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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简单地谈了一下如何与白厅携手合作，这在技术领域方面是极为重要的。二十分钟以后，大家都感到无话可谈了，于是秋克·怀特便作了总结。
“赖特先生，我的意见是我还不能肯定我们安全局是否需要你这样的动物来工作。”他停了一下说，“但是如果你准备试一下的话，我们也愿意。”
这种拘束的气氛缓和了。委员会的成员们陆续从桌子后面站了起来，我和他们谈了几分钟。当我正准备告辞退场时，狄克·怀特向我点头，示意我到屋子尽头他那张书案旁。
“彼得，你先跟休·温特博恩在A 处二科干。马尔科姆负责安排任务，我已经告诉他，我希望你主要搞D 处的工作，就是苏联问题。”
他的手指轻轻地弹着案头的日记本，眼睛注视着窗外肯辛顿那边俄国大使馆的方向。
“我们耗尽了心血也没有战胜他们。”怀特啪的一声合上日记本。他希望我能交上好运，使事情有起色。
午餐以后，我又回到六楼。按例行手续，人事处处长约翰·马里奥特得跟我当面谈谈。战争期间，马里奥特是双重间谍委员会的秘书，这个机构使军情五处在战时大获全胜，它在纳粹情报部门内部发展了十几个双重间谍。战后他在安全情报局中东部工作，以后才回到莱肯菲尔德大楼。他是一个很受信任的官员。
“我们只是随便谈谈，了解一下你个人的背景情况。”他说，同时用一种与众不同的共济会式的握手方式跟我握手。这时我想起父亲也是共济会的成员，难怪我第一次跟父亲谈起要正式去军情五处工作时，他绕着弯子劝我加入共济会。
“必须确认你不是一个共产党人，这你应该明白。”他那说话的口气仿佛认为这种事是为军情五处所不容的。在卡明向我进行最后摊牌的前几个星期里，我就听说有一个局长秘书室的退休警察到马尔科尼公司对我的一切进行了例行的调查。人事处处长跟我面谈后，我没有受过任何其他审查。虽然当时正是军情五处为整个白厅范围内建立一套严格的审查制度之时，可直到六十年代中期，军情五处内部才逐步实行系统的审查。
马里奥特的写字台上什么也没有。我猜想这次谈话被录了音，存入了我的档案。马里奥特虽然对这次面谈进行得非常慎重认真，可是只问了几个问题。
“你年青时是个狂热的左翼分子吧？”
“也许有一点吧。我在三十年代当过工人教育协会的教员。”
“是个道地的共产党人，对吧？”
“在康沃尔不是这样。”我回答说。
“你在一九四五年投过工党的票，对吗？”
“我想军队里的大多数人都投了工党的票。”
“那么，你现在是个中间派了？”
我告诉他我憎恨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似乎对我的长篇大论感到满意。接着话题又转到我的个人生活上。他在这个问题上兜了半天的圈子，最后问道：
“你过去喝醉过酒吗，不管什么原因？”
“我这一辈子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失态。”
他打量着我。
“有人找过你做秘密工作吗？”
“只有你，没别的人。”
他差点笑出来。但很显然，这句话他已听了无数遍了。他打开写字台的抽屉，拿出一张表格让我填写，包括直系亲属的情况。就这样，我的审查算是通过了，难怪菲尔比、伯吉斯、麦克莱恩、布伦特等那么容易就混过了审查这一关。
在我正式进入A 处二科工作之前，我和一个刚从大学毕业的年青官员在一起接受了为期两天的训练。训练课题由一个名叫约翰·卡克尼的人负责。卡克尼是一个严厉的沉默寡言的官员，我和他的关系相处得很好。他有时非常凶狠，但我很快就明白了，他只是厌恶对刚来的新手进行素质训练这种工作。他与军情五处的其他官员完全不一样，他不甘于这种千篇一律的枯燥生活，喜欢闯荡，我行我素，认为五处以外才有开阔的天地。所以，后来他离开了五处，去做生意，并获得了巨大成功，我对此并不感到奇怪。他先在维多利亚投资公司干了一阵，后来又去王室地产公司工作，担任过伦敦港口总裁。现在约翰·卡克尼是西部直升飞机公司的总裁。
卡克尼训练我们时，按照惯例给我们讲了军情五处的法律地位。
他直言不讳地说：“安全局（军情五处）没有什么法律地位，在白厅范围内不可能有一个正常的地位，因为它的工作常常违反一些清规戒律和法律。”
卡克尼描述了许多可能发生矛盾的情况，譬如，未经授权私闯民宅，或者侵犯个人隐私。 他清楚地告诉我们， 军情五处是在第十一诫的基础上展开活动的，即“你不能被人抓住”，一旦被人抓住，军情五处是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人的。他还告诉我们如何同警察取得联系，一旦出事，警察随时随地都可以来帮助军情五处的，特别是你遇到了适当的人时，事情就会逢凶化吉。但是安全局和特别处的警察的关系一直很紧张。
他说：“他们很希望干我们这行，我们却不希望于他们那行。”
卡克尼把现行的军情五处的内部通讯录给了我们，并给我们讲解了五处内部的组织结构情况。安全局有六个处：A处管物资；B处管人事；C 处管安全保卫和审查整个政府机构的人员；D处负责反间谍；E处负责殖民地的情报工作，以及马来亚和肯尼亚的反叛乱行动；F 处是国内监视中心，主要监视英国共产党，特别是它与工会运动的联系。
