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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事情还在后头，再没有什么设计师出现，所谓电脑出的设计图，被农民工扔在屋子里当废纸一样。我们责问他们。大多数农民工埋头不睬。有喜欢说话的农民工便忍不住说了：这是什么图？哄你们的啊，就在路边打字店随便出的图啊，都知道你们城里人好时髦，讲档次，就拿什么电脑设计图哄你们，其实你们这就是修理房屋嘛。又说：我们做自己的手艺，是不要看图的，也看不懂这鸟图。我们设想我们的房屋，应该是有统一的风格，细节上有和谐的搭配，等等。农民工说：鸟！然后，现场工头又赊账拖欠工钱，工人立刻偷工减料，消极怠工，与工头相骂争吵，颈脖上的血管怒张好像可以随时破裂，使用他们的家乡话，我们都听不懂；寡言少语的农民工，摇身一变，好像顷刻变成了一堆上海人，又好像变成一堆洋人，叽里咕噜，话多得又快又急，我们在一旁干着急；最恐怖的，是当场砸掉正在做的护墙板，背起工具走人。兴高采烈以为用批发价买了贵东西的我们，在大雨之后，重又沦为灾区。我们楼上楼下地乱跑，个个成了没头的苍蝇。我的身体本来不健壮，自然是焦头烂额，口角赤红，寝食不安，感冒连绵，衣着打扮一概懈怠，简直就没有个人模样了。
张华做梦也没有想到事情会成这个样子；成天皱着眉，苦着脸，每家每户安抚道歉。她与经理跳脚争吵，说：“你怎么是这种人！我再也不相信你了！”
经理哪里怕这样的威胁，嬉笑说：“嫂子啊，装修都是这样的啊。！这些农民工素质太差了，只认钱不认人，叫我有什么办法？”
张华说：“你不能不找这些农民工？”
经理说：“不找农民工找谁？现在城市里的人，谁还吃得这种苦？”
泥工做地面瓷砖，忘记塞住地漏；待我们发现，又要敲掉瓷砖；则水泥、瓷砖、工钱等等，又得支付一次。我们找张华，张华再找经理，便只有声嘶力竭地叫嚣了：“伙计啊！你别忘记是有合同的啊，我们要去法院告你！”
经理起初还勉强承受，到了被张华指上鼻子指上脸，腾地叉了腰，说：“好吧好吧，去告吧。我好怕。我的卵蛋都已经吓破了。”
张华说：“你这个婊子养的东西！”
张华到底是女人，粗话说不过男人；便拔脚跑回自行车棚，一屁股坐下，想想，觉得她从热心快肠做好事开始，落得现在是一身狗屎一身腥，也不知道怎么收场，便举了巴掌，把自己脸一打，嗷嗷地哭了。我们又只好赶紧宽慰张华。自然也有人，不愿意安慰张华，气鼓鼓地离开自行车棚，还留下带刺的话，说谁知道是不是有人暗地里得了好处，才鼓捣了这么一个拆烂污的装修公司。张华又只好打自己的脸，打得面红耳赤，哭得肠断气绝。
好在时间就是时间，它总是不会停顿。自行车棚里挂着一只圆型的石英钟，不管人间多少事，也不管张华怎样痛哭流涕，它从容不迫地走着，走着，这是一种铁定；装修工程，却也随着铁定的时间，在这乱七八糟的混战之中，渐渐完工。
电工做完了活，拿了钱，走了。管道工做完了活，拿了钱，走了。泥工做完了活，拿了钱，走了。木工的活路多一些，要做的长一点，长长短短，也是陆陆续续地走了。最后是油漆工，在日日的抱怨与争吵中，也还是要走的。这样一些农民工，来的时候，是陌生腼腆面孔；走的时候，却千人一面，个个都是要钱的铁面孔。花桥苑的大家，竟如送走了瘟神一般。有一些工人，也还是吃过人家的许多香烟和酒菜，连我都几次炖了肉汤送给我家工人，不知怎么，好意没有留下一点点；几乎所有的农民工，都麻木不仁，都无一点熟面的热络，也无打过交道的客气与尊重，这比装修本身的麻烦更让我暗自心惊。我小时候，吃夜宵，拿了搪瓷碗，跑半条街，特为要买王麻子的豆浆；那王麻子把做生意当作做生活，为人十分小意，凡吃他豆浆的人皆是他的客，回头再买豆浆便都要多给一勺；把你的碗装得满满的，还叮嘱小孩子当心，不要撒泼了，不要盯着碗走路，要看着前面的道走路。我们小女孩，盼过年，主要原因之一是有新衣服穿。进了腊月，我外公家总是要把裁缝请来家里，住下，为一家老少翻旧裁新，孩子们都得新棉袄花罩衣，年年请的都是去年的裁缝。进门双方都欢喜，互相作揖打躬，我外婆必定要说：“又要辛苦你了！”
裁缝师傅也必定要回礼，说：“哪里哪里，是我又要沾您家的光了。”
我儿时的中国，就像一位家道中落，流落民间的大家闺秀，尽管此前多少年青春岁月，都是兵荒马乱饔飧不继的日子，却依然敦厚蕴藉，举手投足，皆见生活的美意。要人见了人，有亲切；要人与人之间，有信义；做买卖是讨生活的手段，只是一个银钱的进出，没有更多意义的，更要紧更长远的，便是要把事情做出喜气与吉利来。所以民间百姓，都懂得这么一句话，说是：买卖不成仁义在。
