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来想去，因为忍受不了一件事悬而不决，最后决定还是跑一趟！
于是，上Home Office的网页…下载学生延签证用的FLR（S）申请表，并拿到学院Tutor那里签字盖章，另外还得一封证明在读的学院信；大学的录取信（Offer）、至少最近三个月的银行账单（Stalemem）、成绩单、获得的奖学金证明等等；再写一张二百五十英镑的支票；最后是查询怎么到Home Office：从剑桥坐一小时火车到伦敦King’sCross，再换乘Thames线火车到West Croydon下车。
终于万事俱备。
面签不需要预约，只要当天下午四点之前能排进去，大部分人就可以当天拿回护照。问题是每天排队的人有多少呢？需要几点之前到，才保证能进得去呢？打电话问（0870 6067766），对方说没有办法保证，只是越早越好。看来还是要起早。我不想浪费去伦敦的火车票钱，更不想这次进不去再起一个大早。
10月3日，天不亮起床，赶七点以前去伦敦的火车。因为是在交通高峰时间（RushHour），学生的优惠卡不能用，得花钱买高峰时间的全价票，还有去火车站的TAXI费——签证的成本又提高了，如果再算上伦敦的交通费，甚至一顿午饭，续签证的直接成本居然要三百镑（是我在剑桥一个月的房租，合四千五百元人民币喔）。平白无故的！我为此真是不胜郁闷！
赶到地方不到九点，Home Office还没有开门。从马路遥望过去，不禁心中窃喜——排队的人寥寥无几，看来大家都不愿多花这一百镑来排队面签。等到近前才傻了——前面有上百人在排队，只不过队伍是顺着铁栅栏密密麻麻地蜿蜒在Lunar House延伸出来的一个屋檐下，建筑外面还竖着几块大广告牌，可能是因为每天都有长长的等待签证的队伍暴露在马路边有碍观瞻吧。另一方面，Home Office也的确做了不少人道主义努力，在建筑物外延伸出这样一个屋檐，可以使大部分等待的人群在英国这样多雨的国家避免雨淋；可是风吹是免不了的——这只是一个屋檐而不是一个密闭的空间，这也是为了保持空气流通吧，否则这么多人一个挨一个地挤在密闭的空间，空气质量不可想象。偏偏虽然只是10月初，天气冷得完全要穿冬装还冻得瑟瑟发抖——因为八面透风，这里远比大街上还要冷；是大清早，一天中气温偏低的时候；多数人没吃早饭。于是有很多人在吃东西：水果，巧克力，各种点心。人蓬头垢面地当街站着大吃大嚼总是不甚体面的形象，还伴以不时的各种大小和各种肤色的小孩的哭闹叫喊，看起来就更不像样。更糟糕的是，可能是为了防止恐怖分子藏匿炸弹，在这种人群高度密集，又是政府部门的公共场所，通常不设置垃圾箱，大家吃喝的垃圾和报纸也只好随手丢在地上，墙角居然还有摊开的睡袋，想必是从伦敦以外的地方来的人，怕当天排不进去还要再跑一趟，干脆就睡在这里。
这座大楼对面的队伍是申请避难的难民。单从景象看，这边倒是更像一个难民营。
每次放行十人。队伍慢慢地向前移动，有时干脆半天都不动了。
因为是回形的队伍，大家在移动中不断地互相照面。我在百无聊赖中开始观察周围的人：他们的肤色，语言，吃什么东西，一起来的人该是什么关系等等。中国人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多，大部分是学生模样。这个季节，按说该是有很多学生续签证的时候。年轻女孩子，尤其是漂亮些的女孩子基本上都有人陪，陪的自然是男孩子——有中国男孩，也有鬼子男孩，但是中国男孩很多是孤单单的一个人。同来的人，基本上除了一家人，就是情侣。尽管人群密集，情侣们还是旁若无人地依偎亲吻——站几个小时的等待也的确是太枯燥无味了，这样既是乐己，客观效果上也是娱人。回想起大学时代，每每在拥挤的公交车上，高大的男孩子用臂膀护住身边娇小的女孩，总有无限的羡慕。满怀欣赏地欣赏别人的快乐也是一种快乐。
排到门口已经十一点多。照例是安检。
想想看，我们也真是恐怖活动的受害者：反恐使申请签证的时间延长了许多，成本也提高了许多，羊毛出在羊身上的直接结果就是签证费越来越高，签证排队的时间越来越长。当然也不是所有国家的使馆签证处都设立安检系统；毫无疑问，美国使馆签证处的安检是最严格的，使馆建筑物周围都有荷枪实弹的警察来回巡逻，并设有交通路障，不允许车辆随便往来停靠。别说过往车辆都绕道而行，就连我们行人，经过这是非之地时也不免加快脚步，以免池鱼之祸——这就叫“敬鬼神而远之”吧。
过了安检还是排队，这次快很多，是先交钱。我用信用卡划了二百五十五镑。
进去之后依然是等，但此“等”较之彼“等”让人安心许多：首先是排进了门，不会今天办不上了；本来也已经豁出去了这一天，有个座位（座位还算宽敞舒适），不饥不寒，则别无它求，剩下的事就是“杀时间”了——不管是打盹看报发呆闲聊，还是胡思乱想白日做梦；其次是可以看到签证官们都在工作（不管多慢），就让人觉得有希望了；另外手里捏这一个号，好像就好歹有了保障和说法，甚至具体的期待。