卡克尼顺带稍稍提了一下姊妹局——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情况，白厅的大多数人更习惯称它为军情六处。他给了我们军情六处的标准通讯录，并告诉我们，我们与军情六处保持联系的部门很少，只有军情六处的反情报处和负责共产党事务的一个规模很小的研究室。这些机构在我加入军情五处后不久就撤消了。卡克尼讲到这些事就变得小心谨慎。直到后来，我同军情六处的技术人员建立了联系时，我才发现这两个局的矛盾很深。
训练结束了，我们去拍了照，领到了军情五处的出入证。卡克尼把我们介绍给一个来自C 处的特别处退休警察，让他教我们如何保管文件。他告诉我们，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得把文件带出办公室，办公桌的抽屉里不能放任何文件，离开办公室哪怕十分钟时间，都得锁门。他还告诉我使用的那个组合保险柜的锁码，还说局长的保险柜里存有该锁码的复制件，这样上级领导无论白天还是夜里，都能从一个官员的保险柜里取到任何文件。这些措施都非常切合实际，我禁不住把这与薄弱的人事变动审查环节进行了一番比较。
一个星期过去了，卡克尼把我带到一间办公室里。这间房间里除了一张放着录音机的桌子外，什么也没有。他从橱里拿出好几盘大录音带。
“给你，”他说，“这玩艺儿会把一切告诉你的。”
录音带的题目都标在卷轴上：《英国安全局简史》，盖伊·利德尔供稿。他是该局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一年间的副局长。在军情五处的史册中，利德尔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头面人物。他于一九二七年从特别处调进军情五处。他在特别处时，独立地负责搞针对苏联的反间谍计划。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以非凡的毅力和满腔热情主持着军情五处的反间谍工作。一九四六年，他成了安全局最为理想的局长候选人。但是，艾德礼首相任命了一个名叫用西·西利托的警察当了局长。这一人事变动无疑是给军情五处当头一棒。艾德礼怀疑军情五处是一九二九年齐诺维耶夫信件一案的主谋。利德尔好容易才克制住了自己的不满，在西利托手下尽职。可一九五一年，他受到了伯吉斯和麦克莱恩这起丑闻的牵连。他一直与伯吉斯保持着友好关系，既然伯吉斯已人去楼空，他还有什么奔头呢？他感到身心交瘁，不久便退休了，到原子能委员会去任职。
我小心地装好磁带，戴上耳机，一个柔和优雅的声音描述着英国安全工作的秘史。军情五处是在一九O 九年由弗农·凯尔上校创建的。当时国防部意识到，迫在眉睫的欧洲冲突，至少需要一小部分反情报人员。战争爆发不久，所有在英国活动的德国间谍几乎全部被军情五处一网打尽，这显示出了它的卓越战绩。利德尔热烈地赞扬了凯尔的丰功伟绩，认为他是从零开始，凭着自己的毅力把军情五处建成了一个声望很高的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军情五处的预算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军情六处喋喋不休地到处游说，企图吞并它的竞争对手，可是凯尔精明强干，保持对军情五处的控制，并逐渐扩大了它在各方面的影响。
一九二七年，军情五处成功地对全俄合作社学会进行了突然搜查，这使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声望达到了顶峰。警察在军情五处的授意下，对苏联贸易代表团办事处和全俄合作社学会在摩尔盖特街四十九号的办公地点进行了搜查，发现了大量的间谍材料，从而使军情五处内部一致认为新成立的苏维埃国家是英国的主要敌人，应该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来对付它。这一认识被三十年代接踵而来的间谍事件进一步深化。一九三八年，苏联企图派遣由西·格拉丁工程师打入伍尔维奇军火库的案件是所有这些案件的代表。格拉丁受雇于该军火库，是个老共产党员。军情五处出色的间谍专家马克斯韦尔·奈特非常成功地安插了一名女特工人员在苏联，她把苏联的密谋计划全盘托给了英国。
一九三九年，凯尔已经年老不支了，利德尔也对军情五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准备工作中的失误作了反省。丘吉尔任首相后，决定大幅度调整白厅班子，使白厅绝对服从于他。凯尔的离职只不过是个时间的迟早问题。尽管利德尔对军情五处失去凯尔感到痛心疾首，但同时又对新上任的局长戴维·皮特里爵士表示热烈的欢迎。皮特里负责招募了一大批天赋很高的知识分子，在他的主管下（以及利德尔的配合下，这一点虽然没有提及），著名的双重间谍制度产生了。踏上英国国土的德国间谍，要么被俘，要么就让其回到德国最高统帅部去提供假情报。这种活动非常成功，使德国人无法准确知道盟军大规模进攻欧洲的登陆地点。利德尔对战时的军情五处的工作有一个简单的评价：“情报史上不同头脑的最佳结合。”
