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现在为止，阿瑟或我都不曾告诉过他我是一个科学家，我只是作为处理他对我们谈话的人员被介绍来的。我两眼直视着布伦特，他的脸上泛出红紫色。什么人已经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
“你接着跟他干吧，”布伦特走后，阿瑟愤愤地说，“他已经演完了。”
阿瑟急于去咀嚼另两头猎物——朗和凯恩克罗斯。
朗曾加入剑桥的“使徒学会”——一个以自重为宗旨的杰出知识分子俱乐部组织，其中有许多人是左翼分子和同性恋者。大战爆发时他参加了军事情报机构，被派往军情十四处，负责评价德国国防军的“信号”情报，由此得知兵力情况。整个战争期间，他一直秘密地会见布伦特，向他递交所有能落到他手上的情报。战后他转入英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在那儿他最终晋升为军事情报局的副局长，直至一九五二年他离职去从事商业活动为止。他离开军事情报局是因为他就要结婚，不想告诉他的妻子说他曾经是一个间谍。
我和阿瑟一起会见了朗好几次，我很不喜欢他。不像剑桥圈子里的其他人那样，他缺少风度。我常觉奇怪，他究竟是怎么被接纳到“使徒学会”中去的。他是个好管闲事、大惊小怪、喜欢瞎忙乎的人，外貌长得像个汽车修理工，而且似乎还以为自己虽然变节，可仍然还是一位优秀的军官。他所作的供词毫无价值，当在某一点上对他提出质问时，他的态度总是翻来覆去地讲“我们应该相信”这样一句老话。他兴致勃勃地对我们讲着他的故事，说他根本不知道还有其他间谍，并声称他在一九四五年就放弃了所有的间谍活动。这和布伦特告诉我们的不相吻合。布伦特说他在一九四六年去过德国，劝说朗申请到军情五处任职。朗表示同意，然后由当时才离开情报机构、深率众望的布伦特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信。也算是军情五处的运气好，盖伊·利德尔对穿制服的军官有一种很深的成见，于是他在局里的委员会里表态反对朗进入，尽管当时狄克·怀特表示支持，为此事怀特后来十分难堪。但除了试图加入军情五处外，朗继续在德国进行秘密活动。他矢口否认同俄国人有进一步的接触，而这显然是胡说八道。
凯恩克罗斯则具有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性格。他是个聪明而看上去略显羸弱的苏格兰人，长着一头乱蓬蓬的红头发，说话带着一口土腔。他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工人阶级家庭，但以他十分惊人的才智，在三十年代敲开了剑桥的门户，成了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然后又遵照俄国人的指示退党，申请加入外交部门。
凯恩克罗斯是阿瑟在一九五一年初怀疑的对象之一，那是在伯吉斯叛逃，在他的寓所里查获了包含有财政部信息的文件之后。伊夫琳·麦克巴尼特认出那上面的笔迹是约翰·凯恩克罗斯的，于是他就被置于不间断的监视之下。但是尽管他去赴他的指挥者的约会，可那个俄国人始终没有出现。当一九五二年阿瑟找他正面交锋时，他否认自己是一个间谍，声称他曾作为伯吉斯的朋友向他提供过信息，并没有意识到伯吉斯是个间谍。过后不久，凯恩克罗斯离开了英国，直到一九六七年，他从没有回来过。
