乡类似的景色。如他最爱去的角板山，以及“暂厝灵柩”的大溪慈湖湖畔，都是他心目中的江浙风情。木妻兰森林区因为面对兰阳、多望、田古尔三溪汇流，每当台风过境，山洪汇集于溪谷，从木妻兰高处往下望，很像气势磅礴的钱塘江潮，蒋介石在此也设有行馆，作为乡愁的延伸。
他知道今生不能，便寄希望于来世了。
国民党“围剿”苏区的急先锋、曾经给红军造成重大损失的陈诚，到台湾后大搞起土地改革。之所以如此，他认定抓住了国民党兵败大陆的主因。陈诚说，台湾实施土地改革是“一种客观需要，虽有万难，不能顾及”；事实很明显，不进行土改，连在台湾的统治都无法维持。
陈诚将土改分为三步。第一步是三七五减租，即最高地租不得超过主要农作物全年收获量的37。5％；第二步是公地放领，将台湾当局掌握的耕地所有权有条件地转给农民。第三步是耕者有其田。以实物和股票形式征收地主的超额土地，转放于现耕农民。
他通过请吃饭、恳谈和走访等办法，向地主说明：“三七五减租，一方面固然为佃农解除痛苦，减轻负担，实际上实为保护地主，帮助地主。”他说：“实行三七五减租，可以避免共产主义的流血斗争，温和地调和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逐渐达到民生主义的目的。”
这可以说是陈诚式的对大陆失败的“反思”。说话之间，不知陈诚心中可会掠过几丝悔之晚矣的悲凉。
陈诚的土改使台湾政局基本稳定下来。封建租佃关系基本被摧毁。大量无地农民成为自耕农。粮食产量大大提高，阶级矛盾相对缓和，稳定了国民党的统治。
“围剿”工农红军的悍将陈诚，最后竟以土改专家闻名于世。其所著《台湾土地改革纲要》一书被译成英、法、德、西班牙及阿拉伯等国文字，风行全球，成为很多国家实行土地改革时之重要参考资料。
如此结局，这个行伍大半辈子、立志拯救中国的人，一定始料未及。
陈诚后来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一直非常含蓄。1961年8月访美期间，美国人拉拢他，把1955年以来中美大使级谈判的记录拿给他看。陈诚看后对人说：“中共拒绝美国一切建议，坚持美国舰队及武装力量退出台湾的做法，不受奸诈，不图近利，是泱泱大国风度。”
他1965年3月5日去世。去世前两天已不能进食，他摒退医生护士，召长子陈履安带纸笔至其身边，口授遗言：
一、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之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
二、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
三、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
这份遗言耐人寻味。既不提“反攻”，也不提“反共”。一些国民党人想在其遗言中，加上“反共反攻”内容，陈诚夫人不同意；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不修改。
1918年被杜志远一火车拉到北京的陈诚，1965年8月葬于台北县泰山乡同荣村一块儿海拔400米的山腰平台上。
参加中共一大帮助组建中国共产党、又最先提出国共合作的国际代表马林，后来回到自己国家荷兰，在码头工会担任秘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了荷兰的抵抗运动，编辑秘密报纸《斯巴达克》，被德国法西斯逮捕并判处死刑，于1942年4月牺牲。
大革命失败后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制定武装反抗方针、起草《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的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回国后担任过高加索区委第一书记，因反对斯大林过分集中的工农业政策，被指为组织反党集团，撤销了党内一切职务。1935年1月，因基洛夫事件自杀。
还有那个叱咤风云的共产国际的中国通米夫。26岁时首先提出中国革命的民主革命性质和分阶段设想，被斯大林称赞为是个贡献；后来又主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改组，扶持王明上台。1938年37岁时，死于斯大林的大清洗。
还有那个曾给中国革命以巨大影响的鲍罗廷。
1927年7月27日，鲍罗廷从武汉起程，离开他为之奋斗了4年的中国。当他在郑州期间，中国共产党人武装反抗蒋介石的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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