据我观察，签证官处理一个申请平均需要四十分钟左右。申请人就坐在窗口前的椅子上，随时回答签证官的提问。也许是这个工作本身实在太过枯燥无味，也许由于是政府机构工作的严肃性，签证官们大多看上去面无表情，不苟言笑；但常常是一转身，和同事说起活来，他们就立刻谈笑风生，女签证官还可能眉眼间顾盼流连。观察从国家机器到人的瞬间的角色转变，于我也是无聊中的一个乐事。
可是，电子显示牌上的号码移动得越来越慢了。午饭时间到了，签证官们陆续离开，十几个窗口，现在只有两三个窗口还有人工作。我的号码是292。根据周密计算，一个小时以内绝对轮不到我。于是当机立断，出去吃饭——早饭就没吃，此时此刻，又经过这一早上饥寒交迫的折磨，饕餮一顿的愿望已经仅次于立刻拿到三年的签证。
在Noodle Time吃下一大碗热乎乎的乌冬汤面后，精神一振。反正这一天已经豁出去，反而不着急，随便什么时候签出来了。
回Home Office的脚步也因肚子里有了这碗乌冬面垫底而有了从容。路上有三辆救火车和一辆救护车前后呼啸而过。也许因为不是自己的国家，甚至也不是自己居住的城市，便不免隔岸观火的心理。另外可能是英国的防火意识太强了，街上常有救火车大呼小叫，从来没有见哪里真的着火。有一次跟人约好在University Center（大学中心）的咖啡馆见面，咖啡还没端来，就被工作人员不由分说地请出门，说有紧急情况——果然几分钟后，两辆救火车停在了楼下。别说火光，连烟味都没闻到一丁点。至于学院里这样的事就更多。在我们看来，这好像狼来了的故事。又有一次学院莫名其妙火警大作，而且连续不断，这说明不是演习。我先检查自己的厨房，确定没问题，就继续在屋子里念书——我
住二楼，真有情况我自信可以一步飞到楼下。可是刺耳的铃声足足响了半个小时，我忍受不了这噪音而给Porter（门卫）打电话，没人接；只好下楼去问个究竟，结果发现通往Porter'sLodge（门房）的门居然电子钥匙打不开——火警响的时候，所有的建筑物都只能出不能进。这时碰上忙着打开所有紧急通道的Porter，看到我懒懒地从房间出来，敲着我的脑袋说，我到期末会收到罚款的账单——火警响了不出来是违法的。
回到Home Office前，发现这些救火车救护车居然就停在Home Office大楼下。
一个人趴在地上。他并没有被抬上救护车。几个工作人员（不知是医护人员还是警察）在他身边量来量去。
旁边人告诉我，这个人是来申请政治避难的。刚刚自焚。
背后的故事，无从知晓。
四
292号终于显示在电子指示牌上。
是一个身材瘦小、留着小胡子的印巴人模样的签证官。
我的申请材料充分准确：最关键的是专门写给Home Office的学院信，证明我在剑桥大学东方系攻读博士学位，预计2006年结束学业；我的录取通知，奖学金证明，银行证明，在当地（剑桥）警察局的登记；过去一年的成绩单；以及填写好的延长英国签证的申请表，照片，护照——一样都不少。
我走过去打招呼：“Hello．”
没人理。我想隔着玻璃窗，虽然有扬声器，可能也听不清吧，便提高了声音：“Hello，there！”
还是没一个“〃Hello”回来。
也许签证官天天见人说话，特别辛苦，便把这一套繁文缛节都省了。
果然这位大人惜字如金，从头到尾只跟我说了两句话。第一句，问我签证费的收据呢，我赶紧呈上；第二句是“Take a seat，I will call you（找个座位，我会叫你）。”他显然是懒得跟我多哕唆，我也乐得少费口舌，便在第一排的正对面的座位上坐下来，离他的窗口只有一米，他的一举一动我刚好尽收眼底。
但见他在电脑前翻来翻去，想象不出是在做什么。后来他干脆离开了，我的护照和材料都还在桌子上，我更想象不出这是什么程序——难道回去喝茶吗？——快三点了。
我一派的高枕无忧，因为无聊，便开始读内部电视上Home Office的公告。像很多国家政府机关一样，承诺公正、公开和效率（We aim atfairness，openness and efficiency），这是他们的口号标语，读来也很有意思。他们甚至还开设一个专门的窗口，以供投诉。
签证官不时会瞄我一眼，看不出什么喜怒哀乐来。我当然也不关心他的喜怒哀乐，我只关心我的签证。
结果出来了。
我拿了护照没有立刻离开窗口。仔细看看，是一年——实在是出乎我的预料。
我问签证官，我读的是博士学位，学制三年，为什么只有一年的签证。
