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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仔细地用了几台直接接收机来搞‘筏夫”行动，每一台都使用一种兆周频率，目的在于使我方没有振荡器，这样做是防止万一俄国人也研制出一种“筏夫”技术。米尔斯的房屋之谜在整个六十年代都没有暴露，直到有一天晚上报警器发觉有两个俄国外交官爬上了房顶。他们打破了一扇天窗，可还没有来得及从屋顶爬进来，就被管家吓跑了。米尔斯向苏联大使馆提出了正式的抗议。可我们在猜想，俄国人可能通过某种方式已经知道我们存在于这幢楼里。
房子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便把我在加拿大阅读“冠石”档案时所筹划的那种试验付诸实施。我们系统地捕捉了信号，看看苏联大使馆内的接收机是不是在监听莫斯科播给英国特工人员的信号。这些都是高频信号（HF），而监视队的无线电是特高频（VHF ） 信号。 俄国人在他们的高频接收机上用了大型无线电放大器，使“筏夫”行动更为困难。可是政府通讯总部研制出了一种更为复杂的设备，不到六个月，我们就成功地捕捉到了大使馆里的俄国人例行监听从莫斯科发来的四种信号。
第一种信号的代号叫“粗暴”。我们是在一个星期二的晚上十点三十分收到它的，摩尔斯信号的声音响亮而清晰。俄国人当时也在用同一种频率进行收听，我们的接收机跟踪到了一个振荡器发出的呜呜声。政府通讯总部分析了“粗暴”，认为它来自莫斯科地区，每周播发两次。密码分析专家们十分肯定这个摩尔斯电码里含有真正的通讯。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决定集中主力来跟踪“粗暴”信号。
我去找了考特尼·扬，当时他在D 处一科（他是反俄国间谍工作的负责人），问他能不能帮助我们查找一个非法特工人员的情报，此人目前正在英国境内活动，并正在收听从莫斯科发来的无线电通讯。扬对我去找他感到惊奇，他说D 处近来正在着手调查一个双重间谍案。该案使他深信有个非法分子在伦敦地区活动。这个双重间谍是个男护士，曾加入过英国共产党。好几年后，有人让他为俄国人做一些秘密工作，他起初很不情愿，但后来他的联系人告诉他说，不是要他当间谍，而是让他寄些信件和保管临时的箱子。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护士害怕了，便向警察报告了。这个案子按照惯例被特别处转到了军情五处。
扬让这个护士当了双重间谍，再返回去跟俄国人对抗。在短期内，这个护士仍然让人深信不疑。他住在米德兰地区，他的上司要求他用自己的名字在伦敦南部的克拉普汉姆租用一套公寓，并指示他在住宅附近的克拉普汉姆公地从事一些死信投递活动。扬非常肯定地认为，他是一个由俄国人训练出来的非法特务的外围人员，专门在真正的非法分子进入指定的地区之前为其准备通讯器材和居住条件。但是后来，这个护士同对方的一切联系突然中断了，他再也没有得到任何新的指示。要么就是整个行动流产了，要么就是真正的非法特务已通过某种方式在该地区潜伏下来了。
这种猜测不着边际，可至少考特尼·扬要找的非法特务有可能就是收听来自莫斯科的“粗暴”信号的这个人。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对克拉普汉姆地区进行了严密的搜查，看看有无进一步的线索。我们驾驶那辆能透过无电线波的“筏夫”车来到克拉普汉姆，在四周有墙的旧防空洞前院里设立了基地。防空洞在克拉普汉姆公地南部的下面。我们接通防空洞的电源，架起一根天线，估计能在半英里的范围内进行收听。
我和托尼·塞尔坐在寒冷而又空气不流通的‘筏夫’车里，观察着，等待着，聆听着。“粗暴”广播应当在上午十点开始，我们把一台接收机调到“粗暴”的频率，同时用另一台接收机搜索附近周围的频率，看看能否发现振荡器。第二个星期，却真让我们给撞上了。我们收到了一种奇怪的，像猫头鹰一样的叫声，并收听到从莫斯科发来的摩尔斯电码。这显然是有人在离我们不到半英里的地方收听“粗暴”广播。塞尔和我面面相觑，他仿佛已嗅到了猎物的气味，录音机开始在压低的声音中转动。我们换上电瓶电源，慢慢地开车沿着克拉普汉姆街驶向地铁车站，混在其它交通工具中迂回。此时那些小酒店里坐满了人。沿途都有一些郊区住宅，门前的花园里有刚刚开的水仙花。室内的居民们对经过他们屋前的跟踪行动一点儿也没有觉察到。
塞尔监视着振荡器的信号，用它发出的强大电波来确定它的位置。我们知道，“粗暴”在空中只播二十分钟，我们还有十七分钟。当我们到达地铁站时，信号变弱了。我们又以加倍的速度奔回万兹沃斯，信号再一次减弱并消失。我们驶向南边的波尔汉姆，可这回甚至没等我们离开公地之前，信号就完全没有踪影了。
