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要红军做“石达开第二”、红军17勇士抢渡安顺场、22勇士夺占泸定桥的时候，王明正在苏联基斯洛沃德斯克疗养。
除了看到少量的外电报道，知道那些红色火种依然在顽强燃烧之外，他根本不知道红军的准确位置在哪里。在即将召开的国际七大上，中共代表团的“苏区代表”是一直待在莫斯科的周和生（即高自立）。周和生的发言由王明、康生领导炮制，说“今天苏区占有土地有二百多万平方公里，人口有5600万”，“现时的红军有50万人，此外还有一百多万人加入了游击队。红军击退了帝国主义者、军阀和国民党的六次‘围剿’，挫败了法西斯将军冯？塞克特领导下精心制订的计划，进军3000公里，英勇地完成了捍卫苏维埃的任务”。除夸大其词外，根本谈不上实事求是。
这种不实事求是似乎已经成为王明的一种理念。他费力地要用这种虚假的东西去粉饰什么，去掩盖什么，去获取什么。
有些时候变本加厉到令人作呕的地步。
1937年底王明回国前，与王稼祥等人一起去见斯大林。王稼祥回忆说：“当我进入斯大林办公室时，我被介绍说，这是不久才从陕北来到莫斯科的。斯大林就问红军有多少人？我说，在陕北约3万人。王明就插上来说是30万。因为俄文中没有‘万’字，而是说30千或300千。斯大林就说，重要的是红军每个战士都是真正的战斗员，而不是吃粮的。”
斯大林晚年犯有严重错误。人们说他被捧得太高了。是否也被骗得太深了呢？周围有多少个王明，在拼命夸大每一分成绩，拼命掩盖每一个缺陷？
也不能说王明一件好事没办。
他办的最出名的好事，就是疗养回来后写的这份《八一宣言》。
受两个因素促动，一是国际政策的转变，一是中国的华北危机。
1934年2月27日，以“国会纵火案”在莱比锡审判中获得巨大国际声誉的季米特洛夫，获释后抵苏联。季米特洛夫对希特勒法西斯的残暴有切身体会。他从斗争实践中得出结论：迫切的任务是联合所有力量，结成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他成为共产国际新的主要领导人后，便立即把这一想法付诸实施。
新的领导很快带来了新的变化。共产国际的主要工作由反对社会民主党转变为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些当然对王明产生了很大影响。
再加上华北危机。吴玉章回忆，“1935年6月在莫京（莫斯科）听到何梅协定及平津日寇屠杀我爱国人民及上海新生事件等难忍的消息，我们急电王明同志共商对策，出了展开革命新局面的《八一宣言》。”
从疗养地回来的王明写了3天。其妻孟庆树说，每天都工作到深夜3点。
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又进行了认真讨论和集体修改。
宣言的核心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做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
8月1日，中共代表团制定的《八一宣言》经共产国际审阅通过，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一宣言，是对季米特洛夫提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个具体配合。
9月中旬，中共代表团写信给在美国的中共党组织，寄去《八一宣言》。指示他们铅印3万到5万份，设法巧妙地寄给中国包括南京政府在内的各个政府、军队、机关、党派、报馆及社会团体等；还要他们寄给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军政要人。
不久，《八一宣言》通过法国、美国和中国香港等多种途径传到中国国内。
两个关键人物都看到了这个宣言：蒋介石、张学良。
蒋介石是10月份看到宣言的。他立即要宋子文、陈立夫、曾养甫等人设法“打通共产党关系”。
把蒋介石这些举动都归于一纸《八一宣言》，便太轻看了这个人物。《八一宣言》掌握了一个恰好的时机。蒋介石正在感受华北面临的重大危机。耳边正在回响日军华北驻军参谋长酒井隆叫他下台的吼叫。也在回响德国总顾问法肯豪森劝他坚决抵抗的言辞。追击长征中的红军整整一年，也未能将红军消灭。这时候看到“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以尽抗日救国的天职”，他不能不发生极大兴趣。
他开始考虑是否可借此达到从政治上解决共产党的目的。
10月18日，蒋介石在孔祥熙官邸会见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提出希望同苏联签订“真正能促成中苏间的真诚关系和能够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鲍格莫洛夫得出结论，蒋介石“指的是秘密军事协定而言”。
鲍格莫洛夫大使写信向莫斯科报告说：“他们一再暗示，最好订立一项互助条约。”
11月，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据蒋介石的意旨向鲍格莫洛夫大使询问：如果中国政府被迫武装抗日，通过海路无法获得军需物资，能否经新疆从苏联方面得到军需品？
恰在此前后毛泽东也提出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国共双方都将注意力移向了新疆，这个最可能从苏联获得援助的方向。
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雅科夫于11月19日通知鲍格莫洛夫：“苏联政府同意卖给中国军用品”，请他就此通知中国政府。