却说现在我们花桥苑，十六家的装修如同打了一场人民战争。其实到头来，房子也还是装修了，农民工也还是赚钱了，结果却是两败俱伤，人人都恶心厌世。这是我在装修之前，没有料想到的，以为装修就是麻烦和累人。通过装修，对于现在的社会现实，才有了一个切身的感受，知道现在的人，起码的脸面都不顾了，和气生财也不懂了，只要浅浅的一点点眼皮利益。回头遥望，我们的河山，还是山高水远；座座城市，也是重峦叠嶂，却不知昔日美人今何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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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还有一个老扁担，他这个人，却是一眼没有让人看穿的。
老扁担也是一个农民工，没有什么手艺，专门做扁担，出苦力，搬运重物上楼；从一个骗局里出现在我们装修过程中。
那天，水泥黄沙砖瓦来了，卸在一楼的马路上，再无人管。
我们好奇地问工头：“怎么不把材料运上楼？”
工头反而惊讶地问我们：“你们怎么还不运材料上楼？我的工人正等着材料好做活呢。”
我们找经理质问，经理也是反而比我们讶异，说：“头几天的材料，都是我看在熟人的面子上，给你们搬运上楼了，我以为你们自己马上就会找搬运的，哪里还会老让我贴本做生意？”
我们生气了，说：“你在签合同的时候怎么不写清楚材料由我方搬运？”
经理说：“合同上也没有写由我方搬运啊？我只是装修公司，又不是搬运公司！”
一般说来，既然装修公司是包工包料，自然就包括了把材料买到装修工地了，怎么又冒出需要一个搬运公司？经理的强词夺理把我们气得两眼望天。工头赶紧出面做和事佬，说：“好解决好解决，现在外面大街上，扁担多的是，价钱也不贵，我马上给你们叫一个扁担队来就是了。”
工头当即用他半块砖头那么大的手提电话，给他表弟打了一个电话。他的表弟很快就带领一个扁担队赶到了，十余个农民工，个个怀抱一支扁担，扁担头上挽着一副麻绳。队伍很整齐，显然已经纠合好了，单单等在那里。而扁担队好像是来替我们排忧解难的，表弟理直气壮，向我们宣布，他会每日调配派工，保证及时把各种装修材料送进人家，并会以每担记工，到时候与各家结算，也欢迎各家记工，到时候与他核对，而每担材料的劳资，皆是市面价打九折，他哥哥在这里做工头嘛，他自然要给优惠价。扁担们齐齐地站在表弟身后，沉默地看着我们。我们十六户人家的装修主持者，面面相觑之后，忽然发出一阵激烈的议论，明白我们又挨宰了，除了装修款之外，我们还要额外支付一笔扁担们的费用。
表弟并不着急，也不听我们的议论，他吸着香烟，抖着单腿，拎着的，也是与哥哥一样粗壮的手提电话，夏日的热风，把他的丝质T恤衫，吹得飘飘飒飒。表弟等了一会儿，说：“诸位老板，利索一点，他们都是靠卖力气吃饭的农民工，一天不做一天没得吃，请尽快决断不要耽误他们到别处找工。”这个年轻人，已然是老江湖，流气十足，学会了拿话打人，很是遭人厌恶。扁担们仍旧沉默着，眼睛转到别处，显然有一些看不起我们的不利索了。
结局是沉痛的。我们—卜六户人家都毫无办法。自己又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眼前又已经开工，耽误一天还要付出一天的工钱。所有的慷慨激昂，在表弟的胁迫下，都归于沉寂。我们只好接受这个扁担队。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就不可以厌恶表弟，连同厌恶表弟身后的扁担们。
我们对表弟的姓名毫无兴趣，需要的时候，就叫他表弟。我们对扁担们的姓名也毫无兴趣，一律地叫他们扁担。其区别与标识，便是个人特征。矮个子的，叫矮扁担；高个子的，叫长扁担；年轻小伙，叫小扁担。其中有一个男人年纪比较大，看起来介乎中年与老年之间，动作也迟缓与沉稳一些，大家暗忖，或许他挑贵重的东西和容易破碎的东西比较合适；这个男人，便是老扁担了。老扁担最不爱说话，几乎就是一个哑巴。老扁担也最老实，叫一声老扁担，他便应声过来，等候吩咐，没有一点故意推搪，也不挑肥拈瘦。
便是这样，不到一天，表弟又有了新花招。表弟说：“各位老板，发现了一个新情况。我是救你们的急赶来的，没有事先考察，这次的十六家，哪里晓得就有八家是八楼，又没有电梯。各位老板，请你们设身处地为扁担们想一想，每天挑重担一趟趟爬八楼，这活怎么受得了？我派谁谁愿意去？”
我们已经十分厌恶这个汕腔滑调的年轻
人，便说：你直截了当地说，你要叫干什么？
