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的小小的口角而遭到解雇。正是此人，从一九五九年以来把D 处一科从一个极其缺乏效能的部门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富于进取心的。高效率的反间谍单位。不错，这个部门仍然人员不足，但这不是阿瑟的过错。
阿瑟的最大缺陷就是他的天真质朴。他从未理解这些年来他树敌之多已到了何等程度。他的错误是认为提升应和相当的成就为伴。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他也自认为有这样的雄心，但是他的雄心不在渺小卑劣的内部咬斗上。他要斩杀恶龙，和外部世界的猛兽格斗。他从不理解为什么支持他的直率做法的上司居然寥若晨星。他容易冲动，容易着迷，脑子里常有一些独特的想法。但是军情五处没能扬弃他的冲动，没能发掘他的伟大天才，这是军情五处的一个抹不掉的污点。
在他被解雇的那天晚上，他说：“对我来说，离开这个地方真是件大好事。”
但我知道这不是他的真心话。
我试图让他打起精神来，但他坚信，霍利斯是为保护他自己而制造了整个事件，而我对此却又无能为力。对二十年间的艰苦奋斗、成绩卓著的报偿，却是背上一口惨遭解雇的黑锅，真令人心寒之至。他知道他的事业破灭了，并且，正如在一九五一年一样，他为之奋斗的一切都被摧毁了。我从未见过有谁比那天夜晚离开办公室的阿瑟更为凄惨了。他握了握我的手，我感谢他过去为我所做的一切。他环顾了办公室一眼，“祝你走运，”他说着，最后一次走了出去。
第十六章
阿瑟离开的时候，我正在D 处三科进行大规模的重建工作。我接管这个科时，它并没有像我所要求的那样具有明确的目的。我相信，如果军情五处要把三十年代的密谋查明白，三科应当起着一个中心作用。一个情报机构，尤其是一个反间谍机构，必须依赖自己的记忆力和使命感，缺乏这些东西，就会一事无成。可是军情五处在一九六四年时从叛逃者和已经坦白的间谍那里获得了大量的情报，这些情报互相矛盾，使军情五处无法承受。情报职业中一直有许多马马虎虎的结尾，档案室里堆积着大量的三十年代尚未解决的指控材料和未被证实的可疑材料，使我们感到不知所措。我们需要对那个时代进行回顾，有效地积极地对菲尔比、伯吉斯、麦克莱恩、布伦特、朗和凯恩克罗斯所认识的每一个人进行审查。
尽管有了一九五一年的叛逃事件，但是一直拖迟到一九六四年，我们对以前那些间谍的背景仍然了解得甚少， 这是令人费解的。 较为普遍的倾向是把间谍视为“烂苹果”、“过失”，而不是把他们当作是三十年代那种特殊条件下范围较大的密谋的一部分。在局内部认为我们的情报机关已经被渗透的人与那些持相反观点的人之间的鸿沟愈来愈深。与此有着共鸣的是另一种类似的分裂：有些人认为苏联在三十年代的渗透是有限的，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苏联的渗透范围是相当大的，并认为“维诺纳”行动所提到的八个匿名人正是说明这一点的有力依据。整个五十年代末，双方紧张的关系随着霍利斯不断做出努力来压制阿瑟和我这样要求查明问题的人而日益激化。
由于原因复杂，我们未能充分地抗击这一阴谋。简单地说，对两个最大的嫌疑犯菲尔比和布伦特的审查所获得的进展很小，再加上英国统治集团所怀有的那种恐惧心理，因此要保证在调查上作出一次巨大的努力是很困难的。叛逃事件发生时，许多与伯吉斯和麦克莱恩有联系的人早已成为社会生活的显要人物了。向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提一些令人尴尬的问题是一码事，而向一大批即将坐上常务副大臣的文职人员提出类似的问题则又是另外一码事了。