在凯恩克罗斯供认后，阿瑟和我去巴黎再一次会见他，以便在一个中立国的约会地点听取他的进一步交待。他已经告诉阿瑟他被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詹姆斯·克卢格曼招募，他向俄国人递交过来自政府通讯总部和军情六处的情报等种种详情。我们急切地想发现他是否还有其它的信息，以便引导我们找出另外的间谍。凯恩克罗斯是一个能给人以好感的人。朗赶着潮头随波逐流，当共产党时髦时他是个共产党，尔后又急于保住自己的性命；凯恩克罗斯则是个始终具有献身精神的共产党人。共产主义是他的信仰，他以一种苏格兰人特有的固执，俗守着他的信仰。同样不像朗，凯恩克罗斯尽他所能地向我们提供帮助。因为他急于想回老家，认为同我们的合作是他赢得入境许可的最好办法。
凯恩克罗斯说他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告发任何人，但是他能认出两名高级文职人员，他们是他在剑桥时的共产党伙伴。其中的一个随后就被要求辞职，而另一个则被禁止接触和防卫有关的机密。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凯恩克罗斯能够告诉我们有关政府通讯总部的事情。迄今为止，表面上看来那里似乎在某种程度上逃出了俄国情报机构的视线，然而我们却非常怀疑，因为那里雇用的人员队伍非常庞大。
凯恩克罗斯告诉我们，政府通讯总部中有四个人他认为值得进一步调查。其中一个人曾同他在政府通讯总部的空中处共过事，此人谈起过他想要把英国的信号情报材料弄到苏联去。凯恩克罗斯虽然对他具有讽刺意味的态度感到有趣，但是他无从判断这一说法的真实性，所以他对自己所能起的作用保持沉默。这第二个人，据凯恩克罗斯说，他在这次回牛津时把在政府通讯总部内部工作的详细情况告诉了他从前的导师，他的导师为他的这种轻率而大惊失色，便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政府通讯总部，随后他就被解雇了。凯恩克罗斯提到的第三位，和第一位一样，早已离开政府通讯总部而进入他的学术生涯。所以我们的努力就集中在第四位身上，他是政府通讯总部技术部门的一位高级官员。经过充分的调查，他的事情完全澄清了。
D处和C处根据凯恩克罗斯提供的信息所进行的调查，激起了政府通讯总部的强烈反应。他们警惕地卫护着他们自己尊贵的帝国，并且对他们看来是干涉他们内部事务的事情大为忿恨，特别是当我以挖苦的口吻评论他们应该如何改进他们的人员检审工作时更是如此。
在我们D 处三科追踪这些线索时我仔细斟酌了如何处理布伦特的问题，如今他归我负责了。在我同布伦特会面之前，我必须去出席女王的私人秘书迈克尔·阿迪恩的情况报告。我们在他的皇宫内的办公室里会了面。他谨慎周到而又举止得体，并且向我保证，王室对情报机关认为适宜提出的任何询问都愿意给予合作。他说话时带着一种超然的态度，好像并不希望对此事知道得太多。他说：“女王陛下充分了解安东尼爵士的情况，只要是实事求是地进行处理，采取任何方式女王都会满意的。”
还有一项防止误解的说明。
阿迪恩说：“你会时不时地发现布伦特提到他代表王室从事的一项委派任务——战争结束时一次对德国的访问。请不要追问这件事。严格地说，它和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毫无关系。”
阿迪恩小心地把我带到门口。我情不自禁地陷入了沉思：在对待布伦特的问题上，他的技巧圆熟和军情五处歇斯底里的方式之间该有多大差别！军情五处既要为他可能会叛逃而担惊受怕，又要为丑闻的泄漏而有所顾忌。虽然我花了数百个小时和布伦特呆在一起，但我却从未得知他出使德国的秘密。但是，王室毕竟已在学习遮盖丑闻的困难艺术方面积累了几个世纪的丰富经验，而军情五处只不过是在一九0 九年才开始干这行当的。