12月2日，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议决对日国策时蒋介石提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对日本的侵略“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求各友邦的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的原则，谋求各友邦之经济协作，否则国民党下最后之决心”。
蒋日矛盾尖锐了。
这股潜在的暗流中，又加入了一个张学良。
张学良11月从杜重远那里了解到《八一宣言》。他当即表示同意与红军联合抗日，要杜重远帮助他寻找与共产党联系的线索。
一年之后西安事变的基础，已在悄悄建立。
此前张学良与蒋介石合作、与个人野心妥协，吃了大亏。
1930年，蒋、冯、阎大战。两派都争着拉张学良入伙。双方都把全部力量投上去了，东北军成为全国仅存的最大一支军事力量。这块砝码放到哪一边，天平就会向哪一边倾斜。
沈阳城说客如云。张学良见了哪一派人物、谈了多长时间，立即会产生种种猜测。4月间，沈阳举行追悼东北边防军阵亡将士大会，蒋、冯、阎代表都参加致祭。6月3日张学良30岁生日，蒋介石派50岁的李石曾前往沈阳祝寿。6月21日，蒋介石又派张群带着委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命令到沈阳。张学良到葫芦岛，说客们跟到葫芦岛。张学良到北戴河，说客们追到北戴河。个个锲而不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那真是张学良一生中最为风光的时候。他静观风向达半年之久。最后，从东北军事集团的利益出发，他站到了蒋介石一边。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出兵华北通电。
静观了半年，就观出这么一个结果。一个将他自己、将整个东北拖入灾难深渊的结果。后人多只知道张学良1931年那个悲伤的“九一八”，却不知道在此一年前，他还有一个更加悲伤、更加令他追悔的“九一八”。
在某种程度上说，恰恰是前者导致了后者。
张学良发表出兵通电之后，从9月21日晨起，东北军每隔3小时即发一列车运兵南下。9月21日占领天津。22日进驻北平。仅用十多天时间就完成了对华北、平津的占领。
东北军占领华北的速度，与一年后关东军占领东北的速度一样。
可惜这是内战。
张学良在内战中踌躇满志。出兵通电中他言辞恳切：“良委身党国，素以爱护民众维持统一为怀，不忍见各地同胞再罹惨劫。”实际从张作霖开始，奉系就一直觊觎华北，后来干脆把华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把奉系赶出华北的就是蒋介石。现在，他从上海给张学良汇来500万元，作为东北军的开拔经费，又拨1000万元公债款资助东北军，不但把东北军又请了回来，还把河北、平津、青岛的行政管辖权都交给张学良。
这些实惠确确实实打动了野心勃勃的少帅。
10月9日，张学良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北京成立副总司令行营。虚岁30的少帅将东北、华北尽握在手，地位仅次于蒋，好不风光。
应了中国那句老话：露多大脸，现多大眼。
他犯了一个无可挽回的错误。带东北军主力入主华北，久居北平，还不断抽调部队入关，使东北防务日益空虚，造成危险局面而不自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当晚，张学良正携妻带妾在广和剧场看梅兰芳的“宇宙锋”。戏来唱完，得讯事变爆发，沈阳危急。他急忙回协和医院召集东北军将领会议。虽然8月16日有过蒋介石的密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但此电毕竟发在事变之前。事变进行中张学良在协和医院召开的会议决定是：
赞成抗战，但要依靠全国，东北军不能单独行动。为避免冲突扩大，不予抵抗，一切等待速报南京请示办法。
如此决议，能说不抵抗的仅仅是蒋介石一人吗？蒋介石在事变前提出的不抵抗政策有罪，张学良在事变进行中作出的不抵抗决议就无罪吗？军人在战争爆发关头连自己的防区都弃之不顾，突然间想起“依靠全国”、“不能单独行动”，全国老百姓勒紧裤带养如此多之兵又何苦来呢？
后来说蒋介石不准他抗日。少帅忘记了自己不准自己抗日的时候了？
前一个“九一八”占尽的所有便宜，后一个“九一八”不但丧失殆尽，还把老本都赔了进去：仅东北兵工厂即损失步枪95000支，各种机枪2500挺，大炮650门，迫击炮2300门，飞机260架，沟帮子的铁甲车队全部被毁。东三省的银号、中国交通银行均遭洗劫，资金流失不计其数。其他物资的损失更加无从计算。
“不能单独行动”，就可“避免冲突扩大”、保平安了吗？
将祖坟家业丧失殆尽后张学良方才明白：倾巢之下，安得完卵！
蒋介石把他涮惨了。个人野心也把他涮惨了。所以他后来要和中国共产党合作。
可以想象，当这位少帅发动西安事变时，内心那灼热的灵魂，怎不能一瞬间变成冲破地壳的岩浆？！
1935年11月，共产国际为了传达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让久已失去联系的中国共产党了解和执行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个新方针，同时恢复和中共中央的联系，决定由中共代表团派人回国。
