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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红军一部兵力佯攻息烽，并在沿途张贴“拿下贵阳，活捉蒋介石”的标语，前锋直逼贵阳。贵阳附近只有郭思演第九十九师的4个团兵力，大部担任外围守备，城防兵力包括宪兵在内不足两个团。蒋介石令各部队对红军衔尾急追，另特急调驻防大定的滇军孙渡纵队火速增援贵阳。
薛岳用电报和电话传达蒋介石的命令，声嘶力竭。
4月4日，湘军李韫珩电告，该部在息烽县黑神庙与红军遭遇，红军先头已过息烽，红军前锋距贵阳仅百余里。
贵阳城陷入极度紧张之中。
幕僚们判断，红军在重兵尾追下顿兵攻坚可能性不大。且即使强攻贵阳，只要坚守一天，援军即可赶到。但这些判断安不了蒋介石的心。他现在想力保的不是贵阳城、而是飞机场了。
4月5日夜，郊外响起枪声，谣传飞机场被红军占领，贵阳全城人心惶惶。滇军孙渡纵队赶上来后，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孙纵第七旅旅长龚顺璧，要他抽兵保卫飞机场。龚顺璧听不懂蒋的浙江话，老是反问，蒋介石大发其火，几乎摔掉话筒。
性命攸关之时，蒋介石从来非常认真。他早作好了多种准备。仅“走”的工具就备有飞机、轿子和马匹。同时劝说各国教士及外国人，退出贵阳到安顺暂避。
滇军孙渡纵队在救援蒋介石中，表现出了很强的行军能力。大定距贵阳四百多里，普通行程需7天，孙渡硬是以3天3夜急行军赶到。蒋特电龙云：“滇军忠勇诚朴，足为军人模范。”
就因为蒋介石的嘉奖和犒赏，孙渡又见疑于龙云，以为他被蒋介石挖过去，几乎为此丢掉指挥职务。
矛盾错综复杂，情况也一片混乱。
正当贵阳城内张皇失措之际，红军主力于4月3日出其不意地改为东进。
4月4日，蒋介石以飞机侦察发现红军在清水江上架设的浮桥。
4月5日，红军以少数兵力东渡清水江。
蒋介石又判断红军要向东与贺龙、萧克会合，急令湘军3个师及桂军一个师立即堵截；令吴奇伟纵队和刚刚赶到贵阳的孙渡纵队与五十三师分3路向东追击，防止红军北渡乌江返回黔北，围歼红军于黔东。
红军的意图却既不是东进，也不是北返。
4月7日，中革军委致电林聂彭杨董李：“我野战军决以遭遇敌人佯攻贵阳、龙里姿势，从贵阳、龙里中间向南急进，以便迅速占领定番。”
红军要南下。
8日起，乘敌全部精力用于防止红军东进之机，红军主力以日行60公里的速度迅速南进。4月9日，红军主力穿过贵阳、龙里间20公里地段的湘黔公路，在蒋介石的眼皮之下飘逸而去。
红军以为蒋介石仍在贵阳。其实他在7日下午已秘密飞往昆明躲避。待10日贵阳解除戒严后，他才飞回来督战，令吴奇伟纵队和孙渡纵队立即转入尾追。
这是红军又开始选择落脚点的紧张阶段。从江西出发就开始了对西征目标的选择，至今还未完成。
博古、李德选定的湘西，被湘江之战的沉重损失否定了。
黎平会议指出的是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区。
遵义会议又提出了川西北，赤化四川，土城战役失利后被放弃。
一渡赤水扎西会议后提出云贵川边，因川军、滇军夹击也放弃。
二渡赤水后提出赤化贵州，首先是黔北。鲁班场战斗失利后放弃。
四渡赤水后，眼光放在了黔西南。又因滇军先到而不可得。
红军在不断地选择，又因现实不断地放弃。
但仍要选择，必须选择。红军自建立始，生存、战斗与发展，全赖根据地。
当时领导人急切的心情，紧迫的思绪，非我们今日所能想象。
此期间，一、三军团领导人发挥了重大作用。
黔西南无法获得后，三军团领导人彭德怀、杨尚昆最先提出入滇作战。
4月13日，彭德怀、杨尚昆就中央红军的行动向朱德并中革军委提出建议：迅速西渡北盘江，袭取平彝、盘县，在滇黔边与敌第三纵队作战。
电文说：平彝、盘县为黔滇咽喉，四向均可出击，使敌封锁困难。蒋介石迫我南走桂境，利用追剿机会解决西南，我军渡过北盘江后，其企图即告失败。目前，只有争取到时间，才能有空间。我军往西，甚至入滇，只要给滇敌一个较大的打击，使我机动区域更大，则更能多得时间和空间，争取群众，巩固和扩大红军，在黔边打开局面。
此电的关键，在“甚至入滇”四字。
彭、杨用十分谨慎的话语，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建议。
入滇，对中共中央领导人来说，心情是沉重的。从江西出发那天起，红军一直在极力避免被敌人压向经济落后、消息闭塞、少数民族聚居的边陲。预定去湘西不可实现，便提出川西北。川西北不可行，又是川、滇、黔。虽然此时开始提到云南，但中心一直是黔北。从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到3月31日南渡乌江的四渡赤水作战期间，在敌人重兵夹击之中，中央红军徘徊于黔北川南70天不去，一直争取创建川、滇、黔新根据地，就是以免被压向更偏更远的地区。
两个月来，种种计划都未实现。即使是黔北，离中国的心脏地带也已经远了。若再入滇，下一步目标是哪里？如何东返？
所以中共中央内部一直存在不愿入滇的情绪，是毫不奇怪的。红军提过“川、滇、黔”，却无人提出入滇作战。这次彭、杨首次提出入滇，也只有用“甚至入滇”、“在黔边打开局面”等这些十分谨慎字眼。
