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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我们是从哪颗星球上一起掉到这里的？和尼采在一起（3）
从那以后，我听从了雷的策略，远离所有这一切，拒绝听取与此有关的更多的东西，不理睬来自尼采一家的攻击，甚至对尼采死后的所有文献也不闻不问。我是以完全公正的态度写作《尼采在他的作品中》一书的。那惟一使我动了情绪的事实是：在他成名之后，众多年轻作家在没有理解的情况下信奉了他的思想。甚至我也只是在了解了他这个人之后，在仔细彻底地研读了他的作品之后，才完全地理解了他。我只是想了解在这些客观印象之上的尼采形象。因此，就让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永远存留吧。
同时，雷和我在柏林定居了下来。我们原先移居巴黎的计划先是搁置，随后彻底放弃了，因为那时屠格涅夫病逝了。那时，我们所梦想的生活已完全实现，周围有一帮年轻的学者，有几个还是大学里的讲师。短短几年时间，我们的圈子迅速变大，人员也常常有变化。圈子里的人们都把雷叫作我的“荣誉女仆”，而我则被尊称为“阁下”。我的护照上就是这么写的，这个称谓是根据俄罗斯的惯例传承下来的，因为我是一个贵族的独生女。在我们离开柏林去避暑时，如果是在学校放假期间，我们的有些朋友有时甚至会与我们同行。我能特别高兴地回想起来，有一回，在塞勒里那，我们跟磨房工人生活在一起。直到晚秋的第一场大雪降临，雷和我才动身去南方旅行。那时，兰科特地区还没有通火车，所以我们乘坐的是一辆邮递马车，在冬天，人们用邮递马车来代替公共马车。我们一路平静而缓慢地前行，就像今天人们驾驶私家车出游似的，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任何时候想停就停下来。
虽然我们旅行过很多地方，但我们的钱似乎还有所盈余。我每个月可以从我母亲的养老金中拿到250马克，而且我还可以从雷那儿得到同样的一笔钱，他把这钱定期放在我们共用的钱包里。手头拮据时，我们就学着储蓄和节约。
有一回，我们试图在维也纳度过一段冬天时光，我的哥哥尤金当时在那儿攻读研究生课程，不过，这次没有成行，其中的原因说来很可笑：我们在柏林租了三间房子，那个房东对我们有点不信任；而维也纳的房东认为我们俩是在谈恋爱，所以完全赞成我们同居。我听从了雷的劝导（在这种情况下，男人总是比女人做得出色），我们只适合柏林的圈子，让其他朋友跟我们保持亲密的关系，而不是在任何人的家庭聚会上或流浪艺术家的聚会上——那些无知者会倾向于认为我对“文学”的兴趣只是附庸风雅。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我写了我的第一部书。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的家人要我回去，而圈子里的朋友发现，如果有著作的话，你可以获准在别国呆下去。事实上，我的目的还真达到了，不过条件是我不能在书上的署名中用我的姓氏。因此，我用了一个假名，那是我的一个荷兰朋友的教名。那是他为我选的（以代替我原先那个很难念的俄罗斯名字）。让我高兴的是，这本书——《为上帝而战斗》，署名“亨利·露”——在我所写的所有东西中，是发行得最好的，甚至超过一同出版的哈特兄弟的著作。后来我跟他们熟知后，还拿此跟他们开过玩笑，因为我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清楚地知道，出于某些纯粹现实的原因，那本书中夹杂着我在彼得堡写的一些散记。在篇幅不足的情况下，又挪用了一部写得很拙劣的诗体小说中的内容，我只是简单地把这些内容改成了散文体。
我们的圈子包括了各类学科的代表人物——自然科学家、东方学家、历史学家，还有不少哲学家。这个圈子原来是以哈勒尔为中心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在“黑森林”默默地艰辛地劳作，然后胳膊下夹着一部手稿来到我们面前，给我们做了一些极为私人性的演说，让我们分享他那些形而上学的胜利与哀伤。在他的著作《一切的一切：逻辑玄学、形而上学、心理玄学》之后，他在去往北欧的途中跳海自杀了。这一举动很明显是源于他的神秘主义。
不过，哲学对于人的心智具有某种不确定的煽动性的影响，这一事实也是那个时代的一种风气。从后康德体系到左派和右派的黑格尔主义，当哲学跟19世纪所谓的达尔文时代的反叛精神发生冲突时，便失去了动力。在头脑清晰的理性和客观的思想中，悲观主义的种种感想为他们清空了场地——不管它们是藏匿于潜意识之中还是公开受到承认甚至强调。这显示了某种对各类现实性努力的反应，这种反应相当富有理想主义色彩，而那些现实性努力的目的则是“打倒神灵”——为了真理而做出的可贵的献祭。我们几乎可以把那段时间称为“哲学的英雄时代”。在那时，在科学意义上的客观之“真”和诗歌意义上的主观之“真”之间，分歧越来越尖锐、明显。正是因此，探索真理的努力越来越被限定在某些适当的领域之内，而不是无所不能的夸夸其谈，这样更容易达到目的。人性本身成了观照的对象，而且纳入了科学研究的范畴。那个时代的意愿是把逻辑学的精密转变成心理学的精密。以前是在“真理”面前弯腰屈膝，随后到来的是通过自我坦白而彻底屈从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标志是某种特别的自负。
