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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凡人，小小的市民，日子是散在的珠子，信是线；用线串了珠子，日子便有了依托；任风雨怎样地变幻来去，日子也总会有秩有序地一粒一粒地过。
新年的三月，我买到新的住房了。我开始收拾整理，日日打包，准备搬家。
夜里，张华来，脸容收敛，端端正正，是少有的稳重认真，说：“我有个事情求你，髓便你做不做；如果你不做，也不用多说；你摇头我就走人。”
我说：“我做。”
张华把眼睛深深地看在我脸上，分明是欣喜我与她的好。张华拿出一条冥纸做的围巾，要我写上品牌名称，却是写托尔斯泰围巾。张华对托尔斯泰不熟悉，怕把名字写错。清明节快到了，张华还是要给老扁担做一做祭奠。不做她心里头怎么也过不去，这几天夜里老是有恶梦。老扁担这个人，清淡到了只是馒头就咸菜，因此张华也不打算扎元宝扎小轿车什么的，麻将电视机美元都不要，连冥币大钞都免去，只是几扎清水纸钱，几本书报，一盒香烟和一条托尔斯泰围巾。张华问我：“这是他的风格了吧？”
原来我以为，只有我窥见了老扁担隐藏很深的一面，现在才发现，人家张华仅凭直觉，早就知道了老扁担的品格。张华是这样的肃然，我自然是不可打趣取笑的了。清明节的扫墓，我只觉得是民间风俗，一向没有当真；一年一度，举行一些祭奠仪式，也是寄托哀思，也算踏青赏春。张华说她也一样，对于清明节和各种仪式，平常也不认真的；只是可怜老扁担这个人，几年来，在花桥苑，受的委屈真是海也似的深，还不谈在他们乡下是如何忍辱负重了；其实年纪也才五十出头，算什么老？这人还是走得太早了，走得又这样孤单与凄若，一条喜欢的围巾都没有给他陪葬的，不祭祭他，不给他送点东西去，那就是天道不公啊。张华这个张花裤子啊，她的道理，说得我还没有办法不服气。人家张华，与老扁担非亲非故，节气惦记得到，般般都做得到，这里头的举止，委实是侠义动人。
我便陪着张华下楼了。我们一起，把祭奠物品拿到花桥苑大门外的台阶上，一一堆好；张华用粉笔将这些祭品划了一个圈；点火焚烧。面对火焰，张华说：“老扁担，这是给你的东西，你来拿走吧。”张华把这句话，一连说了几遍，遍遍都像是在对真的人说话，平静和坦然。我们守候着这堆祭品，直到化为灰烬，看着一阵阵小风，无声地把它们卷走。月华在地，城市朦胧；四周公寓楼传来麻将声声，哗地推倒，达达达地码牌；再哗地推倒，再码牌；随之而起的欢声笑语里头，总让人感觉出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急躁与感伤；怎么说呢？人总要玩一点什么吧？怎么说都无奈何，一个民族，千秋万代的江山，就会这么一天天地过下去的，过成一段又一段的历史。
花桥苑的人家都看见，老扁担的儿子站在台阶上，看人打牌，人们在打“斗地主”；年轻人满脸都是急于参与的表情。年轻人也吸烟，吸的姿势却与他父亲绝然不同；他用嘴角叼香烟，脑袋歪着，眼睛乜斜，一只眉毛高，一只眉毛低，这是不正经的抽烟相。即便抽烟，也是有品相的；做什么都有品相；都有高低贵贱之分；都可以做得下贱下流；也可以做得端然有品——无论世上三百六十行。花桥苑人家又开始在大街上去叫破烂了，谁也不肯轻易相信他人；老扁担用七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信赖，都随老扁担去了。年轻人不懂，品性不可世袭，信赖也不可世袭，财富也传不过三代；他来花桥苑，是否吃得了他父亲吃过的苦？
