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点之间使用过接收机。
我把这些资料送给琼斯，然后我们一起直接来到霍利斯的办公室。听完我们的汇报，霍利斯并不感到吃惊，他同我们一样认为泄密的证据是确凿的。他指示琼斯对监视队进行一次紧急调查。我们一致认为朗斯代尔是克格勃的非法分子。霍利斯主张把这个案子从D 处二科移交给主管反苏联间谍的D 处一科，由马丁负责办理。
从表面上看，检验朗斯代尔是否发现了我们对他产生的怀疑，最好的试验就是看他的出国。我们一致认为，如果他一直不回英国，那就证明他已经听到了风声，如果他回来了，就说明他还不知道我们在监视他。朗斯代尔对霍顿说，他将争取在十月一日赶回同他们见面。琼斯对监视队的调查又一次失败，使得莱肯菲尔德大楼的气氛更加紧张起来。霍顿到了伦敦，但却没人同他见面。好几天过去了，仍不见朗斯代尔的影子，琼斯为此很着急。到十月十七号，在沃尔杜尔街朗斯代尔办公室对面的观察站的工作人员发现朗斯代尔走进了这幢大楼。我们不遗余力，全力跟踪，在紧张气氛中，日益加剧的疑团终于解开了。
朗斯代尔很快恢复了他过去的生活：经营自动电唱机，会见霍顿，会见其他的漂亮女子。在十一月初之前，他一直没有回到白色大厦他自己的套间里。他在这段时间住在什么地方一直是个谜。每天晚上他离开沃尔杜尔街的办公室以后便向西走。自从朗斯代尔回来以后，阿瑟和我就对监视队的行动进行了严格控制。我们敢肯定再也不会重蹈覆辙了。必须停止公开监视，在所有行动中停止使用无线电。吉姆·斯卡登对这种侵犯他管制权的事大为生气。他从未听说过“筏夫”，因而不知道为什么要禁止使用无线电。他跑去找琼斯，但琼斯斩钉截铁地告诉他，这样做是无可非议的。
阿瑟和我都很清楚，在任何地方跟踪像朗斯代尔这样受过训练并有经验的情报员而不被他发觉，简直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设想了一种灵活的方法。每天晚上，我们让一队监视员跟踪他，但只跟一小段，然后悄悄溜走。第二天又换一队监视员，在上一队监视员离开他的地方跟踪他，又跟一小段。如此继续跟踪下去，使他从沃尔杜尔街办公室与目的地之间的距离不断增加。整个行动花了两个星期。我们调动了妻子和办公室的志愿人员协助监视队，这样我们就可以不让一个面孔出现两次。最后，我们跟到了伦敦西区的鲁斯利普镇克兰利花园四十五号。显然，朗斯代尔是与这家的主人住在这个小房子里的。这对夫妇叫彼得·克罗格和海伦·克罗格，是新西兰人。他们开了一家小书店，专门出售美国古典书籍。我们在房子的对面设置了一个固定观察站，等待着，并断定夫妻两个都没有发现我们。
十一月中旬，朗斯代尔从米德兰银行取出他的箱子，然后搬回自己在白色大楼的套间。我们马上派了通讯总部的技术员阿瑟·斯班塞到隔壁的套间去进行“筏夫”监听。在以后的三个月里，斯班塞几乎没有离开过套间。我们还在朗斯代尔接收机的交流电源上安置了一个非接触性窃听器，与耳机上的蜂音器相连接。斯班塞整天戴着这个耳机，因此即使朗斯代尔在深更半夜打开接收机，斯班塞也会被耳机中的蜂音器的声音惊醒。只要蜂音器一响，斯班塞就打开“筏夫”接收机，开始调频，寻找朗斯代尔的频率，然后立即报告帕尔默街的通讯总部。帕尔默街的总部接到信号后，又立即把信号发向切尔特南总部。那里，有一位叫比尔·柯林斯的密码分析员便用复制的朗斯代尔的一次性密码本破译电讯，并用专用密码电传线把所破译的密码送回在伦敦莱肯菲尔德大楼等待的阿瑟和我。