甚至在我们的圈子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非常了解尼采。他用一本格言集使自己变得举世闻名。他站在我们中间，就像一个潜藏的阴影、一个看不见的形象。他真正触及到了灵魂中的兴奋点，灵魂兼有理性头脑所给予它们或从它们那儿索取的东西，也经历了最客观的知识的痛苦和欢乐。难道尼采伟大的天才的力量不正是表现在这些东西上？难道诗性的和理性的力量不是在他身上结合得非常成功？难道不是精神的战斗和沮丧促使他取得了最高的成就？
在尼采自己所处的时代和下一个时代中，他的思想产生了反响。他在那时就显示出了与我们的其他朋友的鲜明对照。但是，无论他们对那些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问题的感受多么不同，他们全都赞成一样东西：客观的价值，他们全都努力地在纷扰的情绪和求知的意志之间描画清晰的界线，目的是要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把那种情绪从求知意志中分离出来。求知意志使他们努力地想要成为科学家或学者，从而把情绪作为纯粹私人的东西而置之不理。
对于尼采而言，事情还显示了另外一面。他个人的处境、深度的悲惨遭遇变成了熊熊燃烧的熔炉，他就是在这一熔炉中锻造他的求知意志的。这种形式的白热化创作造就了《尼采全集》。在他的著作中，诗歌比真理显得更实在——他的诗歌一直在变化，他一直在使他的理论适应他的诗歌，这几乎是一种女性的顺从，因为它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方向。最后出现了他的预言：查拉图斯特拉的教导、永恒的轮回。在这些预言中，他把自己撕裂，让自己去承担所有的苦难和压力——把自己变成了上帝。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尼采的著作既是“真理又是诗歌”。随后，他内心的探索达到了极限，他退了回来，放下了他面前的幕布，幕布上画满了苦难和渴望，以至于它再也不会升起，来解放他的幻象。
对于我或其他圈子里的人来说，跟尼采不一样使我们最感到欣慰。我们这个圈子的氛围是健康、明朗的，这也正是我所向往的。哪怕在他因为《良知的起源》一书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狭隘和功利而跌跤时，哪怕当我感到自己在知识上跟其他一些朋友靠得更近时，雷一直是我精神上的同志。
当然，雷和我之间不只是一种短暂的联合——我们的关系是永久性的。事实上，我们相信我们能保持一种永恒的关系，所以我们不怕发生任何困难。这跟他的本性有关，我的朋友成千上万，只有他成了特别珍贵的伴侣。在他身上，有许多非凡的东西；在我这样一个没有经验的青年看来，这些东西似乎是相当自然而然而且是不证自明的。总之，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一个好心人，一开始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为此后来我还曾暗暗地厌恨自己。他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了我这样一个跟他完全不同的人。他把这种“无私的”行为当成一种快乐的表达来体验。事实上，雷是悲观的、忧郁的，甚至在他还是个少年的时候，他就动过自杀的念头，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后来他变成了一个自信而快乐的青年。他在表面上是幽默乐观的，悲观主义只留存在他的惹人喜爱的思想倾向中。在日常生活中，你的任何灾祸和失望都会使别人恼怒或混乱，而雷倾向于从中发现那些令人高兴的东西——只因为他惊喜地发现，它们并没有像他所预料的那样糟糕。尽管他心胸坦荡，敢于承认所有的过错，但我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不能理解他那潜在的神经症。我只是时不时感知到这一点——那是在我第二次看到他失去自控，沉迷于赌博之后。我跟他初次见面是在罗马的一个晚上，那时他正在赌博；我开始在意识中把那个罗马的赌徒跟眼前这个我所了解的人联系起来，我觉得现在我看清了他也理解了他。甚至今天，我仍然痛苦地想，如果弗洛伊德的深度心理学提早几十年问世，我们如何用来帮助雷。
当我订婚时，我没想我和雷的关系会有什么变化。我的丈夫曾宣称：他理解并接受这个不可能取消的事实。当我们说我们的婚姻关系是成还是败都取决于这一点时，雷也表示他相信我们。不过，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不相信任何人会真正爱他。他惟一能做的是：迫使自己忘却他曾在罗马被我拒绝的耻辱。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根本不可能忘却。因此，尽管我们之间进行了诚实而坦率的讨论，但我们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误解（他坚持要求，在我心灵的转变时期，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我既不应该去看望我的丈夫也不应该去跟我的丈夫交谈）。