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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1934年春天，我就到日本留学，顺利进入东京早稻田大学。年底我又回上海探母，母亲笑着告诉我：“珠儿，无为城和南京的房子全竣工了。妈去看了，都非常满意哩。南京的房子盖在五台山南麓，离中大很近；无为城的房子，宅基地最好，且那里原有两口古井，井水十分清沏，是竹叶清泉水井，泡茶清香可口。房子离美丽的绣溪湖也不远，很宜居住。这下妈可了了心愿了。我们明年就到南京过春节，后年春节就搬回无城吧。”我道：“母亲愿早搬就早搬吧，我也想早去哩。”
谁知不二年，日本鬼子就大举进犯我中华领土了，先是东三省，接着是过山海关到北京。我两个叔叔由于忙着实业撤退，延误了接我回国的时间，直到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我还在日本逗留。后经两位叔叔托人努力营救，才将我化装护送到东北，又入关进了北京。在我到达河北保定时，因为身上仍着日本服装，一天夜晚，就被共产党抗日武工队把我当作日本鬼子捉获了。碰巧那武工队里有个女队员，我就向她说了真情，蒙她一路照护，又找了一匹马让我骑着，对我道：“上海、南京你是不能去了，这兵荒马乱的，你个女娃一个人如何走得？不如先到延安去吧！”我只好去了延安了。那时很短缺日语翻译，我就充当了这一角色。后来我还为共产党破获日本鬼子绝密电报作出了不少贡献，引起了他们的重视。再后来我被派往重庆，做了周恩来的日语翻译。他第一次见我就问：“小姑娘，你怎么叫个‘无名女’呢？”这是我一回国就改称的名字。我就道：“因为我生母是无名烈女，我当然就是无名女了。”他忽然象想起什么似的问：“你是宋涛洁先生的养女宋依珠？”我惊诧问：“您怎么知道的？”他笑笑道：“我在上海期间读到你的文稿，并和几个同志到三间宅墓看过，还要他们拍了两幅照片，然后就要他们把你的文章和两付照片刊登在《上海民报》上了。你哪里知道，那报纸可是我们地下党人办的哩！你养母可是我们共产党人信得过的大名人呀，她和她的学生、朋友，对我们共产党人的帮助和支持不小啊！我在上海常用的化名叫伍豪……”我惊喜万分：“原来您就是伍豪伯伯？我听母亲和两位叔叔，还有两位姨姨说过多次，就是没有见过。”他又叹道：“可惜你养母不知现在到哪里去了，有消息传，她不在上海，也不在南京，可见她并没遭难。但你生母的墓已被日本鬼子的炮火摧毁了。不幸啊，不幸！”我哭道：“这该死的鬼子！一定要尽早把这恶狼赶出中国去！”他安慰我道：“别哭。我们会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的，我们还要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以后我一边当周伯伯的日语翻译，一边为中共破获日本人绝密电报，工作十分紧张而有意义。当然少不得有邓伯母的疼爱和关怀了。我虽很想念母亲，但我并不担心她，因为我知道她已到了无为，虽不是大后方，但在广阔山水之中，毕竟有藏身之地了。直到1945年8月日本鬼子缴械投降，我才经周伯伯批准，回家探母。周伯伯还写了一封信让我带给母亲，嘱她保重。
