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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苏联远东方面就答应了伊春关于浮动价格的要求，而且直接要求康斯坦察回去一次，而后再带领价格观察员返回伊春。
康斯坦察如释重负。如今，他的使命完成，立即乘坐汽车离开伊春，过阿穆尔江回苏联。
伊春对他和他的随员很客气，每个人赠送了一箱子新出产的白酒，私下还赠送给远东有关官员一些好东西。
这种白酒很香醇，不象伏特加那么辣，但是也很有劲，最近向远东地区销售，十分受欢迎，大量的白酒，换来了大量的机器钢铁矿石原料。
康斯坦察等人坐两辆汽车，很快就到了阿穆尔江边。汽车走过江面，进了苏联国土。走不多久，很快就到了火车站。这是算计好的时间，他们刚刚到火车站，就有一列火车到站，很快，火车就完成了装卸，康斯坦察等几个人上了火车，火车就缓缓开动了。
这列火车是运送物资的，给火车站沿线的守卫部队运送补给。
火车沿着阿穆尔河走了不久，康斯坦察就有些着急了。他希望马上就回到海参崴去，因为火车不安全，经常有事故。他们在这列火车里唯一的一节有座位的车厢里，总感觉不安全。
随员里也有人有同样的担心，一个人道：“这些讨厌的反革命分子简直无处不在。”
另外一个道：“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应该是平安的，因为这里距离大兵营很近。”
又一个人道：“说不定，他们就在现在，已经破坏了铁路。”
第一个人道：“你要是害怕，你就一只手把住椅子，一只手抱好你的礼物，省得火车颠覆。”
那人道：“有道理。”真的一只手把住椅子，一只手抱好礼物，那一箱子白酒。
火车开了几十分钟，大家见他还在抱紧白酒箱子，道：“你要是有本事就一直抱着。”
就在这是，只觉得火车一刹车，然后，车厢就歪了，紧接着，车厢就倾覆了。
过了一会，车厢稳定了，大家相互问候，都没有大伤，但是大家的白酒都有损失，只有那个抱着白酒的老兄，人没受伤，酒连一瓶都没有摔坏。
车厢里押车的士兵离开了车厢，向四处搜寻，一会，铁路北侧传来的枪声。过了一会，枪声停止了。康斯坦察叫随员立刻给司令部发电报，说明情况。
很快，附近的部队就到了。事故原因也查明白了，有人把铁道上一根铁轨下面的石子掏空了，大约三十几米的铁路被破坏了，一根铁轨在重压下塌落，这才导致火车倾覆。现场还找到了刨石子的鹤嘴锄。
这里是铁道转弯处，因此破坏的很严重。
列车的守卫部队在铁路北侧的山坡上发现了两个人，追击的时候，那两个人滑雪跑了。开枪射击，也没有抓到。后来，发现雪地上有血迹，说明坏人受伤了。
因为车头倾覆，麻烦很大，铁路部门根本就派不出人来。最后，康斯坦察再次给司令部发电报，司令部直接干预，下一站才派来了火车头和铁路工人，修理了十几个小时，火车终于重新上路，倾覆的所有车厢只好让它倾覆在那里，剩下的一半车厢被火车头拉走了。
司令部要求康斯坦察回符拉迪沃斯托克，目的是要他把沿途的情况汇报一下，一边司令部对沿途的安全状况作出评估。康斯坦察不但口头汇报，还把在伊春停留期间写的报告，以及伊春提供的两份情报也一并上交。
伊春的情报说，距离边境很近的日军有派出小部队越境骚扰的计划，请给予防范。另外一份情报是说，日军因为满洲物价飞涨，供应不足，对铁路附近的百姓骚扰时候，抢粮食牲畜的现象很普遍。
两天后，苏联远东部队出动了大批部队，驻扎在铁路沿线。村庄和车站都是驻军的目的地。驻扎后，苏军立刻沿着铁路开始巡逻，大量的军队乘坐汽车，在铁路沿线巡逻。
巡逻部队一多，铁路上的事故立刻少了，除了电线杆被破坏，其他一切正常。
1941年3月26日，康斯坦察返回了伊春。这一次还是那几个人，他们的任务是进行价格监察。
到了伊春，冯仲云见了康斯坦察，道：“第一批的十吨粮食已经准备完毕，再有一天，就可以凑齐二十吨，可以起运了。关于粮食，我们路总司令有个额外的条件。”
康斯坦察道：“我就知道，路总司令会趁机提出条件的。”
冯仲云道：“我们路总司令说，请你们考虑一下，通过外交渠道，要求日本不要进攻我们的军队和解放区。告诉他们，我们的根据地是你们的保护范围。”
康斯坦察道：“好吧。我只能说我可以汇报，不敢打包票。外交部的事情，我们不懂。”
冯仲云道：“作为我们友好合作，你们也应帮助我们一下。根据地不安全，我们怎么买粮食？”
康斯坦察道：“路总司令去哪里了？现在在哪里？怎么还没回来？”
冯仲云道：“前一段，总司令在开辟内蒙根据地，我们在内蒙已经修了几个飞机场，以后，紧急情况下，就可以用飞机去内蒙了。现在，他去伊春南的根据地了。”
次日下午，运输第一批粮食车队出发，向北驶向苏联。
后来，征集粮食加速，第一批五百吨粮食在十几天就全部运输到了苏联。粮食以小麦为主，少数大米和玉米。后来，伊春又卖给他们几十吨面粉。
苏联远东军队的困难一下子就缓解了，司令部欢声一片。苏联方面武器装备准备的也很痛快，两家帐目清楚，武器，弹药，汽油，车辆，电器设备，技术书籍，化工原料，很快地运进了伊春。