说句心里话，这是一次意志衰退的表现。军情五处的政客和历届头头都害怕进一步的检查会引起新的叛逃事件，或又牵扯出更为难堪的有关英国政治集团的丑闻，这在五十年代被认为是一种无法接受的冒险行动。要进行一次毫无障碍的调查，军情五处不可避免地要亮出它手中的牌，所有反间谍机关都会碰到这种进退维谷的局面。如果要进行调查，就不得不冒着风险去接触和采访一些人，因此随着调查的加紧，泄密和被暴露的危险也随之增大。这种矛盾在调查三十年代苏联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招募间谍的问题上显得尤其尖锐。我们想要会晤的人，大多数仍然是牛津和剑桥知识分子小帮派体系中的一部分。他们没有必要对军情五处表示忠诚，也不用对我们的行动加以保密，有关我们活动的新闻会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这是令人恐惧和不安的。军情五处的各届头头面对这种风险，是永远不愿意去碰这个棘手的问题的。我们选择了秘密调查的方式，实际上公开调查是更有成效的。
菲尔比的叛逃和布伦特、朗以及凯恩克罗斯的坦白，把许多保留的东西一扫而光， 可是害怕英国统治集团出现丑闻这一点仍与以前一样尖锐。霍利斯同意扩大D处三科，并交给它一项既简单而又战线漫长的任务——回到三十年代去，查找档案，以便能寻找出至今仍在活动的间谍的线索。对整个一代人进行审查，尽量清理出那些没有头绪的案件，首次为英国的情报部门提供一个准确的历史。盖伊·利德尔退休后，常常回到办公室来玩，他对我说过一句话，我把他的这句话作为D 处三科的指导原则：
“我敢打赌，在以后的十年里所抓到的间谍，其中百分之五十的人已在档案室里有了档案和线索，你可以根据这些档案和线索……”
我肯定地说得对。 我回想起霍顿， 他的妻子告发了他；回想起布莱克，想起“狙击手”早就提供的有关布莱克的线索，想到菲尔比，还有布伦特。这些都有证据存在，但没有进行不懈的追查。也许最令人感到吃惊的是，我阅读了克劳斯·富克斯档案之后获知，富克斯被捕后，军情五处发现他的名字、共产党员的背景、甚至他的党证号码都记录在被军情五处在战争结束时所没收的盖世太保的卷宗里。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原因，负责审查富克斯的官员并没有得到这个消息。可是，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一个名叫迈克尔·索波尔的官员也对富克斯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他在档案里写道：富克斯一定是个间谍。
在档案室里堆放着的材料当中，有几个明显的地方是可以去查找的。首先是盖世太保的记录。盖世太保是一个效率极高的反间谍机构，它对欧洲共产党和苏联的情报机关进行了广泛的对抗活动，并藏著有关他们的情报。它收集这些材料时，正是我们由于战争的条件所限而对欧洲的知识几乎没有的时候。它掌握了欧洲的苏联情报圈子中最为重要的“红色乐团”的极为珍贵的情报。“红色乐团”是格鲁乌在德国占领下的欧洲所控制的一系列非法情报网，其相互间的联系很松散，经费完全自给，可他们非常勇敢，也很机智，关于德国军事行动的重要情报，就是他们用无线电传给莫斯科的。
对于英国人来说，盖世太保的记录材料中最为重要的当数关于鲁滨逊的文件。亨利·鲁滨逊是“红色乐团”在巴黎的一个领导成员，是共产国际最为信任的代理人之一。他在一九四三年被盖世太保逮捕，并被处决。他在临死前拒绝吐露任何一个字，可在他房间的地板下藏着的文件却被发现了，这些文件披露了该谍报圈子里的活动情况。在手写的笔记里列有住在英国的四十或五十个人的姓名和地址，这说明鲁滨逊是负责与英国的“红色乐团”谍报圈联系的。战后伊夫琳·麦克巴尼特对鲁滨逊文件做了许多研究工作，那些姓名全是化名，地址有的是信箱，有的已在战争中遭到毁坏。军情五处的另一个官员迈克尔·汉利在一九五一年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识别并列出了“红色乐团”的每一个已知的代理人，共有五千人之多。但从那以后，便没有下文了。我想，在所有的材料中，也许会在什么地方出现使我们感兴趣的线索。
