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稀罕物一样驻足观看了。很多人不明白，主席为什么要亲自去参加这样一个人的追悼会。
周围人不明白，毛泽东却明白。在轿车向八宝山疾驶的路上，他眼前可飘过当年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请他回前委工作的情景？
跑了林彪，死了陈毅，从井冈山一路走到天安门的毛泽东内心之悲哀，恐怕是簇拥在身边只会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人们，永远无法理解的。
四、万劫也复
佛家称世界从生成到毁灭的过程为一劫。万劫，言谓时间之漫长。万劫不复，意为永远不能复原。《景德传灯录？韶州云门山文偃禅师》云：“莫将等闲空过时光，一失人身，万劫不复，不是小事。”
1990年9月13日，广东乐昌县长来镇悄悄来了一位年过九旬、双目失明的老先生，从海外返回定居。他离开大陆前，曾是国民党中将。
老先生姗姗来迟。别说中将，就是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不也照样回来了吗？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二十几年，国民党内地位比他高的人来来去去多少个，谁也不像他这么谨慎多虑。
他必须谨慎多虑，如果人们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的话。
他就是当年的大叛徒龚楚。
龚楚在红军内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是中央军区参谋长。
他在国民党那里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是韶关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
1949年韶关地区被人民解放军解放，龚楚被迫率部投诚。
1935年，他也是这样在重兵压迫之下，向国民党“投诚”的。
不过这回实在令他心碎。向之投诚的对象是林彪——当年龚楚担任红四军前委委员、二十九团党代表、被并列称为“朱毛龚”时，二十八团那个年纪轻轻、沉默寡言的营长。
现在林彪是共产党第四野战军百万大军的统将，他龚楚不过是国民党一个小小的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见林彪一面连想都不要想。林彪下级的下级的下级就会非常得心应手地像掸掉一个跳蚤一样处理掉他这个反动派，更别奢谈“朱、毛”了。
投诚的龚楚又逃往香港。
降将可纳，叛徒难容。古往今来，任何政治集团皆是如此。这一点龚楚倒是十分清楚。
在香港当寓公期间他写了一本书：《我与红军》。与后来张国焘写《我的回忆》颇为相似的是，谈起曾在中共党内和红军内任过的高级职务便眉飞色舞、津津乐道，对时隔久远的人和事也记忆清晰，那种颇有几分资本的心情详见笔端；对脱离红军以后的经历则缄口不言，避而不谈；其余的，便多是大江东去之慨了。
香港似乎也有几分不保险。他被子女接往美国的亚特兰大。对共产党领导的那片土地，他要离得越远越好。
位置越远，感情越近。身体越远，灵魂越近。龚楚是片落叶，身居海外，却一直紧紧盯着那片布满他喜怒哀乐的土地。
一直盯到双目失明。
他一直在等待。等待得既无言，又长久。他眷恋自己的故乡，又深知自己给共产党带来的伤害。看着别人先后返回，他心潮难平。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不再追究新中国成立前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刑事责任之后，他才下了回乡的决心。
1990年9月13日，年过九旬的龚楚回到故乡广东乐昌。63年前的1927年，他在这里组织农民运动。担任中共乐昌支部书记；41年前的1949年，他却在这里担任国民党的保安司令，率残部向共产党投诚。