就在这年10月，我和母亲在无为见面了。母亲已五十六岁了，我也已经三十岁了。我们阔别九年重见，相抱大哭。不过母亲苍老多了，满头白发，眼力也大不如前，腿脚也不太灵便了。虽然并没大病缠身，由于长期思念我，又奔波操劳不断，又遭国难家仇煎熬，怎能有健康可言？我知道母亲也一定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难啊。我又听说我的兰姨在上海遭遇了鬼子飞机的轰炸而献身，梅姨也在南京遭受鬼子屠城时而遇难。她俩的儿女虽幸免劫难，却也历辛经苦，展转危艰，倍极人间酸辣，终被我的两个叔叔寻找到了，后来避居香港了。但我母也已很长时间与他们联系不上了。这该死的战乱，这该死的日本鬼子，使得多少中国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啊！幸亏我母早在1936年春就毅然搬到无为来住，身边跟着那对中年夫妇管家，还有四个青年男女护卫左右，这也都是我那志叔、宽叔和兰姨、梅姨坚持安排好的啊。听母亲讲，他们一行七人在战乱中始终相依为命，后来鬼子占据无城了，他们就藏进巢县银屏山游击区，终于避过了劫难。母亲后来还撮合两对青年男女的婚配，那可是1941年最艰苦的岁月啊！
母亲问我：“珠儿，你在兵荒马乱中一个人奔波了这么多年，可寻着如意对象了？”我说：“没有妈的允许，女儿岂敢擅自作主？”母亲笑道：“傻孩子，亏你说得出！”我就把我这九年的经历和盘托出，最后把周伯伯的信呈给了她。母亲见是周恩来的亲笔信，便一字字地读出声来了：＇HK5：22＇＇HT5”H＇
宋涛洁先生：我和小超谨向大姐问好、祝安！你是位很有声望的大姐，你为我党作出过许多贡献，我们是不会忘记你的。你的养女宋依珠在我身边工作表现也极好，她为我党也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为此感到十分欣慰。我们相信，宋依珠的杰出表现，是可告慰她的生母——无名烈女在天之灵了。
恳望大姐保重，希望宋依珠继续努力，共迎新中华的到来！
周恩来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二日
我在无城住了一个多月，母女有说不尽的欢喜话、讲不完的开心事。母亲脸上的笑容也就没有收敛过。负责照护我母的那对夫妇，年岁虽比我母小些，但也已由中年变老年了。他们也极为舒心，道：“大姐现如今又恢复到从前那样了。”这一天母亲对我道：“你去延安工作罢，不要挂记我。”我心里不好受，就道：“我不走了。常言道：父母在，不远游哩。我要和母亲伴在一起。”母亲不依道：“你们年轻人，怎么能不外出作事，常在家里侍候老人呢？应当早走才是。”我就道：“哪里都有事业要做，我就在这无城找份事做吧，也好照护母亲。”母亲才想了想道：“不错，到处都有事业做。那你就到芜湖萃文女中教书吧，哪里有我一位学生在当校董，他们正缺语文教师哩。”我就高兴地道：“我就想和妈一样，当个先生。不过这未免离母亲远了些。”母亲道：“这算什么远？你可以一个月左右回来看我一次，我也可以去看看你，方便着呢！”我就答应了。原来那校董很年轻，不过三十二三岁，其父母战乱期间带着他从上海逃回无城老家，后来就在无城开杂货铺，恢复老店。只因他母是上海人，曾多次带他听我母讲课，所以母子都称呼我母为先生了。我母也不见外，就也把他当学生看待了，他当然也求之不得哩。鬼子投降后，他就凭自己的才识就任芜湖萃文女中语文教师，后来由于他透露他是宋涛洁最小的学生，由于我母的声望，他就倍加被看重，结果就委任为校董了。这也许是天意使然，或许是母亲的有意撮合，把我安排到那女中充任了他兼带的语文课。我们相处了一段时间，我感到他工作和为人都不凡，心里就喜欢上他了。偏巧那天我们一道回无城，他送我回到家中便要走，母亲说话了：“珠儿，把你这个大上司留下来吃顿饭，也好让我听听我这位最小学生的工作回报哩。”他很不好意思地笑道：“先生还记得我，可是我的造化了。我就陪先生说说话吧。”母亲道：“你去把你父母也请来，我们一起聚一聚可好？”他毕恭毕敬地说声“好”就去了。他一走，母亲就笑着对我道：“珠儿，我看出你们关系不错啊。你肯定喜欢上他了？”我羞红了脸：“母亲怎么对女儿说这些话？”母亲嘻嘻道：“傻女儿，我再不注意这事，你就变成老姑娘了！今后我可就要为你们作主了啊！”我只好答应了：“女儿听从母亲的就是了。”心中当然很乐意了。
