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得了胜利。
托德拉急于建立一个受国家安全局指挥的自己的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一九六一年十月，他请亚历山大、德纳姆、弗劳利，还有军情六处驻美站长菲尔波茨和我到华盛顿参加一个讨论英国密码破译成就的特别会议。他还邀请了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人参加，目的在于让他们也听听发射委员会的工作介绍，并希望他们能分享密切合作的好处。
一开始我就知道，这对英国秘密机构来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因为他们可以在美国同行面前赎回自己的过失。到了一九六一年，中央情报局在华盛顿成了情报权威，他们认为过去的英美情报联盟在无情的冷战中太感情用事。但我认为只要我们能向他们演示一九五六年以来所取得的技术成就，那我们就可以让他们相信，我们是值得交往的。
亚历山大和我都清楚，这是一场赌博，谁都无法保证美国人会不会在会上以向我们透露一些情报作为回报。当然，他们可能不会这样做，这显然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然而，这次会议的潜在收益是巨大的，它至少可以消除菲尔比、伯吉斯和麦克莱恩事件在英美情报关系上的阴影。更重要的是，亚历山大的密码破译的计划和我的反间谍工作的计划都需要有美国人的大力资助和支持才能成为可能。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研制原子弹那样，我们应当说服美国人，争取他们的资助来实现我们的计划。从长远看来，我们可以通过通讯总部和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情报交换，最终让情报流回到我们手中，这样我们也能得到好处。
会议的地点定在马里兰州米德堡国家安全局总部的一间经过特别安全检查的会议室里。那是一幢玻璃楼，四周有电网，屋顶上有成百上千条天线和接收盘，纵横交错，枝柯林立。用这些设备，国家安全局就可以同世界各地的上千的监视站进行联系。与会的国家安全局代表是托德拉和他的首席密码分析家阿尔特·莱文森；联邦调查局的代表是迪克·米伦和利希·惠特曼；中央情报局的代表是吉姆·安格尔顿和一个叫比尔·哈维的膀粗腰圆的汉子。哈维刚回到华盛顿，他去柏林负责隧道行动，现在是“参谋D ”的负责人。
哈维是中央情报局的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酒量过人，而且具有牛仔的气质。在他刚刚工作时，就在联邦调查局搞反苏联间谍工作，但由于贪杯而被胡佛开除。于是他立刻带着自己在联邦调查局学到的宝贵经验和技术，投奔了中央情报局。那时中央情报局才刚刚开张，他跃跃欲试，并设法和安格尔顿一起把自己的知识变成现实。他在反克格勃秘密战争中成了美国最有影响的干将之一。五十年代他大都在柏林，要么指挥间谍，要么挖掘隧道，并竭尽一切力量参与对抗苏联人的斗争。他认为冷战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必须做好拼死的准备。要不是他的粗暴好斗，他会是一个满腹心计、对间谍非常敏感的人，正是他第一个在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之后发现了菲尔比。哈维的记忆更是超群，他对几十年前的叛逃事件和其他案件的每个细节都记得一清二楚。也是他第一个对军情六处的菲尔比的经历作出全面的估价，并指出了他简历上的漏洞和矛盾之处。正当别的人停留在怀疑上时，哈维却紧紧地盯住了菲尔比，但这件事也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反英情绪。
为期五天的会议一开始就不顺利。托德拉急于自由交换意见，并讨论安全局正在进行的摸索破译外国驻华盛顿使馆密码的一两个试验。他指出，鉴于联邦调查局的规章，这几项研究不能超出试验范围。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的同行个个心怀鬼胎，一言不发，他们既不愿意在别人面前或安全局面前讨论技术发展问题，也不愿在我们面前讨论这种事。安格尔顿在做记录，而哈维则在一旁心怀敌意地闭目养神，特别是午饭后，他甚至还打起了呼噜。
开会的第一天上午，他就向代表们嚷道：“我们到这里来只是听听，我们不在公开场合谈论我们的机密。”
我宣读了有关对付埃及人的“咽吞”行动的长篇报告，并详细介绍了从那以后在用无线电设备获取密码噪音来进行破译方面的进展和使用新式话筒监听方面的成就。接着我又谈到“栅栏”行动的细节。最后开始了热烈的讨论，甚至哈维也欠起身子来听着大家的讨论。
