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条特别线路到通讯总部，每天早晨密码员一调整机器，通讯总部的二处就开始计算新的排字情况，直接把密码读出来。这个工作过程被称作“引密码机”。以后，这种用技术监听来窃取密码机情报以及破译密码的新技术的代号就为“咽吞”。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军情五处和通讯总部的联合行动使我们在整个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期读懂了埃及驻伦敦使馆的密码。埃及人在世界范围内使用了四种不同的密码系统，我们采用“咽吞”技术在其他几种密码系统中获得大部分的情报。这次对埃及密码所采取的行动是军情五处的一个巨大的成就。当时军情六处在提供情报方面作了努力，可还是明显地失败了。按照纳赛尔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初期所作的指示，军情六处在埃及的情报网几乎全军覆没，他们的人员全被逮捕。军情六处惟一的贡献是搞了一次企图暗杀纳赛尔的笨拙的行动。
霍利斯正好是在苏伊士运河危机到达沸点的时候登上局长这个宝座的，破译埃及密码的行动对他来说真是巧逢时机，使他在上台的头几个月里就获得了坚实的成就。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因为正是我把这种成就送给了他。
破译埃及密码所得到的最为重要的情报就是埃及和苏联在莫斯科讨论的连续通报。埃及驻莫斯科大使把这些通报的详细情况直接发给埃及驻伦敦大使馆。从这个渠道获得的情报使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深信，苏联真的表示它要干预苏伊士运河危机，并站在埃及一边。有一条电讯特别有影响，它详细叙述了苏联外交部长与埃及大使之间的一次会晤。俄国方面在会晤时说，他们打算动员空军同英国对抗。这份电报被直接送到联合情报委员会，并引起了一阵骚动，艾登被迫撤军。由于通讯总部所得到的所有情报都与美国的同行国家安全局分享，因此我敢肯定，这个情报对美国敦促英国结束苏伊士运河危机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埃及大使馆里安装特殊装置后不久，我们几乎就失去了整个行动。随着苏伊士运河危机的不断深化，俄国急切地想把埃及置于被保护者的地位上，他们派了一个俄国检查队到埃及驻伦敦大使馆去，看看有没有窃听器或话筒之类的东西。俄国人是很乐意做出这种友好姿态的。与此同时，他们也想趁此机会为自己弄一些有用的情报。我们设在埃及大使馆入口处的固定观察站在俄国检查组一进大楼时就发现了他们，于是我被叫到八楼去监听他们在密码室的动静。我无可奈何地听到他们进了密码室。他们先检查保险丝盒，然后又用电子仪器探测墙壁和天花板。这些大型探测器好像是金属探测器。一个俄国人拿起电话机，开始旋开底部的螺丝，藏在里面的话筒便发出砰砰的响声。一阵压抑的沉寂后，又出现了电话被重新安装好的声音。温特博恩长长地舒了口气。
当时我们知道俄国人已经发现了特殊装置，如果他们找到了它，就会把它拿掉，可他们没有这么干！俄国是否知道特殊装置这种东西，显然他们的确是知道的，而且对这种事是特别注意的，例如在他们自己的大使馆里就是这样。那么他们在埃及大使馆里为何又忽视了这个东西呢？可能是他们不想惊动我们，不想使我们知道他们发现了特殊装置，以便让我们继续使用它。他们毕竟可以通过他们自己的莫斯科一伦敦的密码线路把情报传送给在伦敦的埃及人，这样我们就无法破译了。但是我想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俄国人要我们全面理解他们的通讯信号所表示出的对苏伊士运河危机的决心，他们并不想让我们以为他们在虚张声势。如果让我们通过一种不受指责的途径去获得有关苏联态度的情报，譬如从一条秘密的线路去获取，那将是一种保证我们严肃对待他们这种态度的最佳手段。我从这件事当中首次看到了苏联故意泄漏情报的复杂性。