63年过去了，41年过去了，现在乐昌县人民政府在长来镇为他修建了一幢两层楼房。他住进去后写了三封信，一封给邓小平，一封给杨尚昆，一封给王震。海外归来的龚楚，在信中向当年红军中的这些同事、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领导人表示敬意和问候。
他还给邓小平单独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他已从香港返回故乡。他从百色起义开始就与邓小平一起共事。邓小平任红七军政委时，龚楚先任红七军参谋长，后任红七军军长。
羊城晚报海外版报道，邓小平从北京亲自给他挂了电话。
龚楚当年曾在自己的家乡给朱德、陈毅带路寻找根据地，那是一个共产党员给自己的队伍带路。他后来又给陈济棠、余汉谋带路诱捕项英、陈毅，那是一个共产党的叛徒给敌人带路。“朱、毛、龚”中的朱、毛都不在了，项英、陈毅也不在了，陈济棠、余汉谋同样不在了，却还剩下他龚楚。入党与脱党，忠贞与叛卖，打白军与打红军，投降与再投降，出走与回归，人生90年对他来说，变成了一剂难于言表难以下咽的至苦之药。
失明的龚楚什么也看不见了，却能颤抖地紧握着话筒，听着话筒那一边当年红七军政委、现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声音，涕泪纵横。
孔荷宠与龚楚一样，在国民党内最后的军衔也是中将。他1943年因为贪污薪饷，被国民党军法部门判处三年徒刑。出狱后失去了官场地位，在汉口、南京等地经商做小买卖。虽然他早已在国民党内无职无权，但鉴于自己的叛变行为，这位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革军委委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得不像躲避阳光的蝙蝠一样，在重庆、昆明、云南建宁等偏远之地隐名匿居。
1955年2月，孔荷宠被公安机关查实后逮捕归案。
这样的人还需审判吗？历史已经对他完成了审判。
1956年8月，他病死在北京公安医院。
1995年7月，95岁的龚楚在故乡乐昌县长来镇家中去世。
一个人的生死，不过一劫，万劫不过是形容而已。“一失人身，万劫不复，不是小事。”有些禅语听来竟像警钟。孔荷宠万劫不复，龚楚竟然万劫有复。
孔荷宠没有龚楚那样幸运，他死得太早。
却也幸运，早早结束了活得太长的龚楚那种吞噬灵魂的痛苦。
第十章 瞩目大西南
蒋介石首次进军大西南。川军刘湘、黔军王家烈、滇军龙云，皆是收拾对象。遵义会议人事变动在黄平橘林商定。张闻天心中的“钦公塘”。毛泽东不是先知先觉，却以最大的历史自觉来到转折点。红军作战讲究出敌不意，入川行动却落入刘湘意料之中。
一、一石数鸟
人类的精神产品极其浩瀚，但个人的一生又极其短暂。于是古往今来，简单一句话影响一个人一生的例子，就并不罕见了。
于是很多人有了座右铭。
蒋介石的座右铭是其恩师陈其美的一纸手书：
“有万夫不当之慨，无一事自足于怀。”
他长期珍藏。
“万夫不当之慨”他做到了。1925年两次东征打败陈炯明，其间又回师打败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势如破竹。
1926年猛攻吴佩孚，1927年横扫孙传芳，势如破竹。
1928年打张作霖、张宗昌；
1929年打李宗仁、白崇禧；
1930年打冯玉祥、阎锡山；
中国内战中，手握重兵的蒋介石无役不与，无往不胜，皆势如破竹。
唯独对红军不能表现出这种“万夫不当之慨”。紧迫之时他两次想腾空而去，两次害怕不能腾空而去。
1933年11月第五次“围剿”中，彭德怀奔袭浒湾，距临川仅一天路程。蒋得讯便带上随从和卫土，亲自到抚河边侦察水上飞机能否降落，以及起落的保险地点。
1934年4月红军逼近贵阳，蒋最担心飞机场安全，彻夜不宁而着凉，遗屎床上。第二天一早便大骂侍从副官蒋孝镇，说是让他住了透风的房子。蒋孝镇心有不服，知道是因为红军逼近心中害怕，暗中发牢骚说蒋“受惊了怪房子”。
在红军面前，蒋介石从未感到“有万夫不当之慨”，却时刻在咀嚼“无一事自足于怀”。
