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饷炊嗟墓适隆！�
“中国，”他告诉我，“每个人都喝酒讲笑话，这是唯一的一种消磨时间的方法。”
早一些时候，我就决定对米切尔办公室角落里的一张小书桌进行搜查，我向霍利斯要了钥匙。
“那是盖伊·利德尔的写字台，”他说，“从他办过移交以后，那张桌子就已经留在那里有许多年了……”
那书桌有两个抽屉是锁着的，我请求他批准我把锁撬开，他同意了。第二天，我带来了撬锁工具，打开抽屉进行检查，可里面却是空的。但灰尘上有四个印迹引起了我的注意，仿佛原来放过什么东西，刚刚被人拿走。我请霍利斯来看那印迹，他仿佛同我一样感到不解，尤其是我检查到锁里有刮过的痕迹，好像有人不久前打开过抽屉。
霍利斯没有说话，直接向米切尔的办公室与他的办公室相通的那扇门走回去了。我一个人干完了搜查工作。
我私下里琢磨，知道要打开这两个抽屉的人只有我和霍利斯，一定有什么东西被搬走了，甚至完全有可能是一台录音机。为什么不可能是米切尔？因为他不知道，只有霍利斯知道书桌是利德尔的。霍利斯接收了副局长的办公室，却没有书桌的钥匙？像利德尔这样的人会把书桌留下，而把钥匙拿走？只有霍利斯知道，只有霍利斯……
我抬起头向四周望了望，霍利斯正在门那边盯着我看。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盯着我看，然后又俯身看他的文件去了。
一九六三年夏季，因为米切尔要退休了，调查工作必须在这个月里全速进行，但整个事情却毫无希望地作了让步。一切都太仓促，一切都缺乏计划。完成任务有期限，霍利斯又不支持，这次行动的保密就成了问题。米切尔已感到事情不妙，最初，他发现送去给他看的文件少了，霍利斯对他接触文件加以限制了。接着，他对监视员们开始躲避，并采取了标准的反监视行动。我们从闭路电视上看到米切尔的表情显得很紧张，仿佛陷入了消沉。在他的黄金时代，他是一个瘦高个，但看上去却脸色发灰，双眼沉陷而黯淡无光。如果他的房间里有人在，他便竭力装出一切正常，一旦独自一人时，他就仿佛在受着折磨。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我？”他有一次注视着霍利斯办公室的门悲怆地说。
到了最后一个月，整个事情几乎成了一出闹剧。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有机会去发现什么。阿瑟和我促使霍利斯批准对米切尔进行审问，以便想法解决这个案子的问题。霍利斯拒绝干这种事。几天以后，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阁楼路上的这幢楼里。
“我去见过首相了，”他生硬地对房间里的七八个人说，“我想进行审问是不大可能的。”
我用眼睛的余光看见阿瑟又要再次发作。
“如果在目前阶段又发生一次叛逃事件，那就是一场灾难。”他说。他感谢大家的努力，然后钻进停在那里等候他的汽车里。这是霍利斯不懂如何管理人事的典型举动，屋子的官员全是些有经验的官员，他们拼着命在工作，可霍利斯连和我们多呆两分钟都不行。见不得人的工作已经做了，最好把这一切留给那些肮脏的工作人员去收拾！
这同样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军情六处负责监视员工作的官员叫斯蒂芬·德·莫布雷，他很年青，脾气急躁，过分敏感。他们对霍利斯的这一决定感到大为吃惊，认为他这是企图残酷地压制内部，这恰好是军情五处谴责过的军情六处在菲尔比事件上的做法。其实，即使停止调查，米切尔的事被立过案的事实也是不会消除的。D 处一科的一个高级官员尤尼·西蒙兹写了一份关于对米切尔进行调查的全面报告，他是专门负责这个案子的文书工作的。西蒙兹的报告概述了有人揭发军情五处被渗透的整个过程，结论是：军情五处内部上层很可能有一个间谍存在。报告还提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即能否让美国知道这件事。
西蒙兹的报告被送到了霍利斯和怀特那里。这两位局长私下进行了商量后，便把我们召集去开另一次“星期日下午战争会议”。这次是在卡姆登广场霍利斯的家里。霍利斯和怀特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人，这一点从他们二位的家里可以看出。霍利斯的家是一座位于市区的旧房子，里面没有什么书。他此时穿着平时他在上班时穿的那套细条纹的深色西服。他带我们走进光线很暗的早餐室后，便立即谈到了正题。他告诉我们他想听听我们的意见，他听说有人在考虑是否要把这件事让美国知道。要同霍利斯商量点事是很别扭的，他此刻是出于无奈才这么做，语气里显得很不耐烦。
阿瑟尖刻地说，我们得设法把事情马上告诉美国，如果等证实了米切尔的案件以后再告诉他们，恐怕就会产生更坏的影响。霍利斯当即反对，认为这样破坏了盟国的关系，尤其是在菲尔比叛逃之后。
“据我们所知，”我提醒霍利斯，“美国也许会在情报资料方面为我们提供方便，以帮助侦破这个案子。我们只得去找他们，否则我们永远也得不到帮助。”
接着，霍利斯和我们两人就这个问题争论了一小时，双方的火气也愈来愈大。屋里的其他几个人——西蒙兹、温特博恩和琼斯都尽力平息着大家的火气。西蒙兹说，他觉得应该有所选择，也许可以对米切尔进行审问，但也有可能使此案就此被视为结束了。至于美国方面，他说他不太了解那边的情况，因而不好发表意见。温特博恩却很坚定而明智，他支持阿瑟那种意见，即如果现在保持沉默，等以后此案被证实，那就是更大的灾难了。琼斯终于忍不住发起火来：