苏伊士运河危机结束后，我又去通讯总部游说，为未来的合作提出了建议。可他们仿佛想使双方的关系又回到过去那种死气沉沉的状态中去。通讯总部乐于摘取“咽吞”技术的战果，却不情愿对军情五处增加帮助作为回报。简言之，他们并不反对军情五处为他们工作，只要不搞互惠即可。
我感到通讯总部可以通过截听苏联间谍通讯，在帮助军情五处对抗在英国的俄国间谍网方面起一个重要的作用。俄国情报局一直倾向于“非法地”进行真正敏感的活动，启用一些完全独立于“合法的”大使馆情报官员以外的情报人员。他们这些人用自己的无线电收发机与莫斯科中心取得通讯联络。我肯定，如果我们全力以赴地跟踪和测听这些通讯，我们就会有一个突破，并引导我们一直插入苏联情报机构的心脏里去。我请求通讯总部为军情五处提供我们在战争期间从无线电安全处得到过的那种服务，即连续不断地监听进出于英国的那些非法的无线电广播。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极为简单的常识，可通讯总部却只给了一个半的无线电台来监听这些通讯。这种努力真是一种怜悯，不知费了多少口舌去劝说，也没法使他们给予更多的帮助。
第一次对埃及的密码采取“咽吞”行动不久，我就去了加拿大筹划“蚯蚓”行动。在我这次旅行快结束时，皇家加拿大骑警队反间谍处处长特里·格恩西要我研究一个由他们处理的案件。不久前这个案子忽然在神秘的情况下结束。我在研究这个案子时发现了一个细节，使我毫不怀疑通讯总部将被迫改变主意。格恩西领我进了一间密室，桌上放着三本档案，封面标有“冠石”。“冠石”案件是在一九五二年开始的，当时有一个俄国人用假名进入加拿大，此人是克格勃的非法情报人员，到加拿大来的目的是为他自己搞点掩护。实际上，他的最终目的是去美国。克格勃常常派他们的非法人员先去加拿大搞一段可靠的“传奇”或伪造的身份，然后再越过加拿大边界去美国。这位非法分子被骑警队所称的代号是“吉迪恩”，他到加拿大不久便爱上了一个女人。这一举动完全是违反克格勃的纪律的，吉迪恩不久就对他所负的使命产生了动摇情绪。
莫斯科中心命令吉迪恩作好去美国的准备，可他却设法说服了他们，说这太冒险。去美国的计划因此而流产后，他被任命为克格勃驻加拿大的非法人员，负责加拿大境内的其他非法人员的工作。新的工作是艰巨的，吉迪恩不是个勤奋的人，却要花大量的时间去收听无线电通讯，并且不断地到加拿大各地旅行，以便收集情报。吉迪恩开始完不成任务了，因而遭到了他的上司的训斥。终于，他决定向他的情人坦白他所有的一切，两人决定投靠皇家加拿大骑警队。
格恩西凭着直感意识到这个案子十分重要，于是决定录用吉迪恩为双重间谍，而不是把他作为叛逃者来接收，这个决定看来是非常合理的。吉迪恩奉命去领导一个为俄国人服务的非法分子，这个非法分子参与加拿大的“阿芙罗箭”飞机项目。骑警队对吉迪恩监听了一年，仿佛他是实验室的试验品一样。苏联非法分子的工作情况在西方鲜为人知，格恩西仔细调查了俄国人使用吉迪恩的手法，指示吉迪恩收集情报的方法以及吉迪恩使用死信漏洞的方式。最重要的是，骑警队监听到了吉迪恩发出的所有密码无线电通讯。