张华送我。我们坐在自行车棚喝茶活别。徐迪娜抽泣着跑来，说真是不幸，她的波德也死了；波德一个不当心，欢快地飞进了她家沸腾的排骨藕汤汤罐里。
张华说：“哭什么！死也有死的不同，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有的那么痛苦，有的这样幸福；波德就是一只幸福的鸟。”
张华还是习惯毛式语气，人人都在自己的历史之中。我笑了。之后，我们不说话了，慢慢喝茶。花桥苑的九年，我没有白白度过，处处都大开我的眼界，人人都是我的大世面。生活无处不在，世面也无处不在，一切尽在不言中。我该搬家了。
2002年的元旦，一个朋友来电邮，写道：这个年份好，如此对称与平衡，百年难遇，是数字的好晶相，我们应该有一个好心情。朋友的话，说得何其好！任何好品相，都是难得。我摊开一张金色的贺年卡，用手指，轻轻抚摸2；002，一遍又一遍，轻轻的抚摸，心里想着：好品相当然是难得了！
2004年7月21日 一稿
2004年8月3日 二稿
写于沪上
灰舞鞋
严歌苓
被我们叫做小穗子的年轻女兵顺着冬青树大道走来。隔十多米站着一盏路灯，兮脏的灯光在冬雾里破开一个浑黄的窟隆。小穗子的身影移到了灯光下，假如这时有人注意观察她，会觉得她正在走向自己的一个重大决定。只有暗自拿了大主意的人，才会有她这副魂不附体的表情。她步子不快不慢，到了暗处不露痕迹地转过身，退着走几步，貌似女孩子自己和自己玩耍，其实想看看是否有人盯梢。
她背后的球场上正放电影，整个夜空成了列宁浑厚嗓音的共鸣箱。小穗子意识到，从这一时刻起她这个人就要有历史了。
她的前方是军营大门，立着持长枪和持短枪的两个哨兵。现在哨兵若有点警觉性，会认为晚上八点一个小女兵往军营外跑不是什么好事情。球场上放映的电影起来一声爆炸。
不久哨兵们看见的就是她的背影了，一顶棉军帽下拖两根半长的辫子。两个哨兵不约而同地对一个眼色：有十五岁没有？文工团的？她在岗哨前面毫不犹豫地打个左拐弯，看来目的地是早就决定下的。往左三百米是几路汽车的终点站，还有一个停业的公园，她在往那一带去。
很快路灯就稀疏了。汽车终点站和公园在这样的冬天夜晚都早早绝了人迹，连一贯在墙外转悠，想混到军营大院里看电影的街上娃娃也一个不见。这都很好，很理想，对一个情胆包天去赴约会的小姑娘来说，外在条件太漂亮了。
她现在站立下来。一边是马路，另一边还是军营的高墙，里面有喂猪的士兵和一群猪在对喊。只要站在这墙下和这吵闹里，小穗子就觉得安全。她没有手表，她还要等个几年才有资格戴手表。正如她还有几年才有资格谈情说爱。他是有手表的，因此她相信他不会迟到。
一个带锡箔纸的烟壳动了动，又动了动。不久，她发现自己一只脚勾起，另一只脚蹦着把它往前踢，把身体的分量提得很轻。踢几下，就踢出一种舞蹈来。左脚两下，转身越到它的另一面，换成右脚。她忽然不踢了，是个谈恋爱的人了，还有这么可笑的举动。她让自己站定，好好想想，抽屉锁上没有？是不是把假日记放在枕边，把真正的日记藏严实了？真正的日记要让谁看去，等于就把他和她自己全卖了。