他说，因为他无法确定一年后我的学业成绩是否能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这种说法也不是毫无道理。因为博士生第一年结束时，通常要交First Year Report（第一年报告），只有通过了才能继续博士论文工作，成为PhD Candidate（博士候选人）；但是我的情形是，我是MPhil inFirst Instance，这意味着我第一年必须修MPhil的课程，并提交MPhil论文，如果达到五十分算通过，可以获得MPhil学位（相当于硕士）；达到六十分，才可以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但是MPhil这一年可以算在博士的三年当中。也就是说，读完MPhil，我直接成为二年级博土生。
我便开始向签证官解释，根据剑桥大学的学制，我的成绩已经达到了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条件，所以我应该拿到三年的签证。
他显然是很不耐烦，解释了两句，立刻扯了张纸条给我说，如果我对此存疑，可以向上申诉，他没有时间跟我多解释，他要处理下一个申请了。
在国内的时候，如果不小心买了什么假冒伪劣商品，我通常也不会真的去找消费者协会之类的组织，毕竟太麻烦了，我的时间可能比金钱更值钱。但是这次实在太可气，或者说太失望，而且这意味着过一年我又要跑到伦敦如此这般地折腾一番，外加破费二百五十英镑！我被这个念头气得七窍生烟，瞬间唯一存留的理智是：签证已经这样，护照在我手上，再也不可能更坏了。我拉长脸说，好，我找你们的投沂窗口。
但是并不指望真的可以改变什么结果——毕竟章已经盖上！签证历来有很大主观成分，比如，他说你有移民倾向而拒签，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太郁闷，至少要找他们理论一番，出出恶气。
我一脸愤怒地上楼，找到投诉窗口，向他们解释我的情况，抱怨给我一年是不公平的。负责处理投诉的官员果然至少是很耐心。他听完问我是哪个窗口处理的，说我应该跟签证官解释，我立刻有了更充分的抱怨的理由，趁机愤怒地控诉说，他根本拒绝听我的解释。当我振振有辞地说，既然我所有的证明材料都充分、有效说明我在渎博士学位，却只拿到——年的签证，那这个签证政策是不是意味着所有读博十学位的海外学生每年都要重新延签证，每年都要再花二百五十英镑？也许是Home Office刚刚实行延签证收费的政策，说到钱，他们立刻显得格外慎重，也许这个新政策本来就怨声载道吧，二百五十英镑毕竟不是小数，尤其对于学生来说。
按照我们中国人的理解，投诉通常不会再直接返回原来的当事人，因为要他当面改正错误至少看起来有些没有面子。可是投诉官员还是把我带回了原来的窗口，要他重新处理。签证官果然是黑着脸，对我视而不见的表情。他只跟投诉官说话，他的理由依然现在不能判断我一年后是否可以继续攻读博土学位。我气愤地说，从现在开始，准确讲是自从我的MPhil考试结束、论文交完到提交博土论文（那也就是我博士学业快结束的时候了），我再没有任何考试，如果现在他们不能判断我是否qualified（有资格的）继续博土学位，那一年后同样不能，那么新的签证政策是不是就是要海外博土生每年花二百五十英镑重新签证？这就是你们承诺的公正、公平和效率吗？
我原本情绪有些激动，结果已经这样子，原本就是想出心中恶气，但是没想到自己此刻argue（争辩）起来却格外冷静、清晰和条理分明。
虽然是我在说话，签证官却依然不看我，好像视我如无物是对我最大的蔑视似的。
他很低声音地同投诉官讲话，好像是说我的证明信仅来自一个叫Girton的学院，而不是剑桥大学。显然是更见多识广的投诉官立刻责备说，Girton就是剑桥的一个学院啊。的确如此，剑桥大学是学院制，凡是签证证明身份这—。类的事都是由学生所属的学院负责，大学直属的系只管学业的事。如果哪个自称是剑桥的学生申请签证拿的是大学开具的证明信，那倒一定是假的。
发现了这个常识错误后，投诉官立刻以上司对下属的口吻说，给我三年签证，即和我的学院信上证明的一样，也就是研究生院规定的攻读博士学位的最低时间线。
投诉官不容置疑地转身上楼去了。
签证官依然面无表情。让我到一边去等。
这时候是三点左右，但是直到下班前，我才拿回护照，和最后一拨申请人一起走出Home Office的大楼。
毕竟，结果是我期待中的。原来的一年签证被注销，旁边的一页重新盖了章：在英国的居留期限到2006年10月31日。
因为这一番波折，使原来就该如此的东西却有了种失而复得的惊喜和感慨。
也才发现斗争了一下午，肚子早就饿了。等不及回剑桥，就在火车上饕餮了一个大号汉堡。
命运的秘密
孙 颙
一
最初接触捷克哲学家哈维尔的文字，阅读时的感觉是不顺畅，好像有些别扭。细细一想，他曾经长时间在监狱里生活，由监狱那封闭的小窗，苦涩地遥望星空，不愿屈服的顽强的思维，便不经意地孕育出一种特殊的气质。后来，他著书立说，往往写下一些违反常理的惊人之语，应不足为奇。比方说，十几年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