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甚至可以坚持认为：艺术家自己会变成一个慷慨的歌手，给生活中的所有苦难吟唱赞歌。最值得说的是：在对诗集《哀歌》的赞扬声中，里尔克高兴地肯定了他自己的绝望。在神秘的诗学概念中，在可怕和美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中没有什么可以否定的。好像是受到了某个声音的敦促，在《哀歌》中隐约出现的东西可以在《时间之书》中分明听出来：
让所有的事物都降临到你头上吧：美丽和恐惧。
任何人如果在内心深处看见这情景，他都会明白：要减缓里尔克的终极意义上的孤独感，我们所能做的是多么微乎其微。只在一瞬间，他能亲手阻断这种孤独感与幻象之间的联系。那是在高山之巅，他防护着自己免于走向深渊，因为他就是从那深渊里出来的。那些看着这情景的只能听之任之，虔诚但无力。
第7章 他就是从那深渊里出来的注 解（1）
① 里尔克早就知道莎乐美是《露丝》和《犹太人耶稣》的作者，后者曾在《新德国评论——独立剧院的发展》1896年4月号上首度发表。这篇文章中的“基督的幻象”深深打动了他。和著名诗人、非洲专家（芙丽达）的首次不期而遇可能发生在戏剧上演两天以前，在1897年5月12日。当天，里尔克写下了诗作《致维也纳人瓦塞尔曼》。然而，莎乐美没有记住这“黎明时光”（里尔克给莎乐美的第一封信中的用语）。直到5月14日，她才在她的日记中提到里尔克的名字：“昨晚生病，后来与恩德尔去参加斯科瑞奇的《黑暗势力》的首映式，在那里遇见了皮克［伊尔维瑞摄影工作室］和其他一些人。和他们还有里尔克一起去了斯凯雷切家，愉快地进餐直到上午1点30分才结束。然后和恩德尔与里尔克一起回家。”第二天里尔克写了给莎乐美的第一封信。总共11章的《基督的幻象》（未完成）现存在里尔克档案馆里。在那11章中，有5章曾刊发在米切尔·乔治·康拉德的杂志上。
② 从1897年7月中旬一直到9月初，他们一起呆在位于伊萨尔山谷的沃尔夫拉茨豪森（从斯坦伯格湖步行一个小时即可到达）。此处所提到的这幅图片是关于在沃尔夫拉茨豪森的第二所小房子的，在《里尔克纪念文集》中曾再度出现过。莎乐美对这所房子也有过描述。
③ 1896年曾出过薄薄的三期。他们想在当时的《当代文学》（主要是抒情诗）中写“大众”的事。
④ 他们一起在沃尔夫拉茨豪森呆过之后，里尔克住到了邻近柏林的威尔莫斯多夫，直到1898年8月初，他才搬到施马根多夫的静林旅馆。
⑤ 按照莎乐美简短的日记（出第一版时，编辑没有看到），她的首次俄罗斯之行是跟安德里亚斯教授一起去的，开始于1899年4月25日。行程是从华沙到莫斯科（4月28日周五的天气很好，晚上拜访列夫·托尔斯泰。30日，是俄国的复活节：在克里姆林宫庆祝复活节之夜”）。接下来在彼得堡度过一段时光。从5月3日起的一段时间到6月中旬之后（包括将近5月底的莫斯科之行），莎乐美是与家人一起度过的。最后，他们经由但泽回家。
第二次俄罗斯长途旅行始于5月，也是经华沙前往莫斯科，并从莫斯科出发前往邻近图拉的雅斯那亚·波良纳村，第二次拜访了托尔斯泰。“5月31日，从莫斯科出发，大概正午时候，到达图拉。列昂尼德·帕斯捷尔纳克（他为托尔斯泰和里尔克都画过肖像）和布朗热（一个托尔斯泰家的熟人）也在火车上，发电报以确知托尔斯泰的地址……6月1日早晨8点去拉扎列沃，在这里收到了另外的指示。搭乘运货车到达雅什斯基，从这里乘坐铃声清脆的三驾马车前往雅斯那亚·波良纳村和托尔斯泰的农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在《安全通行证》中描述了这次火车上的遭遇，当时他陪伴着他的父亲：“一个穿着黑色斜纹短斗篷的男人……和他在一起的，是一个高个子女人。那个女人可能是他的母亲或者是他的姐姐……这个陌生人只说德语。