她从军裤口袋拿出口罩，戴了起来。她开始检数在此之前发生的所有细节：暗号、密信的交接……没有破绽。小穗子是在最热闹的时分打出暗号的。当时是下午，排练刚结束，男女演员一片玩闹，她大大方方叫了一声：“邵冬骏！”他猛回头，见她正往练功服上套棉大衣。她用玩闹嗓门问他，练功鞋怎么会一只黑一只白。她知道他在等她的暗号，便把手举到肩头，捻了捻辫梢。这个手势他们打了半年多，纯熟精练。他马上把手放在军装的右边口袋里，表示他收到她的暗号了，他会立刻取她的密信。然后就是晚餐，执勤分队长宣布餐后的露天电影。她向站在第三排末尾的他转过脸，他明白她的意思：你看多运气啊，看露天电影是作乱的最好时机。再往后她看见他的手放在军装领口上。她放心了，表明他已把她藏的信取到了手。他们每天一封的信藏在公共邮箱下面，邮箱在司务长办公室门外。他们的信能安全走动半年，全仗了司务长的无故缺勤。洗碗池周围照旧是打打闹闹的，男兵女兵哄抢唯一的热水龙头，她向他发出最后一个暗语：不见不散。那是她刚在信中规定的暗语：把棉帽往后脑勺上一推。
这时她成了一个单薄、孤零零的黑影。几天前冬骏忽然问她：“能不能把一切都给我？”他那封信字迹格外笨拙，每一笔划都下了很大手劲，让十五岁的小穗子看出他的反常。他在闹着什么情绪。她难道还没有把“一切”都给他吗？每天在日记本上为他写一首情诗，还给他写两页纸的信，全是“永远”“一生”“至死”之类的词。于是她就有一点委屈地在信中和他讨论起来：难道她没有趁着演出的混乱一次次把手给他握？偶然几回，她跟他在舞台死角相遇，她让他紧紧抱住。他还要怎样的“一切”？
邵冬骏的回信字字痛苦，说她就是一堆空话，什么“永远”，什么“至死不渝”，小小年纪，怎么有这么多空话？
接下来她就向他发出了这个绝望的约会邀请。
她不完全清楚“一切”的容纳量，但她朦胧中感到，这天晚上将要发生的是不可挽回的，对于她是有破坏性的。二十二岁的排长邵冬骏今夜要带她亡命天涯，她也没有二话。
隐约听得见球场上观众的笑声。她的空椅子上放着她的棉大衣。人们也许会想，小穗子这趟茅房上得够久的。冬骏至少迟到三十分钟了。他比她要周全、老练，当然不能跟她前后脚地消失，他得拖一阵，和她拉开足够的距离。从观众的笑声她能判断电影进行到了哪一段，什么人物说了哪句著名的逗乐台词。一半已演完了。她坚信冬骏已朝她走来。被我们叫做小穗子的女兵在回忆所有细节时，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现象：这一个星期副分队长给她的异常待遇：对她健康的奇特关怀。副分队长几次唠叨，叫她例假来了不准隐瞒，“不然在练功房里‘浴血奋战’练死球了，英雄事迹不好写，光荣称号也不好封！”
副分队长叫高爱渝，是个活泼、丰满、骚情的连级军官，长相在舞台下也是主角。动不动就破口大笑，把大包大包的零食撒给下属们吃的时候，像个美丽的女土匪。舞跳得不好，但天生是领舞的材料。小穗子做梦也没想到，高分队长从一个礼拜前就把她所有暗语都看在眼里，一边看，一边给邵冬骏发指令，让他千万别暴露，要像往常一样以暗语答对，看看这个十五岁的小丫头下一步怎样作怪。
就在小穗子向冬骏那双有几分女孩气的纯情眼睛发出“不见不散”的哑语时，至少有七八个老兵一起停下了洗碗、漱口，静止在洗碗池周围。他们一动不动，一声不吭，看着要把“一切”都给出去的十五岁女兵。“一切”，把他们的脸都臊红了。他们是高爱渝的亲信，是头一批知道小穗子和邵冬骏秘密的人。
过后我们把事情看成是这样的：小穗子和邵冬骏的恋爱暴发在他一把将她从电缆边推开的刹那。这是一个近乎不真实的王杰、刘英俊式的英雄动作。它的发生距离小穗子要献出“一切”这个隆冬夜晚，整整半年。那是夏天，是夹竹桃、牵牛花疯狂开放的夏天。