但问题毕竟提出了。只要提出，就需要些勇气。
真理在大多数时候，并不是一轮光芒四射的红日。更多的时候，它可能只是黑夜中一道电闪，甚至是遥远的前方一缕若明若暗的微光。
发现真理，需要智慧。跟随真理，则需要勇气。
事实很明白，只有入滇，才能获取更大的机动。
但承认事实也是需要勇气的。
三军团彭、杨的建议，对于红军摆脱敌人重兵包围、迅速西渡北盘江入滇作战以争取更大机动，特别是对后来实现北渡金沙江的战略意图，有着重要意义。
但所有意义，都是执行后才能显现的。执行之前，一切仍然扑朔迷离。
毛泽东再次迅速接受彭、杨建议。16日，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在17日完成北盘江架设浮桥任务，并开始分左、右两路纵队渡江。
4月18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北盘江，连克县城数座，打开入滇通路。
4月24日，红军一、三、五军团进入云南。
即使此时，中共中央领导人仍然没有放弃争取在贵州立足的最后努力。
4月25日，进入云南第二天，中革军委下达在白水、曲靖地区作战的命令：“这一地区是战略机动的枢纽，背靠西北天险，便利于我们向东及向南（包括黔边及南盘江上游）作战。”
同日，中共中央向前线指挥员发出指示：
最近时期将是我野战军同敌人决战争取胜利以转变战局的紧急关头，首先要在沾益、曲靖、白水地区内消灭滇敌安旅，以我们全部的精力与体力去消灭万恶的敌人，一切牺牲为了目前决战的胜利，是我野战军全体指战员的唯一的铁的意志。在这一意志之下，中央相信你们对于中央与军委所提出的意见，决不会妨害我们内部的团结一致与保障军委命令的坚决执行。这种上下的团结一致与军委命令的坚决执行是我们争取决战胜利的先决条件。中央坚信在目前的紧急关头，你们必须充分发扬你们的果敢机动与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领导全体红色指战员奋勇杀敌，并纠正部队中一切不正确的倾向来完成中央与军委所给予你们的神圣的任务。
指示中三次提到“决战”，两次提到“坚决执行”，两次提到“紧急关头”。
从这份已经不为我们今天特别重视的指示中，可以看出当时围绕立足点问题，红军领导层内部出现的分歧和争论。可以感觉出来上上下下对长期找不到立足点、无根据地作战的焦灼。
这份指示无法落实。当时条件下，追击重兵陆续而来，立足未稳的红军要在滇东与敌人决战以扭转战局，实际是不可能的。
在滇东创建新根据地既不可能，回黔西之路又被堵住，哪里是红军的落脚点呢？
4月25日晚，林彪、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
目前战略上已起重大变化。川、滇、黔、湘各敌及中央军正分路向昆明东北前进，阻我折回黔西，企图歼灭我军于昆明东北之窄狭地域内。在目前形势下，我军已失去回黔北可能，且无法在滇东开展局面。野战军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而应迅速脱离此不利形势，先敌占领东川，应经东川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合。
这是一封既非常重要、又相当大胆的电报。中央刚刚发出指示要前线指挥员不要争论，坚决执行军委命令，林、聂就来电讲“已失去回黔北可能，且无法在滇东开展局面”，与中央的两种设想唱对台戏。“应立即变更原定战略”、“应迅速脱离此不利形势”、“应经东川渡过金沙江入川”，一句话内三个“应”，又颇有不敬之感。
电报没有立即发生作用。
但林、聂在电报中首先提出了“渡过金沙江入川，向川西北前进，准备与四方面军会合”这条红军后来实际采取的路线。
晚一天，4月26日红三军团彭、杨呈军委电报也道：“争取滇黔边各个击破敌人可能极少，因我军行动错失争取平彝、盘县的良机，使战略已陷于不利地区”，因而建议：“明日应继续向西北前进渡过东洪江，争取几天休息，解决一切刻不容缓的事件”。彭德怀、杨尚昆也感到了在滇东作战的问题。
中革军委还在考虑。
新三人团还在考虑。
毛泽东还在考虑。
4月26日，红军一军团、五军团进至白水以西地区，担任后卫的三军团在白水以东遭敌机轰炸，伤亡三百多人；27日，追敌与三军团十一团在白水激战；当日15时，红军放弃白水。
红军在滇东与追敌决战以扭转局面的设想就此搁浅。
别说决战，连足也未能立稳。
4月28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鲁口哨、水平子一带宿营地开会。研究的问题不再是滇东决战或返回黔西，而是北渡金沙江的行动部署了。
毛泽东在会上说，云南境内的地形条件，不像湖南、贵州有良好的山区可以利用，我军不宜在昆明东北平川地带同敌人进行大的战斗。应趁沿江敌军空虚，尾追敌人距我尚有三四天的行程，迅速抢渡金沙江，以争取生机。
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报：
林聂彭杨董李罗何邓蔡：