第三天的会议由中央情报局计划处处长理查德·赫尔姆斯主持，中心是讨论利用这些新技术去破译苏联的密码的方法。我一再指出，要预测出俄国人可能研制出的新密码机，并立刻着手找出对付他们的办法。一些技术外行对我的意见感到疑惑不解，但我强调说，在战时我们的海军研究实验室就是这样做的。那时我们对德国新的鱼雷和水雷进行了预测，结果他们刚刚把鱼雷和水雷制造出来投入使用，我们就找到了对付它们的办法。讨论结束时，国家安全局和通讯总部都答应立刻设法破译苏联“阿尔巴托斯”级密码机。
亚历山大对用美国正在研制的新型计算机来进行密码分析很感兴趣，他非常相信人类工程理论，该理论认为，用电子技术任意在密码机上排列数字在数学上是不可能的。亚历山大认为，如果能研制能量足够强大的计算机，即使编得再好的密码也可以破译。在以后的十年中，我们制定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研究项目对这一领域进行了调查。根据一九八六年《卫报》报道，从一九八0 年以来，生物工程理论如亚历山大所预测的那样，给密码分析学带来了一场革命。
不出我们的意料，中央情报局的代表在会上没有透露他们技术情报的进展状况。他们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他们不信任我们。但据我们推测，他们不向我们透露秘密还有其他原因。哈维的“参谋D ”似乎存心想违反英美协定。根据这个协定美国国家安全局必须同英国通讯总部交换全部信号情报。如果美国人既想破译密码，但又不同我们分享成果，或者他们想对英国和英联邦国家采取破译密码行动，那么哈维的“参谋D ”正是他们极好的帮凶。我们敢说，他们现在正在干这种勾当。
但无论怎样，这次会议仍是英美情报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六家情报机构的代表坐下来长时间讨论有关合作的一系列问题，十年来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开展了重要的联合研究项目，特别是在计算机领域里。我们总算在增进互相信任方面迈出了第一步。
在我离开伦敦之前，阿瑟·马丁安排我给中央情报局讲讲朗斯代尔一案中的技术问题，特别是“筏夫”技术。莱肯菲尔德大楼里的官员对这件事感到有点为难，因为虽然我们一开始就向联邦调查局汇报了“筏夫”技术，但中央情报局却对它一无所知。霍利斯同意只要朗斯代尔案件一结束，他就全面告知中央情报局，因为我们最早是从他们的“狙击手”手里得到关于朗斯代尔的情报的。由于当时兰利总部还没完工，汇报会预定在托德拉会议后在中央情报局临时使用的尼森活动房子里举行。尼森活动房屋在华盛顿中心的水池边。吉姆·安格尔顿带我走进一间大会议室，让我在讲台前与至少两百名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见面。
“你肯定这些人都受过信号情报工作方面的训练吗？”我低声问安格尔顿。
“彼得，请开讲吧，安全保密由我们负责。许多人都想听听这件事！”他说。
我站了起来，心里有点紧张。为了避免口吃，我讲得比较慢。我首先描述了朗斯代尔一案的过程，一个小时以后，我又在黑板上写写画画，解释“筏夫”行动的技术细节。
“当然，我们认为‘筏夫’是一种重要的新式反间谍武器。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知道，世界各地的苏联间谍在什么时候收听莫斯科的秘密广播，而且还可以测出他们的发射频率……”
大家对“筏夫”的反响并不好。一部分人交头接耳，叽叽喳喳。后来我发现前排的军官们的情绪有些异常，而且哈维就坐在讲台的一边，我知道可能要发生什么事情。哈维侧身面对安格尔顿，非常生气地向我这边指指。
我不清楚他们为什么会发火，于是向他们问道：“有问题吗？”
“有！”一个人在后排喊道，“请问你们的‘筏夫’这个玩意儿是什么时候研制的？”
“一九五八年春季。”
“今天是什么日子了……？”
我的口吃又犯了，一时竞答不上话。
“让我告诉你吧，现在是一九六一年！”那个人高声叫道。
“真见鬼，这叫什么联盟！”又有一个人说。
我狠狠地坐下来，人们纷纷离去，再也没有什么问题了。
安格尔顿和哈维走了过来，看得出哈维非常生气。
吉姆竭力用斯文的口吻对我说：“瞧，彼得，看来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在这种大场合下讨论这个问题恐怕不合适。比尔和我今晚想请你和我们一起吃饭。我们找个安全的地方好好谈谈。”
哈维还没开口，吉姆就把我推走了。
那天晚上，安格尔顿叫他的技术人员乔伯克开车到旅馆来接我。他很少和我说话，这大概是安格尔顿的命令吧。我们驶过乔治·华盛顿桥，穿过阿灵顿国家公墓，然后向弗吉尼亚州的乡村飞驰而去。
伯克指着乡村的右边对我说：“这就是新的总部。”
除了有些树木以外，那里什么也没有，天渐渐地黑了。