只剩下六分钟了。车内的人说不出一个字，我们只剩下一个方向了。“粗暴”肯定在北面的巴塔西后街那拥挤的、迷宫般的地方。我们开着这辆特制的车来到拉奇米尔路，我心里满是失望，我要猛冲过去，我真想用传声筒对眼前的情形高声叫喊，请求给我们让路。可我们所有能做的只是凝视着闪烁不停的调谐盘，希望声音增强而不是减弱。可是，当我们穿过万兹沃斯路时，信号已经逐渐减弱。此后不久，莫斯科就停止了广播，“粗暴”信号再也听不到了。塞尔重重地拍着车壁。我摘下耳机，感到全身精疲力竭，一阵愤恨。我们还得在克拉普汉姆呆几个月才能如此接近目标？
我点燃了我这天的第十三根香烟，试图从这二十分钟的情况中思索出点什么来。我们每个方向都去过了，可每次我们一挪动位置，振荡器的信号就减弱。这毫无疑问地证实了我们的确发现了另一台接收机，除了我们自己那台接收机以外。可这台接收机既不在北面，也不在南面，更不是在东面和西面。我慢慢地醒悟过来，意识到一个真相——“粗暴”就在我们的头顶上，就在防空洞顶上几码之内的地方。我们开车回到基地，对这个地方进行了搜索，发现在我们背后的高墙后面是一片用作停车场的开阔的荒地。“粗暴”的收听肯定是在一辆停在此地的汽车或类似于我们这样的车里进行的。
回到莱肯菲尔德大楼以后，我把振荡器的录音印成一副声纳图像。声波起伏表明那是些小的电源波纹，其波纹形状不是普通的电源频率，而是类似于我们“筏夫”车的电瓶所产生的电源的频率。这种巧合令我感到痛苦万分，无法进行思考。
在以后的六个月当中，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把所有候补人员派到克拉普汉姆去进行搜索。我们在上百个不同的地方进行监听。官员们对每一条街都进行了搜查，寻找有问题的天线，仔细盘问无线电设备商，可仍然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在我们四处进行搜索期间，每星期二和星期四晚上，仍然从莫斯科传来嘲笑我们的“粗暴”信号。
除了继续用“筏夫”汽车以外，我们还通过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安排了“筏夫”飞机。我们从英国皇家空军调来一架运输机，机内装有类似于我们车内的接收机，在固定的时间里在伦敦上空飞行。我们认为，在高空可以寻找到接收机在伦敦的什么地方进行工作的大概范围，如发现了信号来源的具体地方，就用几辆“筏夫”车进行包围。
第一次，我们飞行在苏联大使馆上空的飞机正在检查设备的工作情况时，突然收到了他们的接收机的声音。以后，我们又在芬斯伯里公园一带收听到了一系列的无线电声音。就像在克拉普汉姆一样，我们赶到这一带进行搜索。可是同“粗暴”一样，这个一直没有被发现的特工人员舒舒服服地隐匿在伦敦郊区的密林里。
“筏夫”飞行完全是件痛苦的差事，我整夜整夜地呆在那深蓝色的天空里，聆听着从莫斯科发来的信号。头上戴着的耳机使我听不见飞机螺旋桨的噪声，而在我的下面，在伦敦无垠的灯海里，有一名间谍此刻也在阁楼或室外的汽车里聆听这些信号。我知道我能听到他，可我无从知道他在哪里。他是谁？他是单独行动，还是一个集团中的一员？最为重要的是，莫斯科究竟在信号里告诉了他什么？我在反间谍官员所栖居的特殊炼狱里，常常被这种似知道又不知道的感觉所困惑。
“筏夫”行动虽然没有立即奏效，可利用技术方法破译密码的“咽吞”行动却很快被证明是获得了巨大成功的。一九五七年，政府通讯总部研究处副处长乔希·库柏在切尔特南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咽吞”行动便是在这次会议上敲定的。库柏明白，要想进一步在取得密码破译方面有所突破，就必须使军情五处、六处以及通讯总部相互进行密切的配合。他破天荒地第一次把有关的几个部门的人请到一起，来参加会议的有通讯总部H 处（密码分析处） 的亚历山大和德纳姆，通讯总部M处负责反小集团的科学科科长约翰·斯托勒，还有雷·弗劳利和我以及军情六处的同行帕特·奥汉朗。
除了俄国人，埃及人仍然是通讯总部的第一个重要目标。他们在他们所有的驻外大使馆里使用哈格林密码机，共分为四个组，每一组使用不同的密码排列。只要我们能把某一组里任何一台机器搞出名堂来，那么组里的其它几台机器都会被破译出来。或者我们能搞到其中任何一台机器的样品，那么那个组里的其他几台密码机也会被破译。军情六处和通讯总部拟出了一张埃及驻世界各地使馆的清单以及它们所属哪一个密码机组的详细情况，委员会然后对哪一个使馆最有可能使“咽吞”行动获得成功进行了估计。我向军情六处派来的工作队详谈了如何安排这次行动的设想，不到一年，我们就把埃及所有的密码组全部破译了。
虽然“咽吞”技术能破译各种哈格林密码机，但这种机器只有在第三世界国家里才有市场。库周召开会议的目的是要寻找把“咽吞”原理应用到较先进的密码机上的方法。由于通讯总部缺少计算机力量，无法破译这些密码机。我的观点很简单，我们需要把计划变为现实，纸上谈兵是不可能奏效的。