（甲）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一股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70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
（乙）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
红军的战略方针再次出现重大转变。
自江西出发就不断在寻找北上途径。一直走到西南边陲，终于找到北上之途。
虽然中革军委4月29日电报中强调这是“中央过去决定……的根本方针”，即遵义会议后提出的建立川西北根据地、争取赤化四川的方针，但此时的北上入川，与彼时的北上入川，已有了重大区别。
首先是渡江地点不一样，其次对敌情的掌握判断也不同。
遵义会议原定方针是先至川南地区，相机从宜宾上游渡过金沙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一方针因土城战斗失利被迫放弃。后来的入川却是从更偏远的云南直入川西。前者由于轻敌，选定的渡江地点恰是川敌兵力雄厚处；后者则在基本掌握各路敌军情况的基础上，选定了川敌兵力最薄弱处。所以前者没有达到入川目的，后者却达到了这一目的。
领袖的真正英明之处，并不在善于提出建议，而在善于采纳建议。
邓小平同志后来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并不是一句空话。从来不是。最好的凭据，就是在这些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选择了毛泽东。而毛泽东也每每在危机关头，采纳了领导集体中最成熟和最深思熟虑的建议。
在这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毛泽东表现出来的勇和智，是果断地面对困难、挫折和失误的勇和智，是迅速地修正主观设想使之符合客观实际的勇和智。
还是那句话，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真正伟大之处，不在他们的预见，而在他们的实践。
第十二章 大渡桥横铁索寒
红军长征期间，林彪急过两次，蒋介石兴奋过三次。各军团都在创造急行军速度的记录，连李德都走着走着睡着了。刘伯承的6只小船，让全军渡过金沙江。会理会议的裂痕，一直延续到1959年庐山会议。背挎马刀、腰缠手榴弹、攀缘铁索的勇士，成为一座永恒的青铜雕像。
一、滔滔金沙江，军神刘伯承
4月29日，按照中革军委的万万火急电报《关于我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中央红军以一军团为左纵队，以三军团为右纵队，军委纵队和五军团为中央纵队，三路大军向金沙江南岸疾进。
蒋介石迅速发现了红军的意图。
在贵阳得知红军刚刚抵近昆明又转向西北，蒋介石就判定红军真正意图在北渡金沙江。他即令薛岳率各纵队跟踪北追，又电刘文辉派兵扼守金沙江各渡口，将船只悉送北岸，严加控制；同时命令空军每天派飞机在金沙江各渡口侦察，力图消灭红军于金沙江以南地区。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上接通天河，从昆仑山、横断山奔腾而下，穿行在深山狭谷中。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地势极为险要。川军刘文辉为阻止红军渡江，把船只都掳往北岸，并控制了北岸渡口。
意图已经被蒋发现。若不能掌握渡口，则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又入险境。
金沙江成为中央红军北上的一大险关。
5月2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命令：
左纵队第一军团从龙街渡方向渡江；
右纵队第三军团从洪门渡方向渡江；
中央纵队和第五军团从皎平渡方向渡江。
大军奔驰，风驰电掣。各军团都在创造自己急行军的速度。
一军团先向昆明虚张声势，完成佯攻任务后，调头北上，5月4日赶到龙街渡。
三军团分两路，以每昼夜80公里的速度向金沙江疾进，5月4日抵达洪门渡。
中央纵队由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干部团三营作为先遣队，一昼夜行军一百多公里，5月4日占领皎平渡。
5月4日的三处行动却只有一处成功。
一军团首先受挫。一师一团以急行军抢占龙街渡口，渡船已被敌人拉到对岸烧掉了。直接架桥又没有器材，弄来一些门板，用绳拴住从上游一块挨一块往水里放，由于水流太急，架到江面的三分之一便无法继续进行。又用骡子拉着铁丝过河，也因江水急，骡子游到一半，转个圈又回来了。
整整两天，毫无进展。
一军团最先向军委建议过江，结果自己却过不了江。林彪火急火燎地打来电话。一师师长李聚奎开口刚想汇报，被他一下打断，说：
“你不要讲情况了，干脆回答我，队伍什么时候能过江？”
一师在渡口折腾了两天没有结果，李聚奎正着急，见上级根本不听他讲情况，顿时也火冒三丈，也不管什么军团长不军团长了，大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