红军突围出江西苏区开始长征，初使他吃惊，继令他兴奋。他认为红军脱离赖以生存的根据地转入长途跋涉，军心必离散，士卒必思归；自古以来，中国从未有流寇能成事者；李自成九宫山的败亡，石达开大渡河的覆灭，都是鲜明事例。
他觉得机会来了。
这个机会又绝不仅仅是吃掉红军的机会。
攘外必先安内，“安内”不光包括“围剿”红军，也包括收拾地方实力派。
从1928年12月29日凌晨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等宣布东北易帜以之后，蒋介石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实际上一天也未统一。几年浴血奋战，打垮了两湖的唐生智和中原的冯玉祥、阎锡山，损耗了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但对西南军阀之实力，却丝毫未触及。
这是他的心腹大患。
西南军阀集中起来，主要即四川的刘湘、贵州的王家烈、云南的龙云三人。
这三人中，刘湘不满17岁进武备学堂，可算一个职业军人。
王家烈却出身于富有人家的家庭教师。
龙云则曾是川西滇北金沙江两岸的流浪汉。
在中国，带兵统将而出身微寒者比比皆是。因为军人必须流血牺牲。无出路而寻出路的热血青年，最多的就是热血。多少出身贫寒、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揣着救国、救民、救己的梦想，涌进奉军、直军、皖军、鲁军、晋军、陕军、甘军、粤军、桂军、川军、滇军、黔军、湘军、鄂军……绝大多数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来不及走完那条枪林弹雨军阀混战的道路。少部分满身疤痕走过来的幸存者，聚集的能量，就绝非一条生命能够发出的了。
不论是富家子弟出身的刘湘，还是给富家子弟当家庭教师的王家烈，抑或流浪于金沙江两岸拜江湖术士为师的龙云，哪一个不是从硝烟血火中拼杀出来的？哪一个是只会花天酒地的酒囊饭袋？
还应该补充一句：面对蒋介石的中央军，哪一个没有自己的精打细算？
三人中，蒋介石与王家烈关系最深。
王家烈是国民党中很早的剿共老手。1927年9月他就率部进抵湖南沅陵，进攻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农军。可惜未同起义军接触，就与湘系军阀熊震、陈汉章等因争夺地盘打起来。王家烈客籍他乡，孤军深入，被人用武力扫地出门，只有返回铜仁。
1929年冬，张发奎、李宗仁联合反蒋，蒋特委任王家烈为国民军讨逆指挥官，并将军政部第四电台拨给他使用，与蒋直接联系。王家烈受宠若惊，百般效力，出兵黔桂边境。牵制李宗仁、白崇禧后方，接着又逼走四川军阀赖心辉，占据黔东南一带。
1930年7月，王家烈奉蒋命出兵湘西，配合中央“围剿”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因“出兵积极，会剿有功”，被蒋任命为湘黔边区“剿总”司令。
1931年7月，王家烈又伙同湘军章亮基部堵截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的李明瑞、张云逸的红七军。蒋介石当面夸奖他“剿共很有成绩”，特赏迫击炮16门，子弹20万发。后来又赠德国新式步枪1000支。
在蒋介石的支持和资助下，三年多时间里，王家烈新增加了几个团，部队装备也为之一新。1932年春在蒋介石怂恿下，王家烈率其精锐特务团和一、二、四团由洪江直趋贵阳，迫使贵州军阀毛光翔将大权交了出来。国民党中央立即任命王为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
当了省主席的王家烈，就渐渐忘记手中的权力是谁给的了。
为求自保，他一面将贵州土产鸦片烟运出，通过两广换回武器补充实力，一面同陈济棠、李宗仁订立三省同盟，暗中反蒋。这一密约被陈济棠部属余汉谋出卖给蒋了，从此蒋视王为眼中钉，开始制造机会，摄取贵州。