然而，柯林斯却始终无法破译朗斯代尔第一次收到的电文。这次电文中没有指示器组，指示器组是一组非密码信号，换句话说，是一组由一次性密码本编成的非密码信号。收报人必须把这组信号与一次性密码本全部吻合，方能破译（直到朗斯代尔被捕以后，我们才发现这组电文的指示器组用的也是密码，即用他的真正出生日期）。
阿瑟和我猜想，朗斯代尔也许知道他的密码本已经泄露，于是便换用另一本从国外带来的新密码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偷偷进入他的套间，对他的打火机进行一番仔细的检查，看看他是否用过他装在里面的密码本。于是，温特博恩和我乘朗斯代尔到苏福克办理自动电唱机业务时闯进了他的套间。这个套间简陋狭小，大概只够放一张床。我们拆开打火机，发现密码本仍在那里，只是刚刚撕掉了几页，这说明他仍在使有这个密码本。我仔细查看了一番，明白了朗斯代尔在翻译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文时所使用的行数比所需的行数多。只要多用几行往下查，就可以将电文准确地译出来。
在以后的两个月中，我们对朗斯代尔每两周一次的莫斯科的电文成功地进行了监听，绝大部分电文是发给代号为“伊朗国王”的克格勃间谍霍顿的。电文还指令朗斯代尔如何对付霍顿，向他提什么样的问题，从他那儿弄到波特兰的哪种文件。另外还有一些朗斯代尔的私人电文，这些电文将他的妻子和孩子在苏联的情况告诉了他，此外还说，他已经在国外干了五年秘密工作，妻儿们希望他能尽早回家。
一月二日，星期一，霍利斯主持对该案件进行一次全面的审议。阿瑟极力主张我们让它继续进一步发展，他凭直觉感到朗斯代尔是个极其重要的非法分子，他只与霍顿这个间谍发生联系。另外，我们对克罗格夫妇的情况也一无所知，只晓得朗斯代尔搬进去不久，这幢房子就安上了高级查布牌锁，甚至连窗子也上了锁。更令人费解的是，在连通屋顶的地方也上了锁。根据我们所收集的情报，朗斯代尔很有可能是一个庞大的间谍网的成员之一。琼斯和我都赞同阿瑟的分析。霍利斯同意与海军部（霍顿所出卖的正是他们的机密）联系，请求他们在三个月内不要惊动霍顿。海军部同意霍利斯的请求。为了尽可能不担风险，阿瑟决定，停止一切公开侦察，只用“筏夫”截听朗斯代尔的无线电通讯，试图顺藤摸瓜从中抓出更多的间谍。
然而，两天以后，我们的计划却被破坏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派驻伦敦的美国大使馆负责与军情五处联络的官员克利夫·克拉姆给霍利斯送来一封密信。信中警告军情五处，“狙击手”告诉中央情报局说，他打算在第二天，即一月五日叛逃美国。霍利斯又一次召集我们开会。现在真的只有一个行动路线了：如果“狙击手”叛逃，那么霍顿、朗斯代尔甚至还有克罗格夫妇都会被他的叛逃所惊动。我们必须在他们撤退之前把他们抓获归案。凑巧得很，霍顿与朗斯代尔在一月七日也就是星期六将要会晤，而且按常规，朗斯代尔在那天凌晨将收听莫斯科的电讯，我们可以从他收听的电文中弄清莫斯科是否在为他报警。
逮捕这些人必须做好大量的准备工作，为了安排这些工作，我已经有三天没睡觉了。霍顿案件的办案人员查尔斯·埃尔韦尔遵命去波特兰，一旦得知逮捕完成，就对霍顿的住处进行搜查。比尔·柯林斯从切尔特南过来，守在帕尔默街的总部里，等候莫斯科的电文，只要电文一到，他就立刻着手破译。特别行动处正在朗斯代尔套间门外待命，只要莫斯科一来电叫霍顿藏起来，就立即将霍顿逮捕。
