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情紧张，经常酗酒。我们清楚地看到，莫丁去了贝鲁特，向菲尔比提醒他的案子又被重新审查了。很显然，克格勃知道戈利金跑了以后，会采取这样的防范措施。可是，很奇怪，菲尔比仿佛对此并不在乎，这样一直持续到莫丁在九月份第二次去看他，当时他的案子刚好已经确定了。
我们听了菲尔比的所谓的“坦白”录音，这是尼古拉·埃利奥特从贝鲁特带回来的。我们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也无从听清这个谈话录音，主要是因为录音质量太差。这是典型的军情六处作风。他们在开着窗户的房间里使用这种劣质话筒，而窗外的来往车辆的嘈杂声非常大。我们只好使用我研制出的双耳助听器，请伊夫琳·麦克巴尼特和年轻的译报员安妮·奥尔尤因给予帮助（安妮是听力最好的译报员），搞了一个百分之八十文字准确的稿子。阿瑟和我在一天下午又去听了录音，并与那份稿子进行了对照。听了这个录音之后，任何人都不会怀疑，菲尔比早在到保安楼之前，就有了与埃利奥特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埃利奥特对菲尔比说，他已经掌握了菲尔比的新证据，深信菲尔比是有罪的。十年来，菲尔比每次都一再否认一切，可这次他一口承认他从一九三四年开始就当了间谍，压根儿不问埃利奥特掌握了什么样的新证据。
阿瑟对听录音感到很苦恼，他揉着眼睛，捶着膝盖，听着菲尔比讲着荒唐的吃语。菲尔比说布伦特是清白无辜的，而蒂姆·米尔恩才不清白。可米尔恩是菲尔比的密友，多年来一直在忠诚地为菲尔比辩护。整个供词，包括菲尔比签了名的书面坦白，都是处心积虑地进行过加工的，让真相和谎言相混淆，引我们步入骗局。我禁不住回想起同菲尔比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他有孩子般的吸引力，说话结结巴巴，我对他是多么同情啊！我又想起在一九五五年第二次听到他的声音。他躲躲闪闪，避免回答提出的问题，试图挽回失去的局面，争取胜利。现在埃利奥特在全力以赴地设法去战胜一个三十年来把欺骗作为第二保护层的人。这并不像一场竞赛，然而最后他们两个会像有点喝醉了酒的无线电广播员，用公学学堂的标准语音热情地讨论二十世纪最大的叛国案件。
“这件事处理得太糟了，”阿瑟听了录音后，满怀绝望地悲叹着，“我们应派一个小分队去，这样，我们就有机会用严刑审问他……”
我同意他的意见。罗杰和秋克都没有想到菲尔比会叛逃。
从表面上看，莫丁两次旅行的巧合，菲尔比对埃利奥特前来审问的期待，以及他炮制的坦白，都集中指向同一个方向：俄国人在英国情报部门有一条内线，它监视着菲尔比案件的进展情况。只有极少一部分官员有这样的触及案件的机会，他们当中主要是霍利斯和米切尔。
我决定走访政府通讯总部，看看能不能进一步用“维诺纳”协助调查米切尔案。“维诺纳”在一所很大的，号码为“H72 ”的木房子里工作。这房子在通讯总部的中央建筑群中间的一条大道旁。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年轻的密码分析员杰弗里·萨德伯里。他坐在房子前面的一间小办公室里，他的身后有十几个外语专家正坐在耀眼的灯光下辛勤地工作着，寻找着吻合的信号，希望从上千个无名的数字组中整理出译文来。