那时小穗子成了一台舞剧里的当家龙套，灰舞鞋、粉舞鞋、绿舞鞋来回换，一不留神就穿错鞋。在这之前，别的龙套错穿过她的鞋，她只得套双小一码的鞋上场，把十个脚趾跳得血肉模糊。这天很好，她找着个清静角落，把各色舞鞋一字排开，按场次顺序搁好。演出接近尾声了，轮到最后一双舞鞋，是双灰色的，红军制服的灰颜色。她照例蹲不下来，因为汗把尼龙长袜紧箍在腿上。她照例向前一栽，让两膝顺势着地。只有一点不是照例的，就是她的手；她的手一般不会朝前送，去抓住什么，给膝盖一些缓冲。小穗子是个轻盈灵巧的女孩，真摔跤也不会像那天那样失控。大家事后说，那就是一个浅度休克，体力和汗水流失过多所致。总之，她失控地向前扑去，手抓住露在地板外的一截电缆。
谁都说小穗子当时并没有惨叫。只有邵冬骏一个人说，小穗子的嚎叫穿透了四把圆号，三把小号，二十多把小提琴，直达他的耳鼓。他还在五步之外吃冰棍，和一群人围在一个三面摇头的大电扇旁边。小穗子的叫声就在这种情况下穿过人们的忽略，刺进他涣散的听觉。他在一个蹿跳之间把冰棍扔得飞了起来，打在电扇上，爆起一蓬冰凉的雾。邵冬骏五步并作一步，已跃到小穗子身边，狠狠给了她一掌。在冰棍化作的冷雾消散之后，我们看见的就是倒在地板上的两个人：小穗子一动不动，邵冬骏也一动不动。从舞台上下场的人气喘吁吁地打听他俩怎么了。
两个人这才一翻身，坐了起来。邵冬骏指着那个电缆头，大声骂人，先骂小穗子找死，把手往电门上放；又骂舞美组杀人害命，居然把那么一大截电缆头露在外面。
台上要架火烧洪常青了，浓浑的血色光调中，《国际歌》升起。
台下剩的人几乎都围着邵冬骏和小穗子。两人都不好意思承认自己腿软得站不起来。沉重的圣乐般的旋律贯通在空间里。小穗子抬起眼，看着一身灰军装的冬骏，她眼里的泪水集到此刻，已沉重之极，成熟之极。
冬骏两手一撑地，跳起来。还是那个矫健男儿邵冬骏，眼神却是另一个人了。是一种恍惚、忧伤的眼神，为自己对这个小姑娘突发的情愫不解。他给她一只手，说，起来喽，没死还得将革命进行到底。她把手交到他那里，一个麻木绵软的人都交到他那里。冬骏就在很多双眼睛下面，把小穗子一直拉到侧幕边。他又给了她一掌，把她推上舞台。他的手触在她腰上，掌心一送，就那样，她像只被他放回森林的幼鹿，撒欢跑了。
从这以后小穗子和邵冬骏的事，我们是从她的悔过书和检查交待里得知的。还有她那本隐藏得很好的日记，也被解了密。在小穗子无法五天跑到汽车终点站去约会的那个夜晚，我们都渐渐注意到了她的空椅子。我们大部分人都还不知情，只觉得小穗子这天的行为很古怪。不过她在我们眼里，始终是有几分古怪的人。我们那时是天真无邪的少年军人，怎么也想不到就是这个小穗子，正站在黑暗里想着“爱”“私奔”之类的念头。她留在空椅子上的棉大衣蒙蔽了我们所有人，没想到她这是金蝉脱壳，实际中她正轻轻跺着脚，以减缓焦灼和寒冷，眼巴巴地望着亮灯的军营大门。
好了，一个身影闪了出来。
小穗子在看到那身影时周身暖过来。她转头向更深的黑暗走去，走了几步，停下，听听，听见——双穿皮鞋的脚步跟上来。她向马路对过走去，那里是公园的入口，虽然公园停业，却不断从里面抬出自杀的情侣。
她已走到公园大门口。铁栅栏被人钻出个大缺口，她就在那缺口边转过身，喊了声冬骏。
没人回答。她又喊了一声：“冬骏，我在这儿。”
“你在这儿干什么？！”
是一个陌生的嗓音。
她定住了。冬天遥远的月亮使小穗子的身影显得细瘦无比，细瘦的小穗子身影一动不动。陌生嗓音又把同样的问题重复一遍：“你在这儿干什么？！”
她的身影十分迟疑，向前移动一点，突然一个急转，向一步之外的夹竹桃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