一切情况进行得十分顺利，直到一九五五年夏天，吉迪恩突然被他的主管人召回俄国去作详细的汇报。起初他有点犹豫不决，后来还是决定去俄国。可他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骑警队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等待着吉迪恩活着的音讯，可是一切都如石沉大海。过了一段时间，莫斯科与加拿大之间的电讯上又出现了吉迪恩使用过的密码，这说明有一个接替吉迪恩的特工人员到达了加拿大。这个案子以充满希望开始，以一无所获告终。格恩西感到困惑，可他深信，在案情的整个过程中一定发生了什么严重事件，但却无法摸清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调查工作也进行得很少。他的助手贝内特认为，吉迪恩已被俄国人控制，并故意让案情继续发展以便欺骗骑警队。
我在阅读档案的过程当中，渐渐看出这个案子里到处都有俄国人从一开始就进行干预的痕迹，我没有什么话可说。以后我又看到一处细节，才茅塞顿开。尽管吉迪恩是一个非法的特工人员，但俄国人仍然要他不时地同俄国大使馆的一位合法外交官会晤。可以肯定，这个外交官是主持非法工作的官员。克格勃大概认为吉迪恩是一个难以驾驭而又不可靠的特工人员，只能面对面地跟他进行谈话，才能保证他不越轨。所有的会晤，骑警队都进行了监视。其中有一次，吉迪恩和他的上司大吵起来。原来吉迪恩经常漏听从莫斯科来的广播，因而没有反应。吉迪恩说他无法从他的无线电里收到信号，因为气候条件太差。他的克格勃上司对这种申述完全不屑一顾，他交给吉迪恩一张详细的清单，上面记有他漏所莫斯科广播的次数、时间，很清楚他知道吉迪恩在撒谎。这个俄国人虽然并未提到这个事实，但我很清楚，他肯定在使馆里面监听着播给吉迪恩的广播。
为了正确理解这个事实，我反复阅读了关于这次会晤的报告。当我翻阅这份档案的薄薄纸页时，我禁不住想到，如果克格勃驻加拿大的非法工作主持官员监听了莫斯科发来的电讯，那么克格勃驻伦敦的非法工作主持官员也会做出同样的事。如果通讯总部能听劝说，对苏联驻伦敦使馆全力采取措施，那么我们或许可以识别出来自莫斯科的电讯，甚至能暂时识别出非法工作主持官员。只要把他的行动与电讯活动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把他置于我们的全面监视之下，以便在他和他的特工人员会晤时抓住他。
我一回到伦敦，就向通讯总部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耐心地听着我希望加强力量的恳求。可这仅仅是我个人的行动，军情五处内部对这事却没有多大的热情。通讯总部虽然同意了多提供几个电台来监听广播，但那是完全不够的。我向通讯总部建议拿出主要的精力来找出俄国大使馆内接收机的位置，就像以前我对监视队的无线电工作所建议的那样。可我的请求再一次被视为是不切实际的，于是这个问题不久就在情报官僚机构的密密丛林中消失了。
情况一直僵持着，直到一九五八年又出现了一桩新案子才彻底改变了军情五处和通讯总部的关系。这起案件的过程使霍利斯第一次陷入了他的内部危机，并碰到他一生中一直纠缠不清的问题。
我坐在办公室正在思考话筒的安装计划，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到霍利斯的办公室去。他此刻正坐在会议桌一端的扶手椅里，手里拿着一些散开的档案，他脸色灰暗，拉长着脸，他让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
“我要你帮助我解决一个问题。”他说，并递给我一份档案。我迅速看了一下，这是一份情报报告，是一个名叫弗兰蒂斯克·蒂斯勒的情报人员写的。此人显然是捷克斯洛伐克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密码员，受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遣。联邦调查局把他提供的有关英国安全问题的情报送到军情五处。蒂斯勒说，他在一九五七年夏天回到捷克斯洛伐克，无意当中碰到老朋友普里比尔上校，他是捷克驻伦敦的军事武官，当时他正在捷克度假。他们喝醉了酒，于是普里比尔告诉蒂斯勒，他指挥着一个在英国的重要间谍，叫林尼。此人正在设计一种模拟器，主要用于英国皇家空军的导弹项目。军情五处没有多久就弄到了林尼的情况。蒂斯勒的报告里附有军情五处档案室收集的林尼的个人档案：他是一个高级工程师，在苏塞克斯郡肖拉姆城的迈尔斯飞机研制实验室里工作，能全面接触到导弹的操纵详细情况及性能指标。