“我们得用科学的方法来探讨这个问题，”我说，“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新突破究竟能推广多深，因此要做试验。即使事与愿违，我们也能了解到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东西。”
我突然间在头脑里萌发出一个主意。任何一台密码机，无论它是多么复杂，总归得把一份清楚的电文编成密码和一系列任意排列的字母。在五十年代，最先进的密码技术是把电文打进电传打字电报机里，电报机又与分开的一台密码机相联，编成密码的电文咔嚓嚓地从另一端输出。整个系统的安全性取决于彻底的屏蔽。如果密码机和电文输入机之间没有进行电磁屏蔽，那么，未编成密码的电文的回声就可能与编成密码的电文一起从输出线路上传出。如果使用相应的放大器，从理论上来说是可以把这种“幽灵”电文区别出来，并读懂它的内容。
当然，我们无从知道哪些国家对自己的密码室采取了屏蔽措施，哪些国家还没有这样做。按照我所建议的那种路子来搞行动得花两年时间才能成功。我们知道，苏联肯定对它的密码进行了妥善的保护，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花费全力来企图破译俄国的密码是没有意义的。问题在于要选择重要的目标，而且是有可能使我们获得成功的目标。
在选择目标时，我们认为法国密码较之其它国家的密码来说，最适合用来做进一步的“咽吞”试验。军情六处和通讯总部都面临着外交部的压力，外交部要他们提供法国对英国即将申请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态度的情报。通讯总部还研究了法国在伦敦使用的密码系统。他们使用了两种密码：一种是低级的，用电传把电文发回法国外交部；一种是高级的，供大使通讯用，由一台密码机独立发送电文作为一种额外的保安措施。亚历山大认为，高级密码无法破译。但低级的密码可以用我概述的办法破译。库柏同意了，于是又开始了“栅栏”行动。
军情五处和通讯总部联合执行的这项行动中的第一个任务是对法国大使馆的分布作一次详细的技术侦察，尤其要找到密码室的大概范围。我请地方市政委员会把使馆的建筑图纸送来，之后又同邮政研究组取得了联系。此时约翰·泰勒已退休了，米切尔接替了他的职务。米切尔因为中风而半身不遂，虽然已言语不多，可头脑仍十分清楚。米切尔把法国大使馆的电传和电话的输入和输出线路图都给了我，我把这张图与建筑图参照来看，从而确定了密码室的大概位置。
我们让邮局把法国大使馆的电话弄坏，于是借维修机会进去对密码室一带进行了目测。与埃及人不同，法国的安全人员对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进行了监视，可是我们仍然搞到了我们所需要的信息。密码室里没有电话，只有走廊里才有一部电话。密码室和电传室相连，中间只有一块塑料板隔开。
我们用邮政局的线路图进行核实，发现法国使馆的输入线路是沿着大街接进通向海德公园的艾伯特门入口处尽头的人行道上一个盒子里。我和米切尔商量好，在这个盒子里的电缆上装一个宽频带的无线电装置，把捕捉到的信号传递到我们在海德公园旅馆里租用的一间特别操作室里。为了不使我们的行动被人发现，在我们把从那个盒子出来的电线接到旅馆四楼我们的操作室时，我们故意弄坏了旅馆的电话系统。此外，还在线路上安装了特殊的障碍电容，以便保证线路单向工作，不会有任何电文漏回大使馆而使我们的行动被人发现。通讯总部经常截听各国驻伦敦的大使馆的来往无线电和电传通讯，他们在帕尔默街有一些房子，专门干这种事。我们从帕尔默街的房子到我们的海德公园旅馆之间，接了一条含有法国使馆通讯的电线。我们把这条线作为指南，用以核对我们用无线电频率收到的信号是不是从法国使馆来的。
第一天上午，我们听到了那组低级密码的信号，并与帕尔默街收到的信号进行吻合。收听线路与我们自己的电传打字电报机一接通，截取的法国密码便开始咔咯咔咯地在我们眼前输出。很显然，这条收听线路上传送出来的信号不止一种。你只需坐下来，用铅笔把非密码电文与密码电文区分开来，就可以直接读懂密码。
我开始拣出一份译文，发现电传打字电报机上还有另一种信号的踪迹，我把这与声纳图进行了核对并证明我没有搞错，于是我就把通讯总部的技术人员找来了。
信号的高峰与低谷不断静静地掠过荧光屏，低级密码的线条很强，其阴影线条也很容易识别。可另一个信号掠过每个尖峰时，就有一阵低低的杂音出现。
“天哪，”通讯总部的技术人员喃喃地说，“我们连高级密码也收到了，那肯定是从塑料隔板那边传过来的。”
我急忙通知帕尔默街，让他们把高级密码也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