那时，他已经开始在学习医学，并且已经自己单独生活，因为他的解剖学课程早上很早就要开始。（我们甚至讨论过我是否也应该跟他一起去学医，但我们俩都笑着说，我们俩既然以后还是要一起生活，就没有必要都去学医）。我还记得那天晚上他离开我的情形，这记忆像一把闷在我心里的火似的，但它从来没有熄灭过。那天晚上他很晚才离开，但几分钟后又折回来了，因为外面下着大雨，出门是不理智的。过了一阵子，他又走了，然后又回来，只是要拿一本书。到他最终离开时，已经几乎到了黎明时分。我望着外面，吃惊地看到，街道已经完全干了，无云的天空中那些星辰正在黯淡下去。我转身离开窗户时，在桌灯的光亮中，看到一张我的孩提时代的小照片，本来我已经把它送给雷了。照片外面裹着一张纸，上面写着这样的几个字：“求求你——不要寻找我。”雷的消失自然使我的丈夫感到高兴，尽管他小心翼翼地不对此事做任何评论。这些年来，我一直被悲哀压抑着，我知道，有些事情真的是不应该发生的。如果我在早晨醒来，感到压抑着，我知道那肯定是昨晚做了什么梦，我在梦中妄图挽回那已然发生的事。其中最奇怪的一个梦是这样的：我跟一帮朋友在聚会，雷也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快乐地高声叫我。我寻找着雷，但我找不着，我转向他们存放外衣的衣帽间。我看见一个大腹便便的陌生人，他安静地坐在衣服后面，两手交叉着放在两腿之间。他的脸因为肥胖而肿胀不堪，几乎让人认不出来，他的眼睛使劲闭着，就好像他脸上套着一张肉做的死亡面具似的。“我这样子，没有人会发现我，”他满意地说，“是吗？”
雷完成了他的学业，后来移居到了塞拉里那，他在那儿成了一个为穷人服务的医生。
在那里的群山之中，他猝然死去。
第5章 我们是从哪颗星球上一起掉到这里的？注 解
① 打印件上写的是“一月的一个夜晚”。这一日期上的混乱也许是由于莎乐美和她的母亲曾于1月份到过意大利。“我1月初来到了意大利，很疲倦而且病了。”她在1883年的新年之夜回忆说。我们的证据是：莎乐美曾于2月几次去拜访玛尔维达·冯·迈森堡（Malwida von Meysenbug）。从2月4日一直到动身途经蒙特卡罗（Monte carlo）前去罗马旅行，保罗·雷和尼采一直呆在热内亚（Genoa）。与保罗·雷会面的确切日期可从莎乐美写于1888年3月17日的回忆录中找到：“6年前的今天，我们相遇。”
② 玛尔维达·冯·迈森堡（Malwide von Meysenbug）的父亲是一个侍臣。他年轻时是王子的朋友，后来王子擢升他为贵族并封他为男爵。玛尔维达·冯·迈森堡本人由于卷入1848年前后的共和党的革命行动，而于1852年被驱逐出了柏林。在伦敦为移民提供的庇护所里，她结识了俄国革命作家赫尔岑（亚科甫列夫王子与一个斯图加特女人的私生子）和意大利自由战士马志尼，还有其他一些人。赫尔岑死后，她收养了他的女儿奥尔佳，1861…1862年的冬天她们是在意大利度过的。她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回忆》于1876在斯图加特匿名出版。书中写到了1860…1861年冬天她呆在巴黎的情况，还写到了她在那儿与瓦格纳初次相遇的情形。截至1882年春，此书已出第三版。作为后续，她于1898年出版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光辉岁月》，本书是回忆和观察的松散连接。1872年，在拜罗伊特（Bayreuth），玛尔维达在瓦格纳的熟人中遇到了尼采。1876年，她邀请尼采作为她的客人来意大利度假，尼采提议由保罗·雷“陪同”前往。玛尔维达在索连托（Sorrento）租下了鲁宾纳齐别墅（Villa Rubinacci），从1876年10月底开始，她和尼采、雷以及一个来自巴塞尔大学的名叫阿尔伯特·布瑞内的法律系学生一起，在那儿呆了整整一个冬天。其时，雷在准备《道德观念的起源》一书的出版事宜，尼采在写《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玛尔维达和雷先前并不认识。在《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光辉岁月》里，她把雷描写为“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他很严谨，有着她所不具备的科学而现实的观点，他具有善良的天性和高尚的人格，这一点在他与尼采无私的关系中是显而易见的”。雷观照事物的方式给予尼采“几乎是孩童般的快乐”。雷离开索连托后，曾给玛尔维达写过几封日记体的信件。在玛尔维达的书中，发表了这些信件。她叫他保罗。
③ 此人出生于1849年11月21日，他的父亲是波美拉尼亚地区巴特尔夏根市（Bartelshagen）的一个容克（Junker）地主。保罗其时32岁。他的真正的家，即在西普鲁士的容克庄园，是于1868年购置的。遵从父亲的意愿，他到莱比锡大学（Leipzig）学习法律（尽管他自己的兴趣是在伦理学领域）。他在普法战争中当过一年的志愿者并在哥洛瓦受了伤。他在1875年被授予博士学位。同年，他出版了一本格言警句的小书《心理观察，从文学作品谈起》。他和尼采的更进一步的关系就是源于这本书（尼采写给他的第一封信的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