就在第二年的春上，我就和他结婚了，婚礼当然就办在这里，不过母亲不让我们奢华，大操大办，只请了他的堂叔夫妇，连同我和他在女中的要好同事，如外就是我的母亲、他的父母，以及跟随我母亲的一对老夫妻，总共不过两桌人。而母亲身边的两对护卫夫妇，这时已遣回上海了。后来又遭遇几年国内战争，所幸无城尚未遭受大规模国民党垮兵劫害，基本安宁。很快就被人民解放军大兵压境，又很快就大兵过江，推倒了反动独裁政府，人民解放了，我们也就迎来新中华了。母亲高兴，我们所有人都高兴，因为从此彻底结束了兵燹之灾，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了。新中国成立时，母亲被聘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划阶级成份时，我母亲因为特殊身份，只划了个自由职业者，虽然家产可观，但毫无侵害，上海、南京以及无城的宅居，也都悉如以往，仍归母亲私有。我当然也是个自由职业者出身，自己则是教师职业。我夫家被划工商业小业主，他叔家是中农成份，他自己则是工商业小业主出身，教师职业。跟随我母的一对老人划为了贫民。这时我母亲和公婆也都六十出头了，我母就要他把父母搬过来一起住，好有个照应。他父母不肯住楼房，只好让他们住进东边平房。我们一家七口吃在一锅，住在一处，生活还是欢乐如初的。他就在无为一中任教，我想能多照看老人，就在离家不算远的无为二小任教。我们夫妻感情甚笃，相敬如宾，我唯一遗憾的是还没能为他生个一男或一女。母亲和婆母都劝我：“晚来得子多着呢，况你们还早着哩！”
1954年5月后，这一带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涝灾害，冬天又遇严重雪灾，天寒地冻，冷不堪言。我母亲从水灾到雪灾，身体经受不住，一病难起了。那年她六十五岁了，好容易挨到第二年3月25日（农历三月初二），地冻尚未解开之时，她就离开我们了。她死前对我和他交待：“我和你爸是双宋，你们要把我和他合墓安葬。我死后，我的一切遗产全归你两人所有，这我已写成遗嘱了。你们可以自便处理遗产，但无论如何，上海、南京和这里的三处房产要保留永久，一代一代往下传。如果你们无亲生子女，可传给养子女或干子女。这是双宋在世间的唯一奢望，可不要拂了为娘的意思啊！我还相信：现在香港的你们两个异姓叔叔和两双儿女终会与你们相见的。我死的消息，你们可通过上海《大公报》向外公布。或许香港人会看到这条消息的。”母亲的亲笔遗嘱这样写道：
人生在世，孰能不死？吾所遗产业甚微，不过在世家庭糊口而已！唯吾所衷爱者上海、南京、无城三座楼宅及附着平房，乃我双宋传代之产也。至嘱吾女宋依珠、婿孔荣远万勿丢弃。
宋涛洁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笔。
我们在极其悲痛中遵照遗言安葬了母亲，我又在以泪洗面中拟成了讣告消息，并附写一篇记述文章《宋涛洁母亲最后的日子》，投寄上海《大公报》。《大公报》迅速作出反映：在一版刊登了我母逝世讣告，周恩来和邓颖超唁电全文及我的记述《宋涛洁母亲最后的日子》。接着，由《大公报》连续多日转送来的雪片似的唁电、唁信和衰悼诗词联赋，都是我母生前的学生、朋友。他们现在全国各地，有政界的、军界的、学界的、商界的等等。但是我始终没有收到香港人的信息啊。
母亲走了，我们还得照例工作、生活。未料一年后发动了反右运动，我夫被卷入风浪之中了。一些恶人甚至栽赃陷害他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漏网之鱼，加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我夫终于被打成极右分子，送到农垦场劳教了。我的公婆也遭