萨德伯里的办公室里摆满了分析密码的小玩艺儿，就像一个充满欢乐的小动物园。一个角落里堆满了“维诺纳”窗口索引。他的办公桌上有一盘盘的已破译的密码，等他审批后，这些密码就被送到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萨德伯里同我谈了很久，讨论如何促进这项计划的实施。主要的问题是由于“维诺纳”仍然是用人工进行吻合，电于计算机仅用在某些特殊工作上去寻找一个密码。大部分的工作是破译克格勃和格鲁乌波道的密码，工作人员用往来通讯的渠道来进行吻合的强化工作。要搞一个全面的用电子计算机来进行吻合的计划，必须使用六十年代初就已问世的新式电子计算机，这样才有希望发现更多的吻合。
这是一项工程庞大的工作，往来的电文有十五万份以上，其中只有少数是穿孔的，能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处理破译。单单这项工作就十分艰巨，每个数字组由数据处理机穿两次孔，以便对那些经过处理的电文进行核对，看看有无错误，然后再用电子计算机把每份电文的前五个数字组与整个电文的其他部分进行吻合。每份电文要进行上百亿次的计算。
我同威利斯在科学理事会讨论这个计划时，他对此事能否成功表示怀疑。于是我和弗兰克·摩根一起到原子武器研究集团去再次拜访威廉·库克爵士。我知道，当时这个研究集团拥有全国最大的电子计算机设备，比通讯总部的计算机还要大。我解释说，我们至少需要借用他的计算机来工作三个月，以寻找吻合。寻找吻合一旦完毕，就要送往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英国政府通讯总部进行密码分析，并设法破译吻合。库克像往常那样给予了巨大的支持。我告诉他威利斯怀疑这能否成功，但他并没有理睬威利斯的怀疑。
“这是原子武器研究集团能做出的最大的贡献之一。”他拿起电话，对研究集团数据处理组的组长说，“我要你立即去办一件重要的事。我派一个人来向你谈谈详细情况。你不必问他是干什么的，你就照他说的去做……”
我们只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就把所有的电文进行了穿孔，并进行了一次核对。在以后的三个月当中，原子武器研究集团的计算机就开始为“维诺纳”工作，每晚工作六个小时。
最初，原子武器研究集团的计算机化规划仿佛会使英国的“维诺纳”计划有所改观。用了计算机不久，我们在九月中旬那一周的电文中吻合了一份电文。对这份电文经过部分破译之后，发现又是关于“斯坦利”的。电文叮嘱他在下次与克罗托夫会晤时不要携带任何可能使他“犯罪”的文件。之后，在一些没有破译的电码中又有几句看得懂的话，提到了克格勃在墨西哥开展工作时遇到的危机。电文让克罗托夫找“斯坦利”详细谈谈，因为“斯坦利”那个科负责墨西哥事务。
这份电文发出时，菲尔比正在军情六处的伊比利亚科当科长，负责包括墨西哥在内的许多西班牙语系国家。这是一个令人感伤的时刻，在菲尔比叛逃仅仅几个月后就获得了他就是“斯坦利”的确凿证据。如果我们早几年就破译了这些电文，那么我们就可以在他定期回伦敦走访《观察家报》时把他逮捕。这份电文使人们对军情五处的纯洁性所产生的忧虑进一步深化，使人对一九五四年决定停止“维诺纳”计划的事更加怀疑。我们在进行核查时，发现命令停止“维诺纳”计划的官员就是当时的反间谍处处长格雷厄姆·米切尔。
很可悲，有关菲尔比的这些琐碎的材料是电子计算机化项目给英国“维诺纳”计划带来的真正的惟一的帮助。被吻合的克格勃发给墨西哥和南美其他地方的部分电文，使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皇家加拿大骑警队很感兴趣。墨西哥是克格勃遣送非法间谍到北美去的主要地区。英国“维诺纳”计划通过吻合破译的电文，大部分是一般电文，而不是发给克格勃和格鲁乌的电文，我们需要的恰恰是后者。“H72 ”号木屋里的密码分析工作比以前更为紧张了，可没有发现新的捷径。