不知道是苏联方面施加了外交压力还是怎么的，四月初，日军对各个根据地的压力一下子小了。各个根据地的日子好过了起来。
不过，在苏联方面要求第二批粮食的时候，伊春方面很为难，因为伊春一带能调集的粮食都买光了，大兴安岭有新粮，不过运输条件不好，距离遥远，通向苏联的公路只修了一半。
后来，伊春方面在萝北北侧山里又开辟了一条通道，运输粮食，不过，市场上粮食少了，一天只能拿到两三吨粮食，价格也上涨了两成。
苏联远东方面则不管价格，只要粮食，还没等粮食运到，军火就先运到伊春了。
在呼啸向东开往海参崴的火车对面，也有向东开的列车。客运列车因为班次少，极其拥挤，人们在硬座车厢里坐十几天，十分煎熬。有一列火车的卧铺车厢里，有一些中国人，他们的目的是莫斯科。
这一列火车克服了沿途的骚扰，就要到达莫斯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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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6章 青春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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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4月6日。苏联。莫斯科。
现在是早春，草木复苏，白桦树已经发芽，整个城市显得生机勃勃。莫斯科正在沐浴在和平的阳光下，十分安静。王丽下了公共汽车，走在大街上，想多感受一下和平的惬意。
现在，在十月革命以后，在1922年，俄罗斯正式与白俄罗斯，乌克兰，外高加索等苏维埃国家合并后，正式建立苏联，到现在已经建国接近二十年，中亚各个国家已经陆续加入了苏联。经过十月革命以来这二十几年的建设，苏联的经济形势很好，工业农业都有很大的发展。
在列宁时代，苏联实行了一些列类似资本主义的政策，消灭了饥荒，把经济迅速恢复到了战前，甚至十月革命之前的水平。因为时代的变迁，技术的革新，列宁时代的苏联经济，已经比较强大了。
1924年，斯大林上台，在稳定了统治之后，斯大林最工业和农业进行了被称为“大转向”
的改革，带给人民一个现代化的苏联，把苏联从农业国家成功地转型到“一个拥有受过教育的人民和拥有科学上层建筑的工业国家”。农业集体化，工业计划经济，先进的科学，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民，构成了一个新的，强大的帝国。
这个帝国一直沐浴在一战之后和平的阳光下。
苏联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像很多国家输出革命。大批的各个国家的人在这里接受培训，接受领导，回国发动革命。中国，日本，东欧，南亚等等很多国家都有人在这里。
这里的中国人尤其多，绝大多数集中在莫斯科。
王丽就是为了这些中国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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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带领十几个人赶到了莫斯科。这十几个人都是从伊春保卫处调来的战士和基层军官，他们都有去苏联办事的经验，其中几个还会一些俄语。其中几个人上几次跟王丽来过莫斯科办过事。
她这一次的使命很重。小路给她下的命令，从四月开始在莫斯科停留两到三个月，把所有能运回去的人统统地运回伊春。如果有困难，可以把他们先转移到叶卡捷琳堡。另外，还要注意日本人在苏联的动向，注意搜集日本和苏联的外交活动。
目前，在苏联的大人物有林师长一家，刘亚楼等几个在大学学习的将领，毛夫人，毛公的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周公的义女，李富春的女儿，林伯渠的女儿等。
文化届也有不少人，有名的，一个是袁牧之，还有冼星海。随他们来的还有汪名震、贺诚、李士英、苏河清、苏丽华等人，他们是中央派到苏联制作有关八路军的纪录片的。
一些养病的中央干部的家属，还有在苏联学习的一些青年，早就被伊春接走了，有的安置的海参崴，有的安置在伊春。
接走的有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蔡和森的儿子蔡博，赵世炎的儿子赵施格，胡服，也就是刘先生少奇的女儿刘爱琴等。这些青年人有的在海参崴工作或者学习，有的在伊春工作或者学习。