汽车开了一个小时，最后停在一座木房子前。这座木房子离路边很远，房子后面有一个大平台。为了防止蚊蝇，平台的四周装满了纱窗，平台上有几把椅子和一张桌子。当时正值夏末秋初，天气非常闷热而潮湿。阿巴拉契亚山脚下传来松树的阵阵幽香和蟋蟀的嗽呜。安格尔顿从平台里走了出来，冷冷地向我打了个招呼。
“今天下午真对不起你。’他说，但却没进行任何解释。我们在桌边坐下，中央情报局西欧处的处长也在座。他彬彬有礼，但却很少说话。过了几分钟，又有一辆汽车吱的一声在房子前面刹了车。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随即便听到哈维在那里大声询问我们在什么地方。他拉开铁纱门，站在平台上，手里拿着一瓶杰克·丹尼尔牌啤酒，看得出他已经喝过一些酒了。
他大声嚷道：“你这个畜生，让我们把这个案件的真相说一说吧。”他把酒瓶用劲朝桌上一摔，酒瓶被摔得粉碎。
我立即明白了，这是个圈套。以往，讨论军情五处的公事时总有哈里·斯通陪同，可现在他因患心脏病正在医院疗养。
我转过身对安格尔顿说：“吉姆，这太不公正了，我原以为你是请我来吃饭的。”
“是请你吃饭，彼得。”他说。然后为我在一只雕花玻璃杯里倒了一些苏格兰威士忌。
我直率地回答说：“我不能被你们这样欺负。”
“哪儿的话，”安格尔顿平静地说，“我们只是想再听听……请从头讲。顺便请教几个问题。”
我又复述一遍朗斯代尔案件。我刚讲完，哈维就憋不住了。
他满嘴溅沫，骂道：“你们这帮混账东西，太不可信了！你跑到这儿来，是要我们为你们的研究付钱，但却一直把‘筏夫’这类技术藏得牢牢的。已经好久了……”
我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不明白个屁！”他吼道。
哈维又打开另一瓶啤酒。
“彼得，问题是我们的行动。我们有许多人在用高频无线电接收机，如果苏联人也有‘筏夫’，那他们就要暴露了……”安格尔顿说。
“苏联人有‘筏夫’吗？”安格尔顿又问道。
“开始没有，现在肯定已经有了。”我说，还引证了最近的一件案子。军情六处在波兰情报局的情报源说，波兰和苏联进行了一次联合间谍调查。调查结束时，他们在围捕那个嫌疑分子时，克格勃开了一辆面包车到他的公寓。他还透露说，苏联人不允许波兰情报局窥看面包车里的一切，但他根据各方面的情报猜测，面包车里的东西与无线电侦察有关。
哈维叹了一口气：“天哪，我们在波兰的情报官员这下全完了……”
“可我们已经把这些情况报告送给你们的波兰处了，”我说，“不管这个间谍是谁，他肯定不是我们的人，因此我们推测他是你们的人。这件事至少警告了你们，同波兰进行无线电通讯是危险的。”
西欧处处长红着脸说：“明天一早我们就去核实。”
“还有谁知道‘筏夫’？”哈维又问。
我告诉他，在我们研制过程中，我们把一切都告诉了联邦调查局和皇家加拿大骑警队。
哈维又发火了，他拍着桌子喊道：“加拿大人！你还不如告诉混帐的巴布亚人哩！”
“我恐怕不会认为加拿大人会那样，他们是英联邦可以信赖的成员。”
“哼！你们还应当告诉他们换一架密码机。”哈维说。安格尔顿害怕哈维在气头上把“参谋D ”的秘密漏出来，赶紧用脚在桌下使劲地踢了他一下。
我们愈争愈激烈。他们的恐吓显然是有预谋的。他们想使我感到内疚，引诱我讲一些使我事后会感到懊悔的话。他们说，我们为你们提供了“狙击手”，盼望你们能有所回报。我们同意资助你们的研究，但你们是怎样回报我们的呢？哈维又是诅咒，又是发火，他讲到大战以来被美国人忽视的薄弱环节、错误和疏忽：菲尔比，伯吉斯，麦克莱恩；领导艺术缺乏；不懂专业；在帝国面前不断撤退；社会主义不断进攻。安格尔顿脸色阴沉地对我说，如果我们想得到他们的情报，我们就得尊重美国在英国同盟中老大哥的地位。
“请记住，你在这儿是个叫花子！”哈维怒吼道。
我并没有激动，只是默默寻找机会反击。的确，我们的反间谍工作虽然不很出色，但现在阿瑟回来了，朗斯代尔案件不过是一个开始。再者我们并没有任何义务向你们汇报“筏夫”行动，这是我们的机密，我们有权自行处理。
“现在我到这里来把我毕生的工作全部告诉了你们——‘咽吞’、‘栅栏’、‘筏夫’——所有一切。可是我们在你们国家安全局里开会时，你坐在我对面五天，可你什么也没告诉我。这能算是情报交流吗？其实，你们发火大概是因为我们抢先了一步……！”
这下，哈维可气坏了，他脸色发紫，活像一只火鸡，汗水不停地从太阳穴上淌下。他解开茄克，露出肩上挂着的枪套和里面那支锋亮的手枪。他的肚皮被啤酒撑得又圆又大。现在已是凌晨四点，我被折腾够了，于是便起身告辞。我对安格尔顿说，明天的活动全部取消。我对已发生的这些事印象坏透了。要不要讲和，完全取决于他们。
第二天，安格尔顿没有和我预约就跑到旅馆来看我。他满脸微笑，而且再三道歉。他责备了哈维在昨天晚上的行为。
“他喝醉了，以为要了解真相一定要靠威吓。现在他相信你了，他不过是认为你对他是个威胁而已。”
他又请我去吃晚饭。这次我小心谨慎，不敢大意了。他说他理解我的心情，并希望我也能理解他。他还热情地谈起要资助我们的计划。紧张气氛总算消除了。他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