米切尔在军情五处的工作记录里的东西对我们的帮助不大。他生于一九0 五年，在牛津大学受过教育后当了新闻记者，以后又当了保守党中央办公厅的统计员。这一点真让我吃惊，我回想起我和他争论朗斯代尔案件时，他说他不明白我的论点，因为他“不是统计员”。他是通过保守党的关系到军情五处来的，在战争时期从事过反法西斯的工作，以后与英国共产党有过往来。从这时起他便青云直上：四十年代末任F 处（国内颠覆活动）处长，一九五三年在狄克·怀特手下担任反间谍处的第一任处长，一九五六年由霍利斯任命为英国安全局副局长。米切尔一生当中有两件事真正令人惊叹不已：一件是他和霍利斯的密切关系，他们是牛津大学的同学，又差不多同时加入军情五处，先后爬上了相互补充的高层职位；第二件事是米切尔几乎没有成什么大气候，他是个聪明人，怀特亲自挑选了他来对D 处进行改进。可他没有在他任职的三年当中完成对D 处进行改进的任务， 居然还想到要作出停止“维诺纳”的决定，仿佛他有意造成失败。
对米切尔的办公室所进行的严密监视毫无结果。我在他的吸墨纸上抹上了密写药水，到了晚上再冲印出来，以便检查他写的东西。可除了他工作时的文字外，什么也没有发现。军情六处的监视员一直一刻不停地监视着那台闭路电视。这是一项令人倒胃口的工作。米切尔每天早晨走进办公室以后，就站在两面穿衣镜前用牙签剔牙齿。午饭前和午饭后，或者在回家之前，他都要重复这一动作。直到这个案子结束时，我开始感到我们对米切尔最了解的地方，要算他的扁桃腺后面部分了！
我安排对他做“钡餐”试验。我把装订好的苏联秘密无线电通讯分析，各种分类和组算表都给他看看。这些东西都是最新的材料，是为政府通讯总部准备的。我去看了闭路电视，看见米切尔正心不在焉地翻阅着那份报告。之后，詹姆斯·罗伯逊走进了米切尔的办公室，此人老跟我唱对台戏，五十年代曾搞过一些反苏联间谍的工作。罗伯逊开始谈到我。罗伯逊在D 处时我也在那里，他对我在D 处搞改进一直不满。他认为我是跳级的新手，应当学会尊重比我资格老的和比我能于的人，不要急急忙忙地到处指手画脚。他和米切尔讨论起我的无线电分析报告，两个人都不懂我搞这报告的目的是什么。
“该死的家伙赖特，”罗伯逊尖刻地说，“他以为他什么都在行。但愿把他的翅膀剪掉吧！”
米切尔道貌岸然地点了点头。对这具有讽刺意味的一切，我真有点忍俊不禁。
但是，这种轻松的时刻是不常有的。在这场冷酷的监视当中，人们在注视着、等待着镜子那边的人暴露自己。只有一次我认为我们抓住了他的证据。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他开始在一张纸上划着。他的神情很专注，大约划了二十分钟，并从钱包里拿出一张纸条进行参考，之后他突然又把那纸条撕了，并扔进了废纸篓。这件案子开始以来，霍利斯就安排我在每天晚上搜查米切尔的办公室，还指示他的秘书把米切尔那只准备烧掉的机密废纸袋保留着，好让我进行检查。这天晚上，我在废纸篓里找出了那张被撕毁的纸条，把碎片重新拼好。那是一幅乔布汉姆公地的地图，靠近米切尔住的地方，上面标有指向各个方向的圆点和箭头，中间地方有“RV”字母，两辆汽车的位置，分布在公地对面的道路的两头。这块公地是穿过聚会地点的。
好几天来，阁楼路上那幢房子里都没有人。这个案子的全部焦点移到了在米切尔地图上标明的那个地方，可米切尔从来就没到那里去过，也没有别的什么人去过。
我第一次开始搜查米切尔的办公室时，霍利斯高度紧张。
“里面有一些非常敏感的文件，彼得，我要你保证不让它们透露出来。”