我接手布伦特案件后，在我考虑采取一项新的策略期间，停止了和他的一切会见。很清楚，正面质问不再会起作用：首先是因为霍利斯激烈地反对做任何会激起他叛逃或发表公开声明的事情；其次是布伦特本人清楚我们掌握的证据是微弱的，我们还仍然只是在暗中摸索，在审讯他时处于盲目无知而不是强有力的地位。我决定，我们必须采用智取的办法，尝试在他的性格特点上做文章。我能看出布伦特想让我们认为他是乐意帮忙的，尽管他从来不这样做。另外，他很不喜欢被人揭穿他在撒谎。我们必须通过一个缓慢的、逐渐积累压力的过程来从他身上提取情报，在某个方面取得进展，而不要全线出击。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拥有远远超过军情五处当时所具有的更丰富的知识。
我还决定把会谈场所移到他的住所去，让他来到莫里斯·奥德菲尔德公寓，他总是带着一种对立的情绪，处于一种坐立不安的紧张的防卫状态，并觉察到他的话被录了音。我觉得转移到他的住所可以减轻他的紧张感，并使得我们之间能够形成某种关系。
在以后的六年中，布伦特和我大约每个月都在科道尔德学院内他的书房里全面。布伦特的书房是一间很大的、按豪华的巴罗克风格装饰的房间，镶着由他在科道尔德学院的学生所画的金色叶子的檐边。每一面墙上都挂着精致的绘画，其中挂在壁炉上的是一幅普桑的作品，这是他三十年代在巴黎用维克托·罗思柴尔德借给他的八十英镑买的。（他原该把这幅画留给维克托的大女儿埃玛，但他没有这样做。这幅画后来在估价他的遗产时价值五十万英镑，上交给了国家。）这是个讨论背叛行为的理想场所。每一次会见，我们都坐在同样的地方：围在壁炉边，紧靠在普桑的绘画下面。有时我们喝茶，就着精心切制的三明治；而更多的情形是饮酒，他喝马提尼酒，我喝威士忌。我们总在那儿谈着，谈到三十年代，谈到克格勃，谈到间谍和友谊，爱情和背叛。这一段的生活经历给我留下了一生中最鲜明生动的记忆。
布伦特是我所见过的最典雅、最有魅力、最有修养的人中的一个。他能讲五种语言，并且他的知识所达到的广度和深度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种学识并不限于艺术，事实上，正如他不无骄傲地告诉我的，他在剑桥获得的第一个学位是数学，而他还对科学哲学保持着终身的迷恋。
在布伦特身上最突出的事情是他的明显的品格力量和难以理喻的脆弱性之间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促使一些不同性别的人深深地迷恋于他。他显然是个同性恋者，但事实上据我从他那儿得知，他至少有过两个情妇，她们同他保持终身的亲密关系。布伦特能在这一分钟是一个艺术史专家和学者，在下一分钟就成了情报部门的官僚，或者变成间谍，变成柔弱的同性恋者，变成慢条斯理的国教信徒。但是所有这些角色都使他作为一个人而付出代价。在我们开始会面后不久，我就发现，布伦特远没有从免于起诉中得解脱，而是继续背负着沉重的负担。这并不是一种负罪的负担，因为他不觉得自己有罪。他感到痛苦只是因为觉得自己欺骗了特罗思柴尔德和像狄克·怀特、盖伊·利德尔那样的好朋友（在盖伊的葬礼上他曾泪流满面）。但这种痛苦只在于做了他不得不做的事，而不在于做了那些本来可以避免的事。他的负担来自他的那些朋友伙伴和爱人赋予的责任的重压，他了解他们的秘密，而且他感到有责任保守这些秘密。
我们一开始在科道尔德学院的会见，我就能看出布伦特略见松弛。但是，他保持着机警，因为他知道有关特殊装置的一切，我马上就注意到了电话机被谨慎地移到了厅的最深处。我们在那儿会面的第一个下午，当他走出去端茶时我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把茶壶的保暖罩取来盖在电话机上。”我大声说道。
他笑了。
“哦，不用，彼得。你们决不能用那个玩艺儿在那儿听到我。”
起初，我在一个小笔记本上做笔记，但是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记下来是相当困难的，因此我不得不设法采用一种暗中记录谈话内容的方式。最后，紧邻科道尔德学院的房子要改装成现代化的。于是我安放了一个探针话筒，穿过墙通到了布伦特的书房。这是一件棘手的工作。测量必须十分精确，才能确保探针放在挨着我们座位的布伦特这一边的正确位置上。A 处二科安排了一位布伦特的艺术家朋友在我访问他的预定时间里给他打电话，趁他出去到厅里听电话时，我用我的卷尺为话筒的安装做了所有必要的测量。话筒安装得很成功，并且直到最后，它一直工作得非常出色。