“我们不是那种该死的公学，你们知道。我们都没有义务要向美国人去‘坦白’。我们要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来管理安全局。我希望你们当中的某些人记住这一点！”
可是，就是琼斯也承认有一个问题必须解决。他说他经过权衡，也感到应当告诉美国人，问题在于怎样去告诉他们。霍利斯也能看出他自己抵挡不住，便突然宣布他准备去华盛顿访问。
“等冷静以后再进行这项工作不是更好吗？”琼斯问道，可霍利斯坚决不改变主意，阿瑟也尽力使他动摇，可这只是浪费时间。
“我听了大家的争论了，我已经作出了决定。”他怒气冲冲地吼起来，隔着桌子，怒目注视着阿瑟。
霍利斯差不多立刻就动身去了美国。他向那里的约翰·麦科恩和胡佛扼要介绍了情况。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猪湾事件后被解职，由麦科恩接替了他的职务。不久以后，阿瑟紧接着也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进行了汇报，然而他却受到了很无礼的对待。美国人不理解为何把这案子毫无结果地搁下来。这里被人揭发出来的是二十世纪最危险的间谍之一，这个嫌疑者最近正要从西方最重要的反间谍岗位之一退下来，但却没有被审问过，这再次表现了军情五处在一九五一年所表现的那种无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是完全正确的。
霍利斯回来以后，坚持要解决这个案子。他命令西蒙兹写一份新的报告，并指示他在考虑这份新报告时不要找阿瑟和我合作。
米切尔案既然已交给了西蒙兹，我便回到了科学理事会。我回去以后才知道威利斯更改了一项规定。他认为科学理事会没有必要再插手政府通讯总部，要我与政府通讯总部脱离一切关系。我感到十分恼火。我知道，军情五处只有争取与通讯总部合作并利用他们的设备才不会倒退到一九五五年以前那种恶劣的境地。军情五处内部几乎没有人能真正地懂得通讯总部能为他们做些什么；与此同时，通讯总部也没有人想到他们能帮助军情五处做些什么。因此我认为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应由科学理事会继续来做。可威利斯不动摇，要我离开“反小集团”，并和那些官僚们在一起。我只得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似的去找了霍利斯。我对他说我在科学理事会里呆不下去了。我告诉他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到D处去，或回A处去。米切尔案件使我尝到了搞研究的滋味，另外我知道D 处三科科长的职位至今仍空缺着。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霍利斯立即同意我去D 处的三科，可是他要我答应他一个小小的条件，就是要让我先回科学理事会去，帮助威利斯完成一项特别项目，然后才能在一九六四年一月去就任新职。
威利斯的特别项目是我为军情五处所做的最有争议的工作之一。他要我对六十年代初投奔西方的另一个俄国叛逃者奥尼格·潘可夫斯基所提供的所有情报进行一次全面的研究。据我所知，这种工作在英国情报部门内部甚至只做过一次。
潘可夫斯基当时是军情六处这项王冠上的明珠，他是格鲁乌的高级官员，在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为军情六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当间谍，并提供了大量的关于苏联军事力量和意图的情报。大西洋两岸对此都非常赞赏，认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苏联的最成功的渗透。潘可夫斯基告诉西方，说苏联在古巴有导弹，由他提供的关于苏联核武器库的情报使美国敢在以后的古巴导弹危机中采取行动。由他提供的证据使美国识别出了在古巴的苏联导弹。可是到了一九六二年年底，潘可夫斯基同一个英国商人格雷维尔·温都被克格勃逮捕，并被判了刑。温是潘可夫斯基和军情六处的中间联系人，被判处长期徒刑（最后与朗斯代尔和克罗格夫妇交换回到英国），潘可夫斯基则被枪决了。
我曾参与过潘可夫斯基这起案子，那时该案子还在发展。他曾以苏联贸易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多次访问过伦敦。在皇家山饭店向军情六处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作过一系列的秘密汇报。温特博恩当时因身体不好，长期休养。我便成了A 处二科的代理科长。军情六处要我用技术方法对潘可夫斯基在伦敦的行动进行监视。我安排了监视员对他进行连续不断的监视，并安装了先进的话筒系统，把他和上级彻夜长谈时提供的所有情报都录了下来。
潘可夫斯基这起案子仿佛否定了军情五处有渗透分子这一事实。在米切尔案件中，阿瑟和我常常讨论这一点。假定军情五处上层有渗透分子的话，那么潘可夫斯基就应当是个打进来的间谍。因为从较早的阶段开始，几个高级嫌疑犯，包括米切尔在内，都知道他的事。我在安排“皇家山”行动时，霍利斯问我军情六处要见的那个间谍的名字，我告诉了他。卡明也问过，但我却没有告诉他，因为他不在可以知道军情六处行动的人员名单上。这引来一顿大吵，他挖苦说我翅膀长硬了，他怨恨我对他当时帮助我进军情五处所起的重要作用不知恩图报。