目前，莫斯科剩下的一些有身份的人，至少在苏联人看来是重要的人。
此外就是在国际儿童院的孩子了。
为了完成这件大事，王丽这十几个人带了十几万卢布，不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把人搬走。
到了莫斯科，众人按照计划，分头行动。其他战士去共产国际附近的小招待所里待命，王丽负责各处联络。
王丽单独一个人来到了救济会大楼。这栋楼是红色的，住着一些在学校学习的女青年。以前，王丽到莫斯科，都住在他们的宿舍里。
下了公共汽车，走了不远就到了救济会宿舍大楼。看门的老头已经认识王丽了，跟她打了一声招呼。王丽拿出一小瓶白酒，送给他，道：“你好。我这就上去了。”
老头子耳朵不好，明白她的意思，道：“去吧。”眼睛已经盯住酒瓶，迫不及待，想来一口了。
到了女生宿舍区，远远地就听到了屋子里传出的欢笑声。王丽在这里住了好几次，跟他们都熟悉了，远远地喊道：“我来了。”今天是星期天，楼里人不多。
只听啊地一声，几个人一起向楼梯口跑来。为首的正是孙维世。孙维世叫道：“王丽姐。什么时候到的？怎么不叫我们去接站？”不等她回答，又问道：“带什么还吃的了？”
还记得孙维世吗？
孙维世是烈士孙炳文的女儿。孙炳文和朱总是好朋友，一起去欧洲，周公介绍二人入党。孙周朱三人的友谊自此建立。后来，孙炳文牺牲了，当时，孙维世在上海。
1937年在武汉的时候，十几岁的小姑娘孙维世直接闯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去抗日。办事处见她没有介绍信，年纪太小，没答应。
她就赖着不走。正好周公来到，见这个孩子面熟，就问他是不是叫孙维世。孙维世也记得周公，二人重逢，十分高兴。邓大姐更是高兴，认他做义女。
后来，孙维世的母亲，姨妈等都先后来到延安，一家人在延安团聚。
在延安，孙维世江*青，也就是蓝苹，有一些来往，她很不喜欢她，特别是在蓝苹骑马惊么周公的马；周公摔了手臂之后，更加不喜欢她。这也是造成孙维世在特殊时期里悲剧的原因之一。
因为小路的干扰，蓝苹去了东北，周公骑马摔伤的事情没有发生。
后来，周公去苏联，把她也带来了，她现在在学习导演专业。她在艺术院校，打扮的很入时，在家里也很与众不同。
这时候又是几个女孩子的声音，三个人跑了出来。一个是林琳，一个是林利，这姐妹两个是伯渠林老的女儿，长得跟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一般。最后面跑过来的一个是李特特，他是李富春和蔡畅的女儿。
李特特的经历最为传奇。
1919年，李特的外婆，也就是蔡畅蔡和森德母亲葛健豪借来600元银元，带着儿女们赴法留学。葛健豪年纪五十多，可续学习法文，最后甚至能用法文对话和法文报刊。
在法国期间，葛健豪每晚还带着蔡畅、向警予一起刺绣。她的刺绣精湛，一件可卖几十甚至上百法郎，换来的钱，供全家勤工俭学。在认识蔡畅之前，李富春在一家机车厂做了四年工人，和当时在法国的邓希贤是好友。
1922年，蔡畅与李富春在一场留学生聚会上相识，不久结婚。邓希贤是婚礼的参加者和见证者。结婚不久，便发现怀孕了。蔡畅要做人工流产，葛健豪极力反对，坚持让他们把孩子生下来。1923年2月25日，孩子出生了。这个孩子就是李特特，李蔡的独生女。
这个意志及其坚强的小脚老太太养家，求学，革命，养外孙女，直到蔡畅、李富春夫妇去苏联学习后，她才带着一岁的李特特辗转归国。
后来，李特特跟着父母外婆做地下工作，吃了无数苦，直到抗战后，她去了延安，又来了苏联，才安定了一些。
王丽道：“特特，你怎么在这里？”
李特特道：“我当然在这里。自从妈妈回延安后，我就搬过来住了。今天是星期天，本来想去看贺*子珍阿姨，这不你就来了。”
说着进了屋子，王丽拿出伊春生产的零食，发给他们一人一包。孙维世还想要，突然道：“那几包是给娇娇的。”这是一种用月饼改进的小饼，可以做野战口粮的。
几个人说笑了一阵，王丽道：“我这一回来，有重要任务，你们四个年轻，要帮助我。就靠你们了。”
李特特道：“什么任务？”
王丽道：“路总司令和延安商量好了，准备把莫斯科的咱们的人尽量都接走，去伊春。如果将军们接不走，至少所有的女同志都接走，孩子都接走。”
林琳道：“前几次你就接人接人，真要全部接走吗？为什么？”
王丽道：“以下说的是秘密，你们不得告诉外人：在不久的将来，欧洲的局势会发生变化，莫斯科将变得不那么安全。因此，路总指示，早做安排。”
孙维世道：“走就走了。反正伊春的工作会很多的。可惜，我大学还没毕业。”
王丽道：“想读书，回伊春去，可以继续读书。我们的电影都拍了几部了，工作有的是，缺人才。另外，我在海参崴的办事处缺人，缺俄语好的人，缺外交人才。你们谁愿意来？只要来就要你们。都来都来。”
林利道：“要是没有好办公室，谁都不去。”
王丽道：“好。现在分派任务。林利，你找几个人帮助我拟一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