这种任务就是风险。首先需要的就是勇气。国际七大上，中共代表团发言宣称：苏区占有土地200多万平方公里，5600万人口，50万红军，100万游击队。事到临头要派人去找这200多万平方公里苏区和50万红军了，代表团中竟然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红军和苏区到底在哪里。
王明、康生决不会承担这个任务。这不是在灯火辉煌的会议大厅大吹大擂那些激起一阵又一阵热烈掌声和纵情欢呼的随意炮制的数字，而是要回到阴冷的、黑暗的、白色恐怖的、到处悬挂着共产党人头的世界中去，寻找自己写在纸面上那些辉煌的数字和代表这些数字的仍在舍身奋斗者，派谁去为好呢？
“经过慎重考虑”，他们选定了张浩。
张浩又名林育英，林彪的堂兄，1922年2月加入共产党，长期从事工人运动。来莫斯科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之前，在东北坐了一年多日本人的监狱。狱中受尽严刑拷打，始终不屈，在党内有“钢人”之称。相较之下，王明在上海一次被捕，为赶紧找人营救自己，不惜暴露党内同志的地址，一出狱就挨了党内警告处分。与“钢人”相比，泥人而已。
如此任务，非“钢人”莫属。
张浩领受任务后，装扮成从蒙古回来的商人，跨越沙漠经由内蒙古，于11月到达陕甘边区的边缘地区——定边。这时长征的红军已经到达陕北。从定边开始，边区赤卫队一直把张浩送到了根据地瓦窑堡。
在瓦窑堡见到张闻天、邓发、李维汉，张浩才知道出了两个党中央：
一个是瓦窑堡的中共中央。
一个是张国焘在卓木碉成立的伪中央。
工农红军分裂了。
第十四章 福兮祸所倚
工农红军战史中最兴奋的会师，却演化为最严重的分裂。毛泽东一生中，三个9月9日深深嵌入生命。阎锡山的讲话成了陕北有块根据地的通知。陕北根据地也搞起了肃反。历史最无情。历史也最有情，徐海东、刘志丹都对中国革命立下大功。
一、“张国焘是个实力派”
1935年6月2日，中革军委给夺占泸定桥的廖大珠等人授奖的同一天，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来电：已派李先念率红四方面军一部进占懋功，与中央联系。
从江西苏区出发以来，中央红军8个月时间英勇奋战，先期望与二、六军团会合而不可得，遵义会议后将与四方面军会合作为战略目标，用了近5个月的时间，终使这一目标得以实现。中央红军上上下下心情之振奋是可以想见的。
6月8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开展新局面的战略任务的指示》。提出今后的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的直接会合，开展新局面。
两个“一切”，将迫切之情溢于言表。6月12日，博古在《前进报》第一期发表《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连标题都能感觉到那颗兴奋搏动的心。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长期在各自根据地的战场作战，互相之间有电报联系，但主要指挥人员之间基本没有见过面。就是在四方面军干部战士中名字也如雷贯耳的朱德总司令，见过他的四方面军干部也不多。像中央红军干部团团长陈赓这样在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中都任过高级职务的指挥员，实在是寥寥无几。
没见过面，不曾相识，并不妨碍红军阶级兄弟之间火热的感情。他们都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向来自远方的阶级兄弟表达他们千言万语的亲情。
两位开路先锋——中央红军一军团二师四团团长王开湘和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用枪声和号声开始了他们的联络；两位总指挥——中央红军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和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用石块和箩筐完成了他们的相识。
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一军团二师四团翻越夹金山。快下到山脚，突然响起枪声。团长王开湘从望远镜中发现前面村庄周围有部队。试着用号音联络，对方回答了，但仍然听不出敌我，王开湘命令部队以战斗姿态向前推进。
四团政委杨成武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忽然，山风前来了一阵很微弱的呼声，我们屏息细听，还是听不清楚字句，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渐渐地，这声音越来越大了，仿佛听见是‘我们是红军！’红军？真的是红军？我正在半信半疑，一个侦察员飞奔回来，他边跑边喊：‘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呀！’‘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来了呀！’”
8个月征战，万余里行程，中央红军前面不是险峻的高山大河，就是重重堵击的敌人。这回终于在前面出现了自己人！两支部队发出山谷共鸣的欢呼，加上这些钢铁汉子夺眶而出的热泪，其中所含意之切，情之深，非我们今天所能想象。
那位当年飞奔报信的侦察员早已不在了，发自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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