尽管我精通德语，但我以前从未听过这种说话方式。”他们接着向西南去了基辅，顺着第涅伯河前往克列缅楚格，从那里经波尔塔瓦、哈尔科夫、沃罗涅日、科斯罗夫……最终，向东而行，前往伏尔加河畔的萨拉托夫。从这里乘汽船逆流而上经萨马拉、辛比尔斯克、卡赞、下诺沃格罗德（现名高尔基市）前往雅罗斯拉维尔，又乘四轮马车去伯格罗得斯科耶，在那儿的乡村里住了几天时间，接着向南去莫斯科。在莫斯科呆了一周半后，于6月18日，再度回到伏尔加河上游位于莫斯科西北方向的特维尔（现名加里宁），去访问在尼佐维卡的农民诗人多罗兹欣及其在诺温基的农庄主人，即伯爵尼古拉·托尔斯泰，这位伯爵是列夫·托尔斯泰的亲戚。在6月23日，从这里改变方向，经诺沃格罗德前往圣彼得堡（7月26日）。这天之后，莎乐美回到她在芬兰隆加斯的家中，里尔克则在圣彼得堡一直等到他们一起在8月22日返回。
⑥ 按照莎乐美的日记，是在俄历5月19日，即公元1900年6月1日。所有的访问者都叙述了这件事：莎乐美在日记中，里尔克在5月20日（俄历）从图拉的来信中以及沃普斯威德在1900年9月15日的日记中均有记载。
⑦ 巴维尔·米哈伊洛维奇和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特列恰柯夫兄弟从1860年代开始了他们有名的收藏，大部分是俄罗斯绘画。1892年，他们把这批画捐赠给了莫斯科市政府。
⑧ 在靠近雅诺斯拉维尔的勃戈斯科耶村和在特维尔的尼索伍斯卡村，与农民诗人多罗兹欣一起呆的时间最长。
⑨ 1860年多罗兹欣前往圣彼得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从事低收入工作。当莎乐美与里尔克拜访他的时候，他已经回在特维尔他出生的尼索伍斯卡村庄很长时间了。他在那儿越冬并写作。受普希金的影响，据说他很早就开始写诗。他的歌谣描写自然、爱情、劳动和村庄中穷人的生活。后来他收到了苏联政府的荣誉津贴。1900年2月，索菲娅·尼古拉恩维娜·史切尔将多罗兹欣的多卷本诗集中的一本寄给了当时在施马根多夫的里尔克，里尔克翻译了其中的几首。多罗兹欣关于里尔克的回忆发表于1929年夏天出版的《英塞尔号轮船》的第十卷中。莎乐美和里尔克在去托尔斯泰的亲戚的农庄之前，跟他一起住了几天。后来在芬兰，莎乐美把自己对农庄生活和那儿的人们的最古怪的印象写在了日记中。在莎乐美为里尔克写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里尔克和多罗兹欣的画像，在本书中也能看到他们的图片。
⑩ 莎乐美在她为里尔克写的回忆录中也谈到了这幅图片——她或许是记起了列斯科夫的小说《在世界的边缘》（伊瑞妮·尼安德译）：“我必须向您忏悔，我爱我们的俄罗斯上帝胜过任何其他的神——我们自己的上帝在我们的上衣之下创造了他自己的领地……我们没有在他们（希腊人的）拜占庭主义薰香的烟雾中找到他，但他宁愿与我们在一起，在我们所走过的同一条乡间小路上散步。没有薰香，他在清朗、凉爽的空气中，在浴室的长凳下等待，像鸽子一样蜷缩在太空那温暖的口袋里，就在胸脯与衬衫之间。”（凯里雅科神甫对某主教所说的话）。莎乐美对著名散文家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列斯科夫（1831…1895）的“研究论文”题目是：《一个俄罗斯圣徒和诗人的肖像》。它基于A。L。沃林斯基写的发表于1897年五篇关于列斯科夫的文章。这篇论文现存的只是开头几页，它可能是她跟里尔克从施马根多夫时期开始的共同努力的结晶（字是里尔克写的，题目是莎乐美取的）。1920年4月，莎乐美在《文学回声》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小说《牧师》（实际名字是《教皇身边的人》）的评论。在这篇文章中，她建议，接下去应该翻译的是小说集《世界边缘》和《被禁锢的天使》。
