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唯一的建议就是在爱尔兰共和国的电话线上安装一个窃听系统。爱尔兰共和国通过边境的线路都隐蔽得很好，而临时共和军的重要通讯都是从共和国西海岸传送到都柏林的。我设计了一个方案，用一个小包装箱的窃听机来截取从英国驻都柏林使馆阁楼发出来的微波。尽管军情五处批准了这一计划，但外交部却否定了这个计划。当时就要签定森宁代尔协定了，外交部非常害怕有关这个计划的消息泄漏出去。我向他们指出，塞浦路斯的根本教训就在于没有一个决定性的安全优势，因而政治谈判极不稳定。但当时他们听不进去，因此后来森宁代尔协定的流产对我来说就毫不意外了。
都柏林计划没有实现，我很失望。从这件事我看到，官僚们对局势的控制已经到了专横的地步，二十年前我们是可以毫无顾忌地处理这件事的。我曾建议研究一下对临时共和军安装伪装炸弹的可能性。这一计划在军情六处的协助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正如当时我们在塞浦路斯的格里瓦斯的电话线上安装伪装接收机一样。但这次就连军情五处的负责人员也很害怕，拒绝对计划作进一步研究。
“这是谋杀。”他们说。
“他们每天都在残杀无辜，”我说，“你们认为英国人民会希望我们采取什么政策呢？”
爱尔兰局势是使军情五处对国内问题发生决定性改变的因素之一。六十年代的学潮到了七十年代初逐渐被罢工所取代，一九七二年的煤矿工人罢工以及连续不断的汽车工人罢工对希思政府的决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收集有关国内颠覆活动的情报。
这也是军情五处头儿最敏感的一个领域，需要一位有魄力的人物来保持他和整个五处的独立地位。汉利上台前后的情况说明，他事先没有应付这种压力的准备。琼斯当年一贯维护军情五处的独立地位，而汉利则决定听从上级的命令，尽量向他们提供大量的有关国内问题的情报。
按照传统，K处一直在军情五处享有最高的威信，而F处则是军情五处的一个穷亲戚，有能力的官员都不到那儿去。F 处的工作一向不负责任，而且主持F 处的是个整天乐呵呵的酒徒。汉利上台以后，对K 处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却对F 处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此，我们就失去了包括迈克尔·麦考尔在内的一大批功绩卓著的反间谍官员。
然而这一变动的潜在危机出现在我退休以后。一九八一年约翰·琼斯爵士被任命为局长，他是汉利的新组织中F 处的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终于在最高宝座上立稳了脚根。他是继霍利斯以后的第一个没有反间谍工作经验而获得成功的局长。他是一个十足的F 处官员，他的任命充分说明军情五处中心力量的决定性转折。
汉利上台后不久，曾召集A处和F处的高级官员开会，讨论怎样确定军情五处变化中的首要任务。会议一开始，汉利就作了关于国内颠覆活动情况和他称之为“广泛的左派势力”问题的报告。他说首相和内政部要求我们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这个目标。然后，他又让F 处的一名叫做戴维·兰塞姆的野心勃勃的青年起来发言。他简略地汇报了一批左翼团体，如工人革命党、社会主义工人党等组织的结构和活动情况。