星期五夜里，阿瑟和我守在莱肯菲尔德大楼里三楼上的行动室里，通宵警戒。那个房间狭小得很，墙壁上漆的是那种令人讨厌的棕色油漆，乍一看去好像是间牢房。墙边摆着一张铁床，中间是一张小桌子。地上横七竖八地摆满了电线。桌上几部电话直通特别行动处总部、通讯总部和局长。一只小扬声器一直通到朗斯代尔在白色大厦的套间里，只要套间里有声音，就立即可以传过来。
阿瑟伏在桌上，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着香烟。温特博恩既紧张，又兴奋，他很少说话。琼斯脱了鞋，但却穿着裤子，靠在床上。他是D 处的处长，对部下关怀备至，坚持与大家共同战斗。他还到“牧羊人市场”的小酒馆买了些三明治来请大家吃。我们一边喝苏格兰威士忌，一边抽烟，消磨着时间。烟灰缸渐渐被烟头塞满了。
朗斯代尔在城里消磨了一个无忧无虑的傍晚后，在夜里带了一个姑娘回来了。我们聚精会神地聆听着。他们此时正在打情骂俏，扬声器里传出了他们的淫声秽语，我急忙关上扬声器。等他们的房间恢复宁静之后，我问阿瑟，朗斯代尔会坐几年牢。
“我看至少十五年。”他说。
温特博恩的脸上显露出一种惜事怜人的表情。他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此时他想到一个人的生命即将毁灭，他不应当幸灾乐祸。我自己又斟了一杯威士忌。
我嗫嗫嚅嚅地说：“我不禁想起他的老婆和孩子……”他们都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和我一样，他们也都看过我们截到的朗斯代尔的电文。这些电文谈到家庭的欢乐和困难，谈到生日不能团圆和孩子对父亲的思念。虽然朗斯代尔是个间谍，但他毕竟也是人，总有七情六欲。他同其他远离家乡的男人一样，一定非常渴求家庭的欢乐，而他另求新欢的举动不过是一种没有办法的补救而已。
“他与霍顿不同，他不是叛徒。他和我们一样，不过是想完成自己的任务。”
琼斯这时突然爆发了一阵愤怒，他从床上跳起来，大声喊道：“住嘴！他是自己情愿干的，他本可以当一名外交官。他知道干这行的危险，这叫自作自受。”
我不讲话了，但我们大家都耿耿于怀，因为我们在过去的两个月里对朗斯代尔的情况太熟悉了。
翌晨，朗斯代尔把姑娘叫醒，劝她先走。他说他还有急事要办。的确是这样。姑娘走了以后，我们听到他拿出无线电，又找出密码本，准备接收莫斯科的信号。无线电响了几分钟以后，朗斯代尔便在纸上把密码译了出来。从他神情轻松地洗了一个澡，嘴里还哼着苏联歌曲这一点可以看出，苏联并没有向他发出警报。几分钟后，我们桌于上的绿色电话响了。原来是比尔·柯林斯向我们报告电文的内容，柯林斯说电文是例行公事，向朗斯代尔通报工作、家庭情况，并没有任何警报的痕迹。
我们立即通知特别处作好准备，在朗斯代尔从霍顿手中接过邮包以后就把他逮捕归案。五点钟时，特别行动处的电话响了。
“最后一幕完了！”最后一幕是我们给朗斯代尔起的绰号。朗斯代尔不久就要送进监狱了。
温特博恩直奔白色公寓，对朗斯代尔的套间进行搜查，而阿瑟和我则在等待着逮捕克罗格夫妇的消息。七点钟到了，我们虽然个个精疲力竭，但却感到非常高兴。当时，我们正坐在开往鲁斯利普的汽车里。我们抵达克兰利花园时，那里已经一片混乱，处处是警察。他们为所欲为，漫无目的地搜索那幢公寓。我试图阻拦这些警察，但却无济于事。一名警察拿出一个装满化学药品的塑料包。阿瑟对他们的做法提出抗议，结果毫无用处。
“先生，对不起，我想这就是证据。”那警察说，“这是一起犯罪事件，如果你们的人想看，那就得通过正常的途径……”