表弟不在乎我们的厌恶，继续他的油腔滑调，说：“诸位老板，上八楼加楼层费，按搬家公司的例再给八折优惠，每层楼每担加五毛钱。”
我的计算能力很差，也不知道一共共又要付出多少钱；我自己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人说加钱就加钱，还能够怎么样？工鸿图聂文彦夫妇计算能力很强，且习惯于精打细算过日子，洗衣粉与快餐面，多重的包装最划算，也都是他们告诉我。他们两口子只是对了对眼神，心里就有数了，聂文彦就小声提醒我，说装修成本因此又提高了百分之几。
八户八楼的人家，面对表弟的精明，又气恼又觉得自己是占不住道理：八楼的确是太高了，用的力气与一楼的确完全不能相提并论。有人也就笑笑，说：再优惠一点好不好？表弟为难了半天，吃了天大的亏一般，咬了牙，说：“好，我不赚钱算了！四毛五厂
我们忽而又感到好笑，四毛五分与五毛又有多大区别？还承了表弟这么大人情，实在无趣；于是也就忍气吞声，各自讪讪散去。聂文彦却再也忍耐不住，嘴皮咬了又咬，咬得通红，道：“街头一个小混混，还把我们当把戏玩，真是搞邪了！我得和他谈谈！”
王鸿图喝了一声，表弟过来，站住。聂文彦说：“你不要卖嘴皮上的乖，你真的不赚我们的钱，就少收一点扁担的管理费。每担两毛五分。怎么样？”
表弟说：“这怎么说呢？八户人家，刚才都说好了，都点头了。”
聂文彦说：“我们没有点头。我不管别人，只管我们八楼的两家，每担两毛五！”
表弟说：“老板，那我要得罪你们了。我要一碗水端平，都是四毛五。”
聂文彦说：“表弟，我告诉你，做事情不要太黑。你在这一带做扁担生意，是不是？告诉你，我一个弟弟在城管部门，一个弟弟在派出所；你信不信？”
表弟马上做出举手投降状，冷冷地说：“我信！我绝对信！我怕你。你们要宰我，那是小菜一碟，请高抬贵手。只是这里有八家，依你的价，我做不起，我也派不出这个工。”
聂文彦说：“我自己派工。我自己找扁担淡。你不许背后捣鬼就是。我告诉你，我们就是不信邪，就是不信屠户死了要吃整猪肉！”
王鸿图走过来，狠狠地盯着表弟。在他们夫妇俩严厉的注目之下，表弟再次举手投降，表示默许。聂文彦拉住我，马上去找老扁担。老扁担不说话，双方谈不起来，单是聂文彦说。聂文彦对老扁担说：“我和表弟谈好了，你和他没有关系了，他不再派你的工了，以后你就专门负责挑我们这两家的材料，完工以后，我们两家与你单独结算，你听懂了没有？”
老扁担好像没有听懂，一点态度都没有。聂文彦把同样话，又强调性地重复了一遍，老扁担好像有一点明白了，他拿眼睛去搜寻表弟，好像还是不放心，要得到表弟的亲许。聂文彦立刻搬出了她的两个弟弟，告诉老扁担不要怕表弟，不要有顾虑，表弟答应过了，他肯定不敢为难老扁担的。好说歹说老半天，最后，老扁担终于点了一个头。我们几乎是感恩戴德的。聂文彦给了老扁担一个苹果。王鸿图点燃了香烟送老扁担一支，又在他左右耳朵上，各夹了一支。
此后，我们两家的材料，果然都是老扁担一个人挑上来。即便发现水泥袋破了，我们也不说重话。双飞粉沿楼梯一路泼撒上来，老扁担还没有知觉；砖头与瓷砖挑上来，破碎的不少。聂文彦很是心疼，又要发脾气，又怕再也找不到扁担，只好忍气吞声地恳求老扁担。聂文彦正正地捕捉住老扁担的眼睛，委委屈屈地说：“老扁担，请你当心一点好不好？我们都是普通工薪阶层，上有老下有小，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你知道不知道？”老扁担只是躲着眼睛，不言语。在一旁做活的农民工，就哧哧笑。聂文彦恼了，转过去吼那个农民工：“你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调皮的农民工不肯认输，说：“我又不是笑你，我是笑老扁担，笑他像一个哑巴，像一块木头，像一个大苕。”调皮的农民工话里有话，听起来是在贬老扁担，其实还是在护老扁担。聂文彦急，却又觉得自己的身份，不合适与一个农民工争口争嘴；何况就算聂文彦口头上赢了，农民工做活的时候，整蛊你家，那是现成的，少用一把钉子，你家地板，不久就可能松动起翘。聂文彦便放过了农民工，捂了自己的嘴，过来我家，立在阳台上，用力点着自己的心脏部位，笃笃响，说：“我这里难受！心里窝啊！”
下一回，老扁担挑上来玻璃与镜子，却还是碎了边角。聂文彦说：“老扁担哪老扁担，我叫你老祖宗好不好？我敬请你当心一点好不好？”老扁担总是没有言语的，低着头，抱着扁担，僵直地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