汉利很喜欢搞讨论会，这个会几乎开了整整一天。F 处要求放宽对窃听电话和截查信件的限制，并希望同邮局建立更加密切的联系。由于敌人是分散的，他们必须依靠通讯来建立联系，因而依靠通讯来找问题是惟一的方法。约翰·琼斯善于鼓动。他宣称，F 处所需要的技术资源应由K 处来做主，因为指挥间谍已经不能作为掩护的主要手段了。首先他不能让他的官员们打入这些左翼团体，因为他们大都生活淫荡，军情五处甚至连一个官员也不愿意为国家作些牺牲。换言之，如果招募间谍，必定要冒社会生活和丑闻的危险，因此，惟一的办法就是使用技术手段。看来，汉利是同意琼斯的。
但我却从另外一个角度谈了间谍的价值。
“如果你想监视这些团体的话，应当使用间谍，”我后来私下对汉利说，“如果你把所有技术经费都用于对付他们的话，将来就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对邮局终究不能像对自己人那样信任，邮局是肯定会出差错的。”
我对于计算机工作小组的看法也一样。我很快明白了F 处对计算机小组有兴趣主要在于建立广泛的计算机网络，主要是同纽卡斯尔全国保险计算机公司的网络。过去我们总是可以从全国保险记录中得到材料，只要我们真正需要的话。我们在那里有几个秘密工作人员，一旦我们需要什么资料，就可以和他们联系，然而这与他们所要建立一个直接的计算机网络完全是两回事。
我并不是唯一被这些变化搅得心烦意乱的人，在老的反苏情报官员中还有不少人也对此不安。我们看出，以前的辛勤劳动将在追踪这些无足轻重的左翼团体中丧失得一干二净。再者，向计算机时代进军意味着降低情报人员的价值，以后我们将成为数据处理员了，只要按一下键盘，就可以扫掠成千上万的姓名。
在最后的几年中，我愈来愈多地听到人们感叹“情报工作的乐趣已经消失了”。
汉利却没有意识到他将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说出来会让人相信的，当我们闯入苏联外交人员的住宅时，公众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但我们在大范围内搞监视活动，则将引起不堪设想的后果，人们会说我们在搞“专制主义”。
D 处的老一辈官员认为工人革命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和核裁军运动等团体与该处的宗旨关系不大。诚然，我们应当注意他们的行动，这样我们也就满足了，因为他们并不是克格勃的主攻目标。克格勃的主要目标仍是情报部门和文职部门，而六十年代，工会和工党也日益成为他们的目标了。
六十年代以来，军情五处的档案里有一大批有关克格勃对工会和工党进行渗透的材料。这些材料主要来自两个捷克叛逃分子：弗罗利克和奥古斯特。他们列出一批工党政治家和工会首领的名字，说他们是东方集团的代理人。他们当中有些人确实被挖了出来，例如议员威尔·欧文一案。欧文承认曾在十年当中向捷克斯洛伐克的情报人员提供了情报，他因此而得到成千上万的英镑。然而在一九七0 年起诉时，则因为欧文没有接触过机密，而那个捷克叛逃分子又没有在欧文受审时提供文件证据，因而欧文被无罪释放。
汤姆·德赖伯格是另一名被捷克叛逃者所提到的议员。我要亲自见他，他最后终于承认他财迷心窍，正在为捷克上司提供情报。后来我们又对德赖伯格盘问了一阵，他除了提供了一些有关工党某些人的桃色新闻外，再没有提供我们感兴趣的事了。
德赖伯格所提供的情报中值得一提的是，他曾把他的公寓借给一位内阁部长，以便这位部长能和他的情人幽会。德赖伯格企图查明这位部长新欢的身份。一天傍晚，部长离开公寓后，他搜查了房间，发现一封写给工党著名女党员的信。德赖伯格说当时他委实吓了一跳。后来他向部长谈了这件事并提醒他小心，防止他的行为成为社会生活的话柄！德赖伯格肯定把这些事告诉了他的捷克朋友们，他对工党内部机密的关心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
