衍获得可靠的保证。人类辛苦奋斗了几十万年，直到贝多芬和福楼拜的世纪，除了少数人（比方说包法利夫妇），包括贝多芬在内的多数人还经常受到饥寒的威胁。因此，贝多芬的乐观主义是不确定的，他的旋律，更多地体现出一种宗教的宽容与平和，大约也是在乐观和迷茫间的一种走钢丝。更严峻的问题是，如果温饱顺当地解决了，人类的命运就一片光明了吗？对此，贝多芬仅仅是疑惑而没有明确答案，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的切身感受却是否定的；为了强化这个问题，福楼拜为她设置的对话者神甫，则大而化之地作了肯定，表现出的智商似乎低一些（也可以说是生存的环境造成了差别），所以两人的交流就完全错位了。
二十世纪以来的历史，深刻地证明了贝多芬、福楼拜他们的猜想。人类从黑暗走向光明，温饱是起码的第一步，然而，问题比我们的祖先想象得要艰难无数倍。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地球上，有越来越多的民族，越来越多的人群，开始摆脱基本生存的压力。可是，人类自身的问题，人类寄生的地球上的麻烦，好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多更复杂起来。顺便说一句，福楼拜的杰作《包法利夫人》，之所以现在阅读的人减少了，除了太过冗长的原因，同时也由于当代人的思想困惑和生存矛盾远比二百年前的那位少妇要大得多，青年读者们阅读时或许会感觉不过瘾。
时至今日，我们想要讨论人类的命运问题，也就显得越发吃力不讨好。
四
人类的所有新问题，可能全是在解决原有困难的同时产生的。我们自身的体验也可以印证这一点。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上世纪下半叶的种种磨难。少年时代，一场历时数年、席卷神州的灾荒，令我们深深懂得什么是饥饿；青年时代，一场蔓延十年之久将十来亿民众都推人漩涡的所谓革命，又让我们深深体验社会动乱之苦。
民众的愿望，在三十年之前，也就是中国的“文革”将要结束的时候，显得非常清晰和简单。我们盼望国家恢复秩序，普通百姓不再为基本的吃穿生计发愁。这种民意就是动乱迅速结束的基础。而后的经济恢复，社会的清明，直到逐步走进繁荣的市场经济，全是那渴望摆脱贫穷、追求国泰民康的民意的延伸。
新的毛病，新的困顿，几乎是在欢呼胜利的喜悦中同时降临的。
盲目平均的社会，肯定是没有动力的社会；只有在富裕和贫穷的对照里，人的力量才百倍地被激发出来。上海人结婚，原来只要有一间亭子间就心满意足，现在有别墅洋房放在面前，你住个两间的老公房，似乎都显寒酸了。人的幸福感其实主要是相对的感受。社会流行九时黑白电视时，谁家有台十八时彩电，好得意满足啊，眼前，恐怕得拥有等离子大屏幕才会品尝到享受人生的心情。市场经济正是要激发人的追求幸福生活的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天然地和人的欲望（说穿了跨前半步就是贪欲）结合在一起。因此，欺诈、腐败、贿赂、暴力、色情等等，比原先简单社会境况下多了无数倍，我们也就无法大惊小怪。记得前苏联一部著名的小说，题目叫《你到底要什么？》，就像无法只保存人性而完全消灭动物性一样，单有光明而没有黑暗的社会是空想。
最简洁的表述就是：平均主义的消亡，富裕生活的召唤，激发了社会的创造力，从各处冒出的财富迅速涌流起来，同时，社会的贫富断层导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因此，“天堂远没有胜利”！
我们寄予厚望的科学技术同样逃不了两难的命运。
农业文明张开双臂欢迎工业文明，工业的迅猛扩展却带来了世界性的污染；时至今日，在世界有识之士的眼里，对人类生存而言，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了产业膨胀的贡献；
抗生素的发明挽救了许多生命，同时也激发了病毒病菌的变异而形成新的可怕的疾病，本世纪之初接踵而来的可怕的传染新病已经让世界惊魂不定；