霍利斯尤其担心的是人事报告和其他令人尴尬的文件，而不是机密。那些文件因为工作需要而被送到副局长的办公桌上。他可以不必担心，因为我在米切尔的办公室里没想要找到什么有趣的东西，仅仅只是为了坚定我的观点，即在霍利斯这样专横武断的人手下当副局长，是世界上最坏的差事之一。
一连好几个月，霍利斯每天晚上都在下班后和我会晤。起初，他对窥探一个亲密的同事的私生活表示厌恶，可我从来没有感到他的这种感伤情绪是真实的。我告诉他我们从闭路电视上看到米切尔用牙签剔牙齿的次数时，他大笑起来。
“那可怜的家伙应该找个好牙医看看！”他笑着说。
我自己感到很坚定，甚至是冷酷无情。我等待解决渗透问题的机会已有许多年了，我毫无顾忌。
经过同霍利斯相处的那些夜晚，我才第一次对霍利斯有所了解。我在他手下干了将近八年的时间，我们之间除了公事，很少有过交谈。虽然也有关系紧张的时候，可总的来说，我们的关系是正常的。我们之间有一次严重的冲突，那是在五十年代末。我当时与温特博恩在A 处二科工作，阿根廷有个代表团与英国政府洽谈肉类合同。霍利斯把贸易部请军情五处收集情报的事交给我们去办，并指示安装话筒来窃听阿根廷人。温特博恩和我对此都很生气，认为这是违反芬勒特一斯图尔特备忘录的举动，该备忘录规定军情五处的任务只限于负责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事。A 处二科的其他人员与我们有着同样的看法，因而我们拒绝了霍利斯的指示。好几个小时里，我们都预感到要被集体解雇。可后来霍利斯撤销了他的指示，再也不谈及此事。这是军情五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罢工，并以罢工者的彻底胜利而告终！
在搜查米切尔的办公室那段时间里，霍利斯偶尔也谈起他早年的一些事情。他告诉我他三十年代去过中国，并在那里的英美烟草公司工作过。
“那里的事真可怕，傻瓜也明白日本人在满洲干什么。太明显了，我们如果不采取行动，就会失掉中国。”
与军情五处里许多的老官员一样，他不喜欢美国人，其根源要追溯到战争爆发之前。他说美国人本来可以帮助远东，可他们拒绝这样做，他们紧紧抓住孤立主义不放。法国在远东已经失去了势力，宁愿眼看着整个地区沉没也不愿帮助我们，结果把一切都让给了俄国人。
“他们注视着，等待着，”他告诉我，“他们终于在战争结束后当毛泽东上台时，得到了中国。”
他很少提及他的家庭生活，安全局里有许多人知道他长期有外遇。他偶尔提到他的儿子阿德里安。他是个很有天赋的棋手，是霍利斯的极大骄傲（阿德里安过去常到俄国去参加棋类比赛）。
有一次，我们谈到米切尔案件时，我大胆地直述了我的观点：不管结论如何，它都说明了我们的安全保卫方面是个薄弱环节。霍利斯听了以后发怒了。
“你是什么意思？”他问。
我告诉他，我们对军情五处新招募的人的检查还没有军情五处对白厅其它部门的检查严格。
“你看看我，”我告诉他，“我从加入军情五处以来，到现在还没有受过审查。”
第二天有人就送来了一些表格让我填，从此再也没有提及此事。不久，审查程序被修改了，要进军情五处的要多填几个证明人的名字，其中一个是由军情五处提名的证明人。
在同霍利斯一起相处的那些夜晚里，最令我难忘的是他那没完没了的下流笑话，简直是我从来不曾听到过的。当他为了要从权势的奥林匹亚顶峰上降落下来和他的部下打成一片，或轻松一下时，他就把这些笑话当作一种手段来达到这种目的。有一次我问他从什么地方收集了这么多的故事。
“中国，”他告诉我，“每个人都喝酒讲笑话，这是唯一的一种消磨时间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