1934年10月，王家烈接到蒋介石由牯岭发来的电报，说红军主力已离开瑞金西进，其先头已到大庾县附近，有沿萧克部队路线进入贵州模样，命王率部择要地堵截。王家烈当时只掌握何知重、柏辉章2个师计15个团的兵力，听说红军有四五万之众，自觉力量单薄，难与红军抗衡。同时他也知道，密约之事蒋已获知，此番很可能要乘机派兵入黔，吃掉自己。
他开始作两手准备，一面执行蒋令，一面暗与两广李宗仁、陈济棠联系，求其援助。他还对部队作了相应部署，一旦形势不利，便向广西李宗仁部靠拢。
当时王家烈的作战兼自保计划是：乌江以北防务交由侯之担负责；乌江以南的防务由王本人和犹国才负责；王本人担任贵州东南路的指挥作战，以便万不得已时，向广西靠拢。与两广的联系也有了回音：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答应派第七军军长廖磊率两个师开进贵州都匀、榕江，以为策应；广东陈济棠答应派其第二军军长张达率军推进至广西桂平，必要时进至柳州策应。再远，两广就难办到了。
这些交易，蒋介石不知。
但蒋图黔的决心之大，王家烈也不知。
蒋与刘湘的关系也不浅。
刘湘在关键时刻帮过蒋介石的大忙。
他与蒋并无历史渊源。1927年3月23日，一个叫戴弁的黄埔学生带来两封电报。一是武汉中央党政联席会议的决议，免去蒋介石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一是蒋介石等人以南昌国民党中央常务会名义的通电，解散武汉党政联席会议。
事先连个招呼也不打，就这么面对面叫人选择何去何从。
刘湘看过两个电报，当众高举起南昌那份通电，大声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服从总司令的命令。”
蒋总司令立即给他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指挥，并特让黄郛托日本军舰“比良”号运去一部短波无线电台。当时这种无线电台全国只有三部，一部在南京蒋介石总司令部；一部在上海龙华白崇禧司令部；一部在重庆刘湘司令部。
蒋对刘湘的重视也可见一斑。
蒋介石也在关键时刻帮过刘湘的大忙。
1932年刘湘与刘文辉争夺四川，当时刘文辉为四川省主席，要打倒他，非有蒋介石支持不可。
蒋介石无保留地支持刘湘。
西南军阀中与蒋介石关系最浅的，便是龙云。蒋介石认为最不好琢磨的，也是龙云。蒋介石帮助王家烈掌握了贵州，帮助刘湘统一了四川，唯对龙云没有帮上什么忙。
因而龙云也最难控制。
龙云的经历，颇富当今的影视传奇色彩。他是彝族人，彝名纳吉鸟梯，本出身奴隶主贵族，父病逝后家境衰落，他流浪于川西滇北金沙江两岸，拜江湖术士为师，学了一手好拳法。辛亥革命后入云南讲武堂第四期骑兵科学习。1914年秋，昆明来了一个法国大力士，自称打遍天下无敌手，在云南陆军讲武堂摆擂台三天。头两天的确无人打得过他，第三天龙云穿一双草鞋上台，硬是用“和尚撞钟”之法用双拳和头部将大力士撞翻，随即一扑将其压住。
法国拳师认输离开昆明，龙云也由此引起云南军阀唐继尧的注意，被任命为唐都督的中尉侍从副官，从此开始发迹生涯。
从1915年底任唐部副官，到1927年以昆明镇守使身份发动推翻唐继尧的“二六”政变，龙云惨淡经营了12年时间。靠唐继尧发迹再到扳倒唐继尧，他走的也是军阀前辈走过的老道路。不同的是龙云的路似乎分外艰难，刚刚掌握云南大权就挨了一颗炸弹，一只眼睛被碎玻璃扎伤，鲜血淋漓，成为终身残疾。
1928年1月，蒋介石发布龙云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兼第十三路军总指挥。龙云仔细审看委任状时，眼前一定是带着模糊的血色的。
无论如何，西南军阀的三个关键人物，都是由蒋介石任命的。他们都对蒋介石有所依赖，有所畏惧，也有所防范。
从部队战斗力看，刘湘的川军拥兵百团以上，兵力、战斗力最强，内部派系也最复杂。龙云的滇军兵力最少，没有军师编制，全部兵力仅6个旅加1个警卫团共13个团，比黔军还少一半，但兵员却最精，内部最统一，掌握控制也最严。黔军成军最晚，在西南诸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