这次警察行动是由侦探长乔治·史密斯负责的。史密斯是特别行动处的，一贯以抬高自己而闻名。事前，我们曾向他强调过，逮捕这几名间谍的消息要封锁四十八小时，这样对我们监听莫斯科的无线电广播有利。但是在这几名间谍逮捕以后没有几小时，舰队街上就有人传说破获了一个重要的间谍集团，史密斯也对一些记者吹嘘说他自己在这次行动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此以后，莫斯科电台再也没发出任何信号了。
警察笨拙地对那幢布满间谍工具的公寓进行了搜查。两本不同的密码本藏在打火机里，这只打火机与朗斯代尔平时用的那只一模一样。另外还有三种不同的收听莫斯科电台的信号计划和密写材料，以及用铅酸和赛珊终制作的微粒。为了销毁罪证，克罗格太太企图把装在手提包里的间谍会晤详细记录倒到马桶里，但却及时被一位高度警惕的女警察发现了。她立刻阻止了克罗格太太的这一销赃行径。在搜查中，警察还发现了一份收听莫斯科高速电讯的信号计划，它最令我们感兴趣。我们在一个烧莱的罐子里发现了一瓶磁性氧化铁，这是用来把高速电讯中的摩尔斯电码印到纸条上，以便阅读，这样就可以不必把这些摩尔斯电码转录到复杂的录音机上，然后再放慢速度进行阅读了。这是一种新技术。现在我们才明白在逮捕行动前几个月中没有发现克罗格家也在收听无线电通讯的原因。
接近半夜，警察离开那幢大楼，才允许我们在一片废墟中搜查。他们还留下两名青年警察警惕地注视着我们。我们对这幢房子进行了九天的搜查，最后在厨房的地板下的空隙中发现了一台接收机，还有照相机及其他无线电器材。每件设备都包在防潮的口袋里，外面封好。显然他们准备把这些器材长期保存下来。
下个星期三，霍利斯又把大家召集到他的办公室里，向大家祝贺这次行动的成功。新的D 处在琼斯和马丁的领导下，经受了考验。自从一九三八年马克斯韦尔·奈特粉碎伍尔维奇军火库阴谋以后，这是第一次赢得了彻底击败苏联人的胜利。如同“咽吞”和“栅栏”行动的成功一样，朗斯代尔案成功的关键，主要是依靠了我和通讯总部以及原子武器研究集团一起研制的一项新技术。“筏夫”、X 线技术和复制密码本的技术使得军情五处可以顺利地办理此案。对于这次行动的胜利，我感到非常自豪，因为我第一次在反间谍斗争中发挥了这么大的作用，而且也使军情五处的领导人知道什么事是可能发生的。会上，大家认为发射工程委员会的工作太繁重了，建议把它的工作分散给两个单位。“小集团”负责对国内外的密码目标采取行动，而“反小集团”则负责发射工程委员会的一切反间谍工作，例如“筏夫”。
霍利斯让我起草一份详细报告，阐明新技术在朗斯代尔一案中所起的作用，并鼓励大家在以后的反间谍工作中采取类似的新技术。我到伦敦中央刑事法庭，朗斯代尔、克罗格夫妇、霍顿和吉都在那里受审。霍顿和吉脸色灰白，在被告席上焦急不安地向法庭的四壁张望。
朗斯代尔和克罗格夫妇却对审判毫不在乎。克罗格夫妇不时交头接耳，窃窃私语，或者相互递小纸条；朗斯代尔则一言不发，直到最后他才向法庭申说他的活动与克罗格夫妇无关。但美国人却很快认出了克罗格夫妇，原来他们是与罗森贝格核间谍案有牵连的莫里斯·科恩和朗娜·科恩，现在联邦调查局正在四处通缉他们。这一发现使我十分尴尬，因为在逮捕他们的前几个月，我曾在华盛顿见到联邦调查局A 处一科的阿尔·贝尔蒙特，并向他汇报了案情的进展情况。当时他就怀疑克罗格夫妇就是科恩夫妇，但却没有引起我的重视，结果没有及时进行调查。朗斯代尔的身份就更神秘了。我们过了一年才知道他的真名叫科南·特罗菲莫维奇·莫洛迪，父亲是一位著名的苏联科学家。他本人是一位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