网络的出现打开了全球经济文化的新天地，同时也让个人对社会犯罪的能力放大了无数倍，黑客们甚至可以使国际大银行遭受数百上千亿美元的损失，这是传统的蒙面大盗们绝对做不到的；
最典型的新案例自然是基因工程了。基因方面的突破使人类的生命可能大大延长，人类对于动物、植物控制的力量也越发强大，然而，人类社会的灾难性的新问题似乎也因此而层出不穷。五年前，新世纪将要到来的时候，我在一部小说《门槛》中写过一句话，“人类最大的麻烦，也许将源于人类自身的发明。”我在热烈欢呼科技革命的同时，一直怀有这样深深的忧郁。
因此，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最终解决社会各种问题，为人类带来永恒幸福的观点，即所谓科学主义的思潮，应该受到尖锐的质疑。
我从小就是一个科技爱好者，对伟大的科学家，例如爱因斯坦、霍金他们，怀有高山仰止的敬意，这种心情，读者完全可以从我写的另一篇长文《发现的秘密》中一览无余。可惜，科学家们的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职业习惯，让他们常常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喜欢寻找终极的唯一的真理。比方说，近年来，总有科学家想证明，人类的起源仅仅在一个地区，某某人是全世界人种的亚当夏娃。因为考占不断有新的发现，那证明便很难长期站住脚。人类为什么不可以有多起源呢？终极的真理是靠不住的，牛顿的发现曾经是物理学的黄金定律，可是后来也被证实为是相对真理。今天的科学上的最伟大的成就，也同样可能被后人修正甚至推翻。我虽然不懂奥妙无穷的宇宙学，凭理智，我对要将硕大的宇宙的起源一定归结于某一点的学说，即所谓大爆炸起源的推断，至今百思不得其解。在我看来，这似乎更像过去的所谓被上帝踢了第‘脚的神话。当然，我非常清楚上述幼稚的语言将冒犯众多伟大的科学家。
我仅仅是坚定地相信，真理的相对性，复杂问题的多解和不确定，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大约都是无法逃避的命运了！
五
美国人基辛格，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发挥过十分积极的作用，其解决政治难题的智慧，曾经为周恩来总理所称道。他写过一本书，讨论国际政治关系，记忆中，书名叫《选择的必要》。手头没有原书，不过，他的一个重要想法，我记得十分清楚。基辛格认为：解决国际关系问题，世界上没有最好的方案，只有可供选择的比较适当的方案。政治家的智慧的显现，仅仅是将相对有利可行的方案选择出来，加以运用。
冷静想想，何止限于国际关系，人世间的各种问题，本来都是如此。人类对于自身命运的态度，大体也只能这样。
我们已经进行了初步的逻辑推理：人由动物界出来，人想脱离动物界，人又不可能完全脱离动物界；动物性常常显得不那么高雅，但又是与人类生存休戚相关的基本要素；人类赞美和追求美丽的人性，渴望和谐大同的世界，但是人类永远也不可能进入纯正的桃花源，因此：“天堂无法胜利！”
在这样的推理之后，我们将做什么选择？
选择之一：既然天国无法胜利，何妨穷奢极欲，穷凶极恶，在欢乐中滑向地狱；这种选择，是众多社会罪犯的思想逻辑，显然不是正常人愿意接受的。
选择之二：取代上帝，重新造人，强迫改造人性，硬生生地锻铸出一个人间天堂；这种实验性的案例，我们已经看见许多，常常由正剧、喜剧开场而以悲剧谢幕，理性让我们无法赞同。
选择之三：无思无忧，无心无愁，求个眼前安逸，死后哪怕它洪水滔天；这种状况将在人群中长期存在，你难以反对它；但是，你绝不会将其奉为人间至理。
当然还有选择之四，之五，不必一一例举。我想特别说说的，还是贝多芬用他创作的音乐作出的选择。