在我们起初的几次会见时，我设法形成一种松弛的气氛。我努力不给他施加太大的压力，只满足谈论对往事的回忆。他谈到了他如何由当时年青而才华出众的盖伊·伯吉斯的招募，参加了苏联的事业。对于布伦特，盖伊仍旧是一个痛苦的话题；他刚在莫斯科孤身一人地死去，他那昔日魁梧强壮的身躯被多年的凌辱压垮了。
“你会发现这是难以置信的，”他一边倒茶一边告诉我，“但是任何很了解盖伊的人，真正了解他的人，都会告诉你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
“哦，我相信是如此，”我说，“他只是想要英国成为共产主义！他死之前，你得到过他的消息吗？”
布伦特神经质地慢慢喝着茶，杯子和茶托在他的手里微微地颤抖。然后他走向他的书桌，取出一封信给我。
“这是最后一封，”他说，“你们没有漏检它，它是被亲手交来的……”随即，他离开了房间。
这是一封凄楚动人的信，相当松散而充满情绪低落的观察见闻。伯吉斯谈论莫斯科的生活，并试图把它说得像过去那样生机勃勃。时不时他提起往日，提起“改革俱乐部”，提起他们两人共同认识的人和三十年前他们两人共享的爱情。他知道自己快死了，但临终前他一刻也没有停止他的呼唤。我读完这封信时，布伦特回到了房间里，他心烦意乱，因为他知道我能看出伯吉斯对他仍然意味着什么，这就更增加了我的怀疑。我第一次赢得了一个关键性的胜利。他第一次撩开遮在脸上的面纱，允许我探视那个把那“五人集团”紧密维系在一起的秘密世界。
布伦特是在俄国情报机构的全盛期加入这个组织的，这个时期现在被西方反间谍界称为“伟大的非法者”时代。一九二八年，警察对伦敦苏英贸易公司进行了搜捕，在这次搜捕中军情五处得以破坏了俄国间谍机构的一大部分。在这之后，俄国人得出了教训，认为他们的合法住宅、大使馆、领事馆以及类似地点，作为间谍指挥中心都是不安全的。打那以后，他们的谍报人员就改由“非法者指挥，这些人如西奥多·马利、多伊奇、“奥托”、理查德·佐尔格、亚历山大·拉多、“索尼亚”、利奥波德·特雷普尔、皮克夫妇、普里基茨夫妇以及克里维茨基等。他们根本就不是俄国人，虽然他们都有俄国国籍。他们都是信奉国际共产主义和共产国际的托派分子。他们搞地下工作，常常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并走遍全世界去物色潜在的招募对象。他们是俄国情报机构有史以来最出色的招募者和指挥者。他们彼此都熟悉，相互招募并建立起高级间谍组织，如在英国的“五人集团”，在中国和日本的佐尔格小组，在瑞士的“红色三人小组”，在德国占领下的欧洲的“红色乐团”，这些都是历史上最出色的间谍组织，它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俄国的生存和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与菲尔比和伯吉斯不一样，布伦特从没有见过他们的第一任指挥者“西奥”。他从前是个匈牙利神父，名字叫西奥多·马利。马利理解像菲尔比和伯吉斯这一类人的理想主义和他们采取政治行动的愿望。他在国际政治方面是个具有强烈感染力的导师，他的学生都崇拜他。在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间，马利由“奥托”接替。精心安排伯吉斯招募布伦特的人正是“奥托”。和西奥一样，“奥托”是个东欧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