第7章 他就是从那深渊里出来的注 解（2）
这是诗集《修道院生活之书》中的第21首《如果我在某个地方成长》一诗的最后一句。
《修道院生活之书》中第15首的开头。
莎乐美这么认为，是基于旅行期间她对里尔克工作的印象。如需了解关于整个段落的更多信息，参看原文的注释：“作为祈祷者，那从你心底升起的，几乎没有任何目的。”
这句诗引自诗集《贫穷与死亡之书》中的第九首《让我们辉煌，上帝，让我们伟大……》。
《修道院生活之书》第12首。
这句大概是在《修道院生活之书》第18首《我结束飘泊回到了家》一诗的中间部分。莎乐美评论道，当她开始清晰地想到这首诗中的魔鬼念头时，她就预见了里尔克的命运。
《他们不穷，他们只是没钱》一诗的最后一行，也属于一个更加广泛的主题。这最后一行仿佛是爆发出来的，而且具有强调的语气，几乎像一首只有一行的诗。它被放在《贫穷和死亡之书》的中间，引发出对贫穷的正面解释。
1903年7月18日，里尔克第一次停留在巴黎几个星期后，在沃普斯威德给莎乐美写信。在信中，他混合了这段时期（期间他曾去维亚雷焦住了一阵）的某些相关的印象。这些描写后来收入（有时几乎是逐字逐句的描写）在《马尔特·劳里茨·布里格随》的第一部分中。当他写这部作品的时候，马尔特同样住在里尔克曾经一度住过的图里艾尔路。莎乐美曾引用过这样一段话：“我常常渴望大声说话，我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她又在信中说：“我必须经常告诉我自己……”莎乐美通常从往事（也从诗作）中引叙，这一点下文可以显示。“让事情不再令人畏惧”云云早已经在那封描写巴黎穷人的信中出现过：“要是情况变得更好、更安静、更友好，要是我能维持自己的生活，身体仍然健康，那么或许能够继续下去：让事情不再令人畏惧。”而莎乐美的回信说：“……你误解了。你无望地遭受所有这一切，没有在一个更高层次重复它们……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你的诗创造出了人类的恐惧。”里尔克已经确认并承认他“让事情不再令人畏惧”的成就。
这关系到里尔克与罗丹比较亲近的个人接触阶段（始于里尔克9月份的访问），与此同时，他们建立了仿佛信徒与上帝般的关系。这段关系在里尔克第二次巴黎之行时终结，那时他是罗丹的“秘书”——那是在1906年5月，罗丹曾对他大发雷霆。1908年初，他们的个人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有一个重建的阶段。莎乐美认为：第一阶段有着重大意义。里尔克追随着罗丹的步伐，通过模特儿，去表现“雕塑的要素，如外表的大小和类型以及跟轮廓的比照……决定它们到底应该是粗糙些还是光滑些、亮些还是钝些”。“这一基本因素是立体的、三维的”，它必须从形式中区分出来。（1902年9月5日给卡拉尔·里尔克的信。）
1914年9月9日艾斯奇恩豪森给莎乐美的信。莎乐美在那封信中的“目的”一词下画了线。
收入《贫穷与死亡之书》。莎乐美从中引用的是：“但是如果因为你我忧心忡忡直到倒闭。”这是序诗的最后一行。“上帝，让每个人都死得其所吧”这一行则是书中第六首的起句。后面几行“哦，上帝，让每个人都死得其所吧/死亡来自于每个生命/在生命中我们拥有爱情、意义和苦难”在主题上与“贫穷从内部发出灿烂的光芒”一行相关。
那是指1911年12月28日的信。马尔特首先是用炸弹来打比方，然后才用“上升的水闸”这个比喻。
这是在笔记接近结尾的地方，在败家子的故事前面，艾伯伦说：“但是难道她诚实的心会欺骗自己说，上帝只是爱的方向而不是一个爱的对象？难道她不知道：上帝不会因为我们害怕他，他就会爱我们？”败家子的故事也被说成：“一个不想获得爱的人的传奇。”参见J。R。冯·瑟利斯在他的《里尔克在瑞典的岁月》一书中的叙述（佛劳恩菲尔德和莱比锡，1936年版，第204页）；并参见莎乐美为里尔克作的回忆文章中对“上帝没有以爱报答”这句话的评论。