捷克叛逃者说，另一个为他们工作的议员是约翰·斯通豪斯。我们曾对他进行了口头审讯，当时哈罗德·威尔逊也在场，斯通豪斯矢口否认他的罪行，我们只好撤回了对他的起诉。
这就是形成军情五处与首相之间曲折关系的前后情况。人们写了许多关于哈罗德·威尔逊和军情五处之间的关系的书，但其中有些情况不够准确。我以为哈罗德·威尔逊和军情五处的故事应起始于一九六三年休·盖茨克尔的逝世。盖茨克尔是威尔逊以前的工党领袖，我不仅认识而且非常崇敬他。我是在黑河航海俱乐部认识他和他的家人的，我记得在他去世的前一个月，他还告诉我他要去苏联。
盖茨克尔去世以后，他的医生同军情五处联系要求会见安全局的人。反苏联间谍工作负责人阿瑟·马丁去接见了他。医生向马丁解释说他对盖茨克尔的去世感到不安。他说盖茨克尔死于一种破坏人体器官的疾病，叫做扩散性狼疮。他告诉马丁，这种疾病在温带气候的国家是少见的，而且无法肯定盖茨克尔最近去过什么可能传染上这种疾病的地方。
马丁建议我到波顿草原，即国防部化学和微生物实验室去一趟。我去拜访了化学武器实验室的负责人拉德尔博士，向他征求意见。他说没人知道一个人是怎样患上狼疮的，有人怀疑狼疮是由一种真菌引起的，他也不知道患狼疮的人是怎样把这种病传染给别人的。我回来后根据上述情况写了个报告。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戈利金主动交待说，在他最后几年的间谍生涯中，曾同克格勃的“潮湿事件”处，即十三处有过交往。这是一个专管暗杀行动的处。他说在他离开前，曾听说这个处正在计划暗杀一位欧洲的高级政治家，以便在最高领导位置上安插自己的间谍。他不知道暗杀计划在哪个国家进行，但却说十三处的处长是罗丁将军。罗丁在英国呆了许多年，由于升任十三处处长而调回国，他对英国政界的情况一定很熟悉。
我们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因为拉德尔博士说狼疮的感染渠道不清。我便同吉姆·安格尔顿商量。他说他要查查苏联的科技文献，看看他们是否了解狼疮病。过了一两个月以后，他寄了一份狼疮病的论文给我们，这是他从一份俄文科技杂志上翻译过来的。这篇论文是几年以前发表的。安格尔顿说，在所有能查找的苏联文献中，他们只找到这篇论文。根据这篇论文，苏联人在小白鼠身上做实验时发现狼疮是由一种特殊的化学制品诱发的，但用这种特殊的化学制品暗杀盖茨克尔不太可能，因为在人体内诱发狼疮需要使用大剂量的化学制品，而且还得经常使用。我把这篇论文送给拉德尔，他对苏联在这方面的研究水平感到吃惊。他确信盖茨克尔不可能被有毒的咖啡或饼干毒死。但他说这篇论文是七年前发表的，因此，如果苏联人一直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那么现在可能已经发明了小剂量的，甚至只用一针就可以致命的药物。他说除非做大量的科学实验，否则无法证实这一猜测，但现在波顿草原的任务已经超额了，不能再接受这一任务了。
我说我要回去同上级商量一下这个问题。于是，根据拉德尔的情况我又写了一份报告，并同拉德尔本人核实了一下报告的内容。我回到军情五处同他们详细讨论了这件事，大家一致认为在没有进一步掌握苏联人确实使用了这种药物来进行暗杀的证据之前，我们不能贸然行动。在以后的几年里，我密切注意收集各种证据，并要求拉德尔也进行这项工作。不用说，我们再没有发现什么人死于狼疮。当然如果军情五处的上层人物中有人向苏联人泄密，那苏联人一定会知道我们在怀疑。因此，我敢肯定，他们再也不会在我们中间使用这种方法了。
这时哈罗德·威尔逊已经当了首相，因此他必然受到了军情五处的注视。威尔逊在担任首相之前，曾在一个东西方贸易机构中工作，并多次访问过苏联。军情五处很清楚克格勃会想尽办法使来访的人落入圈套，因此他们提醒威尔逊警惕苏联人的诡计。在威尔逊继盖茨克尔担任了工党领袖以后，工党与军情五处之间的摩擦又增多了一个根源。威尔逊在身边收罗了许多东欧国家的侨民商人，而这些人中有些正是军情五处所要调查的对象。