潘可夫斯基与我们所掌握的戈利金揭发材料很吻合。戈利金说，赫鲁晓夫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把克格勃头子谢罗夫将军调去负责格鲁乌，由亚历山大·谢列平接替谢罗夫来负责克格勃。谢罗夫是老式的贝利亚奴仆，脑满肠肥，不思烦恼，而谢列平比他灵活多了。赫鲁晓夫和政治局的结论是，不会同西方发生全面的战争。赫鲁晓夫想要知道怎样才能不战而胜，这个问题就交给了谢列平去解决。他进行了六个月的研究之后，在莫斯科召集克格勃驻世界各地的高级官员开了个大会，讨论如何使克格勃的工作方法现代化。据戈利金说，谢列平吹嘘说，克格勃在西方部署了许多亲信，因此他倾向于恢复使用过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方法和“信任”方法来掩饰苏联战略意图的真正实质。
作为谢列平那次大会的结果， 克格勃第一总局（负责所有国外行动）成立了D处，专门负责在战略规模上策划欺骗和假情报。D 处处长阿加扬兹，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克格勃官员。戈利金说，他在一九五九年曾到D 处去找过一位朋友，让他在D 处帮他找份差事。那位朋友私下悄悄告诉他，说D 处正在策划用格鲁乌搞一次大规模的假情报活动。但还无法马上进行这项活动，因为中央情报局对格鲁乌已经有了渗透，必须首先把渗透分子清除出去。几乎可以肯定，那个渗透分子就是波波夫上校。他是格鲁乌的高级官员，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当间谍，一九五九年被抓获，在受尽折磨之后被处决。
实际上，戈利金再没有回过苏联，因为当时他正准备叛逃，所以对策划中的假情报细节再也无从了解了。他只知道这基本上是一次技术演习，第一总局动员了所有的人力和物力来参加这次演习。戈利金来到西方后，他猜测中苏分裂也是D 处的计划，这个计划也被用来让西方步入歧途。那些赞赏戈利金的人如阿瑟相信（而且继续相信）这种分析。虽然我是早期英美情报界中积极支持戈利金的人之一，可我总是认为，潘可夫斯基行动比中苏关系分裂这种假设更为符合设立D 处的动机。
在西方情报界，战略欺骗已不是什么时髦的概念了。这是因为这种概念的支持者，包括早年的我，把它推向了一个极端的地步。但是这个概念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强大的历史过程。布尔什维克政权早期通过格鲁乌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搞的“信任”行动对克格勃的工作产生了强大的影响，这些行动在克格勃工作中起了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二十年代，布尔什维克政权受到了数百万流亡白俄移民的威胁。为了对付这种局面，现代俄国情报机构传奇般的创建人捷尔任斯基策划在俄国国内创立一个旨在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的虚假组织。这个被称为“信任”的组织吸引了在国外的白俄移民的支持，以及西方情报机构尤其是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支持。事实上，“信任”组织是被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牢牢控制住的，他们能够使大部分白俄移民采取中立态度，并且使敌对情报活动也有所收敛，甚至还绑架和处决了库蒂波夫将军和米勒将军这两位白俄最高领导人。“信任”组织还劝说英国政府不进攻苏联，因为苏联内部力量会对当时的政权展开攻势的。
战略欺骗是西方情报史的一个主要部分，特别是战时所采用的双重间谍行动，这种行动曾使盟军能够在诺曼底登陆意图上迷惑了德国人。
从一九六三年英美情报平衡的情况可以看出，苏联毫无疑问地已具备了进行一次规模宏大的假情报活动的必要条件。首先，他们几乎从大战以来就掌握大量的在西方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的上层渗透分子。希斯、麦克莱恩、核间谍、菲尔比、伯吉斯、布莱克以及其他许多人，都向他们提供了他们需要进行欺骗的那些组织的详细情报。其次，有一点常常被忽视：苏联人自大战以来到一九五一年，就一直通过菲尔比和麦克莱恩对西方信号情报组织不断进行渗透；六十年代初又有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马丁和米切尔的叛逃事件（一九六0 ）；一九六三年又出现了杰克·邓拉普自杀事件；邓拉普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司机，他把国家安全局高级官员在他汽车里进行的几十次机密谈话的内容出卖给了苏联。
我在阅读潘可夫斯基案件的档案材料时，有许多理由使我相信，潘可夫斯基肯定是戈利金在一九五九年所了解到的欺骗行动的一部分。使我首先吃惊的是，潘可夫斯基投奔西方世界所选的时间太巧了。军情六处由于菲尔比和布莱克叛逃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