《命运》的第一部分，用强烈的音符，显示了挑战生活的勇敢，以及对光明终将替代黑暗的信仰；第二部分，用逐渐舒缓宽广的意境，表达对于命运复杂的深思，以及宗教式的理解和宽容；第三部分，继续出现刚劲强悍的节奏，展现了海明威式的哲学：坚持做你能做的事，真正的勇者可能被打败（被打败的概率远远超过胜利的概率），但他绝不会屈服，绝不愿低下高傲的头颅！
贝多芬以自己坎坷的人生，实践了他的《命运》的主旨。我们为他遭遇的不幸而同情不已，我们为社会摧残天才的冷酷而愤愤不平。不过，我们清楚地知道，如果贝多芬在命运面前没有大彻大悟，在这个地球上就不会存在他的九部交响乐的丰碑！
去年秋天，我在莫斯科访问，去过赫赫有名的新圣女公墓。那公墓的名声大，是因为里面安息着众多俄罗斯的杰出人物。数百年来，文艺的、科技的、政治的、军事的名人们，在度过了辛苦忙碌的一生，为俄罗斯作出了重要贡献后，
被社会安葬在此地休息旷显然，屠格涅夫、乌兰诺娃们迁居于此，不会产生争议，另外某些人，特别是政治方面的大人物，时过境迁，就很难说了。像赫鲁晓夫其人，到底是俄罗斯的功臣还是不肖子孙，恐怕就争不清楚。好在艺术家们有足够的聪明来处理矛盾。赫鲁晓夫墓碑上的人物头像，半边脸白色半边脸黑色，并不显得滑稽，倒表达了设计者的深刻，其用意，随你理解去吧。赫鲁晓夫在中国的名声是极为糟糕的，“秃头儿顶不住羊毫笔。”他下台的时候，赵朴初写的绝妙好词，让中国人痛快地出了口气。不过，按现在解密的前苏联文件透露的信息，赫鲁晓夫也为中国做过好事，五十年代中期，如果不是他的明确态度，前苏联恐怕不会痛快地将旅顺军事基地归还中国。历史人物确实是复杂的。
我们来到公墓，正是午后的阳光温暖着大地的时刻。进出墓地的游人比较多些。那墓地规模甚大，因为几百年来排着队等待安葬的名人太多，挤不下了，墓地也就不断地向旁边扩张，新的扩建工程还在继续中。不远处的新圣女教堂高高地矗立着，古老的教堂的钟楼，在秋日的关照下闪闪发光。新圣女公墓，是因为这座教堂而得名的。
我在墓区里闲逛着，从安息着的名人们的身边轻轻走过。我们读过他们的书，或者享受过他们的艺术创作，或者至今还在使用他们的技术发明。此刻，他们安详地接待了我们，与世无争地宽容地任世界各地的游客访问，在自己身边拍照和喧闹。
看着那些造型各异的墓碑和墓碑上的文字，我想，人的命运，既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也是环境塑造的产物。我们发现，王明的墓碑躲在一棵大树的浓荫里，不仔细寻找，就疏忽过去了。如果不是上一个世纪的革命恰好将他卷入漩涡，凭他的智慧和能力，他也许会成为一个饱学的教授，在中国的某所大学里终其一生。
这静静的公墓，好像远离莫斯科的嘈杂，仅仅作为流逝的过去而存在着。现在的年轻一代，忙于为生存而搏斗，向往着令人眼花缭乱的物质文明，有多少闲情来此地凭吊正被淡忘的前人呢？
在著名的青年英雄卓娅、舒拉墓前，我们感到了惊奇。鲜花，非常新鲜的花朵，编结成花篮和花圈，温馨地包围了这片小小的区域，高高低低叠架着，煞是好看。陪我们访问的朋友，是常年在莫斯科经商的中国公司的代表，大约经常承担旅游的接待事务，据他们说，几乎每一次来，都看到这里有许多鲜花。显然，来向卓娅、舒拉献花的俄罗斯人，一直络绎不绝。
那一刻，沉默的我，在这些美丽的花瓣上，读解出来的，是俄罗斯民族精神的延续，更宽广一点，感受到的是人类精神力量的普遍。前苏联已经进入了历史，俄罗斯人希望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的梦已然流失，眼面前，他们的命运似乎还显得难以捉摸；同样，地球上前一个世纪的许多辉煌正在消解乃至消失，新的层出不穷的花样则天天成千上万地冒出来。有一种精神却始终如一，那就是贝多芬所谓的“掐住命运的咽喉”的斗志。在危难存亡之时，他养育出的是为民族命运宁死不屈的卓娅、舒拉，在乎淡庸常的生活中，他就张扬在贝多芬他们孜孜不倦地创造人类文明的事业上。
除了神话和宗教故事中的人物，谁也无法完全破译命运并掌握命运。命运永远是多解或无解的。做你可能做的事，走你可能走的路，不沉溺于一时的得失，或许是智者最聪明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