第一部草稿的续篇：“被爱——几乎是完全奉献的一个障碍，一切都依赖于它；‘上帝没有以爱报答’—— 一名真正助人为乐的上帝；浪子回头的故事—— 一种宗教冲动的误解。在这种冲动下，人是向内寻找，而不是向外或向上寻找。因此最穷的人变成了最富有，最神圣、最幸福的人，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完全的贫穷，这是瑞内所渴望的完全的拥有。然而，这种命运的形象对瑞内来说仅仅意味着对创造性行动本身的压力，或者说对创造时间的压力。当我们预期一种难以理解的幸福时，一部分挽诗（单独的段落，壮丽的片段）涌现出来，希望在他心中闪耀——他的确能够使传达上帝启示的天使的严厉脸庞变得满意，无论这张脸多么残酷地俯视着他（——不再是没有脸面的上帝，上帝的面孔仿佛是生命自身的面孔，使人沉沦）。”
这个片段写于1912年或1914年，它被与“英雄哀歌”的主体隔开了。在他于穆佐特把第32…41节插入此处以填平这一间隔之后，这个片段成为了第六首哀歌的结尾，如下所示：“于是英雄猛冲过爱情的住地，/被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高举着，他们的每一次心跳都是为了他，/但他很快就转向一旁，他站在微笑的尽头—— 一切都已改变。”
在1913年7月9日到21日期间，那时里尔克第二次在哥廷根访问。
摘自1922年2月11日穆佐特写的信。（按确切的标点是：“他们存在着。他们存在着。”）
在较早《圣经》译本中的补充和说明：“‘诸如上帝和天使形象’的主观化仅仅表达观念的重要，它是从自身产生的并属于它自身。它排除任何浮华的事物，即任何适时地伴随它或跟随它的事物，因为这些事物的价值不仅比较小，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价值……只不过为了装模作样，好像它存在过似的。”
参见1914年7月4日在巴黎写的信中的这段：“以我这样的状态，在危险的平衡中维持精神是极为重要的，我的身体沉睡的时候从这种精神状态中抽取出了最坏的范例，使它自己成为精神猿猴，并且在它自己的状态中，在最轻微的刺激下，它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变得多产；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
尤其是在杜伊诺城堡逗留期间，里尔克加入了以玛丽·冯·图尔恩公主和特凯西斯为中心的社交圈。参看里尔克和莎乐美的通信。也可参见马克思·梅尔《与里尔克在科罗纳的谈话》，第6卷，1936年第6次。
第7章 他就是从那深渊里出来的注 解（3）
这被普遍地认为是莎乐美的洞见，它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里尔克灵魂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的心思。在她1925年12月最后（现存的）写给里尔克的信中，她努力地在更多细节上解释她的想法，她也试图去理解里尔克极度的痛苦——里尔克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在精神上和心理上都感到被限定的困苦。莎乐美只看到了心理因素，尽管她也考虑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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