另一个寻找的地方是叛逃者交待的材料记录。有关最近叛逃的戈利金和戈林涅夫斯基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战前的叛逃者和战后的叛逃者所提供的情报当中仍有许多毫无头绪的地方。譬如，在一九三七年叛逃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官员沃尔特·克里维茨基曾告诉军情五处，有一个出身于显贵家庭的间谍，曾在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读书，后来在外交部工作。多年来，大家都认定他说的是唐纳德·麦克莱恩，尽管麦克莱恩是在格雷沙姆·霍尔特公学和剑桥大学受的教育。麦克莱恩与那个人的情况不相吻合，然而那份揭发材料却被搁在档案室里积满了灰尘。
之后又发生康斯坦丁·沃尔科夫在伊斯坦布尔接近英国领事馆的事。此人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高级官员。他主动提出要英国给他金钱以交换他提供的苏联在英国的间谍名单。他给了英国大使馆一份正式的有关间谍的工作部门的清单。沃尔科夫非常不幸，他那份清单正好落在军情六处工作的金·菲尔比的办公桌上。菲尔比当时是反间谍处处长，他说服了持相反意见的某个上司，让他到土耳其去，说是去为沃尔科夫的叛逃作安排。可菲尔比推迟了两天才到达土耳其，准备叛逃的沃尔科夫再也没有被人看见了。土耳其人认为沃尔科夫和他的妻子是被人绑在担架上用飞机运走的。在沃尔科夫所提供的间谍名单当中，有一个人被认为是菲尔比本人。但其他还有好几个人在以后再也没有被查出来，就像沃尔科夫所说的那个在波斯为军情六处工作的间谍一样。
最后，还有“维诺纳”的材料。这是至今为止关于西方安全部门过去被渗透的情报当中最为可靠的一份材料。阿瑟离职后，我接管了“维诺纳”项目，并下令对材料再进行一次全面复查，看看能否收集一些新的线索。这引出了第一桩由D 处三科惹起的案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一起法国案子，而不是一起英国案子。从一九四0 至一九四一年，格鲁乌的“门搭扣”材料中，有许多有关苏联在战争初期对那些总部设在伦敦的各种流亡移民组织和民族运动进行渗透的情况。譬如，俄国人在自由捷克斯洛伐克情报局的心脏里有一个重要的间谍。该情报局通过信使来指挥它在德国占领下的东欧间谍网。苏联的这名间谍的化名是“男爵”，大概就是捷克政治家塞德莱克。此人后来在瑞士的“露茜圈”中起了一个很引人注目的作用。
就军情五处来说，最为严重的渗透是在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政府里。戴高乐两个共产党员助手，一个叫安德莱·拉巴尔特，曾是民政事务部部长；另一个叫缨塞里埃，曾负责过军事事务，是个海军上将。这两个人坚持不断地在伦敦密谋策划。军情五处在战争时期曾根据丘吉尔的意图对这些密谋进行了严密的注视。在戴高乐到达喀尔为自由法国去解放这一地区时，丘吉尔却下令逮捕了拉巴尔特和缨塞里埃。我们在一九六四年破译了一个密码，结果发现拉巴尔特在莫洛托夫一里宾特洛甫条约仍然有效的那段时间里是一个为苏联活动的间谍。
在美国的“维诺纳”计划中也含有苏联渗透自由法国的材料。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此并没做什么研究工作，要么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材料太陈腐，要么因为他们没有人对法国历史有一个系统全面的了解。我对这些材料进行研究时，发现另一个高级政治家，战前达拉第内阁的空军部长皮埃尔·科特也是一个积极的俄国间谍。