利德尔的讲述只谈到战后。老实说，他的讲座很粗糙，虽然谈到了各种案件和事变，可谈到军情五处如何长期不衰的成功之谜时，他就离题万里了。他很清楚，战后那段时间里的军情五处是没有什么地方值得炫耀的，其原因得追溯到三十年代。他没有提到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也没有提到这两个人的存在意味着什么，更没有提到他和怀特在四十年代后期就知道的被耽误已久的庞大的现代化规划。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利德尔都是一个很可悲的人物。由于他有才华，在安全局深得人心，完全配称英国战时情报优势的主要缔造者。可惜由于他与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交往，没能使自己平步青云如愿以偿。从他在录音磁带里的声调听出，他仿佛是在一间黑暗的屋子里喃喃自语，为他所蒙受的厄运进行辩护而追溯历史。
我还听了狄克·怀特关于俄国情报部门的讲座录音带。它显然是在为刚进安全局的低级军官所举办的一次讲习会上录制的，能听到听众的笑声。怀特很喜欢讲几句幽默话，他的口才带着浓郁的牛津剑桥学究味。他的演说流畅自如，常常插入双关语、警句和引用俄国文学作品。怀特在苏联事务方面极有声望，在担任局长之前，他就是B 处（原反间谍处）的处长。
他绘声绘色地谈到俄国人是如何沉醉于秘密工作，现代克格勃是如何从沙皇秘密警察演变而来的。他分析说明了克格勃对于布尔什维克的历史重要性。他的分析非常透彻而富有说服力。在这样一个庞大而又常常潜伏着敌意的国家里，俄国情报部门是党的领导的保证。他还谈到，为什么英国情报部门和俄国情报部门在玩弄间谍手腕中要不可避免地成为主要对手。两国的秘密工作和情报工作都具有悠久的历史，都反映出了各自民族特征的稳重和耐心。他说，“我们的美国堂兄”的热情和过于性急的活动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座的听众都乐了。
怀特的演说虽然漂亮，但他却基本上是一个正统派人物。他信奉时下最时髦的“遏制”苏联的主张，认为军情五处在压制苏联在英国间谍活动的影响方面，会起一个重要的作用。他一再提到激发共产党人的动因，提到在全俄合作社学会发现的那些文件。这些文件表明，俄国情报部门有颠覆英国政府的企图。他非常重视正在白厅实行的新的审查制度，认为这是防止俄国情报部门渗入英国政府的最有效的办法。
他认为军情五处正处在一次大的变革当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在他的引导下才会如此。他给人最清楚的印象是，他那种为安全局工作感到强烈的自豪的情绪。他的这种感觉，一直保持始终，甚至在他离开军情五处调进军情六处之后，还依然存在。他是个实干家，深信他苦心经营的组织会保持它们应有的风貌。这促使他尽力做一个受人爱戴的人，尽管他始终是一个保持分寸的禁欲主义者。
训练快结束时，我开始参观这幢楼，由卡克尼或温特博恩陪着。整个环境非常拥挤，一间办公室有四个官员。看来我算是受到了优待，在六楼单独有间办公室，其实这只不过是一间放零碎东西的工具室。休·温特博恩的办公室就在隔壁。空间问题是军情五处与军情六处长期不和所造成的后果。战争结束时，曾拟定了一个成立情报部门的联合办公楼的方案，让两个部门合用，并在霍斯费里路选定了一块地方作为盖楼的地点。但是多年来，两个部门的一个工作小组为如何具体分配办公空间争吵不休。由于金·菲尔比事件，军情五处暗自抱怨说不能相信军情六处。这个问题一直持续到了六十年代都未能得到解决，直到军情六处后来搬到泰晤士河对面他们自己的办公楼——世纪大厦，事情才算了结。
从某种意义上说，白厅在这种空间分配上的优柔寡断，说明了它在处理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的关系上没有一个正确而清醒的头脑。七十年代以前，情况还是不见有多少好转。到了七十年代，军情五处才说服了财政部拨款，让它搬到专门的、永久性的总部——柯曾大厦。在搬到柯曾大厦之前，办公室空间的拥挤问题只得靠短期租借房间来解决。最先租借的房子是在柯克街，它是C 处在五十年代最热闹的中心。接着莫尔伯勒街的一幢办公大楼又成了六十年代的反间谍中心。我们如果要查阅机密文件，就得穿过索霍市场，那里有跑江湖的、卖花的，还有腐烂的蔬菜叶。这种安排也许很适宜，但却不切实际。
在五十年代，军情五处好像被战争时期就沉积下来的一层厚厚的灰尘所覆盖着，整个组织就像狄更斯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