“先生，我看不出有什么问题。我们为何不把他置于我们的监视之下，在他下一次同普里比尔会晤时把他逮起来？”
“就是这个问题。”霍利斯冷冷地说，并递给我另外一页纸。
这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写给霍利斯的一封信，是用胡佛私人的斜体字打字机打的，里面概述了蒂斯勒提出的另一个更为令人担忧的情况。他说，普里比尔告诉他，有一个俄国间谍隐藏在伦敦的军情五处里。普里比尔发现这一点时，他正坐在汽车里在伦敦街头上一边兜圈子，一边听取一名重要的情报员的工作汇报。他当时意识到有一辆汽车在跟踪他们，他估计是军情五处的监视车，于是用躲闪的行动来甩掉这辆车。为了急于保证不暴露这位重要的情报员，普里比尔决定去找他的俄国同行罗果夫上校帮忙。罗果夫说需要花一两天时间去核实。之后，罗果夫向普里比尔重新保证，说虽然有辆车跟踪，可后来那辆车放弃了跟踪，因为军情五处相信普里比尔仅仅是在教一位同事开车。罗果夫还说，普里比尔应该知道，军情五处的监视车队最近改变了策略，不再当外交官员们一离开使馆时就公开跟踪，而是在他们上了泰晤士河大桥后才跟踪，因为在那里进行反监视活动比较困难。
我看了这封信，立刻明白了普里比尔了解到的情况确实是真的。监视队的行动确实进行了改动，这是由于我的建议。这种改变是实行现代化计划的一个部分，皇家加拿大骑警队试验了这一设想，获得了一些成功，这项行动被称为“覆盖点”。难怪胡佛坚持要他的副手阿尔·贝尔蒙特亲自送信。贝尔蒙特拒绝在莱肯菲尔德大楼里与霍利斯会面，于是会面被安排在军情五处的一间保密室里。随后贝尔蒙特就诡秘地飞回了华盛顿。
“彼得，你看到我们的问题了吧？”霍利斯说，“如果我们对林尼采取行动，就有可能暴露蒂斯勒，可联邦调查局想尽可能长久地把蒂斯勒隐藏起来。如果我们用别的方法去调查这个案子，那么军情五处内部为俄国人传递情报的人就会暴露我们。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一定要查清这个渗透分子的真相。”
霍利斯告诉我，在过去的三个月里，马尔科姆·卡明和反俄国间谍的负责人考特尼·扬对监视队及其配套机构进行了大量的调查，认为情报是从那里泄漏出去的。但查到后来还是一无所获。最后，温特博恩说服了卡明，让他去劝霍利斯找我参加。
“彼得，你有什么主意？”
“先生，只有勒死在切尔特南的那帮混蛋！”
“对不起，我没有听懂你在说什么……”
我向他解释说，我早就在理论上提出过设想，即俄国人可能是通过截听和分析我们的监视系统的通讯来获得情报的。
“一九四0 年，在苏塞克斯开阔的高地上，我和我父亲就做过类似的事。我们跟踪信号，设法在英国舰队经过海峡时测算其航线。我敢肯定，罗果夫就是这样获取情报的。他们这么干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先生。他们自己的人四处走动，获得了许多记录。他们只需用这些记录来对照我们信号的方位，便可以得到许多东西。基本上来说，他们肯定始终知道我们在什么时候跟踪他们。”
我对他说，我不止一次地催促通讯总部进行一项试验，彻底调查俄国大使馆里是否有接收机针对我们的监视通讯进行工作。
“先生，恐怕通讯总部觉得干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