一九六四年哈罗德·威尔逊任首相后，安格尔顿专程前往英国拜访当时主管反间谍工作的弗·琼斯。安格尔顿向我们提供了许多非常机密的情报，然而他却不肯透露情报提供者的真实姓名。根据安格尔顿的情报，这个情报源指控威尔逊是苏联间谍。他又说，如果军情五处能够保密，不让政界知道，他就愿意提供更加详细的证据和情报。这种指控的确使人难以相信，但安格尔顿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反间谍处的处长，我们只好认真听取他的报告。毫不奇怪，军情五处的负责人对安格尔顿提供情报时的态度感到非常不安。他们深思熟虑以后，拒绝接受安格尔顿对使用这一情报的限制，结果我们再也没得到什么情报。然而我们还是把安格尔顿的情报记录在案，代号为“燕麦束”。
霍利斯退休以后，由弗·琼斯任局长。我去找琼斯，告诉他我正打算去美国访问，并问他是否可以同安格尔顿谈谈“燕麦束”问题，了解更多的细节。他同意了，但却反复强调我们不能在安格尔顿面前对他提供的任何情报承担保证。在华盛顿，我会晤了安格尔顿。他故伎重演，含含糊糊地告诉了许多同苏联人“秘密会晤”的情报，但当我追问细节时，他却没词儿了。从我的惨痛教训中，我深深悟出了安格尔顿具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捏造证据的本领。
“燕麦束”事件不过是个插曲。六十年代末，根据军情五处的情报，苏联已经在工党里安插了内线。首先捷克斯洛伐克的叛逃者弗罗利克和奥古斯特来到西方并列出了一连串工党议员和工会骨干的名字，他们都是被苏联人成功地招募过去的间谍。接着我们又从奥列格·利艾林那里得到了最富于灾难性的情报，当利艾林在原来工作的地方进行间谍活动时，曾对军情五处谈了他的朋友瓦伊果卡斯的情况，瓦伊果卡斯是克格勃的官员，公开身份是苏联驻伦敦贸易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利艾林告诉我们，瓦伊果卡斯曾声称同哈罗德·威尔逊的好友、立陶宛流亡分子约瑟夫·卡根有过交往。卡根曾向威尔逊的私人办事处提供过资助，而且大选时曾借给威尔逊一架飞机，此外威尔逊还穿着卡根的雨衣照过许多照片，而卡根的雨衣是瓦伊果卡斯在利兹附近的一家工厂里做的。
军情五处自然对查明卡根是否与瓦伊果卡斯有关一事感到非常焦急。我们对瓦伊果卡斯进行了严密的监视，并想到他的工厂去招募一些间谍。一九七一年在驱逐一百零五名苏联间谍以后，我们终于见到了这两个人。当时哈罗德·威尔逊已经退休。他找伦敦警察局长、一家卡根公司的顾问阿瑟·扬爵士。威尔逊要他设法让他同军情五处的人见面，谈谈卡根的情况。弗·琼斯认为威尔逊提出这一要求相当奇怪，然而，他还是同意派哈里·沃顿去同威尔逊见面。沃顿当时正在负责处理利文林的叛逃事件，他向威尔逊介绍了利文林指控卡根与瓦伊果卡斯有交往。威尔逊明确告诉沃顿，他根本不知道这个情况，也没同卡根讨论过这种事。卡根后来承认在下棋时见过瓦伊果卡斯，但却矢口否认参与过间谍活动。
威尔逊认为军情五处的这一行为是企图往工党和他的脸上抹黑。保守党执政以后，他们对这件事也发生了兴趣。维克托经常向我埋怨唐宁街十号所收到的情况报告的质量不好：“他们干活吊儿郎当，你就不能告诉我一点有价值的情报吗？”
一九七二年他又告诉我，在内阁会议上听了杰克·琼斯和休·斯坎伦的讲话以后，希思吃了一惊，琼斯和斯坎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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