这一发现是在法国情报部门和英国情报部门之间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时获得的。英国情报部门内部的反法情绪非常强烈。双方部门的许多官员都在战争中服过役，都对法国的屈膝投降记忆犹新。考特尼·扬总是声称当他从敦刻尔刻回来时，就形成了对法国的终身看法。甚至布伦特，虽然他对法国的艺术和风格怀着崇敬的心情，然而他对法国的懦弱也进行了大肆的谩骂。
阿纳托利·戈利金的到来，对英法情报部门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什么帮助。在他提供的最有用的情报当中，有一些是关于苏联对法国秘密情报局（相当于英国的秘密情报局）进行渗透的情报。戈利金说，法国秘密情报局里有一个由该局的上层人物组成的间谍集团，叫“蓝宝石集团”。该局的副局长在戈利金叛逃不久便跳窗自杀了。安格尔顿说服了中央情报局局长，让局长请肯尼迪总统给戴高乐写一封信，提醒他对戈利金的揭发引起注意。可戴高乐感到美国人和英国人在操纵戈利金来诽谤法国人的正直。戈利金的交待使得法国政府的高级官员乔治·巴格在一九六五年被捕并被处以徒刑。在这之后，法国官方仍然坚持这种观点。
法国反间谍局和英国安全局正在合作的一起被称为“气球”的双重间谍案使事情进一步复杂化。“气球”就是约翰·保罗·苏波特博。他是一个工业化学家，是由东德情报机关和克格勃指挥的一名间谍，可比利时安全局使他成了双重间谍。他供出了他的两名间谍，他们都在英国柯达公司工作，曾向他递送过有关商业工艺方面机密的细节材料。比利时把这件事告诉军情五处，军情五处开始对柯达公司的这两个职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这两个职员一个叫艾尔弗雷德·罗伯茨，另一个叫戈弗雷·康韦。苏波特博还告诉比利时，有一个名叫赫伯特·斯坦布雷切的东德非法分子，在法国协和式飞机装配车间里专门负责指挥间谍。这个情况被报至法国反间谍局，于是他们就与军情六处合作进行调查。
不幸的是，这两个案件的结局都充满了闹剧性。康韦和罗伯茨虽然被抓，可他们后来又被宣判无罪。对英法关系最为不利的是，在对斯坦布雷切进行调查的过程当中，却发现军情六处曾招募过一名法国警察长，他的警区包括快到德国边境的那些区域。他是一个“漂白”间谍，也就是说，军情六处有意向他的主人——法国隐瞒了他的一切，从而利用他在法国侨民和德国侨民中搞间谍活动。法国被迫承认，斯坦布雷切的间谍为俄国人获取了英法协和式飞机的高级电子系统的全部详细材料，结果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场引人瞩目的争吵。
我找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安格尔顿和路易斯·托德拉，征得他们的同意之后，我向法国反间谍局提供“维诺纳”情报，证明科特和拉巴尔特是俄国间谍。他们虽然老了，但仍然在政治上很活跃。在我看来，这样做是为了谨慎起见。我在一九六五年初来到法国反间谍局在巴黎的总部，该局副局长马塞尔·查利特在那里会见了我。查利特个子矮小，干净利落，在战后才加入反间谍局。战争时期，他曾以极大的勇气参加了约翰·莫林所领导的抵抗运动。在莫林被人抓走的那一天，他差点儿也没能躲过盖世太保伸向他的魔掌。就像所有参加过抵抗运动的老战士一样，查利特喜欢佩戴粉红色的丝绸带，流露着自豪骄傲的神情。他是一个好斗的反共分子，可他钦佩莫林这个富有献身精神的共产党人胜过他一生当中所钦佩的任何一个人。他好几次都跟我提到抵抗运动，甚至到了六十年代，当他谈到他过去的指挥官时，还禁不